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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史家之书写窥管龠，探讨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版本《游侠传》背后的意图。《史记·游侠列传》是对以政府为标准的“仁义”观的挑战，追忆上古时期的乡约，这也与司马迁的价值相符。而《汉书·游侠传》则一律摈斥民间秩序，班固书写的意图不仅仅是泯灭除官方外一切的价值认知，更深的用意是为特定历史时空下国家话语空前扩张的发声。班固的《游侠传》也实质证明了士人精神的重新抬头，是东汉士风的先声。
[关键词]游侠;司马迁;班固;汉书;追忆;士人
[中图分类号]K231.0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649（2019）03-0081-06
Ideas and Narration about Paladins-From Sima Qian to Ban Gu
Zhang Sun Xiaoda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
Abstract： We can work out by History book and sweat the small stuff.We discuss the intent behind the The Ranger which was written by Sima Qian and Ban Gu.The biographies of important figures including paladin of Shih Chi have challenge to kindheartedness and juseice which based on governmengt.Thingking about ancient times of the communing system，it’s similar to Sima Qian’s value. But the Biographies Of Important Figures including paladin of HanShu always criticizethe folk order，BanGu wrote book not only disappeared value cognition except official，but the depth intention is preventing confucion orthodoxy of Chinense scholars can challengeeven beyond the political unification of government.Biographies of important figures including paladin was wrote by BanGu proved Chingese scholars reneuzed，it’s the bise of DongHan’s morality.
Key word： Paladin;SimaQian;BanGu;The community system;Recall;Scholars
一、引言——司馬迁的价值
对“游侠”的记叙属于追忆。这一群体在汉代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都是敏感话题， ①而在司马迁那里他碰到了熟悉的麻烦——早期“游侠”们既没有很可靠的故事，也没有足够多的文献来证实，只有几个意义不大可供猜测的姓名。同往常一样，在基本的事实莫衷一是时， ②司马迁的处理手法便往往显得高妙，他决定对“起源”或者“发展”之类敏感的问题避而不谈，只是在陈述着其鲜明的个人倾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史记·游侠列传》
作为历史学家，对一股至少威胁了社会稳定的势力进行公开赞扬实属罕见。其实在司马迁不断发表的议论里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儒家所倡导的“求仁得仁”，“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人”一类观念深表怀疑，他质疑为什么一样的仁义，伯夷叔齐可以扬名，而遵循了这一信条的普通人依然默默无闻。司马迁是一个有高度存在感的人，至少在写书之日起，司马迁便体现出他作为一个著者的不同——他要留下本著作在死后扬名。 ③这样的价值观在今天的作家中也不多见，这让我们很容易回想起他在《伯夷叔齐列传》里的质问：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理解了他对于世俗“名”的强烈渴望，就很容易理解他对游侠所抱有的态度，在司马迁看来，只要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名”，完全可以改变世俗的道德评论，而游侠无疑具有这种猎取名声的条件。所谓“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的书写原则是向世俗标准挑战， ④这同班固笔下的斧钺冰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追忆的共识
