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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大余吉村康氏宗族《旁牌舞》为调查对象，运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方法对其进行考察研究，从文化背景、表演方式等方面入手，以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阐释在康氏宗族的族群认知及意识教化下旁牌舞的传衍，让我们对客家不同形态的文化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使之更好的传承。
关键词：旁牌舞;康氏宗族;族群;大余吉村
在国家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大余吉村康氏宗族旁牌舞在2013 年10 月入选为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旁牌舞在大环境的造就中得以恢复和发展，有了更多展示的平台和机会，但它作为大众眼中的民俗舞蹈，背后所隐藏的民族精神却少有人知。本文基于康氏家族的生存背景，对旁牌舞隐性的知识进行文化阐释，进而分析旁牌舞的形态特征和艺术价值。
一、大余吉村“旁牌舞”的生存语境
（一）依存的自然和人文背景
大余县原名大庾县，地处大庾岭北麓，以岭为县，古为扬州城。位于江西赣州的西南部，介于东经114°-114°44′、北纬25°15′-25°37′之间。东北与南康区相连，东南与信丰县交壤，西北与崇义县毗邻，南与广东省南雄市襟连，西界广东省仁化县。东西长127.5公里，南北宽25公里，总面积1368平方公里，辖11个乡镇、105个行政村、13个社区，总人口31万。丘陵山地占81.62%，平原岗地仅占18.38%。大余县矿产资源丰富，素有“世界钨都”之称。自隋朝开皇十年（590 年）在此置县，北宋时期设立南安军，元代改为南安府，曾被誉为“儒雅之邦”、“礼仪之邦”、“梅花诗国”等。
在1990年的《大余县志》中有记载：“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大水，继之饥荒;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洪水，冲毁房屋以千计;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府属各县皆饥，大余晚稻遭螟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春大疫，秋大饥...”。除此之外，根据《赣州地方志》297页中“《晋以来水灾发生年份和范围表》，资料较全的明、清两代发生较典型水灾125年次，其中按范围区分，全区性水灾4年次，大部分地区水灾27年次”7，天灾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破坏了原有的经济体制，在这样一个水旱虫灾屡见不鲜的环境下，如何生存？用什么方式生存？便成了每个家族人都优先考虑的问题。
（二）依存的社会和人为选择
笔者翻阅资料，回顾历史发现，之所以康明生会选择习旁牌舞的原因与当时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有关。其一，有历史记载唐朝开元年间，张九龄见大庾岭路途陡峭，不利于南北交通，于是向皇帝上奏开凿大庾岭路，“大庾岭路，险绝不可登陟，唐开元丙辰内供奉张九龄奉诏开凿新路，斫两崕而中通之。”梅关古道的出现成了南北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梅关古道同样也给大余的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但也由此成为了列国争先抢夺的军事要地，战火时有发生。其二“赣之为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粤之北睡，故尚一路之兵鈐，而外提二境之戎柄，其地重大”8“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9、“江西之南赣，福建之汀漳，广东之韶州，湖广之郴桂，其间深山大谷，绵亘数千余里...”10，赣南地处偏僻，是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的山区，其人少地多的优势是吸引外地人口迁入的优越条件。而大余地处赣州西南部，与广东接壤之地，是两省地方政府管辖的盲区，崇山峻岭、山谷绝壁的地势条件，不利于政府征剿，反倒成为了盗寇土匪藏身的优选之地。战火的侵袭屡见不鲜，匪患的骚扰时有发生，“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使得移民南迁而来的客家人康氏家族不得不报团取暖，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外人的侵入，因此旁牌舞的引入，便成为了这个家族立身于大余吉村最好的防卫武器。
