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

　　竞技体育的赛场上只会有一个冠军，高手林立的奥运会因此而激烈万分，这也让很多人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对于蹦床运动员刘灵玲来说，“遗憾”有一个更精确的量度：0.285分——这是她和东京奥运会女子蹦床冠军朱雪莹之间的分差。
　　看到分数以后，教练胡星刚拥抱了一下刘灵玲，拍拍她的背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个拥抱，刘灵玲没忍住流下了眼泪。三个月之后再回忆起这一幕，她觉得那个瞬间自己内心的情绪實在太过复杂：有因为自己在赛场上的表现而产生的激动，有只获得了银牌的惋惜，也有与冠军只差毫厘的遗憾。
　　更重要的是，为了这场迟来的奥运之旅，她已经整整等待了七年。
　　刘灵玲的运动生涯里有过两次“一夜成名”的时刻。一次是在2018年，刘灵玲刚刚参加完雅加达亚运会蹦床项目的领奖仪式，一拿到手机就看到家人朋友发来各种新闻截图：“蹦床亚运冠军颜值惊人”“体坛又一女神横空出世”。美貌为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不过看着网友们的关注重点放在了自己的手臂线条和旗袍照片上，刘灵玲心想，“如果可以更关注成绩就好了”。
　　“我知道自己上热搜的时候觉得好高兴，很想要跟大家强调我是练蹦床的，这样就多一个人知道这个项目了。”
　　对刘灵玲来说，“上热搜”不过是运动生涯里的一个小插曲，真正让自己被看到、被注意的时刻发生在2014年——还不到20岁的刘灵玲第一次站上世界大赛的舞台就一举斩获个人、双人两枚金牌。这对刘灵玲来说，就像梦一样，直到返回北京、自己的照片正式登上了队里的世界冠军墙，她才敢相信。“我们每得一个世界冠军就贴一颗星星在照片下面，我当时看到那两颗星星才意识到夺冠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了，太不可思议了。”
　　对于蹦床这样的小众运动项目而言，唯有这样的时刻，运动员才会收获媒体与网友的关注。但在光鲜的瞬间背后，运动员仍然需要独自穿越漫长的黑暗隧道，面对沉重的失败、难以战胜的伤病以及看不到尽头的低谷。
　　两个世界冠军迅速激发了刘灵玲的好胜心，在比赛中，她“想赢怕输”的想法越来越重。然而过强的胜负欲对于蹦床运动并不是一件好事：你越是害怕失败，就越容易失去对身体的精准控制。2015年，原本处在上升期的刘灵玲好像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一下子进入了职业瓶颈期。
　　2016年6月，距离里约奥运会开幕还有两个月，刘灵玲只需要打入蹦床世界杯意大利站的决赛，就可以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然而她在预赛中发挥不佳，无缘决赛。当晚，刘灵玲独自一人在酒店的天台上哭了一整夜。两个她在脑海中打架：一个劝她赶紧放弃，抓紧时间去享受生活;另一个告诉她在奥运会参赛名单公布之前都不可以放松，也许还能有转机出现。
　　“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希望渺茫了，觉得很崩溃。我好像没有目标了，也不知道自己还要不要再坚持。”
　　这样的纠结与痛苦一直持续到里约奥运会结束，接着刘灵玲又陷入了伤病困扰中，竞技状态持续低迷。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从小陪伴自己的蹦床：里约奥运会期间，她作为替补选手在美国待命，整整十天没有观看一场队友的比赛;回国以后，她休假一个月，父母都刻意避开和她谈论蹦床;归队以后，伤病和遥遥无期的康复治疗又让她无法重新开始系统训练。
　　更沉重的打击发生在2019年，那时候刘灵玲已经逐渐从伤病中恢复过来，前一年的亚运会上她也拿下了冠军，一切情况都在好转。距离刘灵玲上一次，也是第一次世锦赛夺冠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她太想要一次酣畅淋漓的胜利。“我觉得自己状态上来了，所以一定要在这个重要的比赛里拿到冠军。”
　　但比赛开始以前，失败的蛛丝马迹就已经显露出来。首先是季节，2019年的世锦赛在冬天进行，这对于受脚部伤病困扰的刘灵玲十分不利;其次是心态，教练在赛前就看出刘灵玲的状态过于紧张，劝她放松一些。比赛前有一次大家一起去按摩，其他队友都放松地睡着了，只有刘灵玲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开始闪过比赛的流程和自己的动作。
