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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2日，在歼10首飞18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科学研究员、歼7C飞机总设计师、歼10飞机总设计师、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首席专家、原副所长兼总设计师宋文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3时10分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86岁。
正像中航工业董事长、党组书记林左鸣在宋总告别仪式上的致辞中所述：“八十余年风雨人生，六十多载春秋风华，宋总把全部智慧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为祖国航空工业发展披肝沥胆、鞠躬尽瘁，他用心血铸就了‘东风’113、歼8、歼7C、歼10等一个个守望共和国蓝天的倚天长剑！实现了我国战斗机从引进仿制到自主研制的历史跨越，开启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从跟踪发展到自主创新的历史进程！他的历史功勋将永远镌刻在祖国的蓝天之上！”
为此，我们特地撷取了宋总在中国战斗机研制发展历程中的精彩片段，集中展现给读者。
公元2006年12月29日，新华社向世界宣布：“由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歼10战斗机，已成建制装备部队、形成作战能力。这对加快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最神秘传奇的武器歼10飞机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世界各大媒体敏锐地捕捉到了歼10飞机“成建制装备部队，形成作战能力”的特别信息。
两年之后，歼10战斗机在珠海航展亮相。威风凛凛的歼10战斗机拔地而起呼啸长空！它再次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眼球，也震动了整个世界。许多外国军事专家专程而来，目睹中国“空中猛龙”的风采。至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在世界战斗机研制领域，我国已完成了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历史性跨越。
2007年2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歼10飞机荣获这次大会唯一的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当大会宣布歼10飞机总设计师和他的同伴们上台领奖时，一位须眉斑白的长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无数闪光的镜头对准这位老人时，国内外的新闻记者们这才如梦初醒大吃一惊——原来，中国这些年来，设计制造这柄利剑的领军人物，是这位默默无闻的老人哪！
他的名字叫宋文骢。“骢”者，毛色青白相间之马，又释为马中先锋和领军之帅也！
从仿制到自主研制
研制“东风”113的日子
《中国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纪实》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确凿的记载：
“1958年秋冬之际，‘东风’113起步，哈军工三期空军工程系一科学生宋文骢参加了‘东风’项目，分到沈阳112厂设计室，担任该型飞机总体设计组组长。当时负责‘东风’113飞机发动机设计的马明德、罗时钧两位教授也直接参与了112厂研制。”
这就是说，宋文骢其实还在大学期间，就在老师带领下，开始参加飞机设计研制工作。并且，他就曾担任过当时国内自行研发的最先进战斗机总体设计组组长！
战斗机用“东风”命名，意为“东风”压倒“西风”。“东风”113飞机，是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师生1958年设计的一种高空高速战斗机，确定飞行马赫数2.0、升限高于20千米。开始是作为一种教学活动，并没有打算投入试制，后来得到陈赓、刘亚楼以致彭德怀等军队领导的支持，确定进行试制。接着，按国防科委意见，考虑到其作战对象为美国F-104、F-105及B-58超声速机，将设计指标提高到马赫数2.4、升限20千米。
9月完成初步方案论证和方案审查，10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进行审议，会后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并得到正式批准。该机由哈军工师生设计，飞机及其发动机试制任务分别由112厂和410厂承担，与“东风”107飞机的试制同时进行。
1958年11月，航空局奉命下达了研制“东风”113的决定。哈军工立即行动，决定由空军工程系教研室副主任马明德教授负责学院低速风洞设计建设；院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陈伯屏教授负责“热障”攻关；同时陈教授与空气动力学罗时钧教授、航空发动机教研室副主任董绍庸教授带领一、二、三期学员，约400人下到工厂参加研制。
宋文骢这一期学员，此时正好完成了大学主要课程的学习，进入毕业设计阶段——宋文骢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来到国营112厂，在第二设计室（“东风”113项目设计室）参与飞机起落架设计。为解决前起落架的收放难题，他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计算尺”式方案，紧接着又让他进行机身第五框的设计（与起落架位置相关）。
宋文骢的这两项设计，尽管没有经验，但常规计算分析上手快、打样画图有一定的基础，技术上也有独到之处，领导和同志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很快就让他挑起了总体设计组组长这一重担。
在“东风”113设计研制的几年中，宋文骢主要负责总体协调、全尺寸样机协调工作。他领导的总体组完成了总体三视图绘制及全尺寸样机研制。工作中，他不时来到工作现场，拿着设计图样，对比着复杂的样机，认真协调并苦苦思索着。从飞机设计研制的体制，到飞机设计的指标，从飞机设计的结构，再到飞机的设备配置，他都一一进行着分析。
到最后，他对飞机设计逐渐入门后，对“东风”113这种先进机型的各种战术技术指标，以及当时我国所具备的工业基础条件，也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比。分析对比的结果，使他认识到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在短时间内还不可逾越的。如只是一厢情愿地不断提高飞机的战术技术指标，不抓好基础和预研工作，在短时期内要搞出这样高指标的飞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对于宋文骢来说，整个“东风”113研制过程，使他更深入实际地学习了航空知识，更熟悉和掌握了飞机设计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他的专业水平；更重要的是他直接从事了总体设计，经历了飞机设计从气动布局选择、总体方案确定、各主要系统的协调，以及飞机设计全过程真刀真枪的锻炼，摸索并积累了飞机总体设计“着眼全局协调各系统，总体牵头一条龙推动”的一些宝贵经验。
在那些高强度劳动和经历挫折的日子里，宋文骢的心情也和所有参加研制的同志一样，既存疑惑又异常沉重。在更深入的思索中，他竟然发现我们仿制的苏联飞机结构，还存在不少设计缺陷；我们照搬的苏联飞机研制的体制，也存在着不少不适合中国国情问题——这为他后来作为总设计师时，坚持要打破旧的研制体制，坚持走自己设计的道路，以避免失败，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这是做一切工作的大忌。从事航空工业，特别是搞战斗机，绝不能搞大轰大嗡急功近利，更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飞机上任何一个微小的瑕疵，都可能酿成大祸。所以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几十年的工作实践告诉宋文骢这个真理，他又把这个真理告诉和他一起搞研制的同事们。
宋文骢是个尊重科学甚至敬畏科学的人。他对急功近利违背科学的做法，从涉足航空领域以来，就非常反感；对飞机制造领域中惨痛的教训，他都时刻铭记在心——这就是他后来担任总设计师后，所主持的两个新型号飞机，研制全过程中飞了上万个起落，从未摔过飞机，也从未出现过人身伤亡事故的真谛所在。
到六院一所报到
1959年11月，国防科委提出必须加快“东风”113飞机试制，争取向党的40周年献礼的建议后，有关方面决定暂停“东风”107飞机的研制。将第一设计室与第二设计室合并，在组建新的设计室里，宋文骢仍然担任总体组组长，继续“东风”113项目的研制。
由于苏联撤走专家，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研究解决航空发展问题，最后决定由国防工委、国防科委和空军等有关部门，集中现有的设计研究技术力量，组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1961年6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正式成立。8月新组建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在沈阳诞生，该所集中了当时国内有限的飞机设计力量，由112厂飞机设计室、哈军工参加“东风”113飞机设计的师生和空军第一研究所组成。该所部队番号为总字922部队，代号601所，即六院一所。
国防部六院一所第一任所长是刘鸿志，政委瞿曾平，副所长徐舜寿、叶正大、郭屏、周景良，总设计师是黄志千。
在此大的背景下，宋文骢所在的研究室，正式归属沈阳六院一所。他的工作也有新的调整，担任气动布局组组长。
