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逃脱衰老的诅咒。50岁开始，你的骨密度每年大约会降低1%;60岁时，会掉落1/3的牙齿;80岁以后，肌肉的重量已经减少了1/4到一半，几乎所有人都会得白内障……
　　除去机体老化，岁月还会逐渐剥夺掉你的思想和记忆。85岁时，约40%的人会受到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俗称老年痴呆症）的困扰，你将丧失短期记忆、混淆时空，出现语言障碍，接着吞咽、膀胱和肠道功能失控，最终完全失去身体的控制能力。
　　目前，这一缺乏有效诊疗手段的疾病，已成为与癌症并驾齐驱的健康杀手。当我们还未找到抵御疾病的有效武器时，该如何去面对整个社会不断膨胀的高龄患者群体？除去简单的生命延续，让他们活得自在而有尊严，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幼儿园”

　　即便刻意避免穿着色彩鲜艳的服饰，强忍住对新环境的窥视、不对往来人员投注过分关注，我还是很快被发现是个“入侵者”。
　　“这个人没带她来过，不是亲戚！”刚拐入二楼走廊，一个裹着黑底印花丝绒外套的老人拦住了我，眉间结出清晰的川字纹。
　　“这是你三妹子的同事。”我身侧的护工邹雅琴眼疾手快地挽住老人伸来的手，摸了把她额头沁出的汗，引着人向另一端走去：
　　“你和她去把衣服换一下好不好？”
　　邹雅琴叫来走廊一侧的护工同事，但老人却不肯配合：“我冷得不行了，我只穿了两件衣服。”她拢了拢衣襟，川字纹隆起得更厉害了。
　　窗外，正午阳光刺眼，虽然已是初秋，但长沙近几周来“秋老虎”肆虐，当天气温高达35度，房间里温度不低，护工们多穿着粉色和黄色的短袖上衣。老人拒绝换衣，邹雅琴也不着急，圆脸上表情温和，摸摸老人的脸颊，牵着她继续往前走，很快，老人的注意力被转移了。
　　“你们住哪里？”她问邹雅琴。
　　“楼下，住楼下。”
　　“住楼上啊？”老人迷瞪了。
　　“恩，我住楼上。”邹雅琴干脆应道。
　　“我住农业银行。”“我也住农业银行。”
　　“你们好一些，我们被人驱赶走了。”
　　“奶奶，你也好，没有被赶，是退休了住到这里了。”
　　“等下我跟你一路回去，要得吧？”老人开心起来。
　　“要得，一路走吧。”邹雅琴再摸摸老人的脸，哄道：“奶奶，你去房间把衣服换下来再走，这衣服太大了。”
　　老人眉间的川字柔和下去，也没再继续关注我这个外来者，虽然口中抱怨“在这里没衣服”，但还是老实地跟着另一个年轻护工回房间去了。
　　“这个楼层老人的病情程度更重一些。”邹雅琴带我继续向前走，一边向我介绍二楼的功能分区，一边把一个正对着房间塑料门牌喃喃自语的老人拉开：“这个爷爷就属于中重度。”她示意我看向塑料门牌边缘的反光区域，“他这样就是我说过的，会对着镜子反光面出现的症状，这时候就要把他拉走。”
　　进入小楼之前，邹雅琴就向我详细解释过，这里没有任何一面镜子，能映照出人影的电梯金属门和墙上的消火栓，都会先用亚光墙纸贴上，“因为很多老人看到镜子里的人，不认识是自己，有时候会引起他们的情绪焦躁”。