　　果不其然，刘灵玲在团体比赛和个人比赛中相继出现重大失误。个人半决赛中，她下落时位移较大，一脚插到蹦床的缝隙里。比赛结束以后，她避开了所有的颁奖礼、庆功宴，整整两天的时间里，独自一人躺在酒店的床上一动不动。
　　“我当时已经很排斥训练了，觉得练得再好也没用，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慢慢走出来。其实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最终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我只能像失忆了一样，把这件事情抛在脑后，一直往下走。”

　　还有不到一个月刘灵玲就年满27岁了，但长时间的封闭训练与密集比赛让她保留下了小女孩的纯真。拍摄间隙，每当摄影师夸她镜头表现力优越时，她都会露出害羞的笑容;拍摄结束后，刘灵玲在化妆间里拿出手机，兴奋地自拍了好一会儿。
　　对待蹦床，刘灵玲也会偶尔露出孩子气的一面。东京奥运会结束后，她不止一次在媒体面前说，这是自己的最后一届奥运会，甚至还隐隐透露出退役的想法。日常训练里，每每遇到困难和辛苦，她也总喜欢像开玩笑一样说着“我要放弃了”。但在蹦床世界里坚持最久的恰恰也是她，和她同期进入国家队的其他七名队友全部已经退役，只有嘴上总是“叫苦叫累”的刘灵玲坚持了下来。
　　“越不想退役的人就越爱讲，因为她知道自己不会退役，但是需要说出来缓解一下心里的情绪。”
　　无论退役与否，这个从5岁就开始练习蹦床的女孩已经开始慢慢接触蹦床以外的世界了。由于疫情，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在这多出来的一年时间里，刘灵玲主动给自己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她向教练申请了一段调整、休息的时间。在训练以外，刘灵玲开始学习畫画、书法，甚至还利用假期去考了一个英语六级。
　　刘灵玲现在无法确定自己未来是否还会继续与蹦床为伴，但毫无疑问，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和未来正在她眼前徐徐展开。

坚持

　　32岁的董栋倒是到了需要认真思考退役的年纪。
　　从2008年到2021年，他一共参加了四届奥运会且都斩获了奖牌，这在蹦床项目上很罕见。有意思的是，这位“四届元老”在东京奥运会男子蹦床比赛的前夜失眠了。
　　经验的好处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2008年的董栋在经历了失眠之后进入了一个极度焦虑的状态，“没有掌控感、没有安全感，但是你又无能为力，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同样是一夜未眠，2021年的董栋一边刷牙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没睡着已经是既定事实，不能再把精力放在悔恨上，应该把资源节省下来，运用到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挑战。”
　　“经验最大的价值就是能让你在这种不自觉的紧张之下，仍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去面对这种压力和挑战，该选择什么方法去对抗这种焦虑。”
　　生活中的董栋很自律，这几年里他吃得最多的食物是西兰花和水煮鸡胸肉，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因为它们有利于保持身材;他变得心态平和，比赛的胜负得失不再日夜折磨着他，就算是与金牌擦肩而过，他的失落也只有一瞬间;但他又有很强的自我驱动力，已经在蹦床项目上拿过大满贯的他，其实内心里最想要成为“这个项目里的传奇”。
　　追根溯源，这种成熟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失利之后慢慢生长出来的。
　　那是一次极其残酷的失败。2007年，刚成年的董栋一连拿下了世锦赛团队冠军、个人亚军和世界杯冠军，北京体育大学国家训练基地贴着“北京奥运，誓夺金牌”八个大字，高强度的训练间隙，这位蹦床新星偶尔会盯着这几个字发呆，幻想自己一年以后夺冠的场景。
　　真的到了奥运会决赛当日，董栋走神了。