601所区远离市区，位于沈阳后塔湾。这里原是日伪时期的兵营，1952年由炮兵学校接收修建起来的。说起来，这里虽说交通不便，但环境还算不错。进入前塔湾，抬头就可看见矗立于高岗之上，建于辽代的高33米、八角飞檐13层的无垢净光舍利宝塔，此塔是沈阳的重点文物；旧时这里还东连昭陵，南临沼泽，古色苍苍，气韵不凡，是著名的游览之地——“塔湾夕照”还是沈阳八景之一。
随着研制过程的深入，“东风”113遭遇的问题实在太多，1961年7月1日向党的生日献礼计划失败后，国防科委和空军最终只能面对现实，忍痛放弃“东风”113研制，继而转入基础研究，积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了。
从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客观冷静地讲，尽管当时“东风”113的研制脱离了我国国情，最后以下马告终。但我们没有任何值得讥诮它的必要和理由。我们且不说当时国家下决心研制它的初衷是好的，它的研制过程蕴涵和振奋了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就是对一种新机型而言，它是一匹横空出世的领头骏马，由此带动了我国一批前沿性技术的发展，积累了飞机设计研制丰富而宝贵的正反面经验，一批像宋文骢这样后来的飞机设计大师的设计生涯也从这里开始。
“几年的‘东风’113研制，虽然艰难，对我而言，是获益匪浅。如果是爬山，至少使我爬上了一个山头。站在这个山头上，不敢说一览众山小，至少使我开阔了视野，看到了更高更远的地方。”宋文骢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时，他客观地总结道。
创建战术与布局专业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战斗机研制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何迈好自行设计的第一步，将直接影响中国今后战斗机研制的发展道路。
在研制“东风”113飞机的过程中，宋文骢渐渐意识到，飞机气动布局设计不仅限于飞机的气动外形设计，还包括各种气动参数的选择，以及一些与气动特性有关的综合设计。“我们中国要自行研制超声速的飞机，首先要解决和突破气动布局问题”，他的想法，与搞气动力研究的方宝瑞等同事一拍即合。
尽管这个学科领域也有一些气动力的理论公式和分析方法，但在工程型号设计中，仍然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研究、需要探索、需要澄清；尽管缺少资料，缺少试验条件，甚至缺少一些基本的工程经验，困难重重，但这是飞机总体设计的一项基础性、实践性和工程综合性很强的必不可少专业技术。不管再艰难，都必须在这个地方摸索前进。
同时，在研制“东风”113飞机的过程中，宋文骢还注意到，战斗机作为一种武器系统，有其特殊的作战用途，在设计上与一般飞机有所不同。首先必须明确这种飞机的作战环境、作战目标、作战方式的要求，这是战斗机设计的基本依据，也是衡量战斗机设计成功与否的重要准则之一。
是呀，战术技术和气动布局，应当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整体，怎么能分开呢？一架性能优良的战斗机，既是当时航空技术水平的最高综合，又必然是航空技术与作战使用需求完美结合的产物。可是，在我们照搬苏联的飞机设计机构中，并没有战术气动布局专业——飞机的使命任务、战术技术要求论证、气动布局选择，以及总体方案设计等，都不是在飞机设计局做的。 宋文骢陷入长久的苦闷和思索中。
在不断的比较和分析中，年轻的宋文骢认定苏联这种体制的做法不一定是金科玉律，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他翻遍国外的技术文献资料，然而也没有“战术技术论证、气动布局”这样的专业——但，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它呢？
在苦闷和思索中，宋文骢决定不顾领导的误解，同志们的规劝，想在战斗机研制中创建一个专业。他给这个专业取了个名字，叫做“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专业。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战术技术论证和战斗使用研究是空军的事情，说他们是不务正业。
宋文骢横下一条心，决心走这条无人走过的路。经过努力终于得到领导认可。而且，让宋文骢担任布局组的组长，这是一个人数不多的专业组（10人左右），主要任务是承担飞机型号发展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开拓工作。
宋文骢自己创建专业自己当组长。
作为该专业第一任组长，宋文骢深谙研究所的技术基础在专业，专业技术的深入程度决定着研究所在某一个领域的水平，而专业的发展在人才。他坚持不懈地做着3件事情。
一是重视发展。在摸透米格-21飞机的同时，以该机作为蓝本，进行了战斗使用分析、基本性能分析、气动布局分析和参数选择分析。他身先士卒开创性地完成了歼8飞机的作战使用分析、多种布局参数研究和总体方案论证，为我国迈好自行设计战斗机的第一步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二是重视基础。在专业技术建设上，给每一位成员确定研究课题，进行基本功开发，广泛开展使命任务和战术技术要求论证、发动机选择和指标要求论证、武器系统要求论证、性能计算、初步总体布置、战斗使用等研究，逐步摸索出了一套战术技术论证、气动布局和性能分析方法。在后来几十年的航空生涯中，宋文骢对该领域相关技术发展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三是重视队伍建设。宋文骢主张技术民主，鼓励创新，经常在组内进行某一方案或想法的研讨甚至争论，学术气氛活跃。在年轻人眼里，他既是领导又是专家，为人敦厚、性格开朗，加上新点子又多（常被同志们戏称为“宋老鬼”），这个组，逐步成为了一个积极进取、团结向上、协作精神良好的集体。
实践证明，战术技术论证、气动布局和方案设计等顶层工作对飞机研制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在飞机总体设计部门开展这些工作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即使现在空军有了论证机构后，仍然需要空军与设计部门反复讨论和迭代。
20世纪60年代初，宋文骢创立了“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专业。1970年到成都后“布局组”更名为“战术性能和工程发展组”，组长也已经换了多任，设计人员走了一茬又来一茬。但是，第一任组长宋文骢奠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工作作风一直得以保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专业组的发展。这个专业组具有前瞻性的技术储备和创新活力，牵引着一个又一个的新型号发展，成为中国飞机设计史上的一大创举，其影响已被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所证明。
战术布局专业组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从这个专业组里成长了许多航空领域的技术专家。
歼8双发方案的戏剧性一幕
1964年10月9日，米格-21飞机改进、改型预备会议在沈阳601所召开。
六院院长唐延杰主持了这次会议。副院长徐立行和有关院所领导、专家出席了会议。会上，唐院长分析了国际国内面临的严峻形势，传达了中央领导和中央军委关于加速新一代战斗机研制的最新指示，同时下达了研制新型战斗机的任务。
会议再次确立了新型战斗机的主要战术技术指标，对飞机形状、武器配备、雷达系统、操纵系统等各项方案进行了汇报评审。601所所长刘鸿志因考虑到双发方案六院没有批复，以及与飞机发动机研究所的关系，就没叫所里的总师黄志千把双发方案拿到会上汇报，而只作了单发方案汇报。
与会者围绕单发战斗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按照军委和空军的要求，新战斗机要达到以美国的F-4、F-104、F-105、B-58为主要作战对象，对F-104、F-105应取得制胜的压倒优势，对F-4要在飞机性能上能与之相抗衡，对B-58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目标，那速度为马赫数2.2、升限为20千米的指标就必须得到保证。
那么，使用何种飞机发动机来保证这些战术技术指标呢？经过仔细论证，还是由于技术储备问题，发动机研制进度肯定赶不上飞机研制进度——这样，新机研制的最终结果，就只能停留在望梅止渴，甚至纸上谈兵的窘况中。
会议陷入僵局，与会者愁肠百结。可山穷水尽之中，而又峰回路转！
“徐院长，昨天下午休会，我们到所里转了转，进行了一些走访。”会上，六院科技部的同志突然告诉副院长徐立行，“听他们一室的同志说，他们气动布局组的同志曾经搞过一个双发方案，叫做什么‘歼7综合改进方案’……”
“这个气动布局组组长是谁？”徐副院长问。
“这个组的全称叫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组。组长是宋文骢，50年代哈军工的学员。”
“这样吧，还是我们到他研究室去。”徐副院长对科技部的同志说，“让他对着图样资料，详细给我们讲讲他们的方案。”
徐立行副院长、黄志千总师和刘鸿志所长一行人，当即离开会场，来到宋文骢的布局组。
宋文骢现在面对的是院里主抓新机研制的首长，他知道今天要讲的这个方案，对新机研制的命运意味着什么。虽说他有几分紧张，但新机双发方案对他来说，他不知经过多少个日夜的深思熟虑，会前又对资料做了准备，应该说早已成竹在胸——要知道，此前宋文骢已经领导本专业完成了20多个方案的研究论证啊！他拿起图样，侃侃而谈对众人讲了起来。从战斗机的指标，讲到战斗机的动力；从战斗机的形状，讲到武器的配备、雷达的使用等。 徐副院长和科技部的领导表情凝重，他们听宋文骢讲完双发方案的核心内容后，对一些关键问题又仔细进行了询问。宋文骢有问必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渐渐暗了下来。
“好啊，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徐副院长最后长长地吐了口气，眉头舒展开来，他有些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对刘鸿志说道，“刘所长，你们所可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依我看，开新战斗机这把锁的钥匙，说不定就在这双发的方案里呀！”
