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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3年2月21日。那时，1994年4月在北京宣告成立的中华慈善总会已经存在、发展近9年的时间了。从1993年1月，中国出现第一个地方慈善会，到那时全国各地已经有200多个慈善组织了。
就在那一天的下午，一个天空有点阴沉的下午。我在安徽省慈善会老万同志的带领下到合肥的一所重点中学开座谈会。我到那里与同学、老师接触，是因为我所在的《慈善》杂志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面向学生的征文。
我们先见到了校长，校长是一位不过50岁很干练很文气的男人。听到“慈善”这个词，校长显然有些茫然。问：“你们是什么组织，慈善?是宗教组织吧?”
老万于是有点激动地讲起了“慈善”。
我没有感到意外，这种茫然，这样的提问我那时见到、听到很多。
那之前的很长时间，中国的《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中找不到慈善家的词条。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相关的“慈善事业”的词条，是这样解释慈善的：
慈善行为“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助……”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后，开始筹划创办一个以“慈善”命名的期刊。然而，就是因为“慈善”这个刊名，3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那时，中国的主流媒体很难见到“慈善”这两个字。如果我们那时没有找到中宣部那位副部长，如果那位副部长不是从上海来的，如果那位副部长的爱人没有参加过上海的慈善活动，如果不是因为上海的慈善活动已经十分活跃，还得到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的重视和支持，“慈善”这个刊名还不知道要等上几年才能出现在刊物的封面上。
就在校长对“慈善”感到茫然的那一天的上午，我刚刚在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的一个居民小区访问了得到过慈善救助的3个困难家庭。
西园街区应该算是比较靠近合肥市中心的，全街共有人口4.5万余人，其中人均收入每月在190元以下，应该享受合肥最低生活保证的有1382户，共3372人。占全街人口的7％以上。据市民政局领导说，这个比例与合肥的其它街区比较是中等偏高的，原因是这个街区的管界内有几个不景气的工厂，下岗工人偏多。
我们走向居民区，按计划访问3个情况不尽相同的困难户，同时把《慈善》杂志读者捐款中的1200元钱，分送这3个家庭。
走着，我忽然感到眼前一亮。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居民区啊!一栋栋7层高的居民楼，尽管不是很新，但干净整洁、错落有致。楼群环抱的腹地不仅有绿地、有假山、有冬季里也依然葱绿的棕榈和松树，还有一片面积不小的人工湖。我还看到一个满漂亮的老年之家，那是一栋白色的有环廊有庭院的两层小楼。我看到老年之家外面的露天舞池里，一些老年人正在翩翩起舞。
完全是一片丰衣足食、歌舞升平的景象。站在这真实的、切切实实的繁华、幸福面前，人们会想到，就在同一地点，还有令人心酸的老人与孩子吗?那也是一种真实的、切切实实的存在，尽管只是不太多的一点儿。
我走进了梅园里9号202室一家。这一家里就只有母女两口人，母亲已经是75岁的老太太了，女儿叫朱慧，说是已经41岁了。从我一走进她们摆设简单却还洁净的家时，就看到朱慧一直躺在靠墙的一张用木板搭的矮床上。她的脸白皙，没有多少血色，也没有太多岁月沧桑的痕迹，还算是滋润丰满，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她身上盖着一条碎花的薄棉被，能够看出来，被子下的她非常瘦小，个子顶多相当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她只有一张脸露在被窝的外面，她很激动地回答我的问话，她很爱说话，尽管说起话来很慢很吃力。她说话时，我偶尔能看到她那两只严重变形的小手。她告诉我们她们一家原来只有父亲在合肥劳改局工作，父亲的工资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2001年父亲去世了，但父亲的单位还一直关照她，每月给她160元的生活补助。我问有没有她妈妈的补助。她清楚地说：“没有我妈妈的，光是我自己的。”她年迈的母亲并没有退休费之类的经济来源，因为老人的一生几乎都在家里照顾不幸的女儿。提起女儿，老人用一种颤抖着的哭腔说：“5岁之前，她还能坐一坐，那以后就一直这样了……”我看到老人眼睛里的无奈和无限的悲哀。行动迟缓，一身病痛的老太太现在已经无力抱起女儿大小便了，无力再为女儿洗身换衣了。只得雇佣一个比较年轻的保姆。真得感谢党和政府，感谢蜀山区西园街道的同志们。他们不但使这母女俩享受了每人每月190元的“低保”，还考虑到她们母女俩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个人的低保补助，就是说，西园街政府每月都要给她们家增加一个人的最低生活线的补助。保姆还是不错的，挺认头照顾这一残一老的母女俩。但再好的保姆，干一个月只给190元她也不能接受啊!保姆也要养活自己养活家人。这个家的保姆每月有300元的报酬。这样，她们母女俩的生活费就少了，太紧巴了。这么一点点钱，让这一病一残的母女俩可怎么过啊?
政府无疑是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这个街的政府想得做得已经非常到位非常周到了。他们所面对的低保对象、贫困家庭也并不是一个太小的群体。他们的财力与精力可不是无限的。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社会上，有能力、乐于关爱他人的好心人的援手，特别需要植根于百姓中的“慈善”了。这个家庭现在之所以过得还不太差，就是在政府按规定的帮助之外还有慈善组织对她们的资助。
当我代表《慈善》杂志的读者，把400元捐款送到老太太手里时，当我向老太太介绍《慈善》联系的那些好心人时，老太太眼圈红了，腿也一弯欲下跪表示感谢。我急忙阻拦。离开这一家时，我想：老太太更老也不能动弹时，她们该怎么办；想老太太百年之后，残疾的女儿怎么办；想她们也该有自己的人生乐趣；想这一类困难家庭如何更多地体味人间的温暖和幸福……