二、吉村“旁牌舞”的艺术特征本体
（一）动作形态的分析
盾牌舞在各地叫法不一，在大余吉村称为旁牌舞。旁牌舞分阵势表演和击刺表演，在击刺表演中，动作主要围绕砍马腿、马腹，击马眼、马头为主。在《纪效新书》十四卷中关于藤牌的使用方式有八种，分别为：起手势、斜行势、仙人指路势、滚牌势、跃步势、低平势、金鸡畔头势、埋伏势。其中旁牌舞的击刺动作中，就有很多与其相似之处。
从体态来讲，表演旁牌舞时体态是矮小屈膝的，因为旁牌属于防御性武器，大小只够一人藏身，所以屈膝佝偻着背能避免被刀枪、暗箭所伤。旁牌舞的主要动作为砍马腿、马腹、刺马眼，对于北方敌骑兵而言，高处视野广阔利于搏杀，在战场上有很大的优势，而对我方步兵来说，条件有限，要想杀敌，就得先把马匹制服，让敌兵与自己处在同一个空间，才能发挥自己持牌舞刀的技能;其次是击马眼、砍马头的动作，则是在马步的基础上，通过蹲搓步完成直进直退的进攻和防守，通过屈膝而蹲的优势灵活调度方位，与敌骑兵周旋，找准时机戳马的眼睛，让敌骑兵忙乱阵脚，才有机可寻，杀敌人个措手不及。
（二）表演场图的构建
旁牌舞的演出人员以五人一组布阵表演。在古代，没有冷兵器的时代，只能靠人力取胜，这时候对于上阵前的排兵布阵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人员伤亡，保住将士们的性命。而在布阵上，中国历代兵家都注重“束伍”之法，如《尉缭子·伍制令》中就规定了“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五十人为属”“百人为闾”的编制方式，戚继光便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将其运用到军队的训练中，在《纪效新书》卷一《明活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凡队长，三队以至五队皆可。一队二伍，五人为伍也”。
旁牌舞的表演分四大阵式，分别为一字阵、圆窝陣、四方阵、长窝阵。首先是一字阵，是模拟步兵冲锋杀敌的阵势，队形由四个步兵以横排的队形一字排开，余一人模拟敌兵持棍棒挨个横扫步兵，最后被步兵的一字阵击退;圆窝阵，由四个步兵全蹲，用旁牌遮身，搭成堡垒，余下的一个持燕尾牌的敌兵，绕圈行走后从旁牌上翻身而过，模拟敌兵连人带马掀翻的情形，而后四个人往边上滚出去;长窝阵，是模拟步兵阻挡敌骑兵长驱直入的阵势，由四个步兵持牌蹲下，用盾牌遮身挡住敌人前进，余下一人模拟敌骑兵绕圈行走后从旁牌上翻身而至前方，步兵起身抽出腰带做砍马足、马腿等动作;四方阵，同样是模拟与敌作战时的一种包围阵势，分别是四个步兵各站四个脚，步步紧逼敌人，而敌兵试图冲出包围的画面。四大阵式完整的展现了旁牌舞的表演场图，营造出了古时候打仗的原始风貌，通过不同的阵法造出整个队伍的声势，将队伍的兵力有效的发挥出来，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同时整齐的布阵也给了士兵们心理暗示，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三）旁牌形状的各异
大余旁牌舞所使用的防御性兵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模拟我方步兵的圆形旁牌，另一种是模拟敌方骑兵的燕尾牌。
圆形旁牌的直径为60公分，大小正好挡住身体的关键部位，侧面看旁牌的形状中央向外凸出，在制作上早期采用树藤，蒙上兽皮，而后直接用牛皮制作，并在外面画有威武的老虎图案。圆形旁牌内面装有上下两个环扣，大小容纳手和小臂穿过去，手执旁牌时通常由左手小臂穿过其中一个环扣，再用手抓住另一个环扣，手肘弯曲放于胸前，配合右手的长兵器或者短兵器一起使用。在《练兵实纪》卷五《藤牌解》中“以藤爲之，中心突向外，内空可容手軸轉動。週簷高出，雖矢至面，不能滑泄及人。内以藤爲上下二環，以容手肱執持”11可以找到出处。而敌方骑兵使用的燕尾牌，整体形状如同燕子尾巴，同样表面画有老虎图案，内含两个环扣，其大小为长70公分，宽40公分，两种形状的盾牌都比较耐击戳，是一种护身掩体很好的防御性兵器。
（四）人物角色的扮演