班固同被他贬低的前辈一样，也试图对“游侠”这一群体作出自己的追忆，动手撰写了《游侠传》。在两种不同的书写体系下，相同之处就显得弥足珍贵——两位评判各异的法官给出了一致的意见。《汉书》和《史记》中的两种《游侠传》，班固的版本剔除了司马迁不平而鸣的议论，换上了一副严苛的道德判断，对于朱家、剧孟、郭解这三位游侠的描述则完全抄录自司马迁。在双方共有的“此乃向者朱家之羞也”这一句子之前，价值判断层面完全是在各说各话，使我们深感兴趣的倒不是司马迁近乎恶作剧一样兴味盎然的描写，班固严如斧钺的贬斥，而是他们对于“游侠”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在历史事实层面，取得了难得一致的认识。 古布衣之侠，靡得闻而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史记·游侠列传》
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竟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汉书·游侠传》
撇开这样一种游侠群体是否为“贤”的问题不谈，在起源问题上，司马迁承认应该有比四公子更早的“布衣之侠”，只是现在“靡得闻而已”，而班固直接将游侠的起源追溯于四大公子。不管他们二人对时间先后有怎样的判断，我们都可以获知，至少战国四公子可以作为那时游侠的代表。
成为游侠的首要条件是有钱，即或“富”或“贵”。班固的说法是“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在他的潜意识里，豪强与游侠都是中央政权潜在的威胁，二者都有能力招纳亡命，养客效力，有鉴于此，钱穆在其《释侠》一文中对游侠做了如下考辨：
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至于任侠之所养，在当时则均目为客，或称宾客，门客，食客。而客之中有刺客。而盛养此辈门客食客刺客者则侠也。（北京，2009，三联书店，《中国思想史论丛（二）》，页131）
由是可知“游侠”是养“侠”之人，自己本身有没有“侠”的技艺——诸如武功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他能为“侠”提供各式条件，以达到“游于度外”而不用太顾忌礼法的目的。“豪富”是助长游侠风气的关键，大量士阶层的下移使谋生变得困难，依靠知识才学能换得“豪富”的诱惑使这一阶层分外活跃。 ⑤养士结客固然是战国一代之风，以四公子，燕太子丹为代表的“卿相之侠”在隐隐然间重构了社会的另一种秩序——以个人或群体对“仁义”的理解形成一种习惯法，并按照习惯法的准则行事，这样的习惯法在社会上大为流行，使得国家意志的道德和法律往往形同具文，失去效力。 ⑥
大集在“游侠”门下“客”的前身都是游士集团，我们可以轻易找出这种“士”依靠个人就可改变国家命运的例子：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史记·张仪列传》
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军，秦军遂引而去。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滕文公下》
在上述史料中，张仪和苏秦的默契竟使得天下相安无事，列国被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不自知。鲁仲连的一番话更是能令秦军“却军五十里”，孟子也在连连感慨公孙衍、张仪二人“一怒诸侯惧，安居天下熄”。且不论这种情况的真实与否，普通游士的能量之大的确达到了需要“宠之以恩信”以招徕的地步。在四公子时期，通过个人改变天下时势的努力很大一部分已经从游士转向了游侠，由个人行动转化为集体行为，而只遵循集体内部信条，依据个人对秩序理解行事的人，就变成了侠。养这种“侠”的人，并能“游”于法网度外的，就是游侠。
三、班固的意图
在汉代的社会构成里，历经战后的升降，一般的“游侠”和割据地方的“豪强”在社会地位上很难划分，毕竟“豪强”们也可以招徕宾客，藏匿亡命，很难从外表上分辨出谁是豪强，谁是游侠。司马迁不屑于对横行天下的“豪强”们立传，反而对当时政府嫌忌的游侠勒碑刻铭，在《游侠列传》中他提出了分别这两种人的主张：
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在司马迁看来，游侠与豪强最大的区别是能否克行仁义，凭一己之力维护自上古以来民间的习惯法则，即使“捍当世之文罔”也在所不辞。一般的豪强“侵淩孤弱，恣欲自快”，这种行为是“游侠耻之”的，一般的民众很容易把这两种人混为一谈，司马迁“悲世俗不察其意”，立志要为游侠正名。在司马迁的那个年代，已经追忆不到“古布衣之侠”， ⑦他只好把自己见到的有点“豪强之侠”味道的游侠写出来，并正式的予以区别，聊备一格。
朱家，剧孟，郭解，在司马迁详细描写的这三人中，其事实都是或听说或见过的。仔细对比他们的记叙，我们可以排比出一些相似的东西：
（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阸，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
及剧孟死，家无馀十金之财。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
这三个人都以“游侠”闻，而几乎个个家贫，极端的到了“家无余十金之财”的地步，这表明随时代变化之地位升降，在战国四公子以“豪富”为噱头招徕侠客的时代一去不返，在汉初新朝甫立的形势下，很少有人再有财力招徕门客，有意思的是班固所提到的“代相陈豨，吴濞淮南”一类，司马迁笔下就懒得招呼。新一代“游侠”们崛起已经靠的不单单是财力，而是克行仁义所获得的称誉，即是所谓“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少年闻之，愈益慕（郭）解之行。”朱家解脱季布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人：