想着，我又走进松涛里38号202室。这一家45岁的女主人是下岗职工，原来的单位已经没有一分钱给她了。45岁，按说还可以再找活干，无奈她疾病缠身，没有哪个单位愿意要她，她自己实际上也承受不了一般人的正常劳作了。她的丈夫还在工作，但其所在单位是靠出租厂房、办公用房给职工发工资的，这样来的收入自然多不了。他们有一双儿女。女儿是老大，是安徽大学的学生；儿子小一点，正在读高中。这样的一家4口人，只靠一个人400多元的工资，达不到每人190元，全家76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个街的政府按月及时给他们补足未达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那部分生活费。这样，一家4口，每人每月都可以有190元的进项了。一个月190元，在安徽合肥可能不至于使一个人挨饿了。然而，如果只靠这每人每月的190元，他们该如何过呢?我们且不论这平均每人每天6元多一点点的伙食费能吃到什么，我们想想，任何一个人，除去吃饭喂饱肚子，哪能没有一点别的开销?对眼下读大学，上高中的学生来说，开销就更 了不得了。好在安徽大学离他们家不是很远，女儿每天便带饭上学，晚上，不论多晚，都赶回家住。现在上大学，吃饭住宿当然都要钱，要的还不算少，尤其相对他们这样生活条件的家庭。如果无顾忌地开销，全家的760元都给上大学的女儿也不会够的。吃饭、住宿可以省点，可学费、学习用品的费用你能省吗?上高中的学生也是一样，一样地会有许多根本无法回避的开销。再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一点病灾的。看病吃药不也得花钱吗?就说眼前这位女主人，如果不看病吃药，疼痛难挨不说，病情还会加重，无疑会成为这个家庭沉重的负担。这个家庭的日子真是难过呀!但是，他们显然是大有希望的。希望就在那两个读书的孩子身上。可是，这希望要变成美好的现实，必须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帮助，要有慈善的援手。
安徽省的慈善组织同样注意到了这个应该由社会慈善施以援手的家庭。
当我们把远在福建、河北、北京的读者捐赠的400元钱送到女主人手里的时候，她的眼里同样充满了感激的泪水，双手同样有些颤抖。400元，对于某些城市的家庭可能只是一两天的开销，而对于她的家庭，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能解决好大的问题了。
我想，那些捐赠者希望看到的可能不是她的感激，而是他们的家庭能够渡过难关，是她的两个孩子能够越来越懂事，越来越有出息，也能做一个懂得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好心人，将来能照顾家庭，回报社会。
在思考与希望中，我又走向了第三个要慰问、访问的困难户，住在龙河路3号201室的单身男子。
这里的楼房只有三层高，也比较陈旧、简陋。听说，这一排楼房是最先盖起来的。住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原先在这里劳作的菜农。这一片片楼的地脚就是原来的菜地。这些菜农大都在城里有了新的工作，日子也比以前好多了。当然也有困难户、困难的个人，我们眼前那人就是。
我看到他时，他坐在通向阳台的走道里，坐的是低矮的装有轴承可以滑动的小板凳。背靠在墙边立放着的一个大木盆上。他的双手双脚都严重残疾，自己是很难直立行走的。他语言表达很吃力，但心里显然什么都明白。他上身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里面是黑色袖口已经破损的毛线衣，下面是黑裤子黑鞋。他基本上是不能自理的，也没有生活来源，完全靠每月19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他也41岁了，41年的人生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单调太艰难了。可他同样有自己人生的乐趣与希望。我们的到来就给他带来了一次新的欢乐和希望。他每天中午和晚上两顿饭都是靠楼下一个卖盒饭的小贩送。小贩送的盒饭每份4元钱，每天8元，一个月下来光盒饭的开销就要240元左右。所以，除去低保金，他同样需要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当《慈善》读者捐给他的400元钱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不停地作揖，不停地挥动手臂，满脸都是喜悦，并向我伸出了4个指头，高兴地说，这400元，他可以买许多许多盒饭了。我看着他那开心的样子，也跟着一块儿高兴，可鼻子却是酸酸的……
离开那里，离开那片居民小区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小区美丽、富足的景象，看到了那许多无忧无虑的老人。当然，我也透过厚厚的墙壁，又看到了那几户还在艰难中的人家。
合肥市的同志告诉我们，这3户虽然比较典型，但还不是城市居民中最困难的。这，我想我们应该想到。合肥是安徽的省会。安徽省所管辖的省辖市有17个，还有5个县级市，56个县，这其中有44个市辖区，220个街道办事处，1776个乡镇。合肥市本身有更加艰难白勺人家。那些省会以外的城市、乡镇的居民中的困难户，其生活无疑会更为艰难。
安徽位于华东腹地，地处长江、淮河之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的内陆省份。这些年来，安徽同样在与时俱进，同样在不断发展，我所看到的小区里那和谐、安详、幸福的景象就从一个很小却是十分实在的角度说明着这种发展。但是，和那些沿海的省份相比，由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安徽所面临的困难显然要多一些，大一些。
省慈善会的同志对本省困难的情况、对困难群众的情况是时时铭刻在心的。他们告诉我，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和近海内陆的安徽省，处于亚热带向温带的过渡区域，受季风影响，安徽中部江淮分水岭地区在梅雨季节，常常是暴雨成灾，北部平原和南部山区却旱情严重，形成非旱即涝的环境，并总是伴有冰雹、病虫、雪冻等灾害。据1994年到2000年的统计，每两年就有一次大的灾害。安徽全省人口6325万，2000年先旱后涝的灾害，就使4142万人受灾受害。直接灾损94.25亿元，其中农业损失86．06亿元。安徽省委、省政府下大力气开展救灾救济工作，人民群众努力发展生产，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但是，“一年灾害三年穷”的古谚并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逾越的。
安徽省慈善会的同志一直清楚地记着：全省社会救济总人数256.89万人，其中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03.58万人已基本得到“低保”待遇，就像我们慰问、访问的那3户人家。农村居民已有144.68万人得到了救助，还有10.63万人尚未得到应有的最起码的救助。
我们都看到了，那些享受政府“低保”待遇的困难户，多数都还需要处在“补充”地位的社会慈善的援手。同时，大量的“低保”边缘户，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比起那些得到“低保”困难户，又困难许多了。这些政府的财力当时还顾及不到的困难家庭，社会慈善有能力管吗?