旁牌舞除阵式表演外，还有击刺表演，无论是哪一种表演方式，它都是由敌方和我方两种角色组成，以此模拟双方作战的情形。旁牌作为特殊的短兵器，仅适用于与敌人近身格斗，那么如何发挥“短器长用”的技巧，增强短兵器的攻击性和防御性，便是旁牌舞的精妙之处。旁牌舞源于抗倭名将戚继光屡次作战总结下来的产物，戚继光在对于士兵的操练上，他坚持怎么打就怎么练、从不用那些华而不实的“花法”，除此之外还要求士兵具有临阵杀敌的本领，让他们不仅能在训练场上能打，在实战演练时也能毫无分差，因此我们就能看到旁牌舞中无论是阵势表演还是击刺表演，都分敌我两方两种人物角色，仿佛还原了戚继光带兵奋勇杀敌的情形。
三、吉村《旁牌舞》的宗族文化透视
（一）康氏宗族的族群认知及意识教化
笔者多次前往吉村田野采风了解到，大余作为外地迁入的客家人，其背景为将军后裔，因此具有浓厚的尚舞情结。据康氏家族中《京兆堂康氏六修族谱》记载，周文王第九个儿子康叔因平叛有功，受封于卫国，直至隋唐平定陈国后，康氏迁往金陵（南京），而后康氏后代娶金陵司马氏为妻，生下了三个子，三个儿子成人后为国出力，屡建功勋，于是南唐李煜封长子文为京兆郡男子正将军，二儿子忠京兆郡男子参将军，三个儿子信京兆郡男副将军。曾祖、祖父、父亲追赠候伯，母亲司马氏赐姓李，封为太夫人。由此可见，有将军后裔之称的康氏，其潜意识里对武术便有崇高的敬意。明朝万历年间康明生习得旁牌舞归来，为家族立身于南蛮之地的大余建立了威望，他们意识到只有掌握了武术才能自保，家族才能延续，因此受封建思想的熏陶，这种宗族武术便在这样一个“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血缘关系下传承，并得到康氏家族的认可。据康氏第二十一代传承人康振波讲述说“以前旁牌舞的练习都是年初一关起门来练，怕被别人偷学，改革开放后因为参与演出旁牌舞的人数很少，才慢慢的允许女性参与。”旁牌舞流传至今是历史文化的缩影，无论是祭祀仪式还是旁牌舞的表演，它的世代相传都透视了康氏宗族对祖先的崇拜与敬重。旁牌舞作为康氏家族的精神纽带，维系了族群之间人员的内部交流，集结了这个族群的文化向心力和认同感，加强了族群的凝聚力，进而产生了这种“生时聚族而居，死后同族而葬”的族群意识。
（二）吉村“旁牌舞”依托康氏族群传衍
旁牌舞在每年的中秋和春节两个时间段进行表演，中秋的仪式稍微简单，春节表演相对来说更为隆重。为了这场重大的仪式，康氏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都会提前在农历腊月二十左右组织家族里的人员召回大会，安排好演出人员及仪式的相关准备工作，虽然旁牌舞表演定在每年的年初一，但出于热爱，跳旁牌舞的康氏家族也会在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后，耍耍刀棍，舞舞旁牌舞，以舞助兴。到了年初一，住城里以及待在村里的康氏宗亲都会齐聚祠堂，本着传承祖宗遗德、谨遵祠规祭规的宗旨进行祭祖活动，开始表演旁牌舞，之后再到村里其他姓氏家族里面进行表演。据第二十代传承人康安鑫老先生介绍，07年的时候他们在吉村自发建立了业余劇团，镇里也无偿为剧团置办了场地、添置了设备，招收了很多喜欢跳旁牌舞的业余人士，于是康氏家族将旁牌舞作为文艺活动，再一次让旁牌舞出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现今，康振波老师依旧在县里的剧团上班，表演旁牌舞，有时候也会被文化馆安排，应邀前往当地的传承基地梅关中学进行旁牌舞教学。
由此可见，旁牌舞作为族群文化，它依托康氏宗族传衍，在康氏家族的血缘关系下，稳固了参与人群，为自己的生存延续提供了保障，也通过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增加了旁牌舞传播的受众面，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四、吉村《旁牌舞》功能的嬗变
（一）传统旁牌舞的功能
旁牌舞最原始的雏形源于戚继光操练戚家军的阵势及击刺格斗战术。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彰显了旁牌舞的实用性，显而易见康氏家族习武归根结底其目的：一是为了保护家族成员。作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为了抵御土匪、外姓家族这些外敌的入侵，避免资源的争夺，他们必须相互扶助，通过旁牌舞凝聚人心，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二是提高家族地位。康氏家族作为外迁而来的客家人，要想能安稳度日，世世代代不受欺凌就必须在村里有足够高的威望，才能受人尊敬，因此旁牌舞作为一种军事舞蹈，便成了康氏家族稳扎吉村的武器;三是一个大家族对祖先的缅怀。
