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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问题驱动，专业阅读，专业素养，康有为，性格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3-0047-11
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活动。中学历史教师的专业阅读是提升其专业胜任力的关键，更是中学历史教师精神成长的重要历程，是对历史问题理解、领悟，在阅读中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的过程。
中学历史教师为什么一定要专业阅读？“历史课不是工具性课程。……非工具性的历史课都强调自身的专业性，且这个专业性首先源于历史学。因此，基础教育中历史教学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如果缺少历史学、历史学家的深度介入，就都难有高度，难以成熟，中外历史教育概不例外”。①要历史学家时时指导自己的方法唯有阅读他们的著作。为什么历史教师要持续不断进行专业阅读？因为“那些被遮蔽了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一旦被偶然发现或钩沉，同时加以重新考证与研究，并与此前的史实互文参照、互相印证，在如此融合的更为宏阔的视野中，相关的历史将更具其质感，更显其肌理，同时也彰显其自身本已丰饶而泓深的底蕴，因而再度激发人们对于诸多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反思与探讨，从而构筑起颇具历史张力感的想象空间。此乃史学研究的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②因此，“提高历史教师的史学素养，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要重视和加强史学阅读，努力做到密切关注史学的最新发展，广泛汲取史学研究成果，及时了解史学界关于相关历史教学内容的新观点、新论述、新材料，基于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将史学研究成果、优质史学资源与历史教学进行深度融合。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说，恰恰是目前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和历史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最欠缺的”。③随着新课程的推进，教师的专业素质已经成为改革能否继续深入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布莱克曼（blakeman）曾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下过一个定义：“不论时代如何演变，不论是自发的还是受赞助的，教师始终都是持续的学习者，这种学习就是专业发展。然而，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有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学历史教师;怎样让自己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保持持续学习的动力？怎样使日常的教学行为也能成为专业发展的一部分？”④显然，中学历史教师的专业阅读不仅是从事历史教学本身的要求，也是当今呼唤教育良师、推进课程改革的时代要求。
但是，中学历史教师阅读的现状喜忧参半，笔者在2018年春节前对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163名骨干教师和专家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教龄以20年为分界线，1～19年的占52.76%，
20年以上的占47.24%，学校骨干55.21%，区县级以上的骨干专家占44.79%;认为专业阅读重要的44.79%，专业阅读有决定性意义的有39.88%;平时因为兴趣而专业阅读的占30.67%，因素养提升而阅读的占45.59%，因解决问题而专业阅读的人占23.74%。这些数据既反映了骨干教师通过专业阅读而成长的事实，同时笔者也发现专业阅读的动力因人而异，效果不一。由于目前各类轻阅读和学风的不良影响，也可推断出许多非历史骨干教师的实际情形，问题该当如何解决？
戴加平老师提出，“战略型阅读，主要指对我的人生前行方向、学术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原典研读或前沿研读”，“也指为了加深对某个专题或重要问题的认识而有计划地进行的系统与比较研读”，并“把应教学之急需，以找一些资料或搞清疑难问题为目的而突击阅读的方式称之为战术性阅读”，①主张历史教师应主动阅读。任世江老师读《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为大家阐述了外交决策博弈方式的新视角。②有人因看到《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一书，就去寻找“新”在哪里？果然把许多新史料和新认识与中学历史教学进行了结合。③有人觉得“《战争论》中的一些观点结合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对战争问题的认识”，而阅读《战争论》。④胡军哲老师因为“任世江主编在《历史教学》2007年第8期发表《求真、求实是历史教学的底线》一文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品读了葛剑雄教授的《历史学是什么》一书”，该文章在当时颇受好评。⑤李惠军老师面对唯物史观核心素养的争论而潜心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文章在当年好评如潮。以上典型事例即可知良师们如何倾心专业阅读、修炼自我。但反向思考，当下许多初中历史教师分担了学校的历史教学以外的大量工作，高中历史教师从高一到高三全身心应对校考、会考、高考，以上专业阅读的实际案例如何成为一般教师的常态呢？
给人启发的是，周靖老师主持的实训基地在2016年、2017年让学员分别阅读《国史大纲》《治史三书》，由高校学者设计问题，学员从中认领一个问题，结合史学本体和教学创意，在研读和思考的基础上，写成专题文章并进行交流，被专家叫好。沈为慧、陈伟壁老师鉴于一线教师在科技史教学中的问题，拜读江晓原教授《科学史十五讲》，之后渐觉“科学不再神秘，科学史教学也有路可寻”。⑥这些案例都是在问题驱动下，方向明确，任务清晰，以主动的姿态推进中学历史教师专业阅读，收效显著。
一般認为，中学历史教师并非专业历史学和专业教育学的研究者，但必须是教育教学问题的研究者。唯有解决一个又一个教育教学问题，才能把一点一滴的教育活动化为学生成长的真正营养。上好一节历史课固然与教法和学法有关，但决定因素是中学历史教师丰厚通达的专业历史素养。通过问题驱动积极进行专业阅读，是克服专业阅读种种障碍的好方法。例如，“康有为在近代中国是一位有很大影响的开创性历史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而争议最多的人物。正因为他敢为天下先，所以开创了近代维新变法的惊人事业;正因为对他的评价常随时局嬗变、思潮起伏而大异，所以在历史上最有学术的争鸣价值。康有为是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营垒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一位‘经世致用’论者;康有为又是一个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在学术上是一位‘西体中用’论者”，①我们需要不断借助史学成果审视其人其事，方有可能慢慢走进人物，走进那个时代。本文就以“康有为的性格葬送了戊戌变法？”释疑为例，谈谈如何通过问题驱动下的专业阅读，厘清历史问题，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性格是个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与之适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在康有为从事变法活动时期，他的弟子以及他的敌人都曾经议论过康有为的性格，有赞扬也有贬抑，但此并未进入中学历史教学视野。2011年上海历史高考卷出了这样一道题：
有人说：“康有为不是一个政治家，实是光绪皇帝以及全中国的不幸。假如康氏的谨慎能像他的热情那样，他也许能在十三年前展开维新，早就带来了‘未来的中国’。”这段话主要说明了
A.只有政治家才能带来“未来的中国”
B.康有为性格对维新运动的重要影响
C.康有为性格中的弱点与优点
D.改革家应兼具谨慎与热情的性格
A属于错误答案，B答案3分，C和D答案1分。题中的材料认为是康有为的性格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开展与失败！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学领域很少涉及历史人物性格、心理的探索分析，此题的出现，康有为的性格问题立即引起上海中学历史教师的关注，教师们在分析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中，开始更多地针对康有为性格，以心态与心理史、社会史、微观历史的一些新理念和新方法，大谈康有为的性格缺陷，甚至有学生感到戊戌变法就是一个笑话。康有为的性格与戊戌变法关系是中学历史教学的真问题，但需要进行研究分析，而不是巧言辩解迎合流行口味。为此，我开始搜寻学者的看法。
问题驱动伊始，我们首先要通过专业书籍阅读审视在历史学术研究中对此有哪些思考，这些思考与问题本身有哪些关系，以确定我们能从什么途径解决问题。学者袁伟时曾就学术界对康有为性格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观点作过总结：“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对康氏的指摘集中在这么几点：