那时，安徽全省每年募集的慈善资金不到500万元，而按困难群体、困难个人的实际需要5个亿也是不够的。提起这些，安徽慈善会的同志是一脸的无奈。慈善会的副会长老陈对我说，他给一些企业的领导打电话，希望能约个时间谈谈，可不在少数的老板都是一听“慈善”这两个字就“咣当”一声把电话撂了。
那时，安徽省慈善会里专职的、终日忙碌的只是几个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同志，慈善的工作经费又几乎是零。慈善的宣传及各种募捐、救助活动自然不可能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包括那位校长那样地位不低的许多人不清楚、不了解慈善、不理解慈善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已经注意到慈善，并琢磨钻“慈善”空子的人去I=已经出现了。
在此之前的2001年的夏天，我到安徽办事。安徽的那个夏天天旱无雨，空气像有颗火星也会点燃似的燥热。
匆匆办妥要办的事情，就要返回天津的时候，安微省慈善会的秘书长陈义明同志对我说了一件与我那次办事无关，却让我不会忘记的事情。
坐落在我们天津北辰区的一个私人企业，老板是安徽人。这位老板曾写信给安徽省的领导，说自己过去曾饱尝没有文化的苦恼，又深知家乡的孩子们读书的艰难，所以决定资助家乡100名贫困山区的孩子完成小学的学业。一位副省长看到这封充满感情、激情、真情的信很高兴，马上批示给省慈善会，指示慈善会的同志尽快将这件好事办好。慈善会的同志当然也很高兴，即刻与在天津的这位安徽籍老板取得了联系，并按照他的意愿 与要求，很快就与贫困山区民政、慈善、教育部门的同志一起调查并确定了100名急需得到救助的孩子，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将这些孩子的名单、家庭情况、学习情况，乃至于照片传送给了那位老板。老板还很热情，还极富激情，说这100个孩子不够，还要再资助一些，增加到200名。慈善会的同志们便又投入了紧张、细致、准确、又有意义的新一轮的工作。
这期间，安徽主要媒体还对此事作了多次报道，那位安徽籍的天津老板也因此出尽了风头。
待这一切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待那些因家庭遭难而面临失学，那些正为不能高高兴兴走进学校大门而哭泣，那二百多个在困境中的孩子们高兴地翘首以待的时候，安徽慈善会的同志却与那位在天津的安徽籍老板联系不上了。
陈义明同志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有那位老板的名字、电话、地址。
我拿着那张纸，愣愣地看。
当时，我正在有冷风吹拂的屋子里，却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火一样的太阳底下，又看到了那干旱的土地和乡亲们渴求的目光。
我的记性一向不是很好的。每次外出回来，因为要办理、处理的事情多，总会有一些额外的事情会忘记，比如答应给人家邮寄照片、杂志、书籍等等的事情就常常会忘记。
这一次回来，在我落实我该急办的几件事情的同时，也与那个厂子取得了联系。还好，那个厂子是真的，安徽籍的老板也确有其人。我松了一口气，但在安徽时就有的那种不祥的预感却依然存在。老板没有见我，连直接与我在电话中交流也没有，只是一位小姐与我联络。老板的联络小姐，抑或是秘书用我听不明白的、含糊其辞的理由搪塞，设法用冠冕堂皇、无法指责的理由说明，他们老板不会再做这件事情了，没有一点可能性了。
这件好事，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又想那些可怜的孩子，我的心在颤抖。真想向那位说话不算数，给安徽人也给天津人丢脸的老板脸上啐唾沫。
这之后不久，我曾到那些孩子的家乡去了一次。他们都住在山里，我没有去最困难最穷的地方。那些地方离公路很远，路极不好走，汽车是无法通行的。我只是就近，在靠公路不太远的地方看了两户人家和一所小学。就这样，汽车还在山路上盘旋了三个多小时。我的头还一直昏昏的，胃里的那点东西，随着不断升高的山路往上翻腾着，差点就全吐出来了。但更让我难受的还是那两户人家。
那算是什么样的家呀!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也没有多少光亮。一年多前，我曾在贵州的大山里看过相近的情况。真没有想到，安徽竟也有这样窘迫的人家。
当我走进那低矮、简陋、黑糊糊的房子时，女主人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昏暗中，我无法看清她的容貌，也无法揣测她的年岁。但听声音看动作，估计她不会超过40岁。她已经没有丈夫了。不久前，她的丈夫干活时被从车上掉下的毛竹压死了。说到这里，她那模糊的神情里多了许多让人明显感觉到的悲哀。她有一对9岁的双生子，正在读书。她现在的生活主要靠她丈夫死后，人家给的那2000元钱。她一分钱掰成两瓣花，可还是要花完了。很快，她的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就无力再走进学校的大门了。
同去的省慈善会的负责同志给了她两百元钱，还特别叮嘱县里的同志帮助这一户人家修一修房子，并指着我告诉她，她家两个孩子这几年的学费，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杂志社已经帮助解决了。这一次没有放空炮。
这时，她流泪了。她很久没哭了。丈夫死时，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这时，我的鼻子也有点发酸。心里、肩头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我们要看的另一户人家在更高一点的山上，也是只有一个女人支撑着全家的生活。她的男人是生了几年病之后死的。生病时，男人依旧干活，并没有好好医治，也没有好好休养。他们没有医治、休养的实力和条件。其实，男人那只是由感冒引起的肺炎本来是不该死人的。她家有两个男孩，大的16岁，已经辍学多年，当时正在山上干活。小的10岁，正在上学。放学后也要到山上干活。
他们到山上干什么活呢?树是绝对不能砍伐的，而且以我所见，山上那些树也没有多少值得砍伐的了。毛竹可以砍伐。从山上扛下一根毛竹，身强力壮的男人也要一天的时间。而到了山下，这一根毛竹至多能卖五六元钱，相当于城市里一个盒饭的价钱。山上还有药材，可药材不是很容易就能采到的，而且也不是取之不尽的。这里的庄稼地是很少的，一路上，我甚至没有看到一块像样的庄稼地。一路上，我也一直在想：这里的人们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脱贫致富呢?我总是在想：如果掌握不了科学知识，如果没有文化，这里的人们是绝对无法真正改变命运，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脱贫的。一个孩子，如果连小学都上不了，或者上不下来，那他和他的家庭今后无论如何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前景太好的希望了。
我到了这里的一所小学，一所不错的希望小学，也是这里最好的学校。学校是香港的一位慈善家和县政府共同出资兴建的。我们走进校园的时候，同学们正在做课间操。阳光照在孩子们天真、纯净的脸上，使我马上想到“祖国的花朵”——这一我儿时就熟知的比喻。
一对漂亮的女孩来到我们面前。她们圆圆的脸庞上明显地写满了腼腆和不安，一双大大的，本该像钻石一样明亮的眼睛里面游移着令人心痛的感伤和忧虑。从她们的老师那里得知，因家庭的困窘，她们正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我弯下腰，尽量轻松地微笑着询问她们的学习和生活。她们都很懂事，知道如何努力，学习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也很好，只是缺少了属于孩子们的天真的微笑。我告诉她们：你们不会辍学的，你们一定会在这里高兴地完成自己的学业。
向她们道别时，我看到了她们脸上那转瞬即逝的微笑。
自从知道，这些可怜可爱的孩子们正满怀希望地等待着那无望的救助，就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决心一定不能让这些孩子失望，并马不停蹄地着手运作这件事。原先那个说大话好话，没做好事的企业家当然不能指望了，几天就找一个新的企业顶替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于是，我便决定由我们杂志社先把这件事承担起来，先把第一年对那些孩子的资助款汇过去。我把这个想法向我们杂志社的社长陆焕生同志作了汇报。这位曾经当过副市长，也当过右派、阶下囚的大学教授，这个有知识有水平有地位有威望唯独没有一点官架子的老领导当即表示同意，并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与支持。我们很快就把第一年对这些孩子的资助款汇到安徽了。
谁都知道要办好一份杂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许多报刊都是靠企业的支持与帮助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创刊只有3年多的《慈善》杂志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企业的支持，《慈善》怕也无法保证连续6年对那100个孩子学业的资助。我一直坚信着，坚信一定会有这样有力量、有善心、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这之后不久，我们不但得到了一个又一个企业的资助，更让我们感到欢欣的是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热情鼓励与帮助，使我们能够将希望变成现实。 远在安徽的那些在困境中孩子可以永远地微笑了。