（二）现代旁牌舞的功能
在天平天国以后，康氏家族将其作为具有强身健体的技艺延续下来，因为旁牌舞表演形式中的队形变化和动作招式与舞蹈中的舞台调度和姿态造型十分相似，于是旁牌舞便慢慢由武术演化为一种民俗的舞蹈表演活动在民间流传，无论是节庆还是乔迁，康氏家族的族人都会表演旁牌舞，供大家欣赏。
将旁牌舞置身于现代化社会，其实战性功能被弱化，环境的变化赋予了旁牌舞特殊的文化传播功能，它本身所具有的观赏性，向人们展示了戚继光热血拼搏、奋勇杀敌的光辉历史，也折射出了康氏家族反客为主的艰辛历程，体现了客家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欣赏者而言，能够感受到英勇顽强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很有价值的教育意义，而对于演出者而言，除了强身健体外，也能起到纪念祖先、缅怀历史的作用。
结语：大余旁牌舞历经时代风雨，见证了朝代的更替，在康氏家族的传衍下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空间。经过现代文化的冲击，旁牌舞褪去了它本身所赋予的武术攻击性，衍生出了负荷时代要求的全新的功能，无论是旁牌舞的动作还是阵势，都具有较高的历史造诣，值得更多的艺术工作者去加工、整理，搬进课堂，走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它背后所隐含的舞蹈文化、宗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提供更广的平台。
参考文献
[1]（明）戚继光撰.曹文明、吕颖慧校释.《纪效新书》（十八卷本）[M].中华书局.2001.06
[2]（明）戚继光撰.曹文明、吕颖慧校释.《练兵实纪Ⅰ》中华书局.2001.06
[3]（明）杨士奇.同治《赣州府志》卷66.
[4]大余县志编撰委员会.《大余县志》[M].三环出版社.1990
[5]张文婧.论王阳明对赣南畲民地区的治理[D].烟台大学.2019.05
[6]赵党留.民国赣南天灾战乱与社会生态[D].江西师范大学.2004.05
[7] （明）王守仁：《王阳明集》卷九.《疏通盐法疏》.北京.中华书局.2016
[8]许余有.广东宗族武术不可丢弃的文化印记[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0，40（03），62-65
[9]吴波、严章权.赣南客家武舞文化的活化石——旁牌舞[J].文化月刊.2017.11.15
[10]刘曦红.宗族社会视野下大余旁牌舞体育民俗活动探析[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06
[11]冯百跃.瑞安“藤牌舞”与戚继光浙闽抗倭的“鸳鸯阵”[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第12卷第4期
本文系江西省2019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大余吉村康氏宗族旁牌舞的考察与研究》，项目编号：YC2019-S406 研究成果）
关键词：旁牌舞;康氏宗族;族群;大余吉村
在国家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大余吉村康氏宗族旁牌舞在2013 年10 月入选为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旁牌舞在大环境的造就中得以恢复和发展，有了更多展示的平台和机会，但它作为大众眼中的民俗舞蹈，背后所隐藏的民族精神却少有人知。本文基于康氏家族的生存背景，对旁牌舞隐性的知识进行文化阐释，进而分析旁牌舞的形态特征和艺术价值。
一、大余吉村“旁牌舞”的生存语境
（一）依存的自然和人文背景
大余县原名大庾县，地处大庾岭北麓，以岭为县，古为扬州城。位于江西赣州的西南部，介于东经114°-114°44′、北纬25°15′-25°37′之间。东北与南康区相连，东南与信丰县交壤，西北与崇义县毗邻，南与广东省南雄市襟连，西界广东省仁化县。东西长127.5公里，南北宽25公里，总面积1368平方公里，辖11个乡镇、105个行政村、13个社区，总人口31万。丘陵山地占81.62%，平原岗地仅占18.38%。大余县矿产资源丰富，素有“世界钨都”之称。自隋朝开皇十年（590 年）在此置县，北宋时期设立南安军，元代改为南安府，曾被誉为“儒雅之邦”、“礼仪之邦”、“梅花诗国”等。