（1）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冀图短期内“全变”。（2）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辞鼓动下，光绪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四面树敌。没有通过通盘筹划和妥善处置、耐心说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员面临被裁的威胁，一下子把众多官员推向反维新阵营。与此同时，因礼部主事上书受到压制，把该部主要官员全予革职，新旧矛盾激化。本已势孤力单的维新派陷于日益孤立的困境。（4）热衷于军事政治投机，没有切实做好基础工作。”②
学者邢超直接认为：“分析康有为的性格特征，人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具有自我迷信情结的人，自命不凡，一生如此。因为自我迷信，康有为的内心充满使命感，有理想、胆气、热情，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避艰险;也正是因为自我迷信，他性格偏于狂妄、偏激，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康有为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③与前文高考题目一样，他把康有为的性格与戊戌变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变革往往任重道远，而改革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道德水准，一定的人格力量，才能团结更多的支持者;改革者有过分的私心，或者品德上有瑕疵，必然会招致更多的反对者。只有具备人格力量，改革者才能负重，才能致远。”①
心理学资料表明，康有为属于激进型人格，“如果一个人在追求权力或优越目标时，以与他人为敌的方式呈现自我，并在表面上伤害他人，那他就属于激进性格;……激进性格如果过度发展，就会达到一种偏激状态，它使人看问题总是戴着有色眼镜，以偏概全，固执己见，钻牛角尖，对他人善意的规劝一概不予理会。它还会使人做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重名轻实，对他人的优点视而不见，却总是夸大自己的作用。而在决策过程中，激进性格者可导致思维的两极化，每当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时，会将问题简单化、单一化。这样的‘一根筋’做法，缺乏变通，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激进性格的最终结果就是自恋人格障碍，即当自我由于不能以正常方式满足成就动机，就会过度关注自我的外在评价，有时甚至会把是否得到他人的关注视为行动的唯一理由，并且经常沉浸在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中。”②但激进型人格可以是热情的、诚实的、善良的，还伴随着自尊、自信、自爱、自我完善，可以善待社会、集体和他人，可以有积极地求知欲和好奇心、有主动性和坚持性;有恒心和自制力、有灵活性和创新性;有注意力和想象力、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过度会有自卑和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缺乏恒心，自负和武断，急躁乃至暴躁。高考题目引出了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如何认识戊戌变法里康有为的激进性格？
随意阅读往往浅尝即止，为了解决问题的专业阅读就必须进行分析阅读，要咀嚼消化专业书籍，归纳、分析、演绎、对比、解决问题。康有为如何提出和宣扬自己的维新思想？一介书生康有为何以成为变法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发起维新和维新失败是其性格的产物吗？学者如何解读康有为？教师需要理清康有为的政治生涯、学术生涯与性格的关系。而此，只有通过分析阅读，寻找答案。
（一）少年大志的思想激进者
康有为人格形成与其少年大志有關。“少年的康有为之所以‘慷慨有远志’，不仅是因为有曾国藩、骆秉章等人作为榜样……自己的祖父是举人，家族中又有人出任巡抚级高官，康有为的家族可以说是名门望族。……因为没有来自父亲的严格约束，加上自己聪颖好学，才华卓然，少年的康有为自视很高，俨然是一个狂人。12岁时，他被人呼为‘神童’，而他本人常常自比为古代的南轩、苏轼、六祖大师、丘处机，甚至是孔圣人。少年的康有为是狂放不羁的，也正是因为他狂傲，乡里人戏称他‘圣人为’。”③自视甚高的康有为却两次乡试未中，转而读顾炎武等人的书，怀疑传统文化;结交京官，了解官场人才和政治风气;购买新书，大量攻读西方自然科学书籍;游走于上海、香港，广开视野;关注中法战争，羡慕资本主义制度，痛斥列强侵略;开始构建自己的思想大厦，寻找“公理”“实理”。他提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要建立“平等公同”的世界，就必须学习外国，发动维新。早期的康有为希望有周公这样的人辅佐帝王，他想通过参加科考、结交官宦和上书直达天庭，这并不能说明康有为性格过分激进，只是有自负的性格因素。 （二）锐意进取的思想激进者
康有为在当时暴得大名是作为一个思想者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有人认为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形成很大程度是性格影响下的结果。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改革失败，改革理想受挫。“他满怀不得志的失落离开北京，并且写下《出都》记述当时的心情，诗的最后一句‘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写的是康有为面对朝堂不能入内的无奈和无力”，④回到广州更感“已净万缘随念尽，更无一法与人言”。1890年春，在广州广雅书院遇见经学家廖平，廖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辟刘篇》《知圣篇》送康有为，康有为受到很大震动，在此后的“五年里，他不但读了大量的书籍，并且把自己的平生所学融会贯通，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①康氏几年间出版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维新思想完全形成。“《新学伪经考》……攻击‘新学’、指斥‘伪经’旨在动摇和破坏封建守旧派的‘恪守祖训’的观念，打击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因而它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不是单纯的‘辨伪专著’，而是披着‘经学’外衣进行‘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一个理论工具”。②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康南海先生传》中写道：“在这段时间里，老师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有时打坐，有时行走，独自修炼。后来，他感觉自己就像佛祖一样修成了正果，从菩提树下站起来，耸立于天地之间而唯我独尊。老师一生的學力实在是于此时形成的。一番修炼之后，老师的内心充满使命感，像是从佛祖那里得到了出世的旨意，要像圣人一样浩然出世。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③此时的康有为变法思想基本完善：其一，辩证提出如何对待西方。其二，正式提出托古改制的思想理论。其三，刻画学习俄、日以定国是的变革模板。“在民族危机严重、清朝封建统治腐朽的情势下，康有为学习西方，又借用儒家学说。早先，他曾希望由‘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辅佐光绪，革旧图新;也渴望能有如《周礼》其书者颁行天下，言教通治。然而，通过第一次上书的实践，使他觉察到要维新、要变法，就要有一套维新变法的理论;要创造一套维新变法的理论，单用西方的不行，单讲新的也不行，在封建思想笼罩下的中国，还须从旧的儒家经学中找寻依据，制造舆论。这样，他终于选中了称‘变’、讲‘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重新塑造孔子的偶像，把孔子视作‘制法之王’，乔装打扮，拼命神化，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装了的孔子的神，为他变法维新事业服务。”④“由于长期沉浸其中的传统的学术、思想、生活的怀疑和不满足，经过对人生意义的彷徨苦闷和‘无所依归’，最后终于转到讲求西学，‘以经营天下为志’，这种思想的巨大波动和变化，并不能单纯地看做偶然的个人主观现象，实际上它不正清晰地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么？旧的一套已无法应付新局面，生活要求新思想的诞生，人们不能不对那些神圣的经典产生‘究复何用’的狐疑了，在传统重压下的士大夫知识青年也不能不逐渐觉醒、彷徨苦闷、‘求道心切’，来开始寻求新的出路，踏入了对人生和真理的探索和追求中。康有为这种探索和追求，在中法战争猛烈刺激的催生下，终于达到了一个质变点，在80年代中开始产生了自己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生的概括的观点和看法，康有为的基本哲学观点诞生了。”⑤“他们是那样欢欣和坚信地去迎接第一次打开在他们面前的新奇而雄伟的科学图画。这些真理的追求者，以难以仿效的天真和热情，急急地来把它们一知半解的科学见闻糅杂在自己的思想里。因此，来不及作任何真正地了解和融会，在他们哲学自然观上，就出现了一张为他们的空想和幻觉所添增的荒唐的科学漫画。……对科学发展、对它的无限的认识威力的孩童式的欢乐和拼命的吸取、接受。”⑥在民族危难、近代化潮流相互激荡的洪流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康有为：一个为国解困、狂放不羁和激烈反叛的时代先行者，一个跨在中西新旧十字路口的激进性格的思想者。