世界上应该没有无望的希望。
相对来说，农村的困难户，不但数量要比城市多，而且其困难的程度也要大大高于城市人。
2003年那次到安徽，我见到了慈善组织救助过的安徽中医学院的大学生，来自安徽山村的王小娟。王小娟是2001年9月考入大学的，是一个很文静很懂事很刻苦也很漂亮的姑娘。她的家在安徽宣城市孙阜镇嵇罗村，是皖南山区一个较为偏僻的小山村，家里共有6口人：一个年迈的奶奶、父母亲还有她的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目前，她们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父母亲在土地上的劳作。眼下，她们家在当地是比较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姐弟三人都是学生，都需要数额不小的学习费用，她和她的姐姐都在大学里读书，弟弟也是高中生了。王小娟一学年的学费是6387元。这个钱数足以使她的家人头晕目眩了。家里一时无论如何拿不出这么多钱，可王小娟上大学的欲望是无法遏止，也不该遏止的。她向学院领导再三请求暂缓交纳第一学年的学费，终于得到了学院领导的允许。可两年过去了，家里只能给她1000余元。就为这1000多元，也使家里捉襟见肘、贫困难挨了。这时，她的姐姐已经大学毕业，工作尽管还不稳定，也省吃俭用地汇来1500元。这对她们家来说，比她家的房子还要大的钱数，相对她该交的学费却还相去甚远。她不能老是这样拖欠学校的学费，她深知学校的困难也很多，深知辍学的危险正像老屋岌岌可危的屋檐正悬在她的头顶。这时候，她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决定修复。因为她想到了安徽省慈善协会。正是省慈善会同志的热情奔走，我们才从《慈善》的读者，一位非常好的老军人的经常捐款中，拿出2000元帮助了王小娟。
那个晚上，当王小娟站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向她介绍了远在福建的那位曾经并继续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奉献的老军人。我其实并没有见到过这位老军人，只是从他和他的家人经常的慈善捐款中，从他的一次来信中，才深切感受到他的思想境界是多么崇高，感受到他那总能使许多人感到温暖的慈爱之心。我注意到王小娟正专注地倾听，她那一双晶亮的眼睛里正闪烁着一种激动与感奋的光亮。她对我说，当她用颤抖的双手接下那承载着颗颗慈爱之心的两千元时，心潮激动不已。她觉得一股爱的力量正支撑着自己奋进，激励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
王小娟的家是困难的，但她和她的家人又有着非常美好的前景，这是她们一家的希望，也是她们家乡，那个偏僻小山村的希望。然而，如果没有慈善的援手，这希望又是渺茫的。
我想，好心人帮助的不仅是王小娟的现在，也是她的未来。我还想，现在和将来的王小娟也一定是一个关爱他人的好心人。
在安徽，比起我到过的金寨、霍山两个县，王小娟的家乡并不是很困难的地方。
我总也不能忘记我在那里见到的那个凄惨的家庭，忘不了那个小男孩迷惘的眼神。他的父亲因疾病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母亲一定是觉得没有了生活的希望，觉得没有了担负家庭重担的力量，悄悄离开了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婆母，不知去向。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他们、离开他们的，一定不会让他们祖孙两人挨饿受冻。然而，怎样才能保证这一老一小少有忧愁而且常常感到幸福呢?怎样才能使那个可怜的孩子不但能够高高兴兴地走进学校的大门，而且能够健康地成长，并能一步步走向成功，从而改变他和他们一家的命运呢?
我想，对于这样的家庭，对于这样不幸的老人与孩子是太需要来自民间的慈善的关爱与援手了。实际上，这种来自民间的、天下好心人的这种关爱已经像阳光一样照在他们的身上了。
安徽的金寨、霍山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党和政府当然一直帮助、关怀着这样的贫困山区，那里的人民也一直在艰难中奋斗着，所以金寨、霍山的贫困状况也一直不断朝好的方向改变着。曾经在军队服役的省慈善会副会长陈正和同志对我讲了30多年前，也就是那场激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军人的他，在大别山区看到、经历的许多事情。他说他怎么也忘不了，过年的时候，他看到村民们能吃上馒头了，但是却没有一点点菜，只能沾点盐面或盐水吃。在那个山村里，“吃馒头沾盐面儿”差不多就是当时大人小孩儿最好的年夜饭了。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作为军代表的他，召集村民开会。他惊讶地看到，多数爬山涉水远道而来的村民竟都光着脚。他们是买不起鞋子穿的。那时，村民们住的都是茅草房，睡觉时，铺的是草，盖的是像鱼网一样的棉絮。而大一点的孩子们却只能睡在屋外的草垛里。陈正和还清楚地记得，每天清晨孩子们从草垛里钻出，抖落身上杂草时的情景。
那些年，我曾几次到金寨和霍山，亲身体会到，尽管那山里还很困难，可30年前陈正和会长所看到的那种普遍存在的异常窘困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相反，每一次到那里，我都会看到新的变化。我看到了新修的公路，看到了新建的学校，看到了新盖的砖瓦房。金寨县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全县的贫困人口已经从1985年的48.03万人降至近年来的不足10万人。他们累计改造草危房近万户3万余间，农村砖瓦房的比例由5％升至12％。这个比例看起来还有点可怜，可对那样的山村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然，程度不同的贫困依然存在着。比起那些发达地区的农村，这里的贫困状况就更为突出更为明显了。
陈正和会长是苏南人，他感慨地说，当年那里被斗争的地主，其解放前所谓富裕的生活甚至比不上他们家乡的贫农。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多半是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造成的。那里是高寒地区，生存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比如金寨县，现在，全县有146个村位于海拔6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那里，有4万3千户，17万人。由于山高气候寒冷，土壤瘠薄且耕地少，虫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严重，正常年景粮食亩产不足300公斤，种植经济作物收益也较低。相对这些地方的人口数量，其资源的承载能力明显不足。这里的交通、信息、卫生等基础条件相比之下也严重滞后，行路难、饮水难、吃粮难、上学难、买卖难、就医难等矛盾十分突出。那可真是“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除此之外，那里还有我过去在文章中写到过的一些较为特殊的原因使这里更增加了贫困的程度。比如，这里是革命老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10万英雄儿女参军，绝大多数为国捐躯。解放后，经县以上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一万多人。所以，民政优抚对象相对较多。现在，除上级财政补助外，县乡财政每年还要负担四百多万元的民政优抚款。这里的县乡财政是比较困难的，连县乡干部每月的工资都常常不能按时发放。民政优抚款是必须保证按时发放的，可多数优抚对象依旧很困难。再比如，50年代初期，金寨境内修建了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发电、供水。从全局看，防洪作用大，灌区受益大，国家得益大。从局部讲，金寨损失大。修这两个水库，先后淹没了这里最好的田地十五万多亩，移民十多万人。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库区一线村组村民占地甚至不足一分，人均山场面积也下降了一倍多。在这样的自然与地理环境下，当时的金寨依旧有许多非常贫困的家庭就不奇怪了。到2003年了，那里年收入不足730元的农民还有77197人之多。730元，能顶得上城市人一个月的收入吗?县民政局的一个同志说，他们在深山里的一个村子，村民们住的竟然还是清朝中期的房子。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子让人走在一旁都心惊胆战。
在金寨，我也亲眼看到许多家庭无力供孩子上学，或因子女上学而债台高筑。而下一代知识水平的提高，正是改变这里面貌的最重要的保证。
就在那一天的下午，一个天空有点阴沉的下午。我在安徽省慈善会老万同志的带领下到合肥的一所重点中学开座谈会。我到那里与同学、老师接触，是因为我所在的《慈善》杂志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面向学生的征文。
我们先见到了校长，校长是一位不过50岁很干练很文气的男人。听到“慈善”这个词，校长显然有些茫然。问：“你们是什么组织，慈善?是宗教组织吧?”