在1990年的《大余县志》中有记载：“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大水，继之饥荒;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洪水，冲毁房屋以千计;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府属各县皆饥，大余晚稻遭螟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春大疫，秋大饥...”。除此之外，根据《赣州地方志》297页中“《晋以来水灾发生年份和范围表》，资料较全的明、清两代发生较典型水灾125年次，其中按范围区分，全区性水灾4年次，大部分地区水灾27年次”7，天灾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破坏了原有的经济体制，在这样一个水旱虫灾屡见不鲜的环境下，如何生存？用什么方式生存？便成了每个家族人都优先考虑的问题。
（二）依存的社会和人为选择
笔者翻阅资料，回顾历史发现，之所以康明生会选择习旁牌舞的原因与当时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有关。其一，有历史记载唐朝开元年间，张九龄见大庾岭路途陡峭，不利于南北交通，于是向皇帝上奏开凿大庾岭路，“大庾岭路，险绝不可登陟，唐开元丙辰内供奉张九龄奉诏开凿新路，斫两崕而中通之。”梅关古道的出现成了南北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梅关古道同样也给大余的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但也由此成为了列国争先抢夺的军事要地，战火时有发生。其二“赣之为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粤之北睡，故尚一路之兵鈐，而外提二境之戎柄，其地重大”8“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9、“江西之南赣，福建之汀漳，广东之韶州，湖广之郴桂，其间深山大谷，绵亘数千余里...”10，赣南地处偏僻，是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的山区，其人少地多的优势是吸引外地人口迁入的优越条件。而大余地处赣州西南部，与广东接壤之地，是两省地方政府管辖的盲区，崇山峻岭、山谷绝壁的地势条件，不利于政府征剿，反倒成为了盗寇土匪藏身的优选之地。战火的侵袭屡见不鲜，匪患的骚扰时有发生，“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使得移民南迁而来的客家人康氏家族不得不报团取暖，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外人的侵入，因此旁牌舞的引入，便成为了这个家族立身于大余吉村最好的防卫武器。
二、吉村“旁牌舞”的艺术特征本体
（一）动作形态的分析
盾牌舞在各地叫法不一，在大余吉村称为旁牌舞。旁牌舞分阵势表演和击刺表演，在击刺表演中，动作主要围绕砍马腿、马腹，击马眼、马头为主。在《纪效新书》十四卷中关于藤牌的使用方式有八种，分别为：起手势、斜行势、仙人指路势、滚牌势、跃步势、低平势、金鸡畔头势、埋伏势。其中旁牌舞的击刺动作中，就有很多与其相似之处。
从体态来讲，表演旁牌舞时体态是矮小屈膝的，因为旁牌属于防御性武器，大小只够一人藏身，所以屈膝佝偻着背能避免被刀枪、暗箭所伤。旁牌舞的主要动作为砍马腿、马腹、刺马眼，对于北方敌骑兵而言，高处视野广阔利于搏杀，在战场上有很大的优势，而对我方步兵来说，条件有限，要想杀敌，就得先把马匹制服，让敌兵与自己处在同一个空间，才能发挥自己持牌舞刀的技能;其次是击马眼、砍马头的动作，则是在马步的基础上，通过蹲搓步完成直进直退的进攻和防守，通过屈膝而蹲的优势灵活调度方位，与敌骑兵周旋，找准时机戳马的眼睛，让敌骑兵忙乱阵脚，才有机可寻，杀敌人个措手不及。
（二）表演场图的构建
旁牌舞的演出人员以五人一组布阵表演。在古代，没有冷兵器的时代，只能靠人力取胜，这时候对于上阵前的排兵布阵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人员伤亡，保住将士们的性命。而在布阵上，中国历代兵家都注重“束伍”之法，如《尉缭子·伍制令》中就规定了“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五十人为属”“百人为闾”的编制方式，戚继光便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将其运用到军队的训练中，在《纪效新书》卷一《明活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凡队长，三队以至五队皆可。一队二伍，五人为伍也”。
