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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快，现行养老体系的问题日益突出。
一方面是社会养老设施供给水平较低，只有不到5%的老人愿意选择在福利院、敬老院养老。然而就是这一水平，目前还在不少中国一线大城市都无法达成。可以说，养老供需的矛盾还在持续，也越发突出。
另一方面是有调查报告指出：目前一线城市的养老机构在经营上最多能达到微利，可随着日益上涨的物价指数，一旦缺少相关政策上的扶持。加大经营成本的现状是不可更改的，如何持续将会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长久以来，可以说如何将“养老”这项利民的事业更好地开展，成为了一场对于“数亿元”市场商机的讨论。可就现在看来，这很有前景的资本市场却存在“民营养老机构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生计”的状况。不禁让人会去问，是什么让资本养老市场存在着如此的怪圈呢？
“养老”是任重而道远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正发生惊人的变化，“老龄化”问题正变得日趋严重。依据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8％，这一比例将大大高于联合国对美国的预测；并且从绝对数字来说，到时候高达3．97亿老年人口，会比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合在一起的人口都多。
中国如何驾驭人口变化将在很大程度决定其是否能成为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原本依靠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曾为工人提供慷慨的养老金和保健福利，因为现有国有企业规模的缩小，而逐渐破产。依靠传统的老年保险：子女赡养，也正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城市化”而打破。大家庭，这个非正式的安全网开始破裂。在中国，人口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4－2－1问题”，它指的是，在许多家庭，预计一个孩子将赡养两位老年父母和四位祖父母。
为此，我国正在设法改革退休制度。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务院开始把养老保险扩大到民营企业。与此同时，它已经开始从原有的现收现付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现有的工人为现有的退休人员缴款）过渡到由缩小的现收现付福利和个人退休账户构成的双层新制度。然而，多数观察家认为，这项改革还是遇到了麻烦。现有不少民营企业抵制加入这种养老金制度，因为它们缴纳的大部分资金是被用于偿还国有企业的债务。个人账户完全没有资金。中国各省市社会保障部门经常挪用这些缴款，用于填补养老金制度现收现付部分的亏空。
另一方面则是民资始终对养老业“兴趣”不浓？相关政府部门表示，是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包括一些知名企业家前来咨询，表达了投资养老业的强烈愿望。但等到他们摸清“底牌”后，大多却望而却步了。不少企业家表示，民资投建养老机构大多属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但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做到收益。如果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也不能取得一定的利润。那么哪一家企业会愿意去进入这个市场呢？
由农民郑章生等人筹资800余万元兴建的“上虞谢崧大家庭福乐园老年公寓”，便是一个形象的例子。在这里目前共入住了165位老人，其中约1/4是“三无”、“五保”及残疾、特困老人，在当地口碑不错。但五年多来，该园一直处于亏本运营状态，至今已累计亏损40万元，不得不靠几位投资人用其他项目经营收益来贴钱维持经营。该园工作人员表示，福乐园主要面向中低收入老年人群，其收费标准仅分每人每月200、250和400元三档，远低于实际经营成本。
影响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宏观因素
从现有的状况来看，可以说我国老龄产业正处于“发展缓慢”的态势下。这其中之所以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其实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然而阻碍民资的加入显然是和该产业的大环境最为相关的。
首先，是体制性障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老龄产业的投资主体、经营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主体由国家、集体单一投资变为国家、集体、企业、社团、个人、外资等多元 化投入；经营模式由原来单纯国营转变为国办民营、民办公助、私营、股份制、合资经营等多种形式。但国家对养老机构的政策仍定位在福利性、非营利性的原则上，工商登记也要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这就使许多非公有制养老机构难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作。有的地方甚至不按国家政策办事，不公正地对待民办养老机构，如用地按商业拍卖价购买，水电按企业收取，贷款不能优惠，税收不能减免，给非公有制养老机构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
其次，是传统观念的影响。一是长期形成的福利化养老的认识误区，影响了养老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总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思维模式，简单地把养老看成是国家的事，单纯地依赖国家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对养老服务要走社会化、产业化道路不理解甚至抵触。二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认识。一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不支持、不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有的人还把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片面地归咎于非公有制经济，害怕非公有制经济进入老龄产业领域会损害老年人的利益。三是老年人的消费观念影响老龄产业的市场形成。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老年人的收入虽然增加，但老年人重积累、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消费增长。