　　28岁的邹雅琴是这家“阿默认知症照护中心”的医护部主任，而这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专业养老照护机构，成立仅三年，是专攻这一疾病方向、湘雅三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唐旻推荐给我的研究样本之一。
　　走进“阿默”前，我并没有设想过另一种可能。阿尔茨海默病在我的认知中，多少带有些灰色的压抑色彩，无论是我对家中长辈患病的记忆，还是身边朋友的故事，抑或是主流的媒体报道，对一个家庭来说，阿尔茨海默病高龄患者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麻烦”——除了难以正常沟通，很多老人会突然情绪爆发，对他人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大多数患者作息紊乱、昼夜颠倒，常在家中翻箱倒柜，看到喜欢的东西就要囤积与偷窃;因为无法分辨时间和空间，意外走失更是常事。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所在的家庭，生活就像团理不开的乱麻，弥漫着一种沉郁的窒息感。但在“阿默”，你很难感受到这些，用院长王三香的话来说，这里更像是一座“老年幼儿园”：柔和的米色墙面上张贴着彩色创意拼贴画、退休光荣榜，以及老人们创作的各类手工作品;地板上标画出“跳房子”游戏的方格与序号;公共区域散落着做游戏的小鼓和彩色的串珠积木盒……
　　午饭后，二楼活动区，51岁的护工向佐梅正带着老人唱歌跳舞，她画着淡妆，脖子上挂着一条翡翠“小金鱼”，开心笑起来时，会完整露出上牙齦，眼睛也眯成两弯月亮。
　　“这个老人发愁的时候，你给他找笔，给他画画。”向佐梅拉着一个老人的手转起了圈，声音爽朗地给其他护工介绍老人们的习性：“一会那个老人吵的时候，就给他唱这两首歌，一个‘乡愁心相守’，我教了他的，唱得差不多。沈爷爷去哪里了？他吵着要回去，或者发脾气的时候，给他放音乐听;那个要吵着回去，你给他下跳棋。”

　　相对常见的药物治疗，笑容和互动才是这个空间里，抚慰老人的最佳手段。邹雅琴在带我参观的一路上，亲热地摸摸这位老人的手，搓搓那位老人的耳垂，还做出“羞羞”的鬼脸，哄好了一个没穿裤子就跑出房间的黄爷爷。
　　“有句话虽然不太好听，但可能比较现实。”这个脸上还残留着几个青春痘印的年轻女孩侧脸看向我，表情认真：“很多人都觉得老了，就是等吃、等睡、等生命的最后一天。但我们还是希望，即便他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也能够过得比较开心，而不是就一直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养即是医

　　“阿默”这样的专业机构，能给予阿尔茨海默病高龄患者更好的照护，但就算是长沙这样不乏各类高端养老组织的中部省会城市，老人们想要寻觅一所这样的去处，也并不容易。
　　邹雅琴曾接待过从另一养老机构转来的张爷爷，老人退休前是长沙某区区长，家庭条件优渥，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子女为他在高端养老机构单独购买了一间公寓，还请了一个护工专门照料。
　　然而，即使物质上做好了充分准备，这家养老机构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依旧缺乏理解与照料经验——因为有认知障碍，张爷爷有乱拿他人东西的行为，那家养老机构的其他老人，包括工作人员，都对他有一定的排斥心理。
　　在那住了不到一年，张爷爷的病情恶化的程度加快。一个大雨夜，张爷爷独自走到户外不肯再进来，工作人员没有采取别的措施，只是致电家属，让他们想办法安置老人。
　　“家里人就算过来再快，也要几十分钟，工作人员至少可以稍微做点什么吧？你哄不进来，找两个人把他抱进来，难道不可以？
　　但他们就让他在外面淋雨。”看着转院过来，系着粉色围巾，戴着小礼帽，穿着精致的张爷爷，邹雅琴难以理解对方的处理方式，那家机构入住的多是颇有身份的老人，收费不低，人手充足，硬件设施也很高端，但却难以照护一个中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随着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更好地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已经成为悬在很多中国家庭头上的重要问题。《2019年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患者人数已超过五千万，报告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会翻3倍，达1亿5千2百万。而截至2019年，中国的患病人数已超一千万，是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
　　研究这一病症多年，唐旻告诉我，近年来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正在不断提升，以目前接受诊疗的患者为统计基础，“全球患病率预计大概是4%到5%，其实已经挺高了”。除此之外，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年龄还在不断提前，“早老性老年痴呆”会出现在60周岁，甚至55周岁之前，恶化程度更快。“阿默”接收的患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今年51岁，之前是一位大学英语老师。
　　与日益增长的病患数据、不断提早的发病年龄相对应的，国内社会对于这一疾病治疗和照护的整体认识是贫瘠的。2018年，我所在的出版社想要出版一本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专项书籍，在调研时却发现，当时市面上没有一本与阿尔茨海默病治疗照护相关的著作。
　　“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基础是生活照护，然后才是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等支持疗法”。开办“阿默”前，在三甲医院干了十几年护士的王三香，和合伙人一同考察了世界多地的养老机构，明显发现，国内养老院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处理方式，相对单一：“晚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常会有行为情绪异常，例如出现昼夜颠倒，晚上吵闹、不睡觉，或者有打人倾向，其他机构可能就会把人绑起来，或者说注射一些镇静类药物。”
　　王三香并不认可这样的照护方式，“其他疾病，医是医、养是养，但是对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养即是医，如果把老人的生活照顾以及药物疗法做好，他的认知问题其实是能改善的”。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的情绪性行为，其实源自两个原因：“第一是需求得不到满足，第二个是他确实有精神症状。”邹雅琴告诉我，在“阿默”流行一种“Yes”文化——“不管这些老人跟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是顺着他说，从来不会去纠正他。”