　　这对于蹦床项目来说是很大的失误，最终他以低于队友陆春龙0.2分的成绩获得季军。颁奖典礼全程，董栋都哭得魂不守舍。“对于19岁的我来说，当时内心还是比较难过，我过了三年才敢回头看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录像。那几年每次有人来我们馆里面参观，都会找我的队友陆春龙合影，而不会找我，这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激励。”
　　北京奥运会的失利让董栋开始反思自己在技术以外的问题，他开始学习哲学和心理学，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认知。“我知道当时的自己对于成败得失的认知还是低维度的，对于要求高稳定性、高掌控性的大赛，是没有能力去驾驭的。”
　　但无论心态多么积极健康，对于一名年过30岁的蹦床运动员来说，“坚持”需要克服的生理困难远比想象中要多。东京奥运周期，董栋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无法再承担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以前能一天跳二十几套动作，现在顶多跳三五套;以前训练完睡一觉就能继续生龙活虎，现在消耗大量精神和能量以后就会感冒发烧，不得不停下来把身体养好。
　　“以前训练更多考虑的是提高技术水平，现在考虑的是练完之后怎么恢复，让我下一次还能正常训练。所以我当时每天除了睡觉、吃饭、训练，剩下的时间都在做恢复，根本没有精力再去干其他事情了。”
　　疫情给这位老将带来了新一重的挑战。世界停摆、奥运推迟，2020年余下的比赛也都悉数取消，董栋心里那根被拧紧的弦突然松了。“如果你没有比赛，训练就没有目标，也就没有动力了，所以训练的欲望就会降低很多，但是你又不能松懈。” 　　董栋突然发现自己练不好了，训练的时候注意力无法集中，失误率越来越高，有点难度的动作就不敢做。最严重的一次，教练因为训练效果不佳训斥了董栋几句，一向冷静坚强的他突然情绪崩溃，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吓得一旁的教练不知道自己说错了哪句话。
　　奥运会和全运会结束以后，大部分运动员都进入休息状态，刘灵玲趁机回到福建和家人待了几天，董栋马不停蹄地踏上了新的旅程。这次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将作为教练员带领国家队的小队员前往阿塞拜疆参加世锦赛。
　　“我的运动生涯没有什么遗憾了，前几年我拿到冠军以后总是和家人说，我何德何能能拿到这么多好成绩。但毕竟当了二十多年运动员，未来的路要怎么走，还是要多思考一下。”

胜负

　　同样忙碌的还有孙一文。奥运会、全运会结束后的这一个多月，孙一文过得有些“发懵”。这种状态对于长期练习击剑的她来说并不陌生：比赛期间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对于运动员的精力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因此每每大赛结束，她总是会放空一阵子。“就好像你精力充沛的时候，可以一直高强度进行各种工作。当你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会有这种发懵的状态”。
　　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尝试许多新的事物，走秀、时尚盛典、综艺、节目录制。尽管日程忙碌，在拍摄现场孙一文仍然十分有活力。
　　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金牌以后，孙一文已经讲述过太多次自己的夺冠故事，但被再次问到那个最为关键的“决一剑”时刻，她的眼神中依然闪耀着光芒。
　　7月24日晚19点45分，东京奥运会击剑女子组重剑个人决赛赛场，孙一文的对手是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罗马尼亚选手波佩斯库。经过一天的比赛，孙一文的体力和精力都已经到达极限。从八进四的比赛开始，激烈对决结束以后，她有时会在休息时遭遇小腿抽筋。击剑比赛需要运动员拥有极高的专注力，走神就意味着破绽，破绽就意味着失分，所以在一整天持续高强度的比赛里，孙一文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提醒自己：“注意力要集中。”
　　决赛异常激烈焦灼，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始终没有人取得绝对性的优势。还剩3秒时，孙一文领先1分，波佩斯库突然改变路线，刺中了孙一文的小腿。10：10，波佩斯库追平比分，按照规则，比赛双方需要进行“决一剑”。