（三）有些自我迷信的矛盾人
从康有为思想形成过程里也看到其激进性格的另一面。“从学术上讲，《新学伪经考》是有很多漏洞和瑕疵的，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无法获得坚实的支撑。曾经协助康有为写作此书的梁启超后来指出：‘《新学伪经考》宣称《史记》《楚辞》遭到刘歆篡改，刘歆擅自掺入的材料达数十条之多;宣称后来出土的钟鼎彝器都是刘歆私自铸造的，然后埋到地下以欺骗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康有为因为贪多、好异的缘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犯了科学家的大忌，此其所短也。’”①梁启超曾明确指出：“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②梁启超的这段话不但说明《新学伪经考》存在许多漏洞，而且深刻地指出了康有为思想性格及行事方式上的弱点。另外，经学家廖平指责康有为剽窃了自己的思想，形成后来学术上的一个争议问题。康有为自语：“‘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从此，康有为的思想的确没有再进一步。”③一方面塑造改制孔子，另一方面又以东方耶稣自居，自负、固执，不大尊重他人的想法。“康有为思想性格及行事方式上的弱点：凡事‘必欲强之从我’，常常不能顾及正确的理念，不能顾及客观事实，不能采取正确的方式;正是因为如此，康有为自成一体，崛起一时;也正因为如此，康有为所取得的成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难以在长时间内获得支持，频遇挫折。”④康有为激进性格的瑕疵显而易见。
（四）积极推动变革的爱国者
放眼康有为的青年时代，如果仅仅因性格而忽视那个时代对康有为变法思想形成的影响则恰恰是有问题的。康有为“思想体系的全面构成和完全成熟，是在1885—1893年期间……这个发展过程是当时先进人物在封建主义正统体系中挣扎苦斗而还不能完全蜕脱出来的过程，它满身带上了新陈交错、半生不熟的斑痕，却具有着很大的时代、阶级的代表性。”“康有为的著作之所以……影响远为巨大，主要也就是因为康氏已完全自觉地将自己这种学术研究活动与其现实的变法主张和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其学术论断含有十分直接、鲜明、尖锐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意义的原故。”⑤“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由于《新学伪经考》不是单纯学术著作，因而当时对该书的反对和责难，就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反映不同集团、不同阶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所以“在学术上和康有为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却在政治上对康有为表示了同情”。反对派“对《新学伪经考》的攻击，是新旧思想的斗争，是封建顽固势力向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派的反扑，这是一场政治斗争”。⑥是中法战争、《马关条约》把他推向历史前台。“处在一个空前的变异动荡的年代里，处在社会政治斗争十分急剧的舞台中，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根本来不及构造出一些具有比较完备系统的理论体系。迫切等待和迎接着他们的是现实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思想只得跟着瞬息万变的社会局势和随时得来的科学知识而矛盾错杂地弯弯曲曲地向前发展着或倒退着。”⑦“康有为是政治家、思想家，而不是经师。如果单纯从经籍传授得失、经学派别异同来看，就不能剖析其症结所在。”⑧显然，即使说康有为的性格有缺陷，那也是伴随着19世纪中后期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家国观塑造的结果，康有为巧妙利用了当时社会风尚变化提出变法思想，推动戊戌变法政治运动到来，性格服从于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对一个变革家提出的命题。 至此，通过分析阅读，我们已经了解康有为的政治生命理路是认知康有为的根本因素，其学术生命和自然人性格只有透过其政治追求才可以真正理解，在分析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建立了与学者著作之间的对话理解系统，在主旨阐述、关键论述、序言导读等方面相互联系、归纳、比较和分析，经过分析阅读，解决问题。但同时会想到：康有为活动与社会是非常清晰简洁的关联吗？那就继续自己的专业阅读——主题阅读。
如何把一次问题解决的过程上升为一生必备的素养，煅冶生命价值，培育人生精神，那就还需要在此基础上的升华反思，扩大战果，把专业阅读提升到主题阅读。对专业书籍里有关康有为的典型论证进行主题式反思升华，有助于把已经获得的知识能力上升为教师素养。
康有为走向时代巅峰是因为戊戌变法，但骤然高潮，陡然喋血，让人唏嘘。康有为对戊戌变法的悲剧负有怎样的责任？康有为的性格影响了哪些方面？历史悲剧何以造就？历史悲剧价值几何？如何看待顺风顺水又戛然而止的悲剧？
（一）康有为是无视社会遽变的改革领袖
纵观甲午战争后的三年，并非康有为掀起了变法活动，而是在一系列变法活动中，康有为将活动变为运动，显露出其维新领袖的特质。但是造就变法领袖的诸多有利因素恰恰被领袖所忽视。
甲午战争后的清王朝内部以及当时社会已然出现变革形势。首先，“从1895年到1898年的四年中，全国各省新开设的资本万两以上的场矿共62家，资本总额1246.5万两白银，远远超过甲午前20余年的总数。从增长速度看，平均每年设厂数超过甲午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资额则超过15.5倍。”①在新经济增长的同时，“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1894—1913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长。……在文化教育领域，90种报刊破土而出，并出现了举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大体说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政治体制（如带国会雏形的开懋勤殿、准各级官员和百姓给朝廷上书）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朝廷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主流文化正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变化”。②大体如下（见表1）：③
在中央政府多有新举的形势下，一些封疆大吏如荣禄、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在地方上兴办了大量学习西方的实业，这样的局面促使康有为盛名远著。但康有为无视甲午战争以来迅速升温的学习西方活动，无视西学已经成为显学的现实，无视太后与光绪帝合作的体制结构和原有社会机制、积习，无视光绪帝个人既无实权又无魄力的现状，无视社会潮流给予的机会和有利条件，无视轻率加速历史车轮会带来的倾覆风险，刻意追求自己担纲帝王师的快速变法，梦想把光绪帝塑造为乾纲独断如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那样的一代雄主，使山河速变。历史给出了无情地回答！客观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值得深思。
（二）康有为是促成变法高潮到政变的关键人物
“‘胶州湾’事件的爆发，清帝国再次受到强烈的撞击，面临被瓜分的危急形势。这在客观上给康有为走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①面对严重危机，光绪帝和总理衙门一筹莫展，在康有为激进性言行影响之下，光绪帝跃跃欲试，决心变法，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康有为也走向风口浪尖。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讠斤去世……令皇帝与太后之间的距离更近了……光绪帝在眼前哭泣……她对皇帝说：‘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你干吧，我不会干涉你的。’当时颐和园的气氛大体如此。”②在戊戌变法期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太后支持光绪帝实施变法，并且支持的力度还蛮大。按照当时清廷的制度，光绪帝重要的政治决策都要经过慈禧太后的允许才能实行。光绪帝颁发谕旨，废止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开设学堂、建立专卖制度、设立农工商总局、开设商务局，等等，都是经过慈禧太后同意的。尤其是8月29日，光绪帝裁撤詹事府等中央部門以及湖北巡抚等机构及官职，慈禧太后当天予以批准。9月4日，光绪帝罢免6名礼部堂官任用新人，两天后向慈禧太后报告，慈禧太后也允准此事，变法活动变为变法运动，可是变法如何演变为政变？
显然，太后与光绪帝的合作使变法有所进展，然而康有为不断鼓励光绪帝乾纲独断，不仅不奉旨离京赴沪主办《时务报》，还尽力鼓动光绪帝设立懋勤殿使自己迅速进入权力中枢，并开始进行“围园杀后”计划，使形势风云突变（见表2）：③