（鲁仲连）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在朱家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战国末时侠客的回响，对于游侠精神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继承，这种继承使得后代对他们的书写都一模一样。 司马迁的追忆系统里，既有战国游侠的古典回响，也有近世汉家新游侠按照旧时乡约克行仁义的举动。他们迄今为止的共同点都是为政府所嫌忌，在战国时君王还需要“卿相之侠”开府理政，尽管如此孟尝君、魏信陵君依然有被去职甚至丧身的危险。 ⑧游侠从来都是风险度极高的事业。在朱家、剧孟、郭解三人中，都或多或少的卷入了当时政治，朱家的豁免有赖于藏匿季布的成功;而剧孟则是在七国之乱时至少保持了中立，使得周亚夫“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作为回馈汉庭也闭眼睁眼，听之任之;郭解的运气最糟，在当时影响也最大，以其为冤的人必定不在少数，至少“吏奏其无罪”，司马迁没有在结尾为他们击鼓喊冤，但一句“吁戏，惜哉！”或多或少表明出了自己的态度。
班固的叙述从来和司马迁抵牾，他们二人鲜能在一个问题的评判上保持一致。班固根本不认为四公子之流的“卿相之侠”是“贤者”，而是：
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 ⑨
认为四豪是六国之罪人。而对司马迁表达“惜哉”之情的郭解，班固更是不留情面予以的痛斥：“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如果班固的目的仅仅是单纯的维系大一统权威，为政府打造新的价值辩护，不能容忍民间有“杀生之权”，以自成一体，那么还犹有足谅者。在班固版的《游侠传》中甫一开头，他的确表明了这种倾向，《汉书》与《史记》最大的不同在于价值判断，司马迁是一个能把自己感动哭的说书人，而班固是一个叙事技巧高妙的道德史家，擅长化道德判断于无痕的叙事技巧当中。
班固的版本除却朱家、剧孟、郭解这三人外，新增有萭章、楼护、陈遵、原涉四人，这四人的身份都是官员，而司马迁笔下的三位全是布衣。读这四个人的传记，除原涉“性略似郭解”外，我们很难看出来其余诸人“游”于何处，“侠”为何事，甚至这些人既非带剑者，也非养剑者，很难和传统的游侠印象挂钩。同对司马迁的处理办法一样，通过比排，我们仍然可以找出这四个人的相同之处：
（萭）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萭子夏”……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惧。其后京兆不复从也……与中书令石显相善，亦得显权力，门车常接毂。
（楼）护尽入其（指王氏）门，咸得其驩心。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众以是服……长安号曰“谷子云筆札，楼君卿唇舌” ……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闾里歌之曰：“五侯治丧楼君卿。”
（陈遵）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桀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
（原涉）繇是显名京师。礼毕，扶风谒请为议曹，衣冠慕之辐輳。
这四人都是当时名声很大，声名显赫之辈，不少人还被传唱成了歌谣，“城西萭子夏”、 “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一类，在当时可谓妇孺皆知其名。在班固的意识里，身为一个普通官员能名动公卿，声震闾里也是十分危险的，这些人的俗名之大，能轻易使送葬者达到“二三千辆”至“三五千辆”不等，号称是“五侯治丧”。就算平日家居也是“衣冠慕之辐輳”， 萭章在身为京兆尹手下时，“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而陈遵的面子更大，“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桀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这样的人使班固感到恐惧，关于阴谋和颠覆的怀疑随之而起，他觉得有必要将这些人和郭解之流相提并论，以提醒后来人的防范意识，过去的游侠多多少少“以武犯禁”，而“文”化的新“游侠”却可以不知不觉的“窃国者侯”。
在两汉承平既久，儒术大兴的背景下，普通官员甚至个人都拥有名动公卿的能力，这样能力的获得源于诸人对于其人品，学识，乃至精神风骨的认可。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是在恪守上古乡约时的习惯法，以内部信条为原则行自己认可的“仁义”之事，而罔顾政府的法律，他们代表了一种对相较于汉代“过去”传统的执念和追忆。而在《汉书·游侠传》里，这样一种对过去乡约的执念已经多少淡薄了，新一代的游侠们有的是遵循已经被教化的礼仪，我们可以看到，诸位公卿如此折节这些“游侠”，原因无一是他们的地位尊或贵，而是：