　　对于场外的观众来说，“决一剑”是一场击剑比赛最具戏剧性的时刻;但对于赛场上的运动员而言这一刻他们背负巨大的压力与不确定性。
　　“击剑这个项目比较独特，能否拿到金牌取决于当天双方的状态与场上的机会。‘决一剑’代表着双方的实力和水平相当，所以决赛场上二人都想一较高下。”
　　集中精力、观察破绽、看准时机、果断出剑。十五年练习击剑的经验告诉孙一文，在这样的时刻，“意识”往往是最终决定胜负的因素，“想好了就打，当时出剑其实是意识带着身体做出的一个反应”。
　　11：10，随着头盔上表示得分的绿灯亮起，孙一文赢了，她成为了首位在奥运会女子个人重剑项目上获得金牌的中国选手。
　　在外人看来，孙一文的运动生涯是一条顺畅到接近完美的上升弧线。14岁时，由于比同龄人优越的身高和臂长，孙一文被烟台市击剑队总教练许昭伟一眼相中，成为那年唯一一个进入烟台市击剑队的学生。
　　最开始，每天五点半就要起床跑步，高强度的训练让孙一文有些吃不消。“我一边跑一边想着要放弃，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但跑完以后我想，都坚持下来了，也别有放弃的想法了。”
　　凭借着天赋和努力，孙一文很快从市队进入省队、国家队。2013年，年仅21岁的她就拿到了国际剑联女子重剑世界杯大奖赛团体冠军，同年8月获得世锦赛团体亚军。2014年，孙一文获得了仁川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冠军;2015年获得意大利击剑世界杯女子重剑个人冠军。2016年，第一次登上奥运舞台的孙一文顶住压力，拿下了一枚个人铜牌。
　　孙一文的性格同样帮助她在击剑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和大部分运动员拥有与生俱来的好胜心不同，孙一文从小就是那种不争不抢的性格，对于赢也没有太过执念，换句话也可以说是不怕输。“这种随遇而安的性格让我在比赛中能够快速调整稳定情绪，冷静分析场上局势。”
　　能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孙一文身上的一股犟劲儿，训练和比赛时，她总觉得别人能做到的事情，自己也可以。因此在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她的第一反應也会是想办法解决，而不是逃避和服输。
　　面对伤病，孙一文已经习以为常了。东京奥运会开始之前，孙一文的手腕和大腿就存在一些伤病问题。但在赛场上，任何一处伤病都会影响到击剑时的细节处理。
　　“我训练的时候有一点焦虑，担心恢复的时间不够。但我的想法一直很乐观，2016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也拉伤了，但打得还可以，所以我心想今年应该也行。”
　　不过伤病仍然在时时挑战着她的竞技状态。个人赛夺冠后的第三天，孙一文在团体赛半决赛中受伤，坚持打完第二局后，还是在第四局一开场就无奈因伤退赛。
　　孙一文被搀扶着离场，坐在场边，她的眼眶有些泛红。看着在场上继续奋战的队友，孙一文流露出了些许遗憾。因为没有战斗到最后，所以留下了遗憾。但孙一文并不后悔，因为她付出了所有努力。
　　“你觉得击剑/蹦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采访临近尾声的时候，我问了三位运动员同一个问题。孙一文和刘灵玲认为，这是她们人生的全部。对于将全部时间与精力都投入训练、比赛的顶尖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
　　董栋的答案很特别，他很坚定地告诉我，“蹦床是人生的一场修行”。不管是5岁开始练习体操还是13岁被教练选去练习蹦床，董栋的人生道路从一开始就不是自己选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蹦床选择了董栋，而他被动地接受了父母、教练和生活给他的安排。
　　“回过头来想，我就是把蹦床当作是人生的一个修炼场。我通过做这件事来认识事物的规律，来提升我自己，来了解我在社会、宇宙、自然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对我来说，其实做任何工作都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事情本身不同，但那个‘道’是一样的。”
　　听完这段话，我想他在采访刚开始时对我说的那句话是对的：现在的董栋不再需要一枚金牌来证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