由上观之，刺激慈禧太后决心政变至少有两个因素：开设懋勤殿和聘请伊藤博文等外国人。而刺激康有为策反袁世凯决心政变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慈禧太后拒绝设立懋勤殿，一个是光绪帝的密旨。“康有为认为：‘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这种偏激思维极大地误导了光绪皇帝，使之过分相信自己的皇威，在变法中不分轻重缓急，而是冒进改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不仅在宪法制度上力求速变，还在服式、发式、纪元等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上力求突变。结果欲速而不达，逼得保守派疯狂反扑。”①“康有为等人思想深处崇尚强权、暴力，这是专制社会价值理念在人们思想深处的投射。”这与慈禧太后思想文化渊源有类似之处，“康有为单纯地认为，只要光绪帝‘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则可‘一日之间，风云俱变’。他甚至拍着胸脯放言，只要中国效仿日本维新，定能‘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②这样的想法显然是康有为激进性人格造成的，“变法维新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众大臣只有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变法维新的理念，才能在行动上心甘情愿地加以实施。而这岂能是‘一日之间，风云俱变’的事？！更可怕的是，光绪帝当时虽贵为天子，却根本没有实力抗衡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而中国的现状也与明治维新的日本有着天壤之别。”③康有为无视客观现实，一意孤行对大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百日维新”发生前，康有为根本不顾及社会的新变化：清王朝上下已经形成变革共识的官僚阶层;社会上实业救国推进改革的呼声强烈;清政府已度过《马关条约》签订带来的严重危机，仍然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百日维新”开始后，康氏“举措激进，言辞激烈，没有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而使一些最初支持或同情维新的朝臣大吏改变了原有的立场。”④翁同龢被开缺;孙家鼐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中与康有为产生严重罅隙;张之洞为《时务报》控制权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康氏还与同乡许应骙、陈宝箴等几近为敌;变法开始就与荣禄为敌;策反袁世凯实际上把袁推向守旧派一边;开懋勤殿最后与慈禧太后彻底为敌;康有为更不能与广大人民结盟推进改革。不仅如此，为缓和局面从长远计，光绪帝命康有为赴上海接办《时务报》以待新机，康有为执意拖延，积极策划军事政变，最终令时局恶化无法挽回。以上种种都能表明康有为的性格确实是戊戌变法致败的因子之一，把近代化的戊戌变法演变为古代社会争夺权力的军事政变。“史学界一向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三大症结：一是变革操之过急……二是没有积极争取慈禧太后的支持……三是关键时刻错用袁世凯……这三大失误的形成，都与变法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做出了一系列错误决定有关。”⑤显然，与其说这些变法策略是性格造成，还不如说是康有为的改革家特征与当时情势所迫而造就，我们几乎都愿意有“历史之同情”，这情感当感受至深！ （三）康有为是艰难时代的变革先行者
自胶州湾事件发生后，面对西方列强虎狼相逼，总理衙门与光绪帝的窘迫、无助、焦躁无可言状。在此形势下的康有为选择进一步推进改革，从时局和情理上应该可以理解。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官职改革，而康有为主张增新，施行新人新办法，岑春煊建议裁撤冗员冗署，光绪帝采纳岑春煊的建议，也没有实施安置裁撤官员的补救措施，从而导致严重危机。策反袁世凯“围园杀后”也是因光绪帝密诏。“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政治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⑥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⑦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⑧退一步讲，慈禧太后可以争取吗？“这个慈禧在发动政变后虽然在‘实事求是’的口号声中仍然准许学习西方的‘实学’——科学技术，批准把部分书院改为西式学堂，在经济领域继续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主动开放一些口岸，但是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不准集会结社，不准一般官员和老百姓上书，不准改革科举考试办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发专制主义淫威。……这既有社会制度性的原因，又有个性因素。前者是决定性的，但必然与偶然交错，非常复杂。慈禧不是孤立的个人，她是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①专制制度长久缺乏挑战丧失内在动力，文化制度陈陈相因丧失内在活力，因此，“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剧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改革。甚至连被动的变革都会被拒绝，如戊戌维新的被镇压。”②维新派康有为就更顯可贵。
即使在性格方面，康有为“自负、偏执、狂热、强烈要求社会变革，这种鲜明的自身特质恰好代表当时整个社会的诉求，康有为就成为一种符号，迅速为社会所关注。因为偏执，康有为有着常人没有的热情、胆气，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舍身奋斗。他有常人没有的活动能量：按照自己的理念教书授徒，建立康门;上下活动，利用各种关系结交权贵;不惧社会抨击，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敢为人先，策动联省公车上书;勇猛精进，不断上书朝廷，主张变法”。③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康有为就没有戊戌变法。当然历史最吊诡的是，康有为成为先行者的因子恰恰是自身追求致败的因子，一方面，康有为一人承担了多种角色：改革思想的研究阐发者，改革组织的创建者，改革舆论的制造者，改革方略的制定者，接近高官的联络者，改革法令的起草者，这使得顽固派能把矛头集中对准康有为一个人，也反映了维新派的实力，不失败也不可能。另一方面，“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愚昧。……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政治家，没有想到改革的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④“如果单论康有为戊戌年间的行为逻辑，乖张之处，比比皆是，难以理解，但将康有为性格置之那个巨变的时代，他有意无意间与时代潮流的接轨，才是理解他的行为逻辑的关键。”⑤“决策学上有一条原则，就是“做对事，并把它做对。康有为的悲剧在于：他虽然做了正确的事，却没有能把它做对。”⑥由上观之，并非性格决定命运，而是时代风云的色泽强度、康有为的政治追求决定了变革家康有为的人生。
有人会问：康有为不能有别的选择？如果19世纪末的中国舞台就是给那些救国于水火的壮志男儿所准备的，而尚具有很大合法性的清王朝有致命缺陷，那么，康有为就只有以失败谢幕，以悲剧书写历史，以悲壮成就历史之美，因为有这些人，中华民族的历史才是连续、完整、精彩、有力量的，他们为了中华振兴梦以磅礴豪情与重拾旧山河的决心去冲决罗网，体现的是一代理想主义者与残酷现实的严重冲突，“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是错综复杂的，与其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抉剔爬梳、去芜存菁、抽丝剥茧、见微知著，考验着每一个从事历史研究与学习的人”。⑦离开19世纪末的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单纯瞄准其性格甚至是性格瑕疵，显然是猎奇而不是中学历史教学。“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其实，历史悲剧往往是先进人物的内心理想追求在现实社会的剧烈撞击下的粉碎，在一个团体、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中掀起情感的狂风巨浪而写就，这样的悲剧被深深地铭刻在历史与文化的基因里，给后人以更加深刻的精神文化力量。人类演绎悲剧的过程也是追求进步的过程。基于主题阅读的深度反思是人性精神、文化哲理的唤醒和升华。
问题驱动，分析阅读，主题阅读可以从速成就中学历史教师的成长，“如果你的目的是想变成一个更好的阅读者，你就不能摸到任何书或文章都读。……你必须能操纵超越你能力的书……超越你头脑的书”。②这样的阅读孕育历史智慧，提升人生境界，增添职业幸福感。生有涯，教育的意义却长于自己的生命，所以教师读书应当是有意为之：人类的历史说到底给予后人的是精神的力量和文化的营养，中学历史教师应通过专业阅读使自己精神境界与专业素养足以胜任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做一名真正站立起来的良师。