老万于是有点激动地讲起了“慈善”。
我没有感到意外，这种茫然，这样的提问我那时见到、听到很多。
那之前的很长时间，中国的《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中找不到慈善家的词条。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相关的“慈善事业”的词条，是这样解释慈善的：
慈善行为“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助……”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后，开始筹划创办一个以“慈善”命名的期刊。然而，就是因为“慈善”这个刊名，3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那时，中国的主流媒体很难见到“慈善”这两个字。如果我们那时没有找到中宣部那位副部长，如果那位副部长不是从上海来的，如果那位副部长的爱人没有参加过上海的慈善活动，如果不是因为上海的慈善活动已经十分活跃，还得到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的重视和支持，“慈善”这个刊名还不知道要等上几年才能出现在刊物的封面上。
就在校长对“慈善”感到茫然的那一天的上午，我刚刚在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的一个居民小区访问了得到过慈善救助的3个困难家庭。
西园街区应该算是比较靠近合肥市中心的，全街共有人口4.5万余人，其中人均收入每月在190元以下，应该享受合肥最低生活保证的有1382户，共3372人。占全街人口的7％以上。据市民政局领导说，这个比例与合肥的其它街区比较是中等偏高的，原因是这个街区的管界内有几个不景气的工厂，下岗工人偏多。
我们走向居民区，按计划访问3个情况不尽相同的困难户，同时把《慈善》杂志读者捐款中的1200元钱，分送这3个家庭。
走着，我忽然感到眼前一亮。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居民区啊!一栋栋7层高的居民楼，尽管不是很新，但干净整洁、错落有致。楼群环抱的腹地不仅有绿地、有假山、有冬季里也依然葱绿的棕榈和松树，还有一片面积不小的人工湖。我还看到一个满漂亮的老年之家，那是一栋白色的有环廊有庭院的两层小楼。我看到老年之家外面的露天舞池里，一些老年人正在翩翩起舞。
完全是一片丰衣足食、歌舞升平的景象。站在这真实的、切切实实的繁华、幸福面前，人们会想到，就在同一地点，还有令人心酸的老人与孩子吗?那也是一种真实的、切切实实的存在，尽管只是不太多的一点儿。
我走进了梅园里9号202室一家。这一家里就只有母女两口人，母亲已经是75岁的老太太了，女儿叫朱慧，说是已经41岁了。从我一走进她们摆设简单却还洁净的家时，就看到朱慧一直躺在靠墙的一张用木板搭的矮床上。她的脸白皙，没有多少血色，也没有太多岁月沧桑的痕迹，还算是滋润丰满，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她身上盖着一条碎花的薄棉被，能够看出来，被子下的她非常瘦小，个子顶多相当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她只有一张脸露在被窝的外面，她很激动地回答我的问话，她很爱说话，尽管说起话来很慢很吃力。她说话时，我偶尔能看到她那两只严重变形的小手。她告诉我们她们一家原来只有父亲在合肥劳改局工作，父亲的工资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2001年父亲去世了，但父亲的单位还一直关照她，每月给她160元的生活补助。我问有没有她妈妈的补助。她清楚地说：“没有我妈妈的，光是我自己的。”她年迈的母亲并没有退休费之类的经济来源，因为老人的一生几乎都在家里照顾不幸的女儿。提起女儿，老人用一种颤抖着的哭腔说：“5岁之前，她还能坐一坐，那以后就一直这样了……”我看到老人眼睛里的无奈和无限的悲哀。行动迟缓，一身病痛的老太太现在已经无力抱起女儿大小便了，无力再为女儿洗身换衣了。只得雇佣一个比较年轻的保姆。真得感谢党和政府，感谢蜀山区西园街道的同志们。他们不但使这母女俩享受了每人每月190元的“低保”，还考虑到她们母女俩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个人的低保补助，就是说，西园街政府每月都要给她们家增加一个人的最低生活线的补助。保姆还是不错的，挺认头照顾这一残一老的母女俩。但再好的保姆，干一个月只给190元她也不能接受啊!保姆也要养活自己养活家人。这个家的保姆每月有300元的报酬。这样，她们母女俩的生活费就少了，太紧巴了。这么一点点钱，让这一病一残的母女俩可怎么过啊?
政府无疑是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这个街的政府想得做得已经非常到位非常周到了。他们所面对的低保对象、贫困家庭也并不是一个太小的群体。他们的财力与精力可不是无限的。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社会上，有能力、乐于关爱他人的好心人的援手，特别需要植根于百姓中的“慈善”了。这个家庭现在之所以过得还不太差，就是在政府按规定的帮助之外还有慈善组织对她们的资助。
当我代表《慈善》杂志的读者，把400元捐款送到老太太手里时，当我向老太太介绍《慈善》联系的那些好心人时，老太太眼圈红了，腿也一弯欲下跪表示感谢。我急忙阻拦。离开这一家时，我想：老太太更老也不能动弹时，她们该怎么办；想老太太百年之后，残疾的女儿怎么办；想她们也该有自己的人生乐趣；想这一类困难家庭如何更多地体味人间的温暖和幸福……