　　即使是有精神癥状的老人，他们也会在几个月的观察期后，将控制情绪类的药物慢慢减少或者停用：“因为那些药物对老人而言，就像是用玻璃罩子把他们罩在里面，让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所有情绪都被压抑的状态。”
　　成立三年，“阿默”的工作人员积累了不少应对突发事件的技巧，他们会在老人情绪波动时，去轻拍老人的背、牵老人的手、触碰他们的脸颊。“很多老人都有一种肌肤饥渴症，这样能有效安抚他们的情绪。”邹雅琴补充道，如果对方情绪过于激动，“我一定会先从侧面过去摸摸他的背，这样不会太突兀，让他感觉我们跟他形成了一个对立面”。
　　不同老人，还有个人专属的特殊照护方式。我最开始遇到的那位老人，曾在农业银行工作，平日有数钱的爱好，刚来“阿默”时，拎来了一铁箱的人民币。照护人员和老人家属商量过后，给她准备了专门的“练功券”替换真钱，让她每天能通过数钱来排解情绪。
　　另外一位在私企工作的李姓老人，退休前的梦想是“成为公务员”，在他某次表明自己“想当处长”后，照护人员就称他为“李处长”，每当他焦躁时，只要大家坐在餐桌边，叫“李处长”来参与工作会议、签署文件，老人就能平静下来。至于最年轻的前大学英语老师贺叔，让他背英语单词，就是抚慰他情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邹雅琴刚加入“阿默”时，照护过一位情绪焦躁的老人，那时她手足无措，“只知道推着她的轮椅，不停地去游走散步”。而现在，她已经能熟练地运用各种非药物方式，让老人冷静下来。
　　但这样的技能，却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累积。“阿默”会定期组织员工参与学习培训，邹雅琴却发现，哪怕书籍上有相关的照护知识，但讲述得却比较笼统，“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照护模式，提供给大家去学习”。更多技巧，还是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去慢慢习得。