【作者简介】付文治，中学历史特级教师，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3-0047-11
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活动。中学历史教师的专业阅读是提升其专业胜任力的关键，更是中学历史教师精神成长的重要历程，是对历史问题理解、领悟，在阅读中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的过程。
中学历史教师为什么一定要专业阅读？“历史课不是工具性课程。……非工具性的历史课都强调自身的专业性，且这个专业性首先源于历史学。因此，基础教育中历史教学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如果缺少历史学、历史学家的深度介入，就都难有高度，难以成熟，中外历史教育概不例外”。①要历史学家时时指导自己的方法唯有阅读他们的著作。为什么历史教师要持续不断进行专业阅读？因为“那些被遮蔽了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一旦被偶然发现或钩沉，同时加以重新考证与研究，并与此前的史实互文参照、互相印证，在如此融合的更为宏阔的视野中，相关的历史将更具其质感，更显其肌理，同时也彰显其自身本已丰饶而泓深的底蕴，因而再度激发人们对于诸多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反思与探讨，从而构筑起颇具历史张力感的想象空间。此乃史学研究的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②因此，“提高历史教师的史学素养，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要重视和加强史学阅读，努力做到密切关注史学的最新发展，广泛汲取史学研究成果，及时了解史学界关于相关历史教学内容的新观点、新论述、新材料，基于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将史学研究成果、优质史学资源与历史教学进行深度融合。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说，恰恰是目前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和历史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最欠缺的”。③随着新课程的推进，教师的专业素质已经成为改革能否继续深入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布莱克曼（blakeman）曾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下过一个定义：“不论时代如何演变，不论是自发的还是受赞助的，教师始终都是持续的学习者，这种学习就是专业发展。然而，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有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学历史教师;怎样让自己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保持持续学习的动力？怎样使日常的教学行为也能成为专业发展的一部分？”④显然，中学历史教师的专业阅读不仅是从事历史教学本身的要求，也是当今呼唤教育良师、推进课程改革的时代要求。
但是，中学历史教师阅读的现状喜忧参半，笔者在2018年春节前对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163名骨干教师和专家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教龄以20年为分界线，1～19年的占52.76%，
20年以上的占47.24%，学校骨干55.21%，区县级以上的骨干专家占44.79%;认为专业阅读重要的44.79%，专业阅读有决定性意义的有39.88%;平时因为兴趣而专业阅读的占30.67%，因素养提升而阅读的占45.59%，因解决问题而专业阅读的人占23.74%。这些数据既反映了骨干教师通过专业阅读而成长的事实，同时笔者也发现专业阅读的动力因人而异，效果不一。由于目前各类轻阅读和学风的不良影响，也可推断出许多非历史骨干教师的实际情形，问题该当如何解决？
戴加平老师提出，“战略型阅读，主要指对我的人生前行方向、学术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原典研读或前沿研读”，“也指为了加深对某个专题或重要问题的认识而有计划地进行的系统与比较研读”，并“把应教学之急需，以找一些资料或搞清疑难问题为目的而突击阅读的方式称之为战术性阅读”，①主张历史教师应主动阅读。任世江老师读《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为大家阐述了外交决策博弈方式的新视角。②有人因看到《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一书，就去寻找“新”在哪里？果然把许多新史料和新认识与中学历史教学进行了结合。③有人觉得“《战争论》中的一些观点结合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对战争问题的认识”，而阅读《战争论》。④胡军哲老师因为“任世江主编在《历史教学》2007年第8期发表《求真、求实是历史教学的底线》一文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品读了葛剑雄教授的《历史学是什么》一书”，该文章在当时颇受好评。⑤李惠军老师面对唯物史观核心素养的争论而潜心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文章在当年好评如潮。以上典型事例即可知良师们如何倾心专业阅读、修炼自我。但反向思考，当下许多初中历史教师分担了学校的历史教学以外的大量工作，高中历史教师从高一到高三全身心应对校考、会考、高考，以上专业阅读的实际案例如何成为一般教师的常态呢？
给人启发的是，周靖老师主持的实训基地在2016年、2017年让学员分别阅读《国史大纲》《治史三书》，由高校学者设计问题，学员从中认领一个问题，结合史学本体和教学创意，在研读和思考的基础上，写成专题文章并进行交流，被专家叫好。沈为慧、陈伟壁老师鉴于一线教师在科技史教学中的问题，拜读江晓原教授《科学史十五讲》，之后渐觉“科学不再神秘，科学史教学也有路可寻”。⑥这些案例都是在问题驱动下，方向明确，任务清晰，以主动的姿态推进中学历史教师专业阅读，收效显著。
一般認为，中学历史教师并非专业历史学和专业教育学的研究者，但必须是教育教学问题的研究者。唯有解决一个又一个教育教学问题，才能把一点一滴的教育活动化为学生成长的真正营养。上好一节历史课固然与教法和学法有关，但决定因素是中学历史教师丰厚通达的专业历史素养。通过问题驱动积极进行专业阅读，是克服专业阅读种种障碍的好方法。例如，“康有为在近代中国是一位有很大影响的开创性历史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而争议最多的人物。正因为他敢为天下先，所以开创了近代维新变法的惊人事业;正因为对他的评价常随时局嬗变、思潮起伏而大异，所以在历史上最有学术的争鸣价值。康有为是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营垒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一位‘经世致用’论者;康有为又是一个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在学术上是一位‘西体中用’论者”，①我们需要不断借助史学成果审视其人其事，方有可能慢慢走进人物，走进那个时代。本文就以“康有为的性格葬送了戊戌变法？”释疑为例，谈谈如何通过问题驱动下的专业阅读，厘清历史问题，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性格是个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与之适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在康有为从事变法活动时期，他的弟子以及他的敌人都曾经议论过康有为的性格，有赞扬也有贬抑，但此并未进入中学历史教学视野。2011年上海历史高考卷出了这样一道题：
有人说：“康有为不是一个政治家，实是光绪皇帝以及全中国的不幸。假如康氏的谨慎能像他的热情那样，他也许能在十三年前展开维新，早就带来了‘未来的中国’。”这段话主要说明了
A.只有政治家才能带来“未来的中国”
B.康有为性格对维新运动的重要影响
C.康有为性格中的弱点与优点
D.改革家应兼具谨慎与热情的性格
A属于错误答案，B答案3分，C和D答案1分。题中的材料认为是康有为的性格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开展与失败！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学领域很少涉及历史人物性格、心理的探索分析，此题的出现，康有为的性格问题立即引起上海中学历史教师的关注，教师们在分析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中，开始更多地针对康有为性格，以心态与心理史、社会史、微观历史的一些新理念和新方法，大谈康有为的性格缺陷，甚至有学生感到戊戌变法就是一个笑话。康有为的性格与戊戌变法关系是中学历史教学的真问题，但需要进行研究分析，而不是巧言辩解迎合流行口味。为此，我开始搜寻学者的看法。
问题驱动伊始，我们首先要通过专业书籍阅读审视在历史学术研究中对此有哪些思考，这些思考与问题本身有哪些关系，以确定我们能从什么途径解决问题。学者袁伟时曾就学术界对康有为性格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观点作过总结：“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对康氏的指摘集中在这么几点：