旁牌舞的表演分四大阵式，分别为一字阵、圆窝陣、四方阵、长窝阵。首先是一字阵，是模拟步兵冲锋杀敌的阵势，队形由四个步兵以横排的队形一字排开，余一人模拟敌兵持棍棒挨个横扫步兵，最后被步兵的一字阵击退;圆窝阵，由四个步兵全蹲，用旁牌遮身，搭成堡垒，余下的一个持燕尾牌的敌兵，绕圈行走后从旁牌上翻身而过，模拟敌兵连人带马掀翻的情形，而后四个人往边上滚出去;长窝阵，是模拟步兵阻挡敌骑兵长驱直入的阵势，由四个步兵持牌蹲下，用盾牌遮身挡住敌人前进，余下一人模拟敌骑兵绕圈行走后从旁牌上翻身而至前方，步兵起身抽出腰带做砍马足、马腿等动作;四方阵，同样是模拟与敌作战时的一种包围阵势，分别是四个步兵各站四个脚，步步紧逼敌人，而敌兵试图冲出包围的画面。四大阵式完整的展现了旁牌舞的表演场图，营造出了古时候打仗的原始风貌，通过不同的阵法造出整个队伍的声势，将队伍的兵力有效的发挥出来，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同时整齐的布阵也给了士兵们心理暗示，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三）旁牌形状的各异
大余旁牌舞所使用的防御性兵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模拟我方步兵的圆形旁牌，另一种是模拟敌方骑兵的燕尾牌。
圆形旁牌的直径为60公分，大小正好挡住身体的关键部位，侧面看旁牌的形状中央向外凸出，在制作上早期采用树藤，蒙上兽皮，而后直接用牛皮制作，并在外面画有威武的老虎图案。圆形旁牌内面装有上下两个环扣，大小容纳手和小臂穿过去，手执旁牌时通常由左手小臂穿过其中一个环扣，再用手抓住另一个环扣，手肘弯曲放于胸前，配合右手的长兵器或者短兵器一起使用。在《练兵实纪》卷五《藤牌解》中“以藤爲之，中心突向外，内空可容手軸轉動。週簷高出，雖矢至面，不能滑泄及人。内以藤爲上下二環，以容手肱執持”11可以找到出处。而敌方骑兵使用的燕尾牌，整体形状如同燕子尾巴，同样表面画有老虎图案，内含两个环扣，其大小为长70公分，宽40公分，两种形状的盾牌都比较耐击戳，是一种护身掩体很好的防御性兵器。
（四）人物角色的扮演
旁牌舞除阵式表演外，还有击刺表演，无论是哪一种表演方式，它都是由敌方和我方两种角色组成，以此模拟双方作战的情形。旁牌作为特殊的短兵器，仅适用于与敌人近身格斗，那么如何发挥“短器长用”的技巧，增强短兵器的攻击性和防御性，便是旁牌舞的精妙之处。旁牌舞源于抗倭名将戚继光屡次作战总结下来的产物，戚继光在对于士兵的操练上，他坚持怎么打就怎么练、从不用那些华而不实的“花法”，除此之外还要求士兵具有临阵杀敌的本领，让他们不仅能在训练场上能打，在实战演练时也能毫无分差，因此我们就能看到旁牌舞中无论是阵势表演还是击刺表演，都分敌我两方两种人物角色，仿佛还原了戚继光带兵奋勇杀敌的情形。
三、吉村《旁牌舞》的宗族文化透视
（一）康氏宗族的族群认知及意识教化
笔者多次前往吉村田野采风了解到，大余作为外地迁入的客家人，其背景为将军后裔，因此具有浓厚的尚舞情结。据康氏家族中《京兆堂康氏六修族谱》记载，周文王第九个儿子康叔因平叛有功，受封于卫国，直至隋唐平定陈国后，康氏迁往金陵（南京），而后康氏后代娶金陵司马氏为妻，生下了三个子，三个儿子成人后为国出力，屡建功勋，于是南唐李煜封长子文为京兆郡男子正将军，二儿子忠京兆郡男子参将军，三个儿子信京兆郡男副将军。曾祖、祖父、父亲追赠候伯，母亲司马氏赐姓李，封为太夫人。由此可见，有将军后裔之称的康氏，其潜意识里对武术便有崇高的敬意。明朝万历年间康明生习得旁牌舞归来，为家族立身于南蛮之地的大余建立了威望，他们意识到只有掌握了武术才能自保，家族才能延续，因此受封建思想的熏陶，这种宗族武术便在这样一个“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血缘关系下传承，并得到康氏家族的认可。据康氏第二十一代传承人康振波讲述说“以前旁牌舞的练习都是年初一关起门来练，怕被别人偷学，改革开放后因为参与演出旁牌舞的人数很少，才慢慢的允许女性参与。”旁牌舞流传至今是历史文化的缩影，无论是祭祀仪式还是旁牌舞的表演，它的世代相传都透视了康氏宗族对祖先的崇拜与敬重。旁牌舞作为康氏家族的精神纽带，维系了族群之间人员的内部交流，集结了这个族群的文化向心力和认同感，加强了族群的凝聚力，进而产生了这种“生时聚族而居，死后同族而葬”的族群意识。
（二）吉村“旁牌舞”依托康氏族群传衍
