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频频曝光的公司造假案对股票市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种问题不但在中国体现的非常明显，即使是美国，公司做假账问题已经成为其经济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危及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
财务丑闻接二连三地曝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制度上的诱因。一系列会计造假案暴露出美国为确保会计信息真实性所做的制度安排存在着严重缺陷，也与美国“新经济”下公司盲目扩张有关。
滥用股票期权制度
经理股票期权(简称ESO)在美国被广泛地使用，成了美国公司治理的一部分。美国《商业周刊》说，ESO曾像魔法一般地刺激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但相继曝光的美国大公司会计丑闻，暴露出ESO被滥用的弊端。
在现实中。很多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把推高股价作为工作的惟一目标。但单靠扩大销量，削减成本以赢得利润，股价的上升就会很慢。在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当公司的长远发展出现问题时，深知内情的公司管理层会被利益所驱动，不惜通过做假账来制造公司繁荣的假象，推动公司股价上涨。
经济衰退，业绩下滑，为维系在投资者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公司选择了造假这条“捷径”，这是会计造假的外在动因。风险投资、IT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了美国经济近十年的繁荣，美国股市也出现了长达18年的牛市。随着90年代末网络科技泡沫的破灭，一些大公司陷入窘境，仅依靠正常经营的利润无法满足投资者对公司过高的盈利预期。面对来自股市的巨大压力，使得这些公司不惜铤而走险做假账．以虚增利润来维持股价上涨。
审计制度漏洞
美国公司的外部审计制度也有明显漏洞，主要表现为审计缺乏独立性。独立性是社会审计的灵魂，离开了独立性，审计质量只能是一种空谈。
会计师事务所扮演审计和咨询服务的双重角色使审计的独立性受到损害。据调查，在美国563家独立会计师事务所中，来自非审计业务的收入已是审计业务收入的2．9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任主席阿瑟·利维特曾要求对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提供审计和咨询服务予以限制，但遭到了“五大”的阻碍。
连续不断的公司会计丑闻，引发了对“五大”空前的信用危机。为避免悲剧重演．恢复投资者信心，美国政府拟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会计业的监管。
制度安排缺陷
制度与制度的执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其中，制度就是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安排，比如中国的《公司法》、各种成文的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信息披露细则：制度的执行更多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各种实际的判断上。书面的成文制度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该制度能否真正得到执行。一个无法得到执行的制度，就不具有基本的约束力。而会计信息失真是相对会计信息真实而言的一个概念。主要表现为会计提供的信息与经济组织所发生的真实事项的原始状态不相一致，只能大致反映真实经营情况，并在一定度的范围内有所偏差，这种偏差的存在有其客观原
会计核算前提的假设。核算前提假设是基于会计假设基础上的客观设计，尽管具有适用性，但并不一定具有适应性。影响经济组织的外部因素不断的变化，也要求会计处理技术体现个性差异，前提假设受到个性挑战。适用与适应使现实需要难以满足，于是实务中便出现了“按照”、“套用”等人为对策。由于“按照”“套用”的业务事项的对象及时间空间差异，加之主观对对象的理解不同。因此即使是同经济业务事项，也就仅能从是否有用的角度评判。
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政策的选择性提供了代理人的会计选择权利。选择的效率性必然会导致代理人在行使会计选择权时，利用契约的不完备，安排有利于私人的契约成本，从而产生机会主义。在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机会主义行为会受到代理人选择权的保护，人为操作会计政策现象。便可能发生政策由会计选择的自由度，在政策弹性和由此产生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共同作用下被放大。会计信息的虚假由非法变成现实的“合理”而客观存在。
会计信息的披露：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附注构成的信息披露结构是不完备的。如果将会计信息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物品”，那么，它也具有相应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任何一个“制造”或“消费”会计信息的主体，都能或至少是期望能从“制造”或“消费”的行为中获取收益。在“制造”会计信息中人为做假是基于会计信息披露缺泛制度化，法律化的刚性约束。尽管新《会计法》对责任人追究了“制造者”会计信息失真的法律责任，但执法空间的存在，使得这种追究以从根源上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的发生。假如在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鼓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给予奖励，则市场上普遍提供的信息其质量应当能令人满意；反之，如果市场不奖励．甚至惩罚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主体，那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主体又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则市场上普遍流行的会计信息，虚假成定必定居多。同时在会计信息披露时，追加具有独立权威的会计审计，(虽不能防止审计与会计的联合“作案”)但至少可以从结构上控制会计信息失真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会计信息披露无论是制度的安排还是结构上的缺陷，客观上培养了会计信息失真繁衍的土壤。