（1）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冀图短期内“全变”。（2）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辞鼓动下，光绪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四面树敌。没有通过通盘筹划和妥善处置、耐心说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员面临被裁的威胁，一下子把众多官员推向反维新阵营。与此同时，因礼部主事上书受到压制，把该部主要官员全予革职，新旧矛盾激化。本已势孤力单的维新派陷于日益孤立的困境。（4）热衷于军事政治投机，没有切实做好基础工作。”②
学者邢超直接认为：“分析康有为的性格特征，人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具有自我迷信情结的人，自命不凡，一生如此。因为自我迷信，康有为的内心充满使命感，有理想、胆气、热情，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避艰险;也正是因为自我迷信，他性格偏于狂妄、偏激，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康有为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③与前文高考题目一样，他把康有为的性格与戊戌变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变革往往任重道远，而改革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道德水准，一定的人格力量，才能团结更多的支持者;改革者有过分的私心，或者品德上有瑕疵，必然会招致更多的反对者。只有具备人格力量，改革者才能负重，才能致远。”①
心理学资料表明，康有为属于激进型人格，“如果一个人在追求权力或优越目标时，以与他人为敌的方式呈现自我，并在表面上伤害他人，那他就属于激进性格;……激进性格如果过度发展，就会达到一种偏激状态，它使人看问题总是戴着有色眼镜，以偏概全，固执己见，钻牛角尖，对他人善意的规劝一概不予理会。它还会使人做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重名轻实，对他人的优点视而不见，却总是夸大自己的作用。而在决策过程中，激进性格者可导致思维的两极化，每当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时，会将问题简单化、单一化。这样的‘一根筋’做法，缺乏变通，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激进性格的最终结果就是自恋人格障碍，即当自我由于不能以正常方式满足成就动机，就会过度关注自我的外在评价，有时甚至会把是否得到他人的关注视为行动的唯一理由，并且经常沉浸在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中。”②但激进型人格可以是热情的、诚实的、善良的，还伴随着自尊、自信、自爱、自我完善，可以善待社会、集体和他人，可以有积极地求知欲和好奇心、有主动性和坚持性;有恒心和自制力、有灵活性和创新性;有注意力和想象力、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过度会有自卑和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缺乏恒心，自负和武断，急躁乃至暴躁。高考题目引出了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如何认识戊戌变法里康有为的激进性格？
随意阅读往往浅尝即止，为了解决问题的专业阅读就必须进行分析阅读，要咀嚼消化专业书籍，归纳、分析、演绎、对比、解决问题。康有为如何提出和宣扬自己的维新思想？一介书生康有为何以成为变法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发起维新和维新失败是其性格的产物吗？学者如何解读康有为？教师需要理清康有为的政治生涯、学术生涯与性格的关系。而此，只有通过分析阅读，寻找答案。
（一）少年大志的思想激进者
康有为人格形成与其少年大志有關。“少年的康有为之所以‘慷慨有远志’，不仅是因为有曾国藩、骆秉章等人作为榜样……自己的祖父是举人，家族中又有人出任巡抚级高官，康有为的家族可以说是名门望族。……因为没有来自父亲的严格约束，加上自己聪颖好学，才华卓然，少年的康有为自视很高，俨然是一个狂人。12岁时，他被人呼为‘神童’，而他本人常常自比为古代的南轩、苏轼、六祖大师、丘处机，甚至是孔圣人。少年的康有为是狂放不羁的，也正是因为他狂傲，乡里人戏称他‘圣人为’。”③自视甚高的康有为却两次乡试未中，转而读顾炎武等人的书，怀疑传统文化;结交京官，了解官场人才和政治风气;购买新书，大量攻读西方自然科学书籍;游走于上海、香港，广开视野;关注中法战争，羡慕资本主义制度，痛斥列强侵略;开始构建自己的思想大厦，寻找“公理”“实理”。他提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要建立“平等公同”的世界，就必须学习外国，发动维新。早期的康有为希望有周公这样的人辅佐帝王，他想通过参加科考、结交官宦和上书直达天庭，这并不能说明康有为性格过分激进，只是有自负的性格因素。 （二）锐意进取的思想激进者
康有为在当时暴得大名是作为一个思想者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有人认为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形成很大程度是性格影响下的结果。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改革失败，改革理想受挫。“他满怀不得志的失落离开北京，并且写下《出都》记述当时的心情，诗的最后一句‘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写的是康有为面对朝堂不能入内的无奈和无力”，④回到广州更感“已净万缘随念尽，更无一法与人言”。1890年春，在广州广雅书院遇见经学家廖平，廖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辟刘篇》《知圣篇》送康有为，康有为受到很大震动，在此后的“五年里，他不但读了大量的书籍，并且把自己的平生所学融会贯通，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①康氏几年间出版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维新思想完全形成。“《新学伪经考》……攻击‘新学’、指斥‘伪经’旨在动摇和破坏封建守旧派的‘恪守祖训’的观念，打击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因而它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不是单纯的‘辨伪专著’，而是披着‘经学’外衣进行‘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一个理论工具”。②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康南海先生传》中写道：“在这段时间里，老师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有时打坐，有时行走，独自修炼。后来，他感觉自己就像佛祖一样修成了正果，从菩提树下站起来，耸立于天地之间而唯我独尊。老师一生的學力实在是于此时形成的。一番修炼之后，老师的内心充满使命感，像是从佛祖那里得到了出世的旨意，要像圣人一样浩然出世。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③此时的康有为变法思想基本完善：其一，辩证提出如何对待西方。其二，正式提出托古改制的思想理论。其三，刻画学习俄、日以定国是的变革模板。“在民族危机严重、清朝封建统治腐朽的情势下，康有为学习西方，又借用儒家学说。早先，他曾希望由‘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辅佐光绪，革旧图新;也渴望能有如《周礼》其书者颁行天下，言教通治。然而，通过第一次上书的实践，使他觉察到要维新、要变法，就要有一套维新变法的理论;要创造一套维新变法的理论，单用西方的不行，单讲新的也不行，在封建思想笼罩下的中国，还须从旧的儒家经学中找寻依据，制造舆论。这样，他终于选中了称‘变’、讲‘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重新塑造孔子的偶像，把孔子视作‘制法之王’，乔装打扮，拼命神化，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装了的孔子的神，为他变法维新事业服务。”④“由于长期沉浸其中的传统的学术、思想、生活的怀疑和不满足，经过对人生意义的彷徨苦闷和‘无所依归’，最后终于转到讲求西学，‘以经营天下为志’，这种思想的巨大波动和变化，并不能单纯地看做偶然的个人主观现象，实际上它不正清晰地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么？旧的一套已无法应付新局面，生活要求新思想的诞生，人们不能不对那些神圣的经典产生‘究复何用’的狐疑了，在传统重压下的士大夫知识青年也不能不逐渐觉醒、彷徨苦闷、‘求道心切’，来开始寻求新的出路，踏入了对人生和真理的探索和追求中。康有为这种探索和追求，在中法战争猛烈刺激的催生下，终于达到了一个质变点，在80年代中开始产生了自己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生的概括的观点和看法，康有为的基本哲学观点诞生了。”⑤“他们是那样欢欣和坚信地去迎接第一次打开在他们面前的新奇而雄伟的科学图画。这些真理的追求者，以难以仿效的天真和热情，急急地来把它们一知半解的科学见闻糅杂在自己的思想里。因此，来不及作任何真正地了解和融会，在他们哲学自然观上，就出现了一张为他们的空想和幻觉所添增的荒唐的科学漫画。……对科学发展、对它的无限的认识威力的孩童式的欢乐和拼命的吸取、接受。”⑥在民族危难、近代化潮流相互激荡的洪流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康有为：一个为国解困、狂放不羁和激烈反叛的时代先行者，一个跨在中西新旧十字路口的激进性格的思想者。