想着，我又走进松涛里38号202室。这一家45岁的女主人是下岗职工，原来的单位已经没有一分钱给她了。45岁，按说还可以再找活干，无奈她疾病缠身，没有哪个单位愿意要她，她自己实际上也承受不了一般人的正常劳作了。她的丈夫还在工作，但其所在单位是靠出租厂房、办公用房给职工发工资的，这样来的收入自然多不了。他们有一双儿女。女儿是老大，是安徽大学的学生；儿子小一点，正在读高中。这样的一家4口人，只靠一个人400多元的工资，达不到每人190元，全家76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个街的政府按月及时给他们补足未达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那部分生活费。这样，一家4口，每人每月都可以有190元的进项了。一个月190元，在安徽合肥可能不至于使一个人挨饿了。然而，如果只靠这每人每月的190元，他们该如何过呢?我们且不论这平均每人每天6元多一点点的伙食费能吃到什么，我们想想，任何一个人，除去吃饭喂饱肚子，哪能没有一点别的开销?对眼下读大学，上高中的学生来说，开销就更 了不得了。好在安徽大学离他们家不是很远，女儿每天便带饭上学，晚上，不论多晚，都赶回家住。现在上大学，吃饭住宿当然都要钱，要的还不算少，尤其相对他们这样生活条件的家庭。如果无顾忌地开销，全家的760元都给上大学的女儿也不会够的。吃饭、住宿可以省点，可学费、学习用品的费用你能省吗?上高中的学生也是一样，一样地会有许多根本无法回避的开销。再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一点病灾的。看病吃药不也得花钱吗?就说眼前这位女主人，如果不看病吃药，疼痛难挨不说，病情还会加重，无疑会成为这个家庭沉重的负担。这个家庭的日子真是难过呀!但是，他们显然是大有希望的。希望就在那两个读书的孩子身上。可是，这希望要变成美好的现实，必须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帮助，要有慈善的援手。
安徽省的慈善组织同样注意到了这个应该由社会慈善施以援手的家庭。
当我们把远在福建、河北、北京的读者捐赠的400元钱送到女主人手里的时候，她的眼里同样充满了感激的泪水，双手同样有些颤抖。400元，对于某些城市的家庭可能只是一两天的开销，而对于她的家庭，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能解决好大的问题了。
我想，那些捐赠者希望看到的可能不是她的感激，而是他们的家庭能够渡过难关，是她的两个孩子能够越来越懂事，越来越有出息，也能做一个懂得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好心人，将来能照顾家庭，回报社会。
在思考与希望中，我又走向了第三个要慰问、访问的困难户，住在龙河路3号201室的单身男子。
这里的楼房只有三层高，也比较陈旧、简陋。听说，这一排楼房是最先盖起来的。住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原先在这里劳作的菜农。这一片片楼的地脚就是原来的菜地。这些菜农大都在城里有了新的工作，日子也比以前好多了。当然也有困难户、困难的个人，我们眼前那人就是。
我看到他时，他坐在通向阳台的走道里，坐的是低矮的装有轴承可以滑动的小板凳。背靠在墙边立放着的一个大木盆上。他的双手双脚都严重残疾，自己是很难直立行走的。他语言表达很吃力，但心里显然什么都明白。他上身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里面是黑色袖口已经破损的毛线衣，下面是黑裤子黑鞋。他基本上是不能自理的，也没有生活来源，完全靠每月19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他也41岁了，41年的人生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单调太艰难了。可他同样有自己人生的乐趣与希望。我们的到来就给他带来了一次新的欢乐和希望。他每天中午和晚上两顿饭都是靠楼下一个卖盒饭的小贩送。小贩送的盒饭每份4元钱，每天8元，一个月下来光盒饭的开销就要240元左右。所以，除去低保金，他同样需要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当《慈善》读者捐给他的400元钱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不停地作揖，不停地挥动手臂，满脸都是喜悦，并向我伸出了4个指头，高兴地说，这400元，他可以买许多许多盒饭了。我看着他那开心的样子，也跟着一块儿高兴，可鼻子却是酸酸的……
离开那里，离开那片居民小区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小区美丽、富足的景象，看到了那许多无忧无虑的老人。当然，我也透过厚厚的墙壁，又看到了那几户还在艰难中的人家。
合肥市的同志告诉我们，这3户虽然比较典型，但还不是城市居民中最困难的。这，我想我们应该想到。合肥是安徽的省会。安徽省所管辖的省辖市有17个，还有5个县级市，56个县，这其中有44个市辖区，220个街道办事处，1776个乡镇。合肥市本身有更加艰难白勺人家。那些省会以外的城市、乡镇的居民中的困难户，其生活无疑会更为艰难。
安徽位于华东腹地，地处长江、淮河之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的内陆省份。这些年来，安徽同样在与时俱进，同样在不断发展，我所看到的小区里那和谐、安详、幸福的景象就从一个很小却是十分实在的角度说明着这种发展。但是，和那些沿海的省份相比，由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安徽所面临的困难显然要多一些，大一些。
省慈善会的同志对本省困难的情况、对困难群众的情况是时时铭刻在心的。他们告诉我，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和近海内陆的安徽省，处于亚热带向温带的过渡区域，受季风影响，安徽中部江淮分水岭地区在梅雨季节，常常是暴雨成灾，北部平原和南部山区却旱情严重，形成非旱即涝的环境，并总是伴有冰雹、病虫、雪冻等灾害。据1994年到2000年的统计，每两年就有一次大的灾害。安徽全省人口6325万，2000年先旱后涝的灾害，就使4142万人受灾受害。直接灾损94.25亿元，其中农业损失86．06亿元。安徽省委、省政府下大力气开展救灾救济工作，人民群众努力发展生产，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但是，“一年灾害三年穷”的古谚并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逾越的。
安徽省慈善会的同志一直清楚地记着：全省社会救济总人数256.89万人，其中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03.58万人已基本得到“低保”待遇，就像我们慰问、访问的那3户人家。农村居民已有144.68万人得到了救助，还有10.63万人尚未得到应有的最起码的救助。
我们都看到了，那些享受政府“低保”待遇的困难户，多数都还需要处在“补充”地位的社会慈善的援手。同时，大量的“低保”边缘户，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比起那些得到“低保”困难户，又困难许多了。这些政府的财力当时还顾及不到的困难家庭，社会慈善有能力管吗?