10月15日，米格-21飞机改进改型预备会在601所接着再开。
宋文骢走出办公室，手里拿着冯家斌交给他的“65”方案模型。这个模型虽说有些粗糙，也来不及仔细打磨上漆，但这模型基本能反映设计方案所表现的形态。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全体与会者听宋文骢汇报他的双发“歼7综合改进方案”。
“当天的会议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戏剧性的一幕是，宋文骢同志提着一个赶制出来、尚未上漆的木质双发飞机模型到会上，被人们笑称为‘烤鸭’。”刘鸿志在他回忆录中写道。
这个方案能行吗？多数人望着宋文骢，抱着怀疑和冷漠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当宋文骢拿起那只飞机模型，开始讲他的双发“歼7综合改进方案”后，整个会场瞬间就安静下来。宋文骢从苏联、美国飞机发展的现状和性能讲起，讲到我们的新机应该遵循的设计原则和设计理念后，整个会场更是鸦雀无声，与会者的表情慢慢开始变得严肃，甚至严峻起来——在座的都是新机设计研制的领导和专家，宋文骢汇报的内容，完全跳出了这几天会议绕来绕去没有跳出的怪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随着宋文骢汇报他们双发方案的深入，慢慢地，与会者已经完全意识到，站在他们面前汇报的这个年轻人，不是那种富于幻想满怀激情的一般青年，而是观念新颖思维严密的飞机设计行家；这个年轻人对新机设计的构思构想，最可贵的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他的方案虽别出心裁，但具有相当强的操作性。当宋文骢汇报完他的方案，放下飞机模型时，整个会场一时竟然继续陷于沉寂之中，大家的目光都还停留在那只“烤鸭”上，思维都还留在了宋文骢关于双发飞机的方案里。
1964年10月，我国航空界在沈阳召开的米格-21飞机改进改型会圆满结束。会议最后决定：先上双发方案，采用两台带空心气冷涡轮叶片改进的815发动机作为动力装置。会议还确定，新机采用两条腿走路。双发方案由601所总设计师黄志千和总体室王南寿负责；单发方案由副所长叶正大和总体室谢光负责——这就是后来的歼8和歼9。
1965年3月，601所向六院呈报了《“双发”新型战斗机战术技术指标的报告》；4月，国防科委在京召开了“审定‘双发’会议，会议由罗舜初副主任主持，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以及有关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会议，一致同意上报的双发方案；同是4月，罗瑞卿总长批准了方案报告，并正式命名为歼8飞机。
至此，中国第一架超声速战斗机研制由国家正式批准立项。601所在1966年底发出全部结构、系统、特设图样后，全国各有关设计和制造单位都进入到了工作状态，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这里有个小插曲：对歼8飞机设计作出突出贡献的宋文骢，在生产图下厂时，代表设计室在全所誓师大会上发言，他充满自信地讲道：“相信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新飞机飞翔在塔湾（601所所在地）上空！”
由于宋文骢云南口音的缘故，台下的听众把 “飞翔在塔湾上空”的话，听成了“飞翔在台湾上空”，人们情绪顿时欢呼激昂起来！
歼9之花的凋谢
1970年5月1日，一列载着300多人的神秘专列，即将离开东北沈阳。
根据中央航空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恢复已经搁置了几年的歼9飞机的研制，并决定试制生产该机型由成都132厂负责。为推进研制工作，601所从事歼9设计的大队将离开沈阳，到西南成都去组建一个新的战斗机研究所——601所成都分所。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及部分机关干部和工人，带着行李和大批的图样资料，即将起程。
其实，这次分迁最初到成都的名单里并没有宋文骢。为了自己这一生的理想和志向，为了割舍不下的歼9飞机，此时宋文骢顾不了这许多了。他思来想去，最后打定主意，和妻子买来木板，自己动手钉包装箱，做好了搬迁的充分准备。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宋文骢自己决定随大队出发的事，既没有人同意，但也没有人出面反对！
成都的新所区离火车站不远，是原空军028航校校址，位于蜀相诸葛武侯祠旁边。这里条件虽说依然简陋，但比当年搬进沈阳塔湾时好多了。来到成都的这支队伍，虽说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但大部分人都参加过摸透歼7的工作以及歼8的设计，在沈阳时已对歼9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设计，所以这支队伍研制飞机的设计总体水平是比较高的。如今，他们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要在这里组建我国第二个战斗机设计研究所，还要在不长的时间里设计研制出歼9飞机来。
宋文骢早在做完歼8双发方案后，已把主要精力投向了歼9战术技术论证和气动布局研究中。来到成都，他和妻子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刚安顿下来，就一头又扎进他的研究中去了。
歼9和歼8飞机本是一对孪生兄弟。歼8是双发机，歼9是单发机。
当年，宋文骢他们之所以提出双发方案，主张先搞歼8，是基于解决现实需求的问题。但他心里明白，最终还得向歼9甚至更符合作战环境的战术技术指标挺进。
歼9设计的战术技术指标都超过歼8，拟配备一台推力为122千牛的发动机。飞机初期设计气动布局为两侧进气、三角翼、有水平尾翼的正常布局，有良好的雷达火控系统和较强的火力配置，可使用导弹进行拦射攻击，能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进行全天候作战的高空高速飞机。 1966年8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准了飞机研制任务。飞机战术技术指标要求为最大速度马赫数2.4、静升限20～21千米、最大航程3000千米、作战半径600千米等。
在进行了大量实际调查和设计研究后，歼9飞机前后搞了5个方案，包括不同参数的正常式三角翼、正常式后掠翼及无尾三角翼方案，由于要求的战术技术指标太高，无论哪个方案都远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在设计方案上科研人员发生了意见分歧，由于争论没有结果，加之随后席卷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设计方案都被搁置了。直到1969年，中央才又决定恢复歼9研制，生产定在国营132厂。根据产研结合的原则，1970年5月，歼9研制大队迁往成都。
在南下的列车路过北京时，当时负责歼9型号的王寿南等人在北京空军招待所向曹里怀、常乾坤两位副司令员汇报了歼9方案。空军方面提出要进一步在高空高速上有大的突破，提出马赫数2.5、升限25千米的“双25”指标。同时满足“双25”指标，尤其是升限25千米，当时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回，又轮到宋文骢和他的同事们睡不着觉了。
当时，从沈阳带来的无尾三角翼方案阻力小，主要作战性能，特别是超声速性能都比有尾方案要好，但无尾飞机的起飞着陆性能较差。从操纵性的观点看，无尾飞机有明显的缺点。在研究过程中，宋文骢性能组的同志们反反复复，多次讨论技术布局，提出“在无尾飞机机翼的前面加一个小翼，以改善飞机的升力特性。”王子方同志在黑板上作了汇报，得到了总体室主任谢光和谢品、杨文华、张子彦等设计人员的支持，大家认为应该按照“无尾 前翼”布局这个思路往前走，先搞几个方案作一作试验。这就是我国战斗机鸭式布局设计的来历。
当时，苏联、美国先进国家气动布局都是采用两侧进气、三角翼、有水平尾翼的正常布局，这个鸭式布局，不但在我国飞机设计上还没有先例，就是在苏联、美国先进飞机研制国家也很新颖。何况当时国防关系错综复杂，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资料，资金是自已模索出来的。
鸭式布局的这个设想，打开了大家思维的窗户，人们的思维都冲出了窗口，在天空中尽情地飞翔。1971年9月经过一系列的补充完善，在当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鸭式布局的高、低速风洞试验模型，立即送到了北大和四川安县进行高低速风洞试验。经过一系列的试验验证，充分证明了鸭式布局的潜力和优势。
随着对鸭式布局的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宋文骢他们做得最多的是歼9Ⅵ方案，各项试验相继完成。从此，鸭式布局被国防科委确定为歼9的基本方案，后又应用了飞机腹部进气形式，经风洞试验也取得较好效果。
由于当时的空军领导将歼9的战术技术指标作了5次重大改变，直到最后要求飞机达到马赫数2.6、静升限26千米的“双26”指标，完全脱离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实际。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但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完全无法满足要求，就是材料、工艺、试验条件都无法得到保证。
1978年，上级决定对歼7飞机进行大改，歼9这株没来得及绽放的花朵就慢慢枯萎了，并且后来还面临发动机无法落实的窘况，到了1980年，歼9的研制就完全中止了。
从1965年初开始论证，到1980年中止研制，歼9之花历时15年，最终凋谢了。歼9与歼8当年同时开始研制，歼8尽管历经磨难，最后终于定型列装了部队，而歼9最终还是夭折了——令人扼腕仰天长叹！
宋文骢自始至终见证了这两个型号飞机的兴衰成败。
