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执意要出诗集的人
　　
　　门铃响过三遍，打开了门。我在下午的斜阳里看见一个人，他左手两嘟噜金黄的香蕉，右腋下夹三大沓厚厚的稿纸。他一见我就慌慌地叫了一声老师。他是来要我为他的诗集写序。
　　我仔细打量着他。我从未见过二十几岁的人有这么一张焦黄枯瘦的脸，脸的上面和下面分别长着一些稀疏干涩的头发和同样稀疏干涩的山羊胡子，足有三寸长的山羊胡子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飘逸和超然，相反更加强化了他的萧索和委顿。
　　他断断续续含含混混地向我讲述了他的情况：他曾经在一所师专中文系上学，毕业后分配到陕北某县一所乡镇中学教初二语文。由于他心中有诗，常常想写诗，就不能安心教书，讲起课来心不在焉，有气无力的，被学生轰下了讲台。后来领导让他讲历史、地理、政治之类的副课，他自然就更教不好了。现在连副课也不让他教了，居然想把他打发到邻近一所小学教小学。他有些怨愤、不平，怀才不遇，他发誓要公开出本诗集，用诗来获得声誉，争取领导的尊重和信任。说到最后他突然提高嗓门叫道：人活着就得有尊严，没有尊严活着又有什么用。
　　我不能敷衍这个人，我对他讲，诗歌从来就不是沽名钓誉的鱼竿，诗歌不负责改变命运，也不能改善人的生活。眼前这个热爱诗歌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距离诗歌最远的人。
　　这个固执的人依然不屈不挠地请求我为他的诗集写序。他告诉我他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寻死、撒野、跪求、长睡不起、连着几天不吃饭……迫使他的老父亲拿出两万元资助他出书。我认识这个人的父亲，一个善良勤劳的乡村民办教师。几十年来他一边教书，一边种地，含辛茹苦拉扯大七个子女。他过着一般城市人难以想象的俭节困顿的生活。两万元，相当于他三年的工资；一家人四年的口粮；一排五孔生箍石头窑洞的基本费用。
　　就在昨天，这个人的父亲还从陕北打来长途央求我劝劝他的儿子暂时不要出诗集。他告诉我这两万元是给儿子结婚准备的。他在电话里一叠声地叹息：以后我拿什么给他娶媳妇呀？拿什么呀？！
　　再看眼前这个执意要出诗集的人，我不再认为他仅仅有些偏狭、自私和怪异，我认为他是一个坏人。一个热爱诗歌，对诗歌怀有虔诚敬意的人，首先是一个热爱生活，尽职尽责，对父母家人及世人怀有爱心善意的人。他这样勒索逼迫他可怜的老父亲，他就是坏人。
　　这个和诗歌背道而驰的人，我不想再跟他说什么。在他放下了饭碗，抹了一把山羊胡子之后，我断然赶走了他，连同他的两嘟噜香蕉和三大叠诗稿。
　　
　　关于诗歌讨论的点评
　　
　　由于我是写诗的，报上关于陕西文坛现状的讨论，我只看了诗歌部分。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事情，我只谈我的一己之见。
　　别的文学艺术是社会的，商业的，但诗歌只是属于个人的。自个认为的好东西，要求别人也认为它是个好东西，别人若不搭理不买帐，就痛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不是过于自恋，太不厚道？
　　文章中说到的诸般“困境”，我着实没有感觉到。我理解的“困境”，是这个社会不让我从事这份爱好，剥夺了我写诗的自由，事实是，二十年来从未有这类事情发生过，我什么时候想写什么时候不想写，写的多与少，好与坏，完全由着我的性子折腾。如果说有过一点点小小的困境，那也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在那个诗歌狂热的非正常时期，我写诗一度有点陷入慕虚荣、逐名利的“困境”里。现在，连这点“困境”也没有了，我无牵无挂、信马由缰的写诗。
　　说到社会转型期使诗歌边缘化，或者这个“坛”那个“阵地”对诗歌淡漠不够重视，影响了诗歌的发展云云，曹雪芹恰恰是在小说没有什么地位的清代，贫居西郊，历时二十载，增删数十次，成就了空前绝后的经典奇书《红楼梦》，可见外部不好的因素，对个性化的文艺创作未必是一件坏事。
　　文章中还提到诗人生存困境问题。我平常也碰到过不少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孱弱懒惰的诗人，他们仰仗写诗，理直气壮地懈怠工作，荒疏职责，骨子里向往世俗生活的声色犬马、功名利禄，面上硬要装出一付鄙薄藐视的清高姿态，结果是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我要说的一点是，请把爱好和工作分开，把诗歌和生存分开；诗歌是培育灵魂的，我们的血肉躯是要靠我们其它正当的生存技能来养活。我从来以为诗歌只是关乎心灵的，它决不承担别的世俗角色，即使是以诗取仕的唐代，诗歌被利用的也只是它的皮毛，不是实质。那些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古典诗词，之所以打动人的心灵，被后人牢牢记住，不断吟诵，皆因为它们是作者的心灵之作，只有心灵才能打动心灵。