最后，是缺乏总体规划和宏观指导。国家对发展老龄产业还没有制定宏观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规划，尤其是在市场培育和开发方面，缺乏相关的产业发展指导，使老龄产业长期处于自主、无序、盲目发展的状况。再加上职能部门条块分割，分兵把守，增加了从事养老服务的企业或个人兴办老龄产业的难度
上海郊区有一家民营养老院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该项目由当地一家民营企业投建，计划总投资3亿多元，当地政府也划拨了273亩土地，但机构性质定为“民办非营利福利事业单位”，土地、建筑不能作抵押贷款，也不能出售房屋产权，已投入的资金又不能退出收回，致使企业进退维谷，项目成了“烫手山芋”。
民资注入“养老业”的其它几大难题
现在普遍的观点是“养老业是一项微利行业”。民办老年公寓需要经营者在土地使用、人员聘用方面投入大笔资金，不仅短期内无法收回，在与不计成本营运的公办养老机构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入不敷出”是民间资本无法深入的根本问题。其实除了运营成本的问题外，亦有以下几方面的难题存在。
一是现有的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和老年文化体育设施还是以国家和集体投入为主。调查发现，我国现有养老服务、老年文化体育消费基本定位在福利性、公益性的原则上，养老服务设施大部分由国家和集体投资，老年文化体育设施几乎全部由国家投资。有的省市还没有“非公有制养老机构”建立的概念。没有意识到这块市场的存在，自然也不会进行投入。
二是老龄产业正逐渐与社区建设同步。社区建设是城市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它是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以至于现有政策下的“一老一小”成为了社区服务的重点。越来越多的老人自然倾向离家近的养老机构。随着城市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发展老龄产业将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养老服务为主体的老龄产业发展了，既可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慰籍需求。可如何和社区建设部门，也成为了普通民资机构最担忧的问题。毕竟资质问题使得小成本企业望而却步。
三是投资经营模式相对单一，缺乏创新。国内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开展老年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运作方面的探索；尝试出现一些新的经营模式，更是在短时期内难以实现。只有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集体、国办民营、个体、合伙、股份、合资等多种投资、经营模式。可如何推广和被其他地区借鉴成为难题。广东省两家民营企业联合其他自然人组成股份公司，采取滚动发展的办法，从600平方米起步，先后投资2个多亿，用5年时间建成了11万平方米的广州寿星大厦，成为集养护托管、娱乐康复和医疗服务为一体，全国最大的非公有制养老机构。目前，该大厦有职工1100人（其中吸收下岗职工300人），收养老人2200人。可相对全国近1.7亿人口而言，这样类似的机构还是太少。
四、民资养老院设施仍需提高。由于民办养老业往往要求不少投资者倾尽所有，甚至是巨额贷款兴办的。为了生存，可能一般服务质量维持较好的水准，但在资金上的限制仍使得私营的养老机构往往条件比不上国营。为了发展，“收费较低”成为“入住率”唯一保障。可这样的恶性循环则进一步遏制了民营养老院提升服务层次。
一方面是社会养老设施供给水平较低，只有不到5%的老人愿意选择在福利院、敬老院养老。然而就是这一水平，目前还在不少中国一线大城市都无法达成。可以说，养老供需的矛盾还在持续，也越发突出。
另一方面是有调查报告指出：目前一线城市的养老机构在经营上最多能达到微利，可随着日益上涨的物价指数，一旦缺少相关政策上的扶持。加大经营成本的现状是不可更改的，如何持续将会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长久以来，可以说如何将“养老”这项利民的事业更好地开展，成为了一场对于“数亿元”市场商机的讨论。可就现在看来，这很有前景的资本市场却存在“民营养老机构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生计”的状况。不禁让人会去问，是什么让资本养老市场存在着如此的怪圈呢？
“养老”是任重而道远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正发生惊人的变化，“老龄化”问题正变得日趋严重。依据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8％，这一比例将大大高于联合国对美国的预测；并且从绝对数字来说，到时候高达3．97亿老年人口，会比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合在一起的人口都多。
中国如何驾驭人口变化将在很大程度决定其是否能成为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原本依靠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曾为工人提供慷慨的养老金和保健福利，因为现有国有企业规模的缩小，而逐渐破产。依靠传统的老年保险：子女赡养，也正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城市化”而打破。大家庭，这个非正式的安全网开始破裂。在中国，人口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4－2－1问题”，它指的是，在许多家庭，预计一个孩子将赡养两位老年父母和四位祖父母。
为此，我国正在设法改革退休制度。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务院开始把养老保险扩大到民营企业。与此同时，它已经开始从原有的现收现付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现有的工人为现有的退休人员缴款）过渡到由缩小的现收现付福利和个人退休账户构成的双层新制度。然而，多数观察家认为，这项改革还是遇到了麻烦。现有不少民营企业抵制加入这种养老金制度，因为它们缴纳的大部分资金是被用于偿还国有企业的债务。个人账户完全没有资金。中国各省市社会保障部门经常挪用这些缴款，用于填补养老金制度现收现付部分的亏空。
另一方面则是民资始终对养老业“兴趣”不浓？相关政府部门表示，是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包括一些知名企业家前来咨询，表达了投资养老业的强烈愿望。但等到他们摸清“底牌”后，大多却望而却步了。不少企业家表示，民资投建养老机构大多属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但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做到收益。如果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也不能取得一定的利润。那么哪一家企业会愿意去进入这个市场呢？