“可以说，没有歼9的研制，就不可能有611所承担新型战斗机的成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为型号研制的歼9是夭折了，但歼9的夭折中孕育着新型战斗机的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非此之谓欤？”原601所所长刘鸿志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总结。
临危受命当总师
1981年10月，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611所副所长、总设计师宋文骢为歼7Ⅲ（现称歼7C）飞机型号总设计师。同时，将歼7Ⅲ型飞机列为“六五”期间第一个国家重点型号。
型号总设计师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他的职责除了型号的管理组织，还要负责整个飞机技术工作。换句话说，整架飞机研制成功与否，总设计师是第一技术责任人。
第一次做总设计师，对宋文骢来说，这分量的确是太沉重了。接受任务后，宋文骢一天也没敢懈怠，稍作准备，他就带领设计人员，马不停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开始下部队作起调查研究来，一定要切实搞清楚空军的实际要求。
宋文骢带着设计人员，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走南闯北，行程数千千米，走访调查了8个空军部队和34个有关单位。白天，他们与飞行人员、地勤人员一起探讨飞机各系统性能的优劣，研究改进的措施和方法；晚上，他们就整理收集来的数据和素材，思考着设计方案的修改完善。渐渐地，理清楚了开展歼7Ⅲ型飞机设计的基本头绪……
宋文骢清楚，部队需要的这种飞机，虽说还叫米格-21，但它和20世纪60年代他们摸透的米格-21已经是完全两回事了。苏联在20多年使用米格-21的实践中，尤其是在越南战争和各种局部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大的改型。其设计思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当年高空高速的思路了。总体、气动、结构强度、机械系统、动力装置、材料工艺等和原来的飞机相比较，已经有着20多年的技术差距，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按空军要求，我们设计的歼7Ⅲ型飞机不但要跨越这道深深的技术鸿沟，新改型的飞机、武器火控和电子设备还必须优于苏联米格-21MΦ。
宋文骢和成志明等赴北京，向领导汇报了歼7Ⅲ飞机总体方案。为歼7Ⅲ型飞机自行研制定下了基调，确认了空军使用要求，结合国内航空科研生产情况，在充分利用样机的基础上，确定研制一架中高空高速全天候战斗机的设计原则。这就是说，歼7Ⅲ型飞机的研制必须按照自行设计的要求，经过方案论证、总体设计、详细设计、试制试验和试飞验证等研制程序。
首先，创造性地建立总设计师体系。宋文骢按照国防武器装备研制条例，结合我国航空工业实际，把歼7Ⅲ飞机设计师系统分为3级：第一级为型号总设计师；第二级为系统总设计师；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新成品的总设计师、主任（主管）设计师。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部门的设计师都纳入系统工程管理之中。
接着，建立设计师系统技术责任制。明确了在新产品研制中，70个配套单位（部内46个，部外24个）214名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的职责。每一项成品必须坚持先有原理性试验、单个成品试验，再到地面系统试验、机上试验和飞行试验的做法，为顺利开展设计工作铺平了道路。
同时，推广应用计划评审技术。严格型号研制程序，编制各级网络图，从方案论证、初步设计，到发设计图和制造、总装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通过评审才能转入下一个阶段。
组织重大技术攻关。新机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单位众多，所需新设备、新材料的攻关就有几百项。对直接影响整个飞机研制进程的技术问题，由总设计师系统组织攻关。
坚持全过程质量管理。为确保新机的研制一次成功，他汲取了过去研制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除制定设计师工作条例等技术责任制外，建立工程试验、配套新成品、各分系统、放飞等技术责任制；组织多次质量复查，对出现的问题，哪怕是很微小的问题，都必须迅速解决，绝不放过；实行模拟试验台鉴定验收制度、试验开工签发制度和试验结果按阶段评审制度等质量保证措施。
宋文骢在歼7Ⅲ飞机研制中，逐渐摸索出了一些适合大型系统工程管理的新路子，为歼7Ⅲ飞机研制的技术协调、质量控制、进度保证和经费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制度，保证了飞机总装一次成功、通电一次成功、全机静力试验一次成功、首飞一次成功的好战绩。这也为他后来担任歼10飞机总设计师，领导更复杂、更先进的第3代战斗机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歼7Ⅲ首飞呼啸蓝天
1984年4月26日，这一天成了川西平原成都航空城的一个盛大的节日。新研制的歼7Ⅲ飞机停在机场起跑线上，银色的机身在阳光下泛着奕奕的神采，它傲然挺立，跃跃欲试。
观礼台前，两鬓有些斑白的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正神情专注地向中央军委、空军部队、航空部和省市的领导报告飞机研制的情况和首飞的方案。
首席试飞员余明文登上舷梯，跨进座舱，关上舱盖，检查一遍各类仪表后，声音清晰地向指挥塔报告飞机一切正常，请示是否可以起飞。
“起飞！”试飞指挥长果断地下达了起飞命令。一颗绿色的信号弹升上天空，飞机在跑道上徐徐滑行起来。突然，飞机加力呼啸，尾喷管吐出桔红的火焰。继而，飞机像一支利箭飞驰而去，瞬间便腾空而起，冲向蓝天！
宋文骢犀利的目光随着飞机在蓝天里穿行，他的耳朵敏捷地捕捉着从天空传来的飞机声响。飞机在空中时而爬高，时而盘旋，在蓝色的天空中留下一缕缕烟云。飞机飞行22分钟后安全着陆，张开阻力伞滑向机场跑道的另一端。
“现在我宣布，歼7Ⅲ飞机首飞获得圆满成功！”扩音器里，突然传来试飞指挥员激动的声音。上级机关领导和部队首长纷纷和宋文骢握手，向他表示祝贺。
歼7Ⅲ飞机从研制到首飞，前后经历了6年时间，涉及了全国100多个厂所院校提供的400多项成品，提升了我国自行研制飞机、发动机、武器火控系统的能力和水平。歼7Ⅲ飞机打下的技术基础，发动机、大量新成品、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支撑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第2代战斗机的研制和改进。
行业内对歼7Ⅲ飞机的总体评价是“歼7Ⅲ的总体性能比米格-21MΦ更好，在中国飞机设计史上，它是非常成功的范例。歼7Ⅲ定型生产后，在部队里受到普遍欢迎，认为比当时装备的所有机种性能更好，其故障率低、操作性能好。”
庆功会后，宋文骢回到家里，人们都以为他终于可以松口气，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了。可他怎么睡得着呀！他不是因为成功而感到激动，也不是因为喝了两杯庆功酒而兴奋，而是感到更大压力向他袭来——此时，国防科工委和航空工业部、空军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已经决定采用他领导设计的中国第3代战斗机方案，国防科工委已传出消息，将决定任命他再担任新机的总设计师！
中国战斗机研制领域中的珠穆朗玛，正等待着他去攀登。
航空武器装备研制的里程碑——歼10
新歼研制拉开序幕
事情还要从1982年初春说起。
1982年2月11日，宋文骢和总体室副主任李文正等人正在贵州011基地飞机生产厂，为歼7Ⅲ飞机试制做技术交底工作。突然，从成都打来一个电话，要宋文骢立即赶到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国防工办召开新歼方案论证会。
随着国际军事斗争形势发展的变化，空军部队迫切需要我们自己能研制出一种适应2000年前后作战环境，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斗机。1981年底，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与军委其他同志研究应付未来战争对策时，毅然决策：“我们一定要搞一个新的、性能好的战斗机。” 紧接着，按国防工业办公室要求，航空部某研究所雷厉风行挑灯夜战，不到一个月，就拿出了新歼的设计方案。为使新歼方案更加可靠完善，国防工办决定在北京召开方案论证会议。总参装备部、航空部、空军、海军等各级领导，以及国内著名专家教授将应邀出席这次会议。
611所也接到通知，要求派出几名同志参加论证会，帮助参谋参谋，进一步完善方案。
早在搞歼9飞机气动布局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如何在超声速条件下运用机动性战术，将是新歼研制面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拦射武器火控系统当时在我国还是空白，在他担任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和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后，就决定成立所里的战术性能和远景发展研究组。课题组在宋文骢指导下，很快就搞清楚拦射的原理方案，进行指标论证，误差分配。与此同时，宋文骢还带队到成都、南宁等空军作战指挥所进行图面引导作业，大量统计了从目标不同方位角进入的引导误差，在国内第一次进行了歼9飞机拦射动态模拟试验，并取得良好效果。
歼9下马后，宋文骢除继续进行总体布局和战术拦射研究外，他要求战术性能和远景发展组的同志广开思路进行新方案探讨，支持各种创新想法，要求每年都有几个新歼设计方案，以便必要时选用。这些方案中还有利用歼8机改为两侧进气，装大口径国内或国外雷达和中程拦射导弹的方案；此外，这些方案中还有若干个在歼9基础上改进改型的方案，都是鸭式布局形式，包括选用两台涡喷13发动机的、一台涡喷15发动机的，以及各种不同特点的方案。
在贵州接到电话后，宋文骢通知所里到北京去的同事，把这几年来研究工作的资料都带上备用。