自杀的父亲

　　专业的照护方式，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病情缓解，能起到有效作用，一些轻症患者，甚至能重新回到正常家庭生活。不过在唐旻看来，国内在这一块的发展依旧有着很大空缺。“像这种照护机构，国外已经发展了至少二三十年，但我们近三四年才真正起步，已经算是很晚了。”
　　2020年1月，中国首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生存状况调研报告》发布，其中显示，照护能力不足、照护资源匮乏、治疗服务单一，是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普遍面临的三大困境。
　　与之对应的一组民政部公开数据是，截至2020年7月底，中国已建成养老机构床位429.1万张，收住老年人却只有214.6万人，空置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可想而知，在这之中，由于患阿尔茨海默病入住养老院的老人，只会更少。相比机构和社区养老，目前，家庭照护依旧是更为普遍的处置方式。
　　但在家中全程照护一个病程长达十二年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并非易事，在照顾年逾九十的父亲六年后，57岁的谭爱宝深刻意识到这一点。
　　谭父在2015年意外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同时伴有帕金森、高血压、脑梗、青光眼等多项基础病。最初时，谭父的近期记忆出现紊乱，有言语反复的症状，唠叨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胡话。
　　很快，谭爱宝发现，退休前在单位是“老好人”的父亲变得狡猾、神经质，他会污蔑家中保姆偷自己的保养品，甚至怀疑结婚六十多年的老伴，背着他偷藏了好东西。

　　两个老人和谭爱宝的大哥同住，谭大哥常在自己的房间看电视，谭父不喜，转头就向来探望自己的小儿子“告状”：“你大哥在家里搞了个嫖娼窝。”
　　谭父确诊后头两年，谭母健在，身体也不错。兄妹三人商量，将家里的保姆换成了医院退休的护工，几人合力，勉强能应对谭父的病情。但2017年，谭母突发心脏病意外去世后，谭父病情急转直下，作息严重昼夜颠倒，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脾气也越发古怪。
　　“他总说是大哥害死了妈妈。”谭父会半夜拿着手电筒在谭大哥的房间巡视，大声叫嚷，咒骂家里都是坏人，白天却窝在客厅一角的沙发里睡觉，“喊也喊不醒”，护工帮他调整姿势，还会招来一顿打骂。
　　时间长了，谭父的脾气日渐暴躁，能把素日颇为厉害的大儿媳，骂得抬不起头来。谭大哥夫妇也年届七十，受不了父亲没日没夜折腾，只能和住在邻市的谭爱宝商量，两家人轮换着照顾父亲。
　　谭爱宝的女儿在北京工作，她早年还计划待父亲病情稳定后，能北上和女儿长久生活一段时间，但在谭父闹过一次自杀后，她彻底断了这个心思。
　　“他就睡在客厅里，地上到处是血。”那场意外过去三年，谭爱宝至今还能回想起当天的细节，父亲支开了护工，用工具箱里的小铁锤，在自己脑门上硬生砸出一个大窟窿。她买完菜回家，打开门就看到瘦成皮包骨的父亲，僵直躺在一团血色里。