那时，安徽全省每年募集的慈善资金不到500万元，而按困难群体、困难个人的实际需要5个亿也是不够的。提起这些，安徽慈善会的同志是一脸的无奈。慈善会的副会长老陈对我说，他给一些企业的领导打电话，希望能约个时间谈谈，可不在少数的老板都是一听“慈善”这两个字就“咣当”一声把电话撂了。
那时，安徽省慈善会里专职的、终日忙碌的只是几个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同志，慈善的工作经费又几乎是零。慈善的宣传及各种募捐、救助活动自然不可能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包括那位校长那样地位不低的许多人不清楚、不了解慈善、不理解慈善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已经注意到慈善，并琢磨钻“慈善”空子的人去I=已经出现了。
在此之前的2001年的夏天，我到安徽办事。安徽的那个夏天天旱无雨，空气像有颗火星也会点燃似的燥热。
匆匆办妥要办的事情，就要返回天津的时候，安微省慈善会的秘书长陈义明同志对我说了一件与我那次办事无关，却让我不会忘记的事情。
坐落在我们天津北辰区的一个私人企业，老板是安徽人。这位老板曾写信给安徽省的领导，说自己过去曾饱尝没有文化的苦恼，又深知家乡的孩子们读书的艰难，所以决定资助家乡100名贫困山区的孩子完成小学的学业。一位副省长看到这封充满感情、激情、真情的信很高兴，马上批示给省慈善会，指示慈善会的同志尽快将这件好事办好。慈善会的同志当然也很高兴，即刻与在天津的这位安徽籍老板取得了联系，并按照他的意愿 与要求，很快就与贫困山区民政、慈善、教育部门的同志一起调查并确定了100名急需得到救助的孩子，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将这些孩子的名单、家庭情况、学习情况，乃至于照片传送给了那位老板。老板还很热情，还极富激情，说这100个孩子不够，还要再资助一些，增加到200名。慈善会的同志们便又投入了紧张、细致、准确、又有意义的新一轮的工作。
这期间，安徽主要媒体还对此事作了多次报道，那位安徽籍的天津老板也因此出尽了风头。
待这一切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待那些因家庭遭难而面临失学，那些正为不能高高兴兴走进学校大门而哭泣，那二百多个在困境中的孩子们高兴地翘首以待的时候，安徽慈善会的同志却与那位在天津的安徽籍老板联系不上了。
陈义明同志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有那位老板的名字、电话、地址。
我拿着那张纸，愣愣地看。
当时，我正在有冷风吹拂的屋子里，却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火一样的太阳底下，又看到了那干旱的土地和乡亲们渴求的目光。
我的记性一向不是很好的。每次外出回来，因为要办理、处理的事情多，总会有一些额外的事情会忘记，比如答应给人家邮寄照片、杂志、书籍等等的事情就常常会忘记。
这一次回来，在我落实我该急办的几件事情的同时，也与那个厂子取得了联系。还好，那个厂子是真的，安徽籍的老板也确有其人。我松了一口气，但在安徽时就有的那种不祥的预感却依然存在。老板没有见我，连直接与我在电话中交流也没有，只是一位小姐与我联络。老板的联络小姐，抑或是秘书用我听不明白的、含糊其辞的理由搪塞，设法用冠冕堂皇、无法指责的理由说明，他们老板不会再做这件事情了，没有一点可能性了。
这件好事，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又想那些可怜的孩子，我的心在颤抖。真想向那位说话不算数，给安徽人也给天津人丢脸的老板脸上啐唾沫。
这之后不久，我曾到那些孩子的家乡去了一次。他们都住在山里，我没有去最困难最穷的地方。那些地方离公路很远，路极不好走，汽车是无法通行的。我只是就近，在靠公路不太远的地方看了两户人家和一所小学。就这样，汽车还在山路上盘旋了三个多小时。我的头还一直昏昏的，胃里的那点东西，随着不断升高的山路往上翻腾着，差点就全吐出来了。但更让我难受的还是那两户人家。
那算是什么样的家呀!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也没有多少光亮。一年多前，我曾在贵州的大山里看过相近的情况。真没有想到，安徽竟也有这样窘迫的人家。
当我走进那低矮、简陋、黑糊糊的房子时，女主人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昏暗中，我无法看清她的容貌，也无法揣测她的年岁。但听声音看动作，估计她不会超过40岁。她已经没有丈夫了。不久前，她的丈夫干活时被从车上掉下的毛竹压死了。说到这里，她那模糊的神情里多了许多让人明显感觉到的悲哀。她有一对9岁的双生子，正在读书。她现在的生活主要靠她丈夫死后，人家给的那2000元钱。她一分钱掰成两瓣花，可还是要花完了。很快，她的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就无力再走进学校的大门了。
同去的省慈善会的负责同志给了她两百元钱，还特别叮嘱县里的同志帮助这一户人家修一修房子，并指着我告诉她，她家两个孩子这几年的学费，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杂志社已经帮助解决了。这一次没有放空炮。
这时，她流泪了。她很久没哭了。丈夫死时，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这时，我的鼻子也有点发酸。心里、肩头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我们要看的另一户人家在更高一点的山上，也是只有一个女人支撑着全家的生活。她的男人是生了几年病之后死的。生病时，男人依旧干活，并没有好好医治，也没有好好休养。他们没有医治、休养的实力和条件。其实，男人那只是由感冒引起的肺炎本来是不该死人的。她家有两个男孩，大的16岁，已经辍学多年，当时正在山上干活。小的10岁，正在上学。放学后也要到山上干活。
他们到山上干什么活呢?树是绝对不能砍伐的，而且以我所见，山上那些树也没有多少值得砍伐的了。毛竹可以砍伐。从山上扛下一根毛竹，身强力壮的男人也要一天的时间。而到了山下，这一根毛竹至多能卖五六元钱，相当于城市里一个盒饭的价钱。山上还有药材，可药材不是很容易就能采到的，而且也不是取之不尽的。这里的庄稼地是很少的，一路上，我甚至没有看到一块像样的庄稼地。一路上，我也一直在想：这里的人们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脱贫致富呢?我总是在想：如果掌握不了科学知识，如果没有文化，这里的人们是绝对无法真正改变命运，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脱贫的。一个孩子，如果连小学都上不了，或者上不下来，那他和他的家庭今后无论如何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前景太好的希望了。
我到了这里的一所小学，一所不错的希望小学，也是这里最好的学校。学校是香港的一位慈善家和县政府共同出资兴建的。我们走进校园的时候，同学们正在做课间操。阳光照在孩子们天真、纯净的脸上，使我马上想到“祖国的花朵”——这一我儿时就熟知的比喻。
一对漂亮的女孩来到我们面前。她们圆圆的脸庞上明显地写满了腼腆和不安，一双大大的，本该像钻石一样明亮的眼睛里面游移着令人心痛的感伤和忧虑。从她们的老师那里得知，因家庭的困窘，她们正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我弯下腰，尽量轻松地微笑着询问她们的学习和生活。她们都很懂事，知道如何努力，学习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也很好，只是缺少了属于孩子们的天真的微笑。我告诉她们：你们不会辍学的，你们一定会在这里高兴地完成自己的学业。
向她们道别时，我看到了她们脸上那转瞬即逝的微笑。
自从知道，这些可怜可爱的孩子们正满怀希望地等待着那无望的救助，就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决心一定不能让这些孩子失望，并马不停蹄地着手运作这件事。原先那个说大话好话，没做好事的企业家当然不能指望了，几天就找一个新的企业顶替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于是，我便决定由我们杂志社先把这件事承担起来，先把第一年对那些孩子的资助款汇过去。我把这个想法向我们杂志社的社长陆焕生同志作了汇报。这位曾经当过副市长，也当过右派、阶下囚的大学教授，这个有知识有水平有地位有威望唯独没有一点官架子的老领导当即表示同意，并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与支持。我们很快就把第一年对这些孩子的资助款汇到安徽了。
谁都知道要办好一份杂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许多报刊都是靠企业的支持与帮助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创刊只有3年多的《慈善》杂志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企业的支持，《慈善》怕也无法保证连续6年对那100个孩子学业的资助。我一直坚信着，坚信一定会有这样有力量、有善心、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这之后不久，我们不但得到了一个又一个企业的资助，更让我们感到欢欣的是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热情鼓励与帮助，使我们能够将希望变成现实。 远在安徽的那些在困境中孩子可以永远地微笑了。