我国新一代的战斗机应该是什么样的布局，要达到什么样的战术技术指标，才能与当今世界性能先进的战斗机抗衡较量呢？某研究所提出的新歼设计方案是什么方案，能适合我国国情、适应未来战争要求么？在去北京的路上，宋文骢脑海里一直盘旋着这些问题。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上级机关大概已选定了老大哥单位提出的新歼方案——不过这也难怪，某研究所是我国组建的第一个战斗机设计研究所，这个所人才济济，科研实力雄厚，几十年来，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既然上级机关已选定了他们的方案，那他们的方案肯定有其先进和优越之处。
宋文骢想，这回去参加他们方案的论证，还是要好好开开眼界，虚心向人家学习学习吧！
出乎意料的15分钟
1982年2月，新歼研制方案评审论证会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
会议由国务院国防工办和航空部联合主办。这次会议规模很大，邀请了有关单位领导和航空界专家共141人参加。会议的主题，就是评审由老大哥单位提出的新歼设计方案。
611所应邀参加会议的是宋文骢、成志明、谢品和王子方4人。而老大哥单位是这次会议的主角，他们参加会议的阵营很庞大，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二三十人，方案准备也很充分。宋文骢也为老大哥单位感到高兴，他们制定的新歼方案能引起领导机关如此重视，召开这样规模的会议来进行评审，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可让宋文骢措手不及的是，当天预备会之后，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王若松突然来到了他们住的房间，开口就问：“正式会上你们有没有方案汇报？”
“不是只是通知我们来参加会议，评审新歼方案的吗？”宋文骢一听，感到有些诧异。
“是，这次会议主要是评审新歼方案，但并不排斥有其他更好的新歼方案呀——你们过去不是搞过好多个新歼方案么？”王副局长说。
“方案我们倒是搞过一些，但会议没叫我们带来新歼方案呀！”宋文骢回答说。
“这次会议从中央军委、国防工办到航空部都很重视，又来了这么多专家，你们所组建的时间虽不长，但毕竟也是战斗机研究所呀！既然来了，机会难得，后天的会上，你们把对新歼研制的基本想法谈一谈吧。此外，南昌陆孝彭他们也带有变后掠翼的方案，607所的雷达、606所的发动机他们也要谈一谈。”
“可我看会议议程上没给我们安排发言的时间哪。”宋文骢说。
“这样吧，我回去就给会议上说说，作一个临时安排吧——你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王副局长问。
“我看……”宋文骢沉吟了一下，“就一刻钟左右吧。”
“好，就这样定了。你们抓紧时间做做准备，会上介绍方案时，尽量简明扼要一些。”王副局长说完，到会务组去了。
几个人连夜从带来的资料里，将鸭式布局飞机的图形、基本数据重要性能曲线摘录下来，制作了几张汇报用的明胶片。谢品同志还徒手画了新歼方案三视图和性能表。这一切忙完，已是夜深人静了。
宋文骢后来戏谑道：“我们这叫做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第二天一早，会议正式开始。
会议由国防工办副主任叶正大主持。
叶副主任首先传达学习了邓小平副主席、赵紫阳总理、张爱萍副秘书长、姚依林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新歼研制的指示精神。他明确指出：“新战斗机是我们要搞的第3代战斗机，主要空战性能要比歼8Ⅱ型飞机好，要接近美国的F-16，优于苏联的米格-23，要能真正抗衡国外现在装备的飞机，以此作为我军20世纪90年代突出中低空机动作战的主要机种。”
紧接着，老大哥单位开始汇报新方案。这个方案图文并茂，主讲人思路清晰、表达清楚，结合飞机模型讲解，向领导和专家们汇报了近两小时。
听着新歼方案的汇报，宋文骢原先怅然若失的脸上，此时眉头却渐渐皱了起来。此情此景，使他有些感受到了当年研究歼8飞机方案的氛围。他凭多年来设计研究飞机的直觉，这个新歼方案，尽管设计者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提出了不少新的设计理念，借鉴了当今世界一些先进国家的研究成果，也实事求是考虑了国内目前航空工业面临的现实，但这个方案总体上还是没跳出传统飞机设计的布局，起点还应该再高点。而今已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研制出比这个方案更好的飞机来。 第三天上午，会议继续进行。会议主持人点名，轮到宋文骢发言了。
没有飞机模型，没有图样资料，手里有的只是连夜赶制出来的几张明胶片。
“各位领导和专家，会议临时给了我们一个发言的机会，我们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在这里我表示歉意。”宋文骢走上前去，尽量使自己保持平静，“对于新歼研制，叶副主任已经明确提出了战术技术指标，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达到。否则，我们搞出的新歼，就失去了战略上的意义……”
宋文骢一开始发言，就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会场上静悄悄的，大家都被他别具一格的发言所吸引。
“近年来，就世界上发生的局部战争来看，已经不是当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军厮杀时的情形。现代战争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各种飞机是如何进行空战的？采用什么样的武器？现代的飞机雷达，要同时捕捉几个目标，炸弹是子母弹、激光弹。你刚一起飞，人家就知道了；你要跟踪它，它能设定假目标，反干扰你……所以我们造出的新歼，角速度要大，要灵活；过载要大，转弯半径要小，飞行员操纵起来能够得心应手……”
宋文骢从目前世界战斗机发展的现状、结合未来的空战将会怎样打讲起，然后他话锋一转，讲我们的新歼应该具备的基本战术技术指标，要实现这些指标，新歼设计应采取何种气动布局，采取哪种飞控系统和拦射火力系统……最后，宋文骢用明胶片展示出他们这些年来设计的鸭式气动布局飞机方案，对具体战术技术指标数据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并说道，以上方案满足目前的要求是有希望的。讲完后，宋文骢向大家礼貌致意，结束了他的汇报。
会场陷入短暂的沉默。
世界战斗机现状、飞机空中格斗能力、鸭式气动布局、拦射火控系统……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情况与新的概念。与会的领导和专家们，显然被宋文骢这短短的发言打动，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宋文骢的发言有理有据，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分析，既有理论依据又有试验数据。
会场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继而是一阵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最后，不知是哪个同志首先鼓起掌来，引起会场上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次会议从2月16日开到25日。围绕新歼的战术技术指标、气动布局、飞控和火力系统等进行了严肃而周详的研究讨论。会议最后作出出乎与会者意外的决定：新歼研制事关国防建设未来大计，这次会议暂不确定方案，当前还需要继续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充分听取不同意见，理清思路；两个总体设计研究所继续做新的方案，3个月以后再开会进行论证。
这个决定开创了我国飞机设计方案进行先期论证的先河。
自信源于科学判断
1982年2月26日，宋文骢他们开完会，从北京回到四川，向所领导汇报了北京会议的主要情况后，所里马上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统一了思想，并作出决定：对新歼方案设计要集中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做好方案论证准备。
宋文骢一刻也没犹豫和休整，立即组织所里的各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忙碌起来。他要利用这些年所里的研究成果，对新歼方案进行精心的筛选和设计。为了进一步得到更精确的数据，宋文骢安排好所里的工作后，立即又马不停蹄带着几个同志来到了风洞试验场。
自行研制飞机，特别是研制新的气动布局飞机，何止是进行百次千次的试验，何止是积累千个万个数据？尽管宋文骢他们从1962年就开始对气动布局进行研究，搞歼9飞机的几个方案又反反复复经过近万次风洞试验，对鸭式气动布局方案他们抓住不放，进行了流谱试验和机理分析，也得到一大批试验数据，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据说，在国外，一架飞机从设计到生产出来，正常的吹风试验大约就是几万次。
这段时间，宋文骢还要四处奔忙，既要指导所里的同志们作方案设计，又要到风洞试验基地现场获取试验数据，还要参加有关的研讨会议。经过大家团结努力，在北京召开方案评审会前，宋文骢他们已经准备了两个设计方案，单是气动布局就进行了两轮优化，再进行风洞试验，又取得了大量的试验数据。
基本方案确定后，宋文骢为慎重起见，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实际上，为了获得良好的升力特性和力矩特性，早在几年前他们就对鸭翼的平面形状、位置反复调整，逐步由较远间距调成短间距，升力特性有了很大改善，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短间距鸭式布局。在试验中他们发现，鸭翼与边条翼一样，都能产生稳定强涡通过机翼上表面，诱导出机翼升力。通过风洞试验，可以看到在大迎角下仍具有较稳定的升力。鸭翼比边条翼还有另一个优点，就是可控。在这次试验中，他们还进行了机翼锥形扭转和前缘锯齿的设计，以改善升阻比，最终优化设计出鸭式布局腹部进气新歼Ⅰ和采用了鸭式布局两侧进气布局的新歼Ⅱ方案。