旁牌舞在每年的中秋和春节两个时间段进行表演，中秋的仪式稍微简单，春节表演相对来说更为隆重。为了这场重大的仪式，康氏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都会提前在农历腊月二十左右组织家族里的人员召回大会，安排好演出人员及仪式的相关准备工作，虽然旁牌舞表演定在每年的年初一，但出于热爱，跳旁牌舞的康氏家族也会在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后，耍耍刀棍，舞舞旁牌舞，以舞助兴。到了年初一，住城里以及待在村里的康氏宗亲都会齐聚祠堂，本着传承祖宗遗德、谨遵祠规祭规的宗旨进行祭祖活动，开始表演旁牌舞，之后再到村里其他姓氏家族里面进行表演。据第二十代传承人康安鑫老先生介绍，07年的时候他们在吉村自发建立了业余劇团，镇里也无偿为剧团置办了场地、添置了设备，招收了很多喜欢跳旁牌舞的业余人士，于是康氏家族将旁牌舞作为文艺活动，再一次让旁牌舞出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现今，康振波老师依旧在县里的剧团上班，表演旁牌舞，有时候也会被文化馆安排，应邀前往当地的传承基地梅关中学进行旁牌舞教学。
由此可见，旁牌舞作为族群文化，它依托康氏宗族传衍，在康氏家族的血缘关系下，稳固了参与人群，为自己的生存延续提供了保障，也通过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增加了旁牌舞传播的受众面，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四、吉村《旁牌舞》功能的嬗变
（一）传统旁牌舞的功能
旁牌舞最原始的雏形源于戚继光操练戚家军的阵势及击刺格斗战术。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彰显了旁牌舞的实用性，显而易见康氏家族习武归根结底其目的：一是为了保护家族成员。作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为了抵御土匪、外姓家族这些外敌的入侵，避免资源的争夺，他们必须相互扶助，通过旁牌舞凝聚人心，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二是提高家族地位。康氏家族作为外迁而来的客家人，要想能安稳度日，世世代代不受欺凌就必须在村里有足够高的威望，才能受人尊敬，因此旁牌舞作为一种军事舞蹈，便成了康氏家族稳扎吉村的武器;三是一个大家族对祖先的缅怀。
（二）现代旁牌舞的功能
在天平天国以后，康氏家族将其作为具有强身健体的技艺延续下来，因为旁牌舞表演形式中的队形变化和动作招式与舞蹈中的舞台调度和姿态造型十分相似，于是旁牌舞便慢慢由武术演化为一种民俗的舞蹈表演活动在民间流传，无论是节庆还是乔迁，康氏家族的族人都会表演旁牌舞，供大家欣赏。
将旁牌舞置身于现代化社会，其实战性功能被弱化，环境的变化赋予了旁牌舞特殊的文化传播功能，它本身所具有的观赏性，向人们展示了戚继光热血拼搏、奋勇杀敌的光辉历史，也折射出了康氏家族反客为主的艰辛历程，体现了客家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欣赏者而言，能够感受到英勇顽强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很有价值的教育意义，而对于演出者而言，除了强身健体外，也能起到纪念祖先、缅怀历史的作用。
结语：大余旁牌舞历经时代风雨，见证了朝代的更替，在康氏家族的传衍下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空间。经过现代文化的冲击，旁牌舞褪去了它本身所赋予的武术攻击性，衍生出了负荷时代要求的全新的功能，无论是旁牌舞的动作还是阵势，都具有较高的历史造诣，值得更多的艺术工作者去加工、整理，搬进课堂，走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它背后所隐含的舞蹈文化、宗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提供更广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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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江西省2019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大余吉村康氏宗族旁牌舞的考察与研究》，项目编号：YC2019-S406 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