（萭）章叹曰：“吾以布衣见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财物，此为石氏之祸，萭氏反当以为福邪！”诸公以是服而称之。
（楼护）为人短小精辩，论议常依名节，听之者皆竦。……初，护有故人吕公，无子，归护。护身与吕公、妻与妪同食。及护家居，妻子颇厌吕公。护闻之，流涕责其妻子曰：“吕公以故旧穷老讬身于我，义所当奉。”遂养吕公终身。
——《汉书·游侠传》
这样的气节风骨著称于时，在西汉中后期的故事里，我们往往能看见东汉的影子，西汉元成时期是东汉风化大行的前奏。王商候于闾巷见楼护的例子，让我们想起时人号为“登龙门”的李膺：
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 ——《后汉书·党锢传》
至于东汉的与葬送行，动辄达到人识与不识车数千辆的规模，更是为识者稔知，兹举郭泰的例子：
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 ——《后汉书·郭泰传》
这与楼护所享受的“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的待遇极其相似，而陈遵的所作所为已非常类似于一位东汉名士，史言其：
遵独极舆马衣服之好，门外车骑交错。又日出醉归，曹事数废。……大司徒马宫大儒优士，又重遵，谓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
遵耆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
初，遵为河南太守，而弟级为荆州牧，当之官，俱过长安富人故淮阳王外家左氏饮食作乐。后司直陈崇闻之，劾奏……遵既免，归长安，宾客愈盛，饮食自若。
上述描写出现在《后汉书》的任何一卷都不会让人惊奇，而在班固笔下就有必要冠以“游侠”的名号，用来联系早期的郭解等人物，以达到影射的目的，提醒后来者注意。这样的人在班固看来既不遵礼法，又狂悖至极。在四个其所谓的“游侠”当中，前两位萭章、楼护多少还有遵循道德的成分，只是其表现出的操守备受人仰慕，出现了“道统”高于“政统”的危险。而陈遵身上看不出一点“君子之风”，其放荡的行为使得王莽“奇其才”，反而接近于东汉末名动京师，屡征不就的名士。至于结客报仇，被班固急急忙忙写下“状大类郭解”，接近原始“游侠”的原涉，他的举动也不是孤例： 刘玄字圣公，光武族兄也，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
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觽至数千。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
原涉是汉哀帝时生人，其一生纵贯汉末及更始时期，《刘玄刘盆子传》中所叙时事大约与之同时，从上引史料可以看出与其说结客报仇是原涉的私念，不如说已经慢慢变成民间的风尚。到了东汉，私仇相报更是屡见不鲜。
游侠的概念在乡约中从未消亡，文帝时“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景帝时“使使尽诛此属”和成帝“河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等等，最多只是摧毁了身为组织形式的“游侠”，到了《后汉书》中，“任侠”，“豪侠”，“结客”，“少慕任侠之行”等等的名号史不绝书，游侠慢慢的从养侠之人变为自身带剑之侠。班固对于游侠的描述在一开始令我们困惑，比如萭章，没有什么罪过就被杀掉了，楼护如果在《后汉书》中一定是一个循循君子。但随之就可以发现，只要隐隐然成为对抗政府势力的另一极（萭章、楼护的声名都很显赫），不论其个人品德如何，班固就会一律斥之为游侠，并把他们和汉初乃至战国时游侠的影响力相提并论，以证明这帮人可能造成“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的观点。
《汉书·游侠传》其实是一个鲜明的信号，班固已经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国家的威望在士人的压力下不断降低。《游侠传》是班固摈斥的对象，却也映射出大一统格局下的精神侧影。《史记》里的《游侠列传》都是布衣，是一种对上古乡约的追忆，多少保有质朴之气，是一种继往;而班固传记里被记录的全是士人，他们用所作所为延续着乡约在大一统王朝下的辗转相承，成为东汉士风的先声，这已然开来。
①《汉书·游侠传》：“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魏其、武安、淮南皆事连谋反，至于“卫霍改节”，汉书本传言其“青仁，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
②例《史记·老子列传》：“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也，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司马迁又在《仲尼弟子列传》列举了很长一串姓名，承认“钧之未睹其厥容貌，疑者阙焉。”
③《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也圣人君子。”《报任安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④《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⑤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7-16.