绩效考核及用人制度。现行的企业绩效考核不再是单纯衡量一个企业经营状况，而更多地赋予了政治的成份。出于政治目的需要，部分企业负责人仍至地方政府非常重视会计信息的“数量意义”，对其质量的关注只停留在文件和会议上。这是因为按照现行的用人制度(特别是国有企业)企业的亏损将丧失责任人仕途上的升迁的机会。政治好处的获得刺激了弄虚假的快速模仿。会计数据不真实，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较为普遍。目标管理作为保障未来绩效稳定取得的手段，能充分挖掘企业潜能，推动资源有效配置。但由于目标的刚性约束效益(一届政府的政绩反映，经营者持续座位或升迁的条件)的存在，上下联合作假已成为不公开的秘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是对这种现象的贴切反映，又是对现行考核方式和用人制度滋生了会计虚假信息的诠释。
中国启示录
以上分析，为给中国证券市场和会计环境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要加快公司治理步伐。公司治理是确保会计信息的内部制度安排，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曾被视为成功的典范。现在股票期权受到质疑，独立董事也不独立，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暴露出诸多弊端。但美国的问题是制度完善中的问题，而中国的是制度建设中的问题，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中国的许多上市公司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国有股“一股独大”长期困扰着中国股市。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借鉴国际惯例，寻求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
构筑多层监管体系。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分为五层：董事会、证券市场参与者、媒体、行政监督和司法诉讼。越靠前起的作用越直接，监管成本越低，纠错效果越好；越靠后“震慑力”越强，行政监督和司法诉讼主要是提高造假者的违规成本。
因此，要建立必要的市场做空机制、信息披露机制，使五种监管渠道合理分工，共同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要加强全方位的诚信教育。诚信已从中国特色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科学的制度安排是诚信的保证，但制度安排不能取代诚信教育。当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管者都不讲诚信时，任何先进的制度只能是形同虚设。诚信不只是注册会计师的问题，公司要有诚信，券商要有诚信，律师要有诚信，政府更要有诚信。(作者单位：同三高速公路日照管理处)
财务丑闻接二连三地曝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制度上的诱因。一系列会计造假案暴露出美国为确保会计信息真实性所做的制度安排存在着严重缺陷，也与美国“新经济”下公司盲目扩张有关。
滥用股票期权制度
经理股票期权(简称ESO)在美国被广泛地使用，成了美国公司治理的一部分。美国《商业周刊》说，ESO曾像魔法一般地刺激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但相继曝光的美国大公司会计丑闻，暴露出ESO被滥用的弊端。
在现实中。很多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把推高股价作为工作的惟一目标。但单靠扩大销量，削减成本以赢得利润，股价的上升就会很慢。在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当公司的长远发展出现问题时，深知内情的公司管理层会被利益所驱动，不惜通过做假账来制造公司繁荣的假象，推动公司股价上涨。
经济衰退，业绩下滑，为维系在投资者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公司选择了造假这条“捷径”，这是会计造假的外在动因。风险投资、IT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了美国经济近十年的繁荣，美国股市也出现了长达18年的牛市。随着90年代末网络科技泡沫的破灭，一些大公司陷入窘境，仅依靠正常经营的利润无法满足投资者对公司过高的盈利预期。面对来自股市的巨大压力，使得这些公司不惜铤而走险做假账．以虚增利润来维持股价上涨。
审计制度漏洞
美国公司的外部审计制度也有明显漏洞，主要表现为审计缺乏独立性。独立性是社会审计的灵魂，离开了独立性，审计质量只能是一种空谈。
会计师事务所扮演审计和咨询服务的双重角色使审计的独立性受到损害。据调查，在美国563家独立会计师事务所中，来自非审计业务的收入已是审计业务收入的2．9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任主席阿瑟·利维特曾要求对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提供审计和咨询服务予以限制，但遭到了“五大”的阻碍。
连续不断的公司会计丑闻，引发了对“五大”空前的信用危机。为避免悲剧重演．恢复投资者信心，美国政府拟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会计业的监管。
制度安排缺陷
制度与制度的执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其中，制度就是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安排，比如中国的《公司法》、各种成文的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信息披露细则：制度的执行更多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各种实际的判断上。书面的成文制度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该制度能否真正得到执行。一个无法得到执行的制度，就不具有基本的约束力。而会计信息失真是相对会计信息真实而言的一个概念。主要表现为会计提供的信息与经济组织所发生的真实事项的原始状态不相一致，只能大致反映真实经营情况，并在一定度的范围内有所偏差，这种偏差的存在有其客观原