　　据我所知，全国现有几十家官方诗刊，上百家民间诗刊，数不清诗歌网站和诗人博客，简直是泛滥成灾哪。我每个月都能收到数十份来自全国各地的官方民间诗刊，真正的好诗少而又少，大部分所谓的“诗歌”只是让人明白什么叫无聊、空虚，什么叫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文字游戏，什么叫不讲卫生的大吐大泻。不是说诗歌是粮食之酒吗？现在的情形是，酒少瓶多，而每一个瓶子又常常是满的，所以我希望大幅度精简诗歌载体，是酒归入酒瓶里，是污水归入下水道里，是厕所里的归入厕所里。
　　最后我要打劝写诗的姐妹弟兄，别整天思谋这个“坛”那个“殿”的；这个“鲜花”那个“掌声”的，用韩寒的说法是：“所有的坛都是祭坛；所有的花都是花圈”，趁我们还有一口气，赶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人为悦己而诗，仅此而已。
　　《陕西日报》辟出这么大的篇幅讨论陕西文坛的现状与未来。这几天我不断听到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可见它的影响之大之广。它的仁慈厚道，它的宽容热情，甚至引发我这样口讷舌笨的懒人说了这么多的话，且全是心里最想说的真话。
　　
　　我谈诗歌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我一直断断续续地快乐写诗。我没有说“坚持”，我说“快乐”，是因为我写诗惟一的因素是我乐于用一种分行的有节奏的文字形式表达自己。对一个写过好诗读过好诗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文字写法能够达到诗带给一个人的晶莹和美妙。它的不可替代、无法企及的大愉快，它使一个人飞翔起来的轻灵自由，什么能够相比！
　　这是一种非常私密非常体己的个人经验。把个人爱好、一己之欢拿出来示众，社会与大众喜欢与否，认同与否真的没有太大关系。诗不像绘画、音乐，甚至小说散文，有它们的商业价值，诗歌什么也没有，只有它自己，它是纯身外之物，又是纯身内的需求，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
　　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多一些，彼时我的诗歌跟外界有着广泛的交流，先后在《人民文学》、《十月》、《诗刊》、《作家》等海内外报刊发了大量组诗。《中国文学》英文版、法文版、日文版对我的创作作了专题介绍；作品先后荣获人民文学诗歌奖等省级以上数十项大奖；被官方机构评为全国十佳青年诗人，出了几本诗歌专著。2000年以后，就不再想发了，没有原因，就是不想拿出来了。除了写诗，还写了数量不少的散文随笔，也为写小说作着准备。
　　常常有人问我，你又不是生活在唐代，为什么要写诗？我要说的是，诗对每一个人的期待不同，从诗歌中所要得到的东西也不同。对我来说，写诗没别的想法，只是觉得有意思，就像我们从冬天的清早醒来，看见第一束阳光从窗玻璃射进来，心情好得就想笑；我们走在一座植被很好的山上，面对眼前姹紫嫣红、层林尽染的美景，会感到惊讶和喜悦；于千千万万的人群中，你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你，目光相遇的一瞬间，你突然感到一丝莫名的不安，一丝甜蜜的悸动。写诗，就是让我获得了这种种奇妙的东西。
　　诗是现实中的一个意外，是意外中的一个惊喜。
　　一个人一生里应该拥有的东西很多，但稍稍拥有一点诗歌品质非常重要。我理解的诗歌品质，有点像法国诗人艾吕雅所描述的“泉水和银子”的情形，有一点捉摸不定的灵动，有一点触角柔软的敏感，有一点晶莹闪烁的光泽，对世界常常感动，并怀有清水洗尘的理想。
　　做一个诗人真的很奇妙，面对一个事物，别人看见了一，你就能看见二、三，或者更多，看见了比这个世界更高更远的事情，看见了事物里面和背后的东西。
　　写诗也让我对词语格外敏感，充满敬畏。中国的汉字很奇妙，怎么样把它们排列组合成有力量又色香味俱全的词语或句子，是对一个作家功力、才华和领悟力的考验。我见过很多写小说写散文随笔的作者，他们很勤奋，很能写，一会会儿一本书就写成了，但他们对词语没感觉，缺乏悟性和诗意的力量，汉语所散发出智慧的光泽和悠远的诗意，在他们的手下土崩瓦解，生生蹂躏糟蹋成一堆平庸、死寂、了无生趣的词语和句子。
　　诗歌一钱不值，却是一切值钱的文学艺术的源泉和基础，就像一钱不值的阳光、空气、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
　　
　　栏目责编/沙人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