“宋总，你开始搞这个方案时，国内没有可以借鉴的飞机，国外也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你为什么就那么自信呢？万一你费尽精力，搞出来的方案被上级机关和专家们否定了，你想过该怎么办吗？”笔者采访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一个人的自信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首先我们要明确，先进的气动布局肯定是自主发展先进战斗机的基础。但应该承认，各种布局都各有千秋，除了精心设计外，在很大程度上与设计者的经验、习惯及爱好有关。”宋文骢缓缓讲道，“我们采用鸭式布局，主要还是得益于从1970年以来搞歼9飞机十几年经验的积累。在当时，世界上除了瑞典的Saab-37，还没有第二家搞这方面的研究。准确地说，那时瑞典的Saab-37还没有出来，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可能得到什么资料——我们当时的方案叫‘无尾﹢前翼’，实际上跟现在说的‘鸭式布局’就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对鸭式布局战斗机研究在国际上应该算起步比较早的。领导和专家们肯定会既感到新颖，但难免也会产生疑问。但在搞这个方案时，我就绝对相信，领导和专家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是客观严谨的。重要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拿出能让他们信服的理论依据和试验数据来。” 新歼第二次方案评审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为使鸭式布局飞机方案有一个直观的效果，宋文骢和大家一起画出图样，制作飞机模型。在一间小木工房里，他们用砂轮、锉刀、砂纸和牙膏加工有机玻璃。整整干了两天两夜，精心制作的飞机模型问世了。望着想象中和图样上的东西变成了实物模型，宋文骢爱不释手，翻来覆去地看着，像欣赏着一件珍稀的宝贝。
如今，万事俱备，就等待上级机关召开的方案评审会了。
鸭式布局方案脱颖而出
1982年4月，新歼方案评审会在北京大雅宝空军招待所召开，会议仍由国防工办副主任叶正大主持。
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以及三机部、四机部、航空高校等领导和专家200多人出席了会议。这次方案评审会，老大哥单位参加会议的阵容依然庞大，各方面的人员来了30多人，并精心准备了他们的设计方案。从他们充满自信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上次他们制定的方案虽暂时被搁置，但他们分析后认为，宋文骢他们提出的方案在布局上虽新一些，但“新”就意味着基础要差一些，离我国航空工业现实的距离就远一些，冒的风险和实现目标的困难就更大一些，这样的方案得到上级领导和专家们的认可度就会低一些。所以，这次他们对新歼方案又进行了充实完善，满怀信心来到会上和兄弟单位一试高低。
611所参加会议的人比老大哥单位少一点，但基本阵容也差不多，来了20多人。一报到，宋文骢仔细看了会议议程表，放下心来。议程表上安排的方案汇报时间，虽说老大哥单位排在前面，但两个单位汇报方案的时间是均等的，都是一天。
第一天，老大哥单位的方案汇报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下午，会议继续。宋文骢听完老大哥单位的方案，他的感觉是，他们这3个月来虽然又做了不少工作，但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原来的方案上进行了一些修正和改进。
第二天，宋文骢代表611所汇报了他们准备的两个新歼设计方案。这两个方案都是鸭式布局，只是一个是采用腹部进气，一个是采用两侧进气。他首先讲解了鸭式布局在世界飞机发展中的普遍规律，鸭式飞机目前在先进国家应用的状况，以及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布局的理由，同时他具体分析了无尾布局、固定鸭翼布局、全动鸭翼布局等几种布局技术的优势和不足，特别是具体分析了涡机理和参数匹配等问题。
“这里还要考虑机动性、武器系统、雷达系统等问题。比如我们设计的腹部进气方案，就主要考虑大迎角机动问题……”宋文骢用手比画着，向与会者讲道。
坐在前排的谢光看宋文骢在上面用手比画，他顺手把放置在桌子上的有机玻璃飞机模型给宋文骢递了上去，示意他照着实物模型给大家讲解，这样让大家更明白更清楚些。
宋文骢接过模型，想对着模型给大家讲解。但他看了一下模型——这模型实在太小了，下面的同志根本看不清楚。宋文骢一眼看见桌上放明胶片投影仪投射的光柱，他灵机一动，将模型从支架上拔了下来，直接往投影仪上一放——这全透明的有机玻璃飞机模型投在后面的幕布上——好家伙，这架飞机看起来非常漂亮非常壮观！极具时代感，简直就像人们在电影屏幕上看见一架现代的战斗机威风凛凛地穿行在云海雾霭里一般！
瞬间，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给了宋文骢莫大的鼓励，他清了清喉咙，接着讲道：“前次会议我简单谈了鸭式布局飞机设想，下来后有专家给我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又专门进行了研究。当然，勿庸讳言，鸭式布局也有它的缺点。当我们采用静安定布局时，升阻比并不比常规布局占优势。”宋文骢喝了一口水，接着讲道，“根据我们鸭式布局战术性能研究，要想发挥这种布局优势，就必须采用静不安定，因为它与静安定相反，是正常静安定布局所没有的……”
“这个问题我们已进行了多年研究，掌握了大量试验数据。在新歼设计时，我们拟采用放宽静安定度、缩小机翼面积、减轻重量等。这样，机动性可提高，这就是我们新歼Ⅲ方案……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做大量工作。”
会场又响起热烈的掌声。
“据我所知，静不安定飞机在我国飞机研制中还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践基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敢采用，你们提出这个设计方案，有多大把握呢？”讨论会上，有专家提出这个问题。
“据美国、英国等国的资料载，静不安定设计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就是在他们的第3代飞机设计中，也仅仅将安定度放宽到零。请问宋总，如果到时候我们静不安定技术过不了关，你这设计方案岂不前功尽弃？”又有专家发问。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很慎重。别人不搞，也不能说我们就不能去摸索。当然，我们除了必须要攻下这个难关外，也安排了有退路的方案。”宋文骢又拿起那个小小的飞机模型，比画道，“如果到时候静不安定技术暂时过不了关，可在该方案基础上仅将鸭翼面积缩小一些，其余不变，则可以将该方案改为静安定过渡，这就是我们新歼Ⅴ方案。待放宽静安定度的飞行控制系统条件成熟时，恢复静不安定方案就是了。”
会议接着开了5天。分为总体气动、动力系统、飞控系统、武器系统等专业组进行了充分讨论。讨论结果，与会领导与专家基本认可了宋文骢提出的鸭式腹部进气设计方案。会议决定，两个方案暂不定，还要回去深入做工作，同时进行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总体方案要上报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工委审批。
会上用的这个飞机模型，跟随了宋文骢多年，一直像宝贝一样珍藏在他书柜里。它虽说小巧简陋，但它却不动声色地见证着一段中国战斗机研制的历史。
创新是歼10的灵魂
宋文骢提出的鸭式布局新歼设计方案，在北京大雅宝会议上被基本认可之后，他除了为自己这几十年来的探索总算见到一线曙光，感到有几分欣慰外，并没有一丝功成名就的欣喜，反而感到一种巨大压力。 离开北京时，航空部一位副部长找到了他，安排会后的工作要求，不无担忧地找他谈了一次话。
“老宋呀，我仔细看了看你们两个所的方案，其实呢，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问题。这飞机空军要求很高呀，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握搞出来呀？”
“有些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只要我们再作一些试验，拿到充分的数据，应该说这个方案是有把握的。”宋文骢回答道。
“你或许也听说了，空军已多次提出要买‘幻影’2000飞机，如果我们研制新歼的把握不大，那就让他们去买吧！”副部长说。
“空军买不买飞机，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能按你们的要求，做好新歼的设计方案。既然方案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我们肯定是坚决要做下去的。”
“那你们还要做多久的工作呀？”
“还要作3轮风洞试验。一般一年做一轮，我们想抓紧时间，争取一年半做完吧。”宋文骢回答。
“什么？还要一年半哪！”副部长沉吟着说，“一年半，黄花菜都凉了呀……再做一年，你看怎么样？”。
“一年就一年。”宋文骢坚定地回答。
这一年里，宋文骢和总体气动专业的同志转战在模型生产、风洞试验、数据处理、绘制曲线、结果分析、布局改进等繁重工作中，高效率地进行了3期高速、低速风洞试验和流谱观测试验。在此过程中，编制了机翼复合弯扭计算和设计程序，并解决了复合弯扭机翼表面加工的工程化问题。试验结果显示，他们设计的方案大大地降低了飞机诱导阻力。新歼前后经过了1万多次风洞试验，分析处理了上百万个气动力数据。宋文骢早已记不清多少次钻进爬出风洞，记不清多少次为飞机模型更换导弹炸弹，多少次调整控制舵面，多少次面对试验曲线冥思苦想，多少次设计图样到深夜甚至天明……
就这样，宋文骢和同志们守着风洞排队作试验。前面说了，在这里作风洞试验的人多不说，冬天还经常遇到停电。但他们坚持往风洞里挤，试验作了又改，改了又作，硬是把要3年才能作完的试验，1年就作完了。这些试验为他们的设计方案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与此同时，新歼研制工作在北京也紧锣密鼓进行着。国防工办连续召开了新歼机载电子设备、武器火控系统、辅机成品、试飞测试等研讨会。这些会上，对新歼的战术技术指标作了进一步明确。