会计核算前提的假设。核算前提假设是基于会计假设基础上的客观设计，尽管具有适用性，但并不一定具有适应性。影响经济组织的外部因素不断的变化，也要求会计处理技术体现个性差异，前提假设受到个性挑战。适用与适应使现实需要难以满足，于是实务中便出现了“按照”、“套用”等人为对策。由于“按照”“套用”的业务事项的对象及时间空间差异，加之主观对对象的理解不同。因此即使是同经济业务事项，也就仅能从是否有用的角度评判。
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政策的选择性提供了代理人的会计选择权利。选择的效率性必然会导致代理人在行使会计选择权时，利用契约的不完备，安排有利于私人的契约成本，从而产生机会主义。在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机会主义行为会受到代理人选择权的保护，人为操作会计政策现象。便可能发生政策由会计选择的自由度，在政策弹性和由此产生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共同作用下被放大。会计信息的虚假由非法变成现实的“合理”而客观存在。
会计信息的披露：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附注构成的信息披露结构是不完备的。如果将会计信息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物品”，那么，它也具有相应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任何一个“制造”或“消费”会计信息的主体，都能或至少是期望能从“制造”或“消费”的行为中获取收益。在“制造”会计信息中人为做假是基于会计信息披露缺泛制度化，法律化的刚性约束。尽管新《会计法》对责任人追究了“制造者”会计信息失真的法律责任，但执法空间的存在，使得这种追究以从根源上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的发生。假如在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鼓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给予奖励，则市场上普遍提供的信息其质量应当能令人满意；反之，如果市场不奖励．甚至惩罚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主体，那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主体又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则市场上普遍流行的会计信息，虚假成定必定居多。同时在会计信息披露时，追加具有独立权威的会计审计，(虽不能防止审计与会计的联合“作案”)但至少可以从结构上控制会计信息失真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会计信息披露无论是制度的安排还是结构上的缺陷，客观上培养了会计信息失真繁衍的土壤。
绩效考核及用人制度。现行的企业绩效考核不再是单纯衡量一个企业经营状况，而更多地赋予了政治的成份。出于政治目的需要，部分企业负责人仍至地方政府非常重视会计信息的“数量意义”，对其质量的关注只停留在文件和会议上。这是因为按照现行的用人制度(特别是国有企业)企业的亏损将丧失责任人仕途上的升迁的机会。政治好处的获得刺激了弄虚假的快速模仿。会计数据不真实，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较为普遍。目标管理作为保障未来绩效稳定取得的手段，能充分挖掘企业潜能，推动资源有效配置。但由于目标的刚性约束效益(一届政府的政绩反映，经营者持续座位或升迁的条件)的存在，上下联合作假已成为不公开的秘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是对这种现象的贴切反映，又是对现行考核方式和用人制度滋生了会计虚假信息的诠释。
中国启示录
以上分析，为给中国证券市场和会计环境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要加快公司治理步伐。公司治理是确保会计信息的内部制度安排，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曾被视为成功的典范。现在股票期权受到质疑，独立董事也不独立，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暴露出诸多弊端。但美国的问题是制度完善中的问题，而中国的是制度建设中的问题，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中国的许多上市公司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国有股“一股独大”长期困扰着中国股市。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借鉴国际惯例，寻求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
构筑多层监管体系。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分为五层：董事会、证券市场参与者、媒体、行政监督和司法诉讼。越靠前起的作用越直接，监管成本越低，纠错效果越好；越靠后“震慑力”越强，行政监督和司法诉讼主要是提高造假者的违规成本。
因此，要建立必要的市场做空机制、信息披露机制，使五种监管渠道合理分工，共同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要加强全方位的诚信教育。诚信已从中国特色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科学的制度安排是诚信的保证，但制度安排不能取代诚信教育。当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管者都不讲诚信时，任何先进的制度只能是形同虚设。诚信不只是注册会计师的问题，公司要有诚信，券商要有诚信，律师要有诚信，政府更要有诚信。(作者单位：同三高速公路日照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