世界上应该没有无望的希望。
相对来说，农村的困难户，不但数量要比城市多，而且其困难的程度也要大大高于城市人。
2003年那次到安徽，我见到了慈善组织救助过的安徽中医学院的大学生，来自安徽山村的王小娟。王小娟是2001年9月考入大学的，是一个很文静很懂事很刻苦也很漂亮的姑娘。她的家在安徽宣城市孙阜镇嵇罗村，是皖南山区一个较为偏僻的小山村，家里共有6口人：一个年迈的奶奶、父母亲还有她的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目前，她们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父母亲在土地上的劳作。眼下，她们家在当地是比较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姐弟三人都是学生，都需要数额不小的学习费用，她和她的姐姐都在大学里读书，弟弟也是高中生了。王小娟一学年的学费是6387元。这个钱数足以使她的家人头晕目眩了。家里一时无论如何拿不出这么多钱，可王小娟上大学的欲望是无法遏止，也不该遏止的。她向学院领导再三请求暂缓交纳第一学年的学费，终于得到了学院领导的允许。可两年过去了，家里只能给她1000余元。就为这1000多元，也使家里捉襟见肘、贫困难挨了。这时，她的姐姐已经大学毕业，工作尽管还不稳定，也省吃俭用地汇来1500元。这对她们家来说，比她家的房子还要大的钱数，相对她该交的学费却还相去甚远。她不能老是这样拖欠学校的学费，她深知学校的困难也很多，深知辍学的危险正像老屋岌岌可危的屋檐正悬在她的头顶。这时候，她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决定修复。因为她想到了安徽省慈善协会。正是省慈善会同志的热情奔走，我们才从《慈善》的读者，一位非常好的老军人的经常捐款中，拿出2000元帮助了王小娟。
那个晚上，当王小娟站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向她介绍了远在福建的那位曾经并继续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奉献的老军人。我其实并没有见到过这位老军人，只是从他和他的家人经常的慈善捐款中，从他的一次来信中，才深切感受到他的思想境界是多么崇高，感受到他那总能使许多人感到温暖的慈爱之心。我注意到王小娟正专注地倾听，她那一双晶亮的眼睛里正闪烁着一种激动与感奋的光亮。她对我说，当她用颤抖的双手接下那承载着颗颗慈爱之心的两千元时，心潮激动不已。她觉得一股爱的力量正支撑着自己奋进，激励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
王小娟的家是困难的，但她和她的家人又有着非常美好的前景，这是她们一家的希望，也是她们家乡，那个偏僻小山村的希望。然而，如果没有慈善的援手，这希望又是渺茫的。
我想，好心人帮助的不仅是王小娟的现在，也是她的未来。我还想，现在和将来的王小娟也一定是一个关爱他人的好心人。
在安徽，比起我到过的金寨、霍山两个县，王小娟的家乡并不是很困难的地方。
我总也不能忘记我在那里见到的那个凄惨的家庭，忘不了那个小男孩迷惘的眼神。他的父亲因疾病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母亲一定是觉得没有了生活的希望，觉得没有了担负家庭重担的力量，悄悄离开了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婆母，不知去向。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他们、离开他们的，一定不会让他们祖孙两人挨饿受冻。然而，怎样才能保证这一老一小少有忧愁而且常常感到幸福呢?怎样才能使那个可怜的孩子不但能够高高兴兴地走进学校的大门，而且能够健康地成长，并能一步步走向成功，从而改变他和他们一家的命运呢?
我想，对于这样的家庭，对于这样不幸的老人与孩子是太需要来自民间的慈善的关爱与援手了。实际上，这种来自民间的、天下好心人的这种关爱已经像阳光一样照在他们的身上了。
安徽的金寨、霍山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党和政府当然一直帮助、关怀着这样的贫困山区，那里的人民也一直在艰难中奋斗着，所以金寨、霍山的贫困状况也一直不断朝好的方向改变着。曾经在军队服役的省慈善会副会长陈正和同志对我讲了30多年前，也就是那场激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军人的他，在大别山区看到、经历的许多事情。他说他怎么也忘不了，过年的时候，他看到村民们能吃上馒头了，但是却没有一点点菜，只能沾点盐面或盐水吃。在那个山村里，“吃馒头沾盐面儿”差不多就是当时大人小孩儿最好的年夜饭了。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作为军代表的他，召集村民开会。他惊讶地看到，多数爬山涉水远道而来的村民竟都光着脚。他们是买不起鞋子穿的。那时，村民们住的都是茅草房，睡觉时，铺的是草，盖的是像鱼网一样的棉絮。而大一点的孩子们却只能睡在屋外的草垛里。陈正和还清楚地记得，每天清晨孩子们从草垛里钻出，抖落身上杂草时的情景。
那些年，我曾几次到金寨和霍山，亲身体会到，尽管那山里还很困难，可30年前陈正和会长所看到的那种普遍存在的异常窘困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相反，每一次到那里，我都会看到新的变化。我看到了新修的公路，看到了新建的学校，看到了新盖的砖瓦房。金寨县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全县的贫困人口已经从1985年的48.03万人降至近年来的不足10万人。他们累计改造草危房近万户3万余间，农村砖瓦房的比例由5％升至12％。这个比例看起来还有点可怜，可对那样的山村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然，程度不同的贫困依然存在着。比起那些发达地区的农村，这里的贫困状况就更为突出更为明显了。
陈正和会长是苏南人，他感慨地说，当年那里被斗争的地主，其解放前所谓富裕的生活甚至比不上他们家乡的贫农。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多半是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造成的。那里是高寒地区，生存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比如金寨县，现在，全县有146个村位于海拔6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那里，有4万3千户，17万人。由于山高气候寒冷，土壤瘠薄且耕地少，虫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严重，正常年景粮食亩产不足300公斤，种植经济作物收益也较低。相对这些地方的人口数量，其资源的承载能力明显不足。这里的交通、信息、卫生等基础条件相比之下也严重滞后，行路难、饮水难、吃粮难、上学难、买卖难、就医难等矛盾十分突出。那可真是“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除此之外，那里还有我过去在文章中写到过的一些较为特殊的原因使这里更增加了贫困的程度。比如，这里是革命老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10万英雄儿女参军，绝大多数为国捐躯。解放后，经县以上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一万多人。所以，民政优抚对象相对较多。现在，除上级财政补助外，县乡财政每年还要负担四百多万元的民政优抚款。这里的县乡财政是比较困难的，连县乡干部每月的工资都常常不能按时发放。民政优抚款是必须保证按时发放的，可多数优抚对象依旧很困难。再比如，50年代初期，金寨境内修建了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发电、供水。从全局看，防洪作用大，灌区受益大，国家得益大。从局部讲，金寨损失大。修这两个水库，先后淹没了这里最好的田地十五万多亩，移民十多万人。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库区一线村组村民占地甚至不足一分，人均山场面积也下降了一倍多。在这样的自然与地理环境下，当时的金寨依旧有许多非常贫困的家庭就不奇怪了。到2003年了，那里年收入不足730元的农民还有77197人之多。730元，能顶得上城市人一个月的收入吗?县民政局的一个同志说，他们在深山里的一个村子，村民们住的竟然还是清朝中期的房子。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子让人走在一旁都心惊胆战。
在金寨，我也亲眼看到许多家庭无力供孩子上学，或因子女上学而债台高筑。而下一代知识水平的提高，正是改变这里面貌的最重要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