⑥例《刺客列传》中所叙诸事，又例《魏公子列传》：“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窃晋鄙兵符与公子。”
⑦《史记·游侠列传》：“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
⑧详《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
⑨司马迁的评价恰恰与班固相反，《史记·游侠列传》：“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5]钱穆.中国思想史论丛（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责任编辑 张宇龙]
[关键词]游侠;司马迁;班固;汉书;追忆;士人
[中图分类号]K231.0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649（2019）03-0081-06
Ideas and Narration about Paladins-From Sima Qian to Ban Gu
Zhang Sun Xiaoda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
Abstract： We can work out by History book and sweat the small stuff.We discuss the intent behind the The Ranger which was written by Sima Qian and Ban Gu.The biographies of important figures including paladin of Shih Chi have challenge to kindheartedness and juseice which based on governmengt.Thingking about ancient times of the communing system，it’s similar to Sima Qian’s value. But the Biographies Of Important Figures including paladin of HanShu always criticizethe folk order，BanGu wrote book not only disappeared value cognition except official，but the depth intention is preventing confucion orthodoxy of Chinense scholars can challengeeven beyond the political unification of government.Biographies of important figures including paladin was wrote by BanGu proved Chingese scholars reneuzed，it’s the bise of DongHan’s morality.
Key word： Paladin;SimaQian;BanGu;The community system;Recall;Scholars
一、引言——司馬迁的价值
对“游侠”的记叙属于追忆。这一群体在汉代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都是敏感话题， ①而在司马迁那里他碰到了熟悉的麻烦——早期“游侠”们既没有很可靠的故事，也没有足够多的文献来证实，只有几个意义不大可供猜测的姓名。同往常一样，在基本的事实莫衷一是时， ②司马迁的处理手法便往往显得高妙，他决定对“起源”或者“发展”之类敏感的问题避而不谈，只是在陈述着其鲜明的个人倾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史记·游侠列传》
作为历史学家，对一股至少威胁了社会稳定的势力进行公开赞扬实属罕见。其实在司马迁不断发表的议论里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儒家所倡导的“求仁得仁”，“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人”一类观念深表怀疑，他质疑为什么一样的仁义，伯夷叔齐可以扬名，而遵循了这一信条的普通人依然默默无闻。司马迁是一个有高度存在感的人，至少在写书之日起，司马迁便体现出他作为一个著者的不同——他要留下本著作在死后扬名。 ③这样的价值观在今天的作家中也不多见，这让我们很容易回想起他在《伯夷叔齐列传》里的质问：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理解了他对于世俗“名”的强烈渴望，就很容易理解他对游侠所抱有的态度，在司马迁看来，只要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名”，完全可以改变世俗的道德评论，而游侠无疑具有这种猎取名声的条件。所谓“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的书写原则是向世俗标准挑战， ④这同班固笔下的斧钺冰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追忆的共识