（三）有些自我迷信的矛盾人
从康有为思想形成过程里也看到其激进性格的另一面。“从学术上讲，《新学伪经考》是有很多漏洞和瑕疵的，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无法获得坚实的支撑。曾经协助康有为写作此书的梁启超后来指出：‘《新学伪经考》宣称《史记》《楚辞》遭到刘歆篡改，刘歆擅自掺入的材料达数十条之多;宣称后来出土的钟鼎彝器都是刘歆私自铸造的，然后埋到地下以欺骗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康有为因为贪多、好异的缘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犯了科学家的大忌，此其所短也。’”①梁启超曾明确指出：“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②梁启超的这段话不但说明《新学伪经考》存在许多漏洞，而且深刻地指出了康有为思想性格及行事方式上的弱点。另外，经学家廖平指责康有为剽窃了自己的思想，形成后来学术上的一个争议问题。康有为自语：“‘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从此，康有为的思想的确没有再进一步。”③一方面塑造改制孔子，另一方面又以东方耶稣自居，自负、固执，不大尊重他人的想法。“康有为思想性格及行事方式上的弱点：凡事‘必欲强之从我’，常常不能顾及正确的理念，不能顾及客观事实，不能采取正确的方式;正是因为如此，康有为自成一体，崛起一时;也正因为如此，康有为所取得的成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难以在长时间内获得支持，频遇挫折。”④康有为激进性格的瑕疵显而易见。
（四）积极推动变革的爱国者
放眼康有为的青年时代，如果仅仅因性格而忽视那个时代对康有为变法思想形成的影响则恰恰是有问题的。康有为“思想体系的全面构成和完全成熟，是在1885—1893年期间……这个发展过程是当时先进人物在封建主义正统体系中挣扎苦斗而还不能完全蜕脱出来的过程，它满身带上了新陈交错、半生不熟的斑痕，却具有着很大的时代、阶级的代表性。”“康有为的著作之所以……影响远为巨大，主要也就是因为康氏已完全自觉地将自己这种学术研究活动与其现实的变法主张和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其学术论断含有十分直接、鲜明、尖锐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意义的原故。”⑤“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由于《新学伪经考》不是单纯学术著作，因而当时对该书的反对和责难，就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反映不同集团、不同阶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所以“在学术上和康有为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却在政治上对康有为表示了同情”。反对派“对《新学伪经考》的攻击，是新旧思想的斗争，是封建顽固势力向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派的反扑，这是一场政治斗争”。⑥是中法战争、《马关条约》把他推向历史前台。“处在一个空前的变异动荡的年代里，处在社会政治斗争十分急剧的舞台中，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根本来不及构造出一些具有比较完备系统的理论体系。迫切等待和迎接着他们的是现实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思想只得跟着瞬息万变的社会局势和随时得来的科学知识而矛盾错杂地弯弯曲曲地向前发展着或倒退着。”⑦“康有为是政治家、思想家，而不是经师。如果单纯从经籍传授得失、经学派别异同来看，就不能剖析其症结所在。”⑧显然，即使说康有为的性格有缺陷，那也是伴随着19世纪中后期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家国观塑造的结果，康有为巧妙利用了当时社会风尚变化提出变法思想，推动戊戌变法政治运动到来，性格服从于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对一个变革家提出的命题。 至此，通过分析阅读，我们已经了解康有为的政治生命理路是认知康有为的根本因素，其学术生命和自然人性格只有透过其政治追求才可以真正理解，在分析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建立了与学者著作之间的对话理解系统，在主旨阐述、关键论述、序言导读等方面相互联系、归纳、比较和分析，经过分析阅读，解决问题。但同时会想到：康有为活动与社会是非常清晰简洁的关联吗？那就继续自己的专业阅读——主题阅读。
如何把一次问题解决的过程上升为一生必备的素养，煅冶生命价值，培育人生精神，那就还需要在此基础上的升华反思，扩大战果，把专业阅读提升到主题阅读。对专业书籍里有关康有为的典型论证进行主题式反思升华，有助于把已经获得的知识能力上升为教师素养。
康有为走向时代巅峰是因为戊戌变法，但骤然高潮，陡然喋血，让人唏嘘。康有为对戊戌变法的悲剧负有怎样的责任？康有为的性格影响了哪些方面？历史悲剧何以造就？历史悲剧价值几何？如何看待顺风顺水又戛然而止的悲剧？
（一）康有为是无视社会遽变的改革领袖
纵观甲午战争后的三年，并非康有为掀起了变法活动，而是在一系列变法活动中，康有为将活动变为运动，显露出其维新领袖的特质。但是造就变法领袖的诸多有利因素恰恰被领袖所忽视。
甲午战争后的清王朝内部以及当时社会已然出现变革形势。首先，“从1895年到1898年的四年中，全国各省新开设的资本万两以上的场矿共62家，资本总额1246.5万两白银，远远超过甲午前20余年的总数。从增长速度看，平均每年设厂数超过甲午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资额则超过15.5倍。”①在新经济增长的同时，“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1894—1913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长。……在文化教育领域，90种报刊破土而出，并出现了举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大体说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政治体制（如带国会雏形的开懋勤殿、准各级官员和百姓给朝廷上书）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朝廷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主流文化正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变化”。②大体如下（见表1）：③
在中央政府多有新举的形势下，一些封疆大吏如荣禄、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在地方上兴办了大量学习西方的实业，这样的局面促使康有为盛名远著。但康有为无视甲午战争以来迅速升温的学习西方活动，无视西学已经成为显学的现实，无视太后与光绪帝合作的体制结构和原有社会机制、积习，无视光绪帝个人既无实权又无魄力的现状，无视社会潮流给予的机会和有利条件，无视轻率加速历史车轮会带来的倾覆风险，刻意追求自己担纲帝王师的快速变法，梦想把光绪帝塑造为乾纲独断如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那样的一代雄主，使山河速变。历史给出了无情地回答！客观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值得深思。
（二）康有为是促成变法高潮到政变的关键人物
“‘胶州湾’事件的爆发，清帝国再次受到强烈的撞击，面临被瓜分的危急形势。这在客观上给康有为走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①面对严重危机，光绪帝和总理衙门一筹莫展，在康有为激进性言行影响之下，光绪帝跃跃欲试，决心变法，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康有为也走向风口浪尖。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讠斤去世……令皇帝与太后之间的距离更近了……光绪帝在眼前哭泣……她对皇帝说：‘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你干吧，我不会干涉你的。’当时颐和园的气氛大体如此。”②在戊戌变法期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太后支持光绪帝实施变法，并且支持的力度还蛮大。按照当时清廷的制度，光绪帝重要的政治决策都要经过慈禧太后的允许才能实行。光绪帝颁发谕旨，废止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开设学堂、建立专卖制度、设立农工商总局、开设商务局，等等，都是经过慈禧太后同意的。尤其是8月29日，光绪帝裁撤詹事府等中央部門以及湖北巡抚等机构及官职，慈禧太后当天予以批准。9月4日，光绪帝罢免6名礼部堂官任用新人，两天后向慈禧太后报告，慈禧太后也允准此事，变法活动变为变法运动，可是变法如何演变为政变？
显然，太后与光绪帝的合作使变法有所进展，然而康有为不断鼓励光绪帝乾纲独断，不仅不奉旨离京赴沪主办《时务报》，还尽力鼓动光绪帝设立懋勤殿使自己迅速进入权力中枢，并开始进行“围园杀后”计划，使形势风云突变（见表2）：③