1983年3月，航空部正式下发了开展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从飞机、发动机、武器火控系统、惯性导航系统、飞行控制系统、其他机载设备系统和复合材料几方面进行论证的项目、要求、负责单位、参加单位、完成日期等。
1983年9月，宋文骢参加了航空部在北戴河召开的新歼发动机选用方案评审会。这次会议，审查、评议了供新歼选用的5种发动机方案，形成了向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的报告，最后决定采用涡喷15作为新歼动力。
到1984年1月，宋文骢具体组织的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工作已全面完成。先后完成高速、低速风洞试验3900余次，完成了结构、飞控、航电及机电系统方案设计，设计了以涡喷15为动力装置的6个腹部进气鸭式布局飞机方案，编写上报了论证报告。
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1984年2月，航空部科技委在河北涿县桃园宾馆召开了新歼布局方案会议，国防科工委、空军及有关专家119名代表参加，会议重点讨论了新歼先期方案和发动机的选型问题。在会议上，611所设计的鸭式布局方案取得一致好评，正如当时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张阿舟教授所说，新歼采用鸭式静不安定布局和涡喷15发动机，是相得益彰、如虎添翼。紧接着，国防科工委领导在北京召见了宋文骢等有关专家。回到宾馆后，航空部科技委副主任王南寿同志宣布：经中央领导和航空部研究决定， 611所提出的鸭式布局方案，最后确定为新歼方案！
1984年4月，由国防科工委综合计划部聂洞庭副部长和航空部计划司段大扬副司长带队组成的定点调研组，赴成都进行调研。成志明所长全面汇报了所的科研生产情况和新歼的工作进展，以及新歼定点在成都的有利条件。5月，国防科工委正式下达关于新歼研制总体单位定点问题的批复，确定新歼研制总体单位为611所和132厂。
1984年6月，国防科工委在北京再次召开新歼方案论证会。 会上，宋文骢作了新歼方案汇报，同时和空军最后商定了新歼重要指标要求。审查确定了新歼初步方案，对新歼的研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次年4月，航空部下达了新歼研制工作计划，明确了要着重抓好鸭式布局的气动设计、航电总体及飞控系统等合作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抓紧软件的引进和人员培训、安装准备工作，开展有关试验工作和关键零部件的技术攻关等。
1986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批准新歼研制，并列为国家重大专项。要求研制部门制定全面周密的方案，精心组织研制工作，使空军到2000年能装备我国自行研制的世界先进武器，并使国防工业部门的设计、研制水平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有个细节不能略过不提。
1983年6月，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来成都检查工作，时间安排很紧，但他特别提出要听新歼总体设计汇报。张爱萍将军是我军著名儒将，他作为聂荣臻元帅的副手，这些年主要负责协助聂帅抓国防科技工作。从1975年以来，他排除一切干扰，整顿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领导中远程、洲际、潜地核弹导弹和卫星、战斗机研制试验工作，及时协调工作中的矛盾问题。在宋文骢的印象里，每次在国防科工委开会，只要是张爱萍讲话，他都是在批评航空，一次也没听到过他对航空的表扬。所以航空的人是又希望他讲话，又害怕他的批评。
张爱萍来到611所，当宋文骢向他汇报新歼总体设计方案时，刚开始他还有点忐忑不安。没想到他拿起鸭式气动布局飞机模型给将军讲解，将军听得很仔细很认真，还不时向他提出一些战术和技术上的问题。宋文骢告诉他，这种飞机从技术途径上说，是创新的、赶超的，有着后发优势的新型机种。 张爱萍将军听完宋文骢汇报后，他看了宋文骢摆出的几个飞机模型，特别仔细看完鸭式布局飞机模型后，非常兴奋。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告诉宋文骢：我们现在做这种布局的飞机，这就是一种创新嘛，这很好。但现在一定要保密，不然外国人又糟蹋你，又说是他们搞出来，我们跟着学的。
临走时，宋文骢代表所里请张爱萍将军给所里题个词。张爱萍将军在高兴之余，欣然答应。会议室，纸铺好，墨研好，张爱萍将军略一思索，笔落纸上，他铿锵有力地题了两个大字：创新！
这既是将军对611所的肯定，也是对611所的勉励，更是他对航空工业的期望——而今，将军已经西去，但他的题词至今留在所里的荣誉室里，他的题词，已化作航空人的一种动力、一种精神。
1986年7月14日，国防科工委正式发出经张爱萍批准的任务书，任命王昂为新歼型号行政总指挥，宋文骢为新歼总设计师。
这一年，宋文骢已是56岁了。
至此，宋文骢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肩负着新歼研制神圣的使命，坚定地向着他理想中的目标跋涉而去。他的身后，留下的是义无返顾的足迹。
总师的责任和压力
总设计师这个头衔，在宋文骢看来，它不是一个职务，而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中国新型战斗机研制要来个三级跳，一定要搞出能与美国、苏联等国相媲美的第3代战斗机来！
这是振奋人心的口号还是庄严审慎的宣言？这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还是科学决断？
一架战斗机，它由十多个大系统、近100个子系统组成，单涉及到的部委就有十多个，牵涉到航空、航天、电子、兵器、冶金、化工等行业和军队部门100家单位。请问，你的技术储备怎么样？你的工业基础怎么样？你有凝聚和调动各行各业的权威么？你有雄厚的研制经费作保障么？……
这些问题，其实一开始就引起各方面领导和专家担忧和争论。
多数领导和专家对宋文骢提出的方案，虽然逐渐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但，不同的意见却一直没有停息。
宋文骢还记得大雅宝会议后，航空部一位副部长专门找611所所长成志明和他谈了一次话：
“老宋啊，你现在是新歼的关键人物了，新机研制的成败，你责任重大呀。说句直率的话吧，我真担心空军提出的战术技术指标太高了呀！”
“空军提出的战术技术指标，是从未来战争的需要提出来的。我们搞的新飞机，如果达不到他们提出的指标，也就是没完成邓主席提出的搞一架性能先进战斗机的任务。无论如何，这个任务都必须完成。”宋文骢思忖了一下，回答道。
副部长还是放心不下，又看了成志明一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接着说：“老成啊，空军对我们有这么高的要求，你搞不出来可不行哪！”
“我们既然敢接手这事，就有决心和信心把它干出来。”成志明说。
“那，你们能不能给我写个保证呀？”副部长笑道。
宋文骢闻言愣了一下，也笑了：“哈，部长，你这是要我们给你立个军令状啊——为了让领导放心，我宋文骢可以给你立这个军令状！”
“不必不必，我只是想试试你们的信心和决心而已。”
“不，既然部长你说了，我宋文骢是个较真的人，我们就给你写个保证书！”宋文骢说完，果断地请成志明拿出纸和笔起草起保证书来。然后，两人签字画押，郑重其事地交给了领导——这纸保证书，领导是否留存，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作为一个总师的责任和压力，何止于此！
1989年，宋文骢受邀参加了中央军委组织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按刘华清副主席的要求，宋文骢此行的目的是去看苏联的发动机。到了苏联，他第一次看见了苏-27飞机。宋文骢从头到尾仔细研究了这种苏联定型不久的飞机，并好好对它进行了一番分析和琢磨。
回国后，宋文骢在北京参加了一个高层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说我们的歼10飞机搞了这些年，也没能搞出来，干脆就别再搞了！把这研制飞机的钱，拿来买现成的苏-27飞机，既省事又快捷。
刘华清闻言站起来，他问宋文骢：“老宋，你来说说，我们的歼10飞机，和苏-27有什么不同呀？”
宋文骢坐在旁听席上，听刘副主席点他的名，他犹豫了一下站起来说道：“刘副主席，这次到苏联，您给我的任务是考察飞机发动机。我认为苏-27飞机的发动机是可以用的。但具体对飞机来说，两机各有特点”。宋文骢对两种飞机的性能指标逐项作了分析。
刘华清听了很高兴，他最后总结时说道：“歼10是我们自己研制的新战斗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研究所、工厂所有参研的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的新战斗机要早日研制出来，这是迫切又迫切、紧急又紧急的事！”
刘副主席最后为继续抓紧新歼研制和引进发动机定了调。
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的武器装备研制设计师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工作条例的规定，总设计师是飞机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是设计技术的组织者、指挥者、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者。这个定位清晰地赋予了总设计师的使命和责任。宋文骢要根据批准的歼10研制战术技术要求和研制任务书，负责工程研制中的跨行业、跨部门重大技术问题的组织、指挥、协调、决策，从设计技术上确保歼10飞机研制任务书的实现。
在飞机研制初期，对于由谁来负责电传飞控系统和综合化航空电子系统的综合设计，就出现过争论。宋文骢坚持飞控系统和航空电子系统等系统设计必须与飞机总体紧密结合，子系统、设备必须按系统设计要求进行研制。为此，他耐心地多次到有关单位和领导机关进行宣传说服，终于改变了过去一些系统或设备研制各自为政的现象，理顺了飞机系统与子系统（设备）、成品的技术关系。
