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的一个烦躁夜晚，我读到杰夫 戴· 尔。我刚拿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投资，它给我带来一种意外的快感，除去阅读与写作，我还可以成为一个创业家，没能拥有海明威式的生活，但还有机会开一家中国的莎士比亚书店。
　　可惜，这快感过于短暂。它随即转化成无穷无尽的焦虑，商业组织的所有细节问题都令我焦头烂额，我终于意识到，就像有人天然对词语或颜色敏感，还有人能敏锐地看到金钱的流动，而我显然看不到，还发现之前对词语的少许敏感也在丢失。很多时刻，心中乱作一团，伴随着灼热。
　　我随手翻到《懒人瑜伽》。如今，我几乎忘记了其内容，语调与气氛却萦绕脑中。那股懒散、不经意性的气息，还有贯穿一切的敏锐。我很是幻想了一下那位红色比基尼的瑜伽教练，还有巴黎那没头没脑的一幕。有那么一刻，杰夫 戴· 尔将我从创业的焦躁中拯救出来。但很快，一种新的焦躁又涌来。我觉得自己选错了人生方向，我本该过他这样的闲荡生活，却被困在花家地。
　　从此，杰夫 ·戴尔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买来了他各种版本的作品，喜欢它们排列在书架上，散落在卧室、卫生间里。他不是反复要读的作家，甚至我从未认真读过，他最富盛名的爵士乐作品《然而，很美》，尽管只是薄薄的小册子，我也没读完。它们像是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提醒，这位戴尔先生自牛津毕业以来就没做过一份正经工作，他有一种天然的“反职业”的倾向，甚至就写作而言，都无法建立起某种连续性，刚尝试了传记，就跳到了小说，又是旅行与摄影写作，然后就追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跳跃中，又有着显著的连续性，那迷人的混杂性文体——描述、评论、思辨、历史、游记、哲学，他想起什么，就把它拽进来。他执意于这种不可归类，我也着迷于此。连我们的精神谱系也颇有相似，本雅明、佩索阿、尼采，当然还有约翰·伯格，他们都是批评眼光与个人抒情之结合，有着永不停息的自我分析的冲动。
　　杰夫 戴· 尔将来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我的好奇心被激起，与他坐下喝一杯啤酒，谈谈拉丁区的巴黎姑娘，洛杉矶的落日，以及如何构思一本新书，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再次购买了他的作品，一套小开本精装，适合握在手中。但我根本没时间读它，偶尔翻开时，心中竟生起了一股厌倦，原本迷人的自我分析显得絮絮叨叨，它不能带我逃离，反而增加了烦躁。这些絮叨理应更适合出现在《卫报》《伦敦书评》，被控制在一页纸上，不该被延展成一本书。
　　或许，这缘于新的焦灼。四年过去了，我仍没成为一个职业的闲荡者。我被困在花家地，为下一笔投资发愁。我心中愤愤，觉得自己本该像他一样周游世界，看着自己的书被翻译成不同文字，再随时淡淡地爱上一位陌生人。
　　我们没喝成啤酒。我们在一个下午见面，而且是一个看似正经的访问。这位文字中散漫异常的戴尔先生，坚持饮酒时间要从傍晚开始。
　　初见的五分钟，我一直在擦汗。这与头顶的摄影灯有关，也源自紧张。是的，又瘦又高的杰夫 ·戴尔就坐在面前，还夸赞了我的鞋子。我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所有的内心活动、思想方式都在他的书中展现无遗，我还要再问他如何去写作D·H·劳伦斯，对塔尔科斯基的视觉语言的评论，或是写作传统的追溯？我最想和他谈论女人与酒精，问问他的妻子怎样忍受他脑子里的那些想入非非，倘若实践这些想入非非，他会有某种道德顾忌吗？但这不是个好时机，丢掉摄像机与旁观者的嘈杂酒吧才是理想去所。
　　我也下意识地感觉，所有过分明确的问题都不该用在他身上。他代表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气氛，一种不能明确划分的思维与审美状态。我还有一种浅浅的自卑，我觉得缺乏他的纤细感受力，沒有他的文化理解力。我的那套对时代情绪、转折点的提问方式，在这种纤细与模糊面前，显得笨拙、乏味。
　　最终，一切还是从约翰·伯格开始，这最安全。“你怎么看这部片子？”我指着手中《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幅肖像》。在封面上，是白发伯格的线条清晰的侧脸与扭过头来的蒂尔达·斯文顿，那个消瘦、冷傲的模特与演员，以及这部片子的导演。
　　“实在太难看了。”杰夫·戴尔脱口而出，“这很做作……让人觉得难堪、尴尬。”我没追问具体原因，除去英国式的恶作剧，这一切值得理解，伯格是杰夫·戴尔的智识上的英雄，鼓励他踏上写作之路的人物。他人的诠释总显得过分轻薄，更何况是来自一位女演员，不管她显得多么与众不同。倘若做一个恶作剧式的类比，这就像范冰冰拍了一部关于木心的纪录片，陈丹青该如何评价。
　　我记得那个著名的场景，从牛津毕业不久、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杰夫 ·戴尔，受命去采访伯格，一位著名、独特、他深深仰慕的作家。采访的部分没有太多的记忆，采访结束后，伯格带这个瘦长、紧张的年轻人去酒吧喝一杯，并询问他诸多问题，一场真正的谈话才算开始。伯格两年前去世时，杰夫在《卫报》上写下了这则短短的回忆，它击中了我的心。在潜意识里，我总是渴望这样一位Mentor的出现。它是我对一个更辽阔、丰富世界的期待，或许也是我过分脆弱的自信的象征，总等待更强有力灵魂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