　　“三寸长、一寸横的锤子，对着脑袋，嘣嘣嘣，敲了三十几下。”
　　谭爱宝比划着“凶器”的形状，嘴角紧抿起来。谭父被救护车拉走，头顶缝了几十针，在医院住了一星期。清醒时，子女问为什么要自杀，他说不出原因，只嚷着不想活了。
　　被父亲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谭家兄妹，是很多照料阿尔茨海默病高龄患者的中国家庭的一个缩影。拥有多年护理经验的王三香院长告诉我，大多数病患家属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知道怎么样去照护老人，他们老去纠正他的行为，这样其实照护者痛苦，病人也痛苦”。
　　患病老人的思考和行为模式，不能以正常人的标尺去衡量，没受过专业训练，家属很难理解其中差异，并真正做到顺从、鼓励和尊重。
　　“很多老人到了中晚期，可能连一个最简单的指令都不能理解。”在“阿默”的洗漱间里，邹雅琴向我演示老人们刷牙的流程：“如果叫他们刷牙，我会说：‘爷爷，跟我走到这里来’，然后把人牵到洗漱台边上，给他漱口杯，把牙刷挤上牙膏给到他手上，最后告诉他‘刷牙’，他才能够理解。如果只是给他一个指令，‘你去刷牙’，他其实没办法分解成一步一步的动作去完成。”
　　除此之外，谭父让谭家兄妹最为头疼的情绪爆发，也有着更为妥善的控制方式。去上海进修后，唐旻才进一步了解到，在精神专科的概念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情绪性行为分为“激越”和“激惹”，前者是完全自发，没有任何理由，但现实中，很多老人是有刺激源头的“激惹”，“他可能是被某件事情刺激到，比如很不熟悉的朋友、不认识的人，没有安全感，就表现出那些症状，所以激惹是可以避免的”。 　　谭爱宝兄妹没经过专业培训，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识，还停留在“老年痴呆”“记性不好”这样的层面。父亲出现情绪行为时，他们第一反应往往是纠正和制止，长久下来，双方冲突变得越来越多。患者缺乏安全感，照护者又会把自己积累的压力，反向加诸于已经出现精神行为症状的老人身上，很可能导致其做出更多过激行为。
　　尽管家庭照护的压力大多数人难以承受，但矛盾之处在于，很多中国家庭，哪怕条件允许，也并不会将老人送去专业机构。谭爱宝兄妹曾辛苦联系好了一家高级养老院的床位，但才把老人送去几个月，就顶不住父亲指责他们不孝的压力，咬牙把人接了回来。
　　他们的做法，也是很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属的共同选择。《2019年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报告》中，一份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14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全球35%的照顾者表示曾向至少一人隐瞒家人患有该病。排除经济、城乡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子女对父母（伴侣之间）深深的亏欠感，以及“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也许是推波助澜的两个重要因素。

“棉瓜瓜”和“杀死你”