班固同被他贬低的前辈一样，也试图对“游侠”这一群体作出自己的追忆，动手撰写了《游侠传》。在两种不同的书写体系下，相同之处就显得弥足珍贵——两位评判各异的法官给出了一致的意见。《汉书》和《史记》中的两种《游侠传》，班固的版本剔除了司马迁不平而鸣的议论，换上了一副严苛的道德判断，对于朱家、剧孟、郭解这三位游侠的描述则完全抄录自司马迁。在双方共有的“此乃向者朱家之羞也”这一句子之前，价值判断层面完全是在各说各话，使我们深感兴趣的倒不是司马迁近乎恶作剧一样兴味盎然的描写，班固严如斧钺的贬斥，而是他们对于“游侠”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在历史事实层面，取得了难得一致的认识。 古布衣之侠，靡得闻而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史记·游侠列传》
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竟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汉书·游侠传》
撇开这样一种游侠群体是否为“贤”的问题不谈，在起源问题上，司马迁承认应该有比四公子更早的“布衣之侠”，只是现在“靡得闻而已”，而班固直接将游侠的起源追溯于四大公子。不管他们二人对时间先后有怎样的判断，我们都可以获知，至少战国四公子可以作为那时游侠的代表。
成为游侠的首要条件是有钱，即或“富”或“贵”。班固的说法是“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在他的潜意识里，豪强与游侠都是中央政权潜在的威胁，二者都有能力招纳亡命，养客效力，有鉴于此，钱穆在其《释侠》一文中对游侠做了如下考辨：
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至于任侠之所养，在当时则均目为客，或称宾客，门客，食客。而客之中有刺客。而盛养此辈门客食客刺客者则侠也。（北京，2009，三联书店，《中国思想史论丛（二）》，页131）
由是可知“游侠”是养“侠”之人，自己本身有没有“侠”的技艺——诸如武功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他能为“侠”提供各式条件，以达到“游于度外”而不用太顾忌礼法的目的。“豪富”是助长游侠风气的关键，大量士阶层的下移使谋生变得困难，依靠知识才学能换得“豪富”的诱惑使这一阶层分外活跃。 ⑤养士结客固然是战国一代之风，以四公子，燕太子丹为代表的“卿相之侠”在隐隐然间重构了社会的另一种秩序——以个人或群体对“仁义”的理解形成一种习惯法，并按照习惯法的准则行事，这样的习惯法在社会上大为流行，使得国家意志的道德和法律往往形同具文，失去效力。 ⑥
大集在“游侠”门下“客”的前身都是游士集团，我们可以轻易找出这种“士”依靠个人就可改变国家命运的例子：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史记·张仪列传》
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军，秦军遂引而去。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滕文公下》
在上述史料中，张仪和苏秦的默契竟使得天下相安无事，列国被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不自知。鲁仲连的一番话更是能令秦军“却军五十里”，孟子也在连连感慨公孙衍、张仪二人“一怒诸侯惧，安居天下熄”。且不论这种情况的真实与否，普通游士的能量之大的确达到了需要“宠之以恩信”以招徕的地步。在四公子时期，通过个人改变天下时势的努力很大一部分已经从游士转向了游侠，由个人行动转化为集体行为，而只遵循集体内部信条，依据个人对秩序理解行事的人，就变成了侠。养这种“侠”的人，并能“游”于法网度外的，就是游侠。
三、班固的意图
在汉代的社会构成里，历经战后的升降，一般的“游侠”和割据地方的“豪强”在社会地位上很难划分，毕竟“豪强”们也可以招徕宾客，藏匿亡命，很难从外表上分辨出谁是豪强，谁是游侠。司马迁不屑于对横行天下的“豪强”们立传，反而对当时政府嫌忌的游侠勒碑刻铭，在《游侠列传》中他提出了分别这两种人的主张：
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在司马迁看来，游侠与豪强最大的区别是能否克行仁义，凭一己之力维护自上古以来民间的习惯法则，即使“捍当世之文罔”也在所不辞。一般的豪强“侵淩孤弱，恣欲自快”，这种行为是“游侠耻之”的，一般的民众很容易把这两种人混为一谈，司马迁“悲世俗不察其意”，立志要为游侠正名。在司马迁的那个年代，已经追忆不到“古布衣之侠”， ⑦他只好把自己见到的有点“豪强之侠”味道的游侠写出来，并正式的予以区别，聊备一格。
朱家，剧孟，郭解，在司马迁详细描写的这三人中，其事实都是或听说或见过的。仔细对比他们的记叙，我们可以排比出一些相似的东西：
（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阸，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
及剧孟死，家无馀十金之财。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
这三个人都以“游侠”闻，而几乎个个家贫，极端的到了“家无余十金之财”的地步，这表明随时代变化之地位升降，在战国四公子以“豪富”为噱头招徕侠客的时代一去不返，在汉初新朝甫立的形势下，很少有人再有财力招徕门客，有意思的是班固所提到的“代相陈豨，吴濞淮南”一类，司马迁笔下就懒得招呼。新一代“游侠”们崛起已经靠的不单单是财力，而是克行仁义所获得的称誉，即是所谓“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少年闻之，愈益慕（郭）解之行。”朱家解脱季布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人：