由农民郑章生等人筹资800余万元兴建的“上虞谢崧大家庭福乐园老年公寓”，便是一个形象的例子。在这里目前共入住了165位老人，其中约1/4是“三无”、“五保”及残疾、特困老人，在当地口碑不错。但五年多来，该园一直处于亏本运营状态，至今已累计亏损40万元，不得不靠几位投资人用其他项目经营收益来贴钱维持经营。该园工作人员表示，福乐园主要面向中低收入老年人群，其收费标准仅分每人每月200、250和400元三档，远低于实际经营成本。
影响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宏观因素
从现有的状况来看，可以说我国老龄产业正处于“发展缓慢”的态势下。这其中之所以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其实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然而阻碍民资的加入显然是和该产业的大环境最为相关的。
首先，是体制性障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老龄产业的投资主体、经营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主体由国家、集体单一投资变为国家、集体、企业、社团、个人、外资等多元 化投入；经营模式由原来单纯国营转变为国办民营、民办公助、私营、股份制、合资经营等多种形式。但国家对养老机构的政策仍定位在福利性、非营利性的原则上，工商登记也要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这就使许多非公有制养老机构难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作。有的地方甚至不按国家政策办事，不公正地对待民办养老机构，如用地按商业拍卖价购买，水电按企业收取，贷款不能优惠，税收不能减免，给非公有制养老机构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
其次，是传统观念的影响。一是长期形成的福利化养老的认识误区，影响了养老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总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思维模式，简单地把养老看成是国家的事，单纯地依赖国家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对养老服务要走社会化、产业化道路不理解甚至抵触。二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认识。一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不支持、不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有的人还把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片面地归咎于非公有制经济，害怕非公有制经济进入老龄产业领域会损害老年人的利益。三是老年人的消费观念影响老龄产业的市场形成。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老年人的收入虽然增加，但老年人重积累、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消费增长。
最后，是缺乏总体规划和宏观指导。国家对发展老龄产业还没有制定宏观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规划，尤其是在市场培育和开发方面，缺乏相关的产业发展指导，使老龄产业长期处于自主、无序、盲目发展的状况。再加上职能部门条块分割，分兵把守，增加了从事养老服务的企业或个人兴办老龄产业的难度
上海郊区有一家民营养老院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该项目由当地一家民营企业投建，计划总投资3亿多元，当地政府也划拨了273亩土地，但机构性质定为“民办非营利福利事业单位”，土地、建筑不能作抵押贷款，也不能出售房屋产权，已投入的资金又不能退出收回，致使企业进退维谷，项目成了“烫手山芋”。
民资注入“养老业”的其它几大难题
现在普遍的观点是“养老业是一项微利行业”。民办老年公寓需要经营者在土地使用、人员聘用方面投入大笔资金，不仅短期内无法收回，在与不计成本营运的公办养老机构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入不敷出”是民间资本无法深入的根本问题。其实除了运营成本的问题外，亦有以下几方面的难题存在。
一是现有的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和老年文化体育设施还是以国家和集体投入为主。调查发现，我国现有养老服务、老年文化体育消费基本定位在福利性、公益性的原则上，养老服务设施大部分由国家和集体投资，老年文化体育设施几乎全部由国家投资。有的省市还没有“非公有制养老机构”建立的概念。没有意识到这块市场的存在，自然也不会进行投入。
二是老龄产业正逐渐与社区建设同步。社区建设是城市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它是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以至于现有政策下的“一老一小”成为了社区服务的重点。越来越多的老人自然倾向离家近的养老机构。随着城市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发展老龄产业将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养老服务为主体的老龄产业发展了，既可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慰籍需求。可如何和社区建设部门，也成为了普通民资机构最担忧的问题。毕竟资质问题使得小成本企业望而却步。
三是投资经营模式相对单一，缺乏创新。国内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开展老年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运作方面的探索；尝试出现一些新的经营模式，更是在短时期内难以实现。只有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集体、国办民营、个体、合伙、股份、合资等多种投资、经营模式。可如何推广和被其他地区借鉴成为难题。广东省两家民营企业联合其他自然人组成股份公司，采取滚动发展的办法，从600平方米起步，先后投资2个多亿，用5年时间建成了11万平方米的广州寿星大厦，成为集养护托管、娱乐康复和医疗服务为一体，全国最大的非公有制养老机构。目前，该大厦有职工1100人（其中吸收下岗职工300人），收养老人2200人。可相对全国近1.7亿人口而言，这样类似的机构还是太少。
四、民资养老院设施仍需提高。由于民办养老业往往要求不少投资者倾尽所有，甚至是巨额贷款兴办的。为了生存，可能一般服务质量维持较好的水准，但在资金上的限制仍使得私营的养老机构往往条件比不上国营。为了发展，“收费较低”成为“入住率”唯一保障。可这样的恶性循环则进一步遏制了民营养老院提升服务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