　　專业机构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更好的照护，但同样存在其他的问题。
　　这几年，唐旻会在休息日去一些机构和社区义诊，她对比发现，“阿默”这样的专业机构，兼具符合认知障碍患者的疗养环境与非药物治疗方式，但在医疗方面的照顾相对偏少。“老人家很多都有其他基础病，你作为一个照护机构，很多方面很难考虑到，我们过去时就发现，他们有的慢性病用药很久都没调整过”。
　　此外，高昂的费用，也是拦在大多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面前的一道坎。相较一般机构，“阿默”的基础收费要高出一倍左右，加上阿尔茨海默病本身需要长期服药，“一个月可能也就是一两千块钱，但这个药是没得停的”。
　　唐旻接诊患者时，会向经济条件较好的阿尔茨海默病家属建议用药。“但那些条件我觉得还可以的家庭，在了解这个药物的价格之后，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而且，对比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阿尔茨海默病还没有特效药，目前临床上使用的药物效果因人而异，不能明显确定疗效，唐旻觉得，“这点也是很致命的”。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的照护和治疗已经成为世界难题，这一病症在美国已经超越癌症成为最可怕的疾病，但在临床实验进展和患者基础认知上，却远远落后于癌症领域。
　　唐旻所在的老年医学科曾接待过一位患者，是医院的退休职工。老人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很高，“当时她一直说自己膝关节合并一侧下肢痛，一开始说是腰椎的问题，在骨科做了两次手术，效果不好;她后来就去疼痛科做了神经阻滞治疗，效果仍然不好;她甚至用了一些中药，也没什么效果，经常痛，然后找着找着，别的科室都无法解决她的问题，就住到我们科来了”。
　　老年科为她完成了认知评估、头部核磁以及血液生化检查等，诊断老人为轻度认知障碍，属于阿尔茨海默病前期。“认知受损导致了她一些错误的体验，过度关注自己不适的感受、或者是放大疼痛。”主治医生和家属沟通后，给老人开了一些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老人病情得到缓解后出院，但一个月后，“她可能看了说明书，发现药是针对轻中度痴呆的，就自己停药了”。
　　老人停药后，下肢又开始疼痛，却没再回到老年科，依旧去骨科等专科求诊，还以“乱用药”的名义，把唐旻当时的科室主任告到了院领导那，“我们还特意写了报告去解释是怎么一回事”。
　　除去患者本人对病症的回避态度，患者家属对于自身的预防筛查，也同样讳莫如深。
　　当前，阿尔茨海默病已被证实与几个致病基因强相关，而及早诊断，在大脑受损之前进行治疗是较为有效的治疗手段。
　　唐旻在每次有老人确诊后，都会建议直系亲属顺带做一下基因检测，查证有无携带这几个基因。“但有的家属就不愿意，就算有，他也说不想知道。”
　　说到这，唐旻的表情也有些无奈，一面是薄弱的治疗意愿和疾病认知，另一面是高昂的持续费用支出，两方夹击之下，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大量二三线城市和偏远区县的病患，都很难与阿尔茨海默病对抗。
　　“尤其是农村来的病人，一个月低保可能才一两千块钱，怎么可能会往生病这方面想，就觉得自己不过就记性差一点了，对吧？”唐旻苦恼道。
　　护工向佐梅是湖南常德人，去年入职“阿默”后，她才意识到，十几年前在老家去世、说话谁也不懂的婆婆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她那时候总是不停念叨‘棉瓜瓜、棉瓜瓜’，我问她认不认识我，她说认得，你是我最亲的‘棉瓜瓜’，也说不了什么东西。”向佐梅负责的区域，是“阿默”入住老人最多的楼层，大多都是阿尔茨海默病中度和重度患者，很多人与她婆婆当年的症状颇为相似。
　　二楼活动区，一个穿着白色棉睡衣的老人低头反复绕圈踱步，口中念叨着“杀死你、杀死你”，周围几个护工都不敢靠近，向佐梅慢慢走上去，握住他的手，和老人玩起了拍手游戏。老人不太配合，瞪眼说“杀死你”，向佐梅笑着回答：“爱你、爱你。”反复几次后，老人情绪稳定不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现在，看到这些老人，再回想起早早离去的婆婆，向佐梅觉得自己没尽到孝，但她也清楚，“当时我婆婆生病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有这种地方，是不是”。
　　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偏远城市，向佐梅的烦恼，是很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属的共同烦恼。谭爱宝所在的地级市，还能有几所设施完善的养老院，但她老友所在的县级市，却难以找到一家能应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专业机构。
　　老友母亲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中度患者，当地医院不愿开治疗的药物，“怕他死在医院里”，一般的养老机构也不肯接收这样的老人，老友只能在家照护母亲。但老人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精神行为症状，作息颠倒，会持续在家中大喊大叫，“还天天要爬窗子跳楼”。
　　老友夫妇照顾了一年多，母亲病情并未稳定，反倒是同住的儿子因为晚上无法休息，白天驾车出了车祸。“二十几岁，还没成家，就撞残了一条腿。”说到这，谭爱宝也叹了口气。 　　最后，老友夫妇只能找到一家愿意接收老人的精神病院，把母亲送了过去。再接下去的故事，谭爱宝也不太清楚，只知道那里是用精神病人的药物治疗法对待老人，一个月收费也不低，“要六七千块钱”。她想，老友夫妇内心里也该觉得歉疚，但“这也是没办法啊”。