（鲁仲连）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在朱家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战国末时侠客的回响，对于游侠精神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继承，这种继承使得后代对他们的书写都一模一样。 司马迁的追忆系统里，既有战国游侠的古典回响，也有近世汉家新游侠按照旧时乡约克行仁义的举动。他们迄今为止的共同点都是为政府所嫌忌，在战国时君王还需要“卿相之侠”开府理政，尽管如此孟尝君、魏信陵君依然有被去职甚至丧身的危险。 ⑧游侠从来都是风险度极高的事业。在朱家、剧孟、郭解三人中，都或多或少的卷入了当时政治，朱家的豁免有赖于藏匿季布的成功;而剧孟则是在七国之乱时至少保持了中立，使得周亚夫“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作为回馈汉庭也闭眼睁眼，听之任之;郭解的运气最糟，在当时影响也最大，以其为冤的人必定不在少数，至少“吏奏其无罪”，司马迁没有在结尾为他们击鼓喊冤，但一句“吁戏，惜哉！”或多或少表明出了自己的态度。
班固的叙述从来和司马迁抵牾，他们二人鲜能在一个问题的评判上保持一致。班固根本不认为四公子之流的“卿相之侠”是“贤者”，而是：
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 ⑨
认为四豪是六国之罪人。而对司马迁表达“惜哉”之情的郭解，班固更是不留情面予以的痛斥：“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如果班固的目的仅仅是单纯的维系大一统权威，为政府打造新的价值辩护，不能容忍民间有“杀生之权”，以自成一体，那么还犹有足谅者。在班固版的《游侠传》中甫一开头，他的确表明了这种倾向，《汉书》与《史记》最大的不同在于价值判断，司马迁是一个能把自己感动哭的说书人，而班固是一个叙事技巧高妙的道德史家，擅长化道德判断于无痕的叙事技巧当中。
班固的版本除却朱家、剧孟、郭解这三人外，新增有萭章、楼护、陈遵、原涉四人，这四人的身份都是官员，而司马迁笔下的三位全是布衣。读这四个人的传记，除原涉“性略似郭解”外，我们很难看出来其余诸人“游”于何处，“侠”为何事，甚至这些人既非带剑者，也非养剑者，很难和传统的游侠印象挂钩。同对司马迁的处理办法一样，通过比排，我们仍然可以找出这四个人的相同之处：
（萭）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萭子夏”……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惧。其后京兆不复从也……与中书令石显相善，亦得显权力，门车常接毂。
（楼）护尽入其（指王氏）门，咸得其驩心。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众以是服……长安号曰“谷子云筆札，楼君卿唇舌” ……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闾里歌之曰：“五侯治丧楼君卿。”
（陈遵）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桀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
（原涉）繇是显名京师。礼毕，扶风谒请为议曹，衣冠慕之辐輳。
这四人都是当时名声很大，声名显赫之辈，不少人还被传唱成了歌谣，“城西萭子夏”、 “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一类，在当时可谓妇孺皆知其名。在班固的意识里，身为一个普通官员能名动公卿，声震闾里也是十分危险的，这些人的俗名之大，能轻易使送葬者达到“二三千辆”至“三五千辆”不等，号称是“五侯治丧”。就算平日家居也是“衣冠慕之辐輳”， 萭章在身为京兆尹手下时，“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而陈遵的面子更大，“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桀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这样的人使班固感到恐惧，关于阴谋和颠覆的怀疑随之而起，他觉得有必要将这些人和郭解之流相提并论，以提醒后来人的防范意识，过去的游侠多多少少“以武犯禁”，而“文”化的新“游侠”却可以不知不觉的“窃国者侯”。
在两汉承平既久，儒术大兴的背景下，普通官员甚至个人都拥有名动公卿的能力，这样能力的获得源于诸人对于其人品，学识，乃至精神风骨的认可。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是在恪守上古乡约时的习惯法，以内部信条为原则行自己认可的“仁义”之事，而罔顾政府的法律，他们代表了一种对相较于汉代“过去”传统的执念和追忆。而在《汉书·游侠传》里，这样一种对过去乡约的执念已经多少淡薄了，新一代的游侠们有的是遵循已经被教化的礼仪，我们可以看到，诸位公卿如此折节这些“游侠”，原因无一是他们的地位尊或贵，而是：
（萭）章叹曰：“吾以布衣见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财物，此为石氏之祸，萭氏反当以为福邪！”诸公以是服而称之。
（楼护）为人短小精辩，论议常依名节，听之者皆竦。……初，护有故人吕公，无子，归护。护身与吕公、妻与妪同食。及护家居，妻子颇厌吕公。护闻之，流涕责其妻子曰：“吕公以故旧穷老讬身于我，义所当奉。”遂养吕公终身。
——《汉书·游侠传》
这样的气节风骨著称于时，在西汉中后期的故事里，我们往往能看见东汉的影子，西汉元成时期是东汉风化大行的前奏。王商候于闾巷见楼护的例子，让我们想起时人号为“登龙门”的李膺：
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 ——《后汉书·党锢传》