由上观之，刺激慈禧太后决心政变至少有两个因素：开设懋勤殿和聘请伊藤博文等外国人。而刺激康有为策反袁世凯决心政变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慈禧太后拒绝设立懋勤殿，一个是光绪帝的密旨。“康有为认为：‘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这种偏激思维极大地误导了光绪皇帝，使之过分相信自己的皇威，在变法中不分轻重缓急，而是冒进改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不仅在宪法制度上力求速变，还在服式、发式、纪元等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上力求突变。结果欲速而不达，逼得保守派疯狂反扑。”①“康有为等人思想深处崇尚强权、暴力，这是专制社会价值理念在人们思想深处的投射。”这与慈禧太后思想文化渊源有类似之处，“康有为单纯地认为，只要光绪帝‘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则可‘一日之间，风云俱变’。他甚至拍着胸脯放言，只要中国效仿日本维新，定能‘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②这样的想法显然是康有为激进性人格造成的，“变法维新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众大臣只有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变法维新的理念，才能在行动上心甘情愿地加以实施。而这岂能是‘一日之间，风云俱变’的事？！更可怕的是，光绪帝当时虽贵为天子，却根本没有实力抗衡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而中国的现状也与明治维新的日本有着天壤之别。”③康有为无视客观现实，一意孤行对大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百日维新”发生前，康有为根本不顾及社会的新变化：清王朝上下已经形成变革共识的官僚阶层;社会上实业救国推进改革的呼声强烈;清政府已度过《马关条约》签订带来的严重危机，仍然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百日维新”开始后，康氏“举措激进，言辞激烈，没有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而使一些最初支持或同情维新的朝臣大吏改变了原有的立场。”④翁同龢被开缺;孙家鼐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中与康有为产生严重罅隙;张之洞为《时务报》控制权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康氏还与同乡许应骙、陈宝箴等几近为敌;变法开始就与荣禄为敌;策反袁世凯实际上把袁推向守旧派一边;开懋勤殿最后与慈禧太后彻底为敌;康有为更不能与广大人民结盟推进改革。不仅如此，为缓和局面从长远计，光绪帝命康有为赴上海接办《时务报》以待新机，康有为执意拖延，积极策划军事政变，最终令时局恶化无法挽回。以上种种都能表明康有为的性格确实是戊戌变法致败的因子之一，把近代化的戊戌变法演变为古代社会争夺权力的军事政变。“史学界一向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三大症结：一是变革操之过急……二是没有积极争取慈禧太后的支持……三是关键时刻错用袁世凯……这三大失误的形成，都与变法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做出了一系列错误决定有关。”⑤显然，与其说这些变法策略是性格造成，还不如说是康有为的改革家特征与当时情势所迫而造就，我们几乎都愿意有“历史之同情”，这情感当感受至深！ （三）康有为是艰难时代的变革先行者
自胶州湾事件发生后，面对西方列强虎狼相逼，总理衙门与光绪帝的窘迫、无助、焦躁无可言状。在此形势下的康有为选择进一步推进改革，从时局和情理上应该可以理解。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官职改革，而康有为主张增新，施行新人新办法，岑春煊建议裁撤冗员冗署，光绪帝采纳岑春煊的建议，也没有实施安置裁撤官员的补救措施，从而导致严重危机。策反袁世凯“围园杀后”也是因光绪帝密诏。“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政治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⑥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⑦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⑧退一步讲，慈禧太后可以争取吗？“这个慈禧在发动政变后虽然在‘实事求是’的口号声中仍然准许学习西方的‘实学’——科学技术，批准把部分书院改为西式学堂，在经济领域继续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主动开放一些口岸，但是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不准集会结社，不准一般官员和老百姓上书，不准改革科举考试办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发专制主义淫威。……这既有社会制度性的原因，又有个性因素。前者是决定性的，但必然与偶然交错，非常复杂。慈禧不是孤立的个人，她是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①专制制度长久缺乏挑战丧失内在动力，文化制度陈陈相因丧失内在活力，因此，“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剧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改革。甚至连被动的变革都会被拒绝，如戊戌维新的被镇压。”②维新派康有为就更顯可贵。
即使在性格方面，康有为“自负、偏执、狂热、强烈要求社会变革，这种鲜明的自身特质恰好代表当时整个社会的诉求，康有为就成为一种符号，迅速为社会所关注。因为偏执，康有为有着常人没有的热情、胆气，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舍身奋斗。他有常人没有的活动能量：按照自己的理念教书授徒，建立康门;上下活动，利用各种关系结交权贵;不惧社会抨击，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敢为人先，策动联省公车上书;勇猛精进，不断上书朝廷，主张变法”。③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康有为就没有戊戌变法。当然历史最吊诡的是，康有为成为先行者的因子恰恰是自身追求致败的因子，一方面，康有为一人承担了多种角色：改革思想的研究阐发者，改革组织的创建者，改革舆论的制造者，改革方略的制定者，接近高官的联络者，改革法令的起草者，这使得顽固派能把矛头集中对准康有为一个人，也反映了维新派的实力，不失败也不可能。另一方面，“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愚昧。……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政治家，没有想到改革的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④“如果单论康有为戊戌年间的行为逻辑，乖张之处，比比皆是，难以理解，但将康有为性格置之那个巨变的时代，他有意无意间与时代潮流的接轨，才是理解他的行为逻辑的关键。”⑤“决策学上有一条原则，就是“做对事，并把它做对。康有为的悲剧在于：他虽然做了正确的事，却没有能把它做对。”⑥由上观之，并非性格决定命运，而是时代风云的色泽强度、康有为的政治追求决定了变革家康有为的人生。
有人会问：康有为不能有别的选择？如果19世纪末的中国舞台就是给那些救国于水火的壮志男儿所准备的，而尚具有很大合法性的清王朝有致命缺陷，那么，康有为就只有以失败谢幕，以悲剧书写历史，以悲壮成就历史之美，因为有这些人，中华民族的历史才是连续、完整、精彩、有力量的，他们为了中华振兴梦以磅礴豪情与重拾旧山河的决心去冲决罗网，体现的是一代理想主义者与残酷现实的严重冲突，“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是错综复杂的，与其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抉剔爬梳、去芜存菁、抽丝剥茧、见微知著，考验着每一个从事历史研究与学习的人”。⑦离开19世纪末的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单纯瞄准其性格甚至是性格瑕疵，显然是猎奇而不是中学历史教学。“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其实，历史悲剧往往是先进人物的内心理想追求在现实社会的剧烈撞击下的粉碎，在一个团体、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中掀起情感的狂风巨浪而写就，这样的悲剧被深深地铭刻在历史与文化的基因里，给后人以更加深刻的精神文化力量。人类演绎悲剧的过程也是追求进步的过程。基于主题阅读的深度反思是人性精神、文化哲理的唤醒和升华。
问题驱动，分析阅读，主题阅读可以从速成就中学历史教师的成长，“如果你的目的是想变成一个更好的阅读者，你就不能摸到任何书或文章都读。……你必须能操纵超越你能力的书……超越你头脑的书”。②这样的阅读孕育历史智慧，提升人生境界，增添职业幸福感。生有涯，教育的意义却长于自己的生命，所以教师读书应当是有意为之：人类的历史说到底给予后人的是精神的力量和文化的营养，中学历史教师应通过专业阅读使自己精神境界与专业素养足以胜任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做一名真正站立起来的良师。
【作者简介】付文治，中学历史特级教师，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