当我老了

　　三年前，三甲医院护理专业的王三香受邀和人开办“阿默”养老院，选择专攻阿尔茨海默病方向，也是因为主要合伙人自己家中，就有罹患这一疾病的长辈。
　　“专业照护机构是强刚需，这些老人在家里，家人其实没办法去照顾，而国家的医疗资源本身就比较集中紧俏，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更多些，这类老人也可以不去占用太多的医疗资源。”王三香也告诉我，“阿默”主要参考了荷兰霍格威克小镇（Hogeweyk）的养老模式，“年纪大一点的员工跟年轻员工的比例是1：2，在其他养老渠道之中，这个比例一般会反过来”。
　　“阿默”目前已经服务了130位左右的老人，这两年，规模也扩充了一倍，但即便走的是中高端收费路线，它目前依旧是亏损状态。
　　除开装修、房租和配件等硬成本，王三香这两年来最头疼的，还是团队的培育问题。“我们这里的薪酬，可能比其他的养老院高20%～30%，但是我们对专业的要求也更高，培养一个人也挺难。”
　　像邹雅琴这样的“90后”，就算学习的是养老护理专业，“起码也要三个月到半年，才能更好地进入工作状态”。
　　养老行业里，因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社会认同度低、工资待遇差等问题，一直面临着护理人员不稳定、流动性大的窘境。
　　在“阿默”照护老人，是邹雅琴从医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家里人一直不理解她的选择，更希望她去医院上班，或者考研进修，但邹雅琴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进入“阿默”前，院长王三香会问每个应聘者一个问题——到了老年之后，最害怕的三件事是什么？
　　邹雅琴的答案是：怕被限制约束;怕一个人待着;怕自己完全丧失行动自由。而这也是她留在这的重要理由之一。
　　“其实我和很多同事都觉得，等我们老了之后，都会面临要住养老院这种情况，我们也担心去了后，会被工作人员捆在椅子上、被虐待，或者是施加一些不好的行为。”来“阿默”工作一段时间后，这样的恐惧被逐渐消解掉了一些，照料不同的老人时，邹雅琴也想，或许能凭借自己的一些努力，影响到其他一些机构，“让大家整体更看重服务一些”。
　　她期待的，就像院长王三香常挂在嘴边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把服务标准提到这么高，以后我们老了，他们会提得更高，整个养老环境自然会越来越好。”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公平的时间杀手，侵蚀着所有衰老生命的最后尊严，对它的恐惧，同样也困扰着“70后”向佐梅。她初来“阿默”时，还有三个一同學习养老护理的姐妹做同伴，但没多久，一行四人，就留下了她一个。
　　“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人，都说累死了。”向佐梅没喊过累，但她承认，这份工作并不轻松——现在，她管理的二期别墅二层，老人们都听她的话，也爱亲近她，但他们刚来时，很多人都有严重暴力倾向。
　　“我是长期被打，尤其他们老人发生摩擦时，我不可能不站出来。”向佐梅比年轻女孩们的身型要更壮实些，老人发生纠纷时，她常挺身而出，最后反成了对方发泄情绪的对象。“抓得到处都是伤”，她在周身简单比划着，“青一块紫一块的”。
　　哪怕长期相处下来，已经摸清了老人们的习性，但大多老人不良于行，大小便也难以完全自理，每天收拾房间时，向佐梅难免要和秽物打交道。她爱漂亮，平时也要画点淡妆，其他三个陆续离开的姐妹，走前劝她：你搞得再漂亮，在这里还不是去搞屎。向佐梅听了伤心，但还是留了下来。
　　姐妹们抱怨“阿默”工作累，收入也不高，这些缺点向佐梅也同意，不过她觉得，自己留在这，“是在积德”。走进电梯，按下2楼的按键，向佐梅又一次和我说起自己早逝的婆婆，还有后来因为孤独和疾病，喝农药自杀的公公，两弯细心描画过的眉毛，压成了一道直线：“因为我已经想得到，我自己是不是也有老的一天？”
　　向佐梅的情绪低落下来，但这种低落，只持续了短短一瞬——电梯升上2楼，门开了，正对着老人们活动的公共区域，向佐梅摊开双手，重新带上笑脸：“hello，哈哈，我回来了！”
　　整个空间的氛围，瞬间鲜活起来，一个坐在外侧的老人，凝滞的表情被点亮了。“漂亮！”她抬头望着向佐梅仔细装扮过的脸，翘起大拇指，认真回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