至于东汉的与葬送行，动辄达到人识与不识车数千辆的规模，更是为识者稔知，兹举郭泰的例子：
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 ——《后汉书·郭泰传》
这与楼护所享受的“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的待遇极其相似，而陈遵的所作所为已非常类似于一位东汉名士，史言其：
遵独极舆马衣服之好，门外车骑交错。又日出醉归，曹事数废。……大司徒马宫大儒优士，又重遵，谓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
遵耆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
初，遵为河南太守，而弟级为荆州牧，当之官，俱过长安富人故淮阳王外家左氏饮食作乐。后司直陈崇闻之，劾奏……遵既免，归长安，宾客愈盛，饮食自若。
上述描写出现在《后汉书》的任何一卷都不会让人惊奇，而在班固笔下就有必要冠以“游侠”的名号，用来联系早期的郭解等人物，以达到影射的目的，提醒后来者注意。这样的人在班固看来既不遵礼法，又狂悖至极。在四个其所谓的“游侠”当中，前两位萭章、楼护多少还有遵循道德的成分，只是其表现出的操守备受人仰慕，出现了“道统”高于“政统”的危险。而陈遵身上看不出一点“君子之风”，其放荡的行为使得王莽“奇其才”，反而接近于东汉末名动京师，屡征不就的名士。至于结客报仇，被班固急急忙忙写下“状大类郭解”，接近原始“游侠”的原涉，他的举动也不是孤例： 刘玄字圣公，光武族兄也，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
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觽至数千。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
原涉是汉哀帝时生人，其一生纵贯汉末及更始时期，《刘玄刘盆子传》中所叙时事大约与之同时，从上引史料可以看出与其说结客报仇是原涉的私念，不如说已经慢慢变成民间的风尚。到了东汉，私仇相报更是屡见不鲜。
游侠的概念在乡约中从未消亡，文帝时“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景帝时“使使尽诛此属”和成帝“河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等等，最多只是摧毁了身为组织形式的“游侠”，到了《后汉书》中，“任侠”，“豪侠”，“结客”，“少慕任侠之行”等等的名号史不绝书，游侠慢慢的从养侠之人变为自身带剑之侠。班固对于游侠的描述在一开始令我们困惑，比如萭章，没有什么罪过就被杀掉了，楼护如果在《后汉书》中一定是一个循循君子。但随之就可以发现，只要隐隐然成为对抗政府势力的另一极（萭章、楼护的声名都很显赫），不论其个人品德如何，班固就会一律斥之为游侠，并把他们和汉初乃至战国时游侠的影响力相提并论，以证明这帮人可能造成“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的观点。
《汉书·游侠传》其实是一个鲜明的信号，班固已经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国家的威望在士人的压力下不断降低。《游侠传》是班固摈斥的对象，却也映射出大一统格局下的精神侧影。《史记》里的《游侠列传》都是布衣，是一种对上古乡约的追忆，多少保有质朴之气，是一种继往;而班固传记里被记录的全是士人，他们用所作所为延续着乡约在大一统王朝下的辗转相承，成为东汉士风的先声，这已然开来。
①《汉书·游侠传》：“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魏其、武安、淮南皆事连谋反，至于“卫霍改节”，汉书本传言其“青仁，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
②例《史记·老子列传》：“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也，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司马迁又在《仲尼弟子列传》列举了很长一串姓名，承认“钧之未睹其厥容貌，疑者阙焉。”
③《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也圣人君子。”《报任安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④《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⑤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7-16.
⑥例《刺客列传》中所叙诸事，又例《魏公子列传》：“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窃晋鄙兵符与公子。”
⑦《史记·游侠列传》：“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
⑧详《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
⑨司马迁的评价恰恰与班固相反，《史记·游侠列传》：“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5]钱穆.中国思想史论丛（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责任编辑 张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