正像中航工业董事长、党组书记林左鸣在宋总告别仪式上的致辞中所述：“八十余年风雨人生，六十多载春秋风华，宋总把全部智慧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为祖国航空工业发展披肝沥胆、鞠躬尽瘁，他用心血铸就了‘东风’113、歼8、歼7C、歼10等一个个守望共和国蓝天的倚天长剑！实现了我国战斗机从引进仿制到自主研制的历史跨越，开启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从跟踪发展到自主创新的历史进程！他的历史功勋将永远镌刻在祖国的蓝天之上！”
为此，我们特地撷取了宋总在中国战斗机研制发展历程中的精彩片段，集中展现给读者。
公元2006年12月29日，新华社向世界宣布：“由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歼10战斗机，已成建制装备部队、形成作战能力。这对加快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最神秘传奇的武器歼10飞机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世界各大媒体敏锐地捕捉到了歼10飞机“成建制装备部队，形成作战能力”的特别信息。
两年之后，歼10战斗机在珠海航展亮相。威风凛凛的歼10战斗机拔地而起呼啸长空！它再次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眼球，也震动了整个世界。许多外国军事专家专程而来，目睹中国“空中猛龙”的风采。至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在世界战斗机研制领域，我国已完成了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历史性跨越。
2007年2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歼10飞机荣获这次大会唯一的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当大会宣布歼10飞机总设计师和他的同伴们上台领奖时，一位须眉斑白的长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无数闪光的镜头对准这位老人时，国内外的新闻记者们这才如梦初醒大吃一惊——原来，中国这些年来，设计制造这柄利剑的领军人物，是这位默默无闻的老人哪！
他的名字叫宋文骢。“骢”者，毛色青白相间之马，又释为马中先锋和领军之帅也！
从仿制到自主研制
研制“东风”113的日子
《中国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纪实》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确凿的记载：
“1958年秋冬之际，‘东风’113起步，哈军工三期空军工程系一科学生宋文骢参加了‘东风’项目，分到沈阳112厂设计室，担任该型飞机总体设计组组长。当时负责‘东风’113飞机发动机设计的马明德、罗时钧两位教授也直接参与了112厂研制。”
这就是说，宋文骢其实还在大学期间，就在老师带领下，开始参加飞机设计研制工作。并且，他就曾担任过当时国内自行研发的最先进战斗机总体设计组组长！
战斗机用“东风”命名，意为“东风”压倒“西风”。“东风”113飞机，是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师生1958年设计的一种高空高速战斗机，确定飞行马赫数2.0、升限高于20千米。开始是作为一种教学活动，并没有打算投入试制，后来得到陈赓、刘亚楼以致彭德怀等军队领导的支持，确定进行试制。接着，按国防科委意见，考虑到其作战对象为美国F-104、F-105及B-58超声速机，将设计指标提高到马赫数2.4、升限20千米。
9月完成初步方案论证和方案审查，10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进行审议，会后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并得到正式批准。该机由哈军工师生设计，飞机及其发动机试制任务分别由112厂和410厂承担，与“东风”107飞机的试制同时进行。
1958年11月，航空局奉命下达了研制“东风”113的决定。哈军工立即行动，决定由空军工程系教研室副主任马明德教授负责学院低速风洞设计建设；院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陈伯屏教授负责“热障”攻关；同时陈教授与空气动力学罗时钧教授、航空发动机教研室副主任董绍庸教授带领一、二、三期学员，约400人下到工厂参加研制。
宋文骢这一期学员，此时正好完成了大学主要课程的学习，进入毕业设计阶段——宋文骢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来到国营112厂，在第二设计室（“东风”113项目设计室）参与飞机起落架设计。为解决前起落架的收放难题，他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计算尺”式方案，紧接着又让他进行机身第五框的设计（与起落架位置相关）。
宋文骢的这两项设计，尽管没有经验，但常规计算分析上手快、打样画图有一定的基础，技术上也有独到之处，领导和同志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很快就让他挑起了总体设计组组长这一重担。
在“东风”113设计研制的几年中，宋文骢主要负责总体协调、全尺寸样机协调工作。他领导的总体组完成了总体三视图绘制及全尺寸样机研制。工作中，他不时来到工作现场，拿着设计图样，对比着复杂的样机，认真协调并苦苦思索着。从飞机设计研制的体制，到飞机设计的指标，从飞机设计的结构，再到飞机的设备配置，他都一一进行着分析。
到最后，他对飞机设计逐渐入门后，对“东风”113这种先进机型的各种战术技术指标，以及当时我国所具备的工业基础条件，也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比。分析对比的结果，使他认识到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在短时间内还不可逾越的。如只是一厢情愿地不断提高飞机的战术技术指标，不抓好基础和预研工作，在短时期内要搞出这样高指标的飞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对于宋文骢来说，整个“东风”113研制过程，使他更深入实际地学习了航空知识，更熟悉和掌握了飞机设计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他的专业水平；更重要的是他直接从事了总体设计，经历了飞机设计从气动布局选择、总体方案确定、各主要系统的协调，以及飞机设计全过程真刀真枪的锻炼，摸索并积累了飞机总体设计“着眼全局协调各系统，总体牵头一条龙推动”的一些宝贵经验。
在那些高强度劳动和经历挫折的日子里，宋文骢的心情也和所有参加研制的同志一样，既存疑惑又异常沉重。在更深入的思索中，他竟然发现我们仿制的苏联飞机结构，还存在不少设计缺陷；我们照搬的苏联飞机研制的体制，也存在着不少不适合中国国情问题——这为他后来作为总设计师时，坚持要打破旧的研制体制，坚持走自己设计的道路，以避免失败，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这是做一切工作的大忌。从事航空工业，特别是搞战斗机，绝不能搞大轰大嗡急功近利，更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飞机上任何一个微小的瑕疵，都可能酿成大祸。所以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几十年的工作实践告诉宋文骢这个真理，他又把这个真理告诉和他一起搞研制的同事们。
宋文骢是个尊重科学甚至敬畏科学的人。他对急功近利违背科学的做法，从涉足航空领域以来，就非常反感；对飞机制造领域中惨痛的教训，他都时刻铭记在心——这就是他后来担任总设计师后，所主持的两个新型号飞机，研制全过程中飞了上万个起落，从未摔过飞机，也从未出现过人身伤亡事故的真谛所在。
到六院一所报到
1959年11月，国防科委提出必须加快“东风”113飞机试制，争取向党的40周年献礼的建议后，有关方面决定暂停“东风”107飞机的研制。将第一设计室与第二设计室合并，在组建新的设计室里，宋文骢仍然担任总体组组长，继续“东风”113项目的研制。
由于苏联撤走专家，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研究解决航空发展问题，最后决定由国防工委、国防科委和空军等有关部门，集中现有的设计研究技术力量，组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1961年6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正式成立。8月新组建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在沈阳诞生，该所集中了当时国内有限的飞机设计力量，由112厂飞机设计室、哈军工参加“东风”113飞机设计的师生和空军第一研究所组成。该所部队番号为总字922部队，代号601所，即六院一所。
国防部六院一所第一任所长是刘鸿志，政委瞿曾平，副所长徐舜寿、叶正大、郭屏、周景良，总设计师是黄志千。
在此大的背景下，宋文骢所在的研究室，正式归属沈阳六院一所。他的工作也有新的调整，担任气动布局组组长。
601所区远离市区，位于沈阳后塔湾。这里原是日伪时期的兵营，1952年由炮兵学校接收修建起来的。说起来，这里虽说交通不便，但环境还算不错。进入前塔湾，抬头就可看见矗立于高岗之上，建于辽代的高33米、八角飞檐13层的无垢净光舍利宝塔，此塔是沈阳的重点文物；旧时这里还东连昭陵，南临沼泽，古色苍苍，气韵不凡，是著名的游览之地——“塔湾夕照”还是沈阳八景之一。
随着研制过程的深入，“东风”113遭遇的问题实在太多，1961年7月1日向党的生日献礼计划失败后，国防科委和空军最终只能面对现实，忍痛放弃“东风”113研制，继而转入基础研究，积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了。
从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客观冷静地讲，尽管当时“东风”113的研制脱离了我国国情，最后以下马告终。但我们没有任何值得讥诮它的必要和理由。我们且不说当时国家下决心研制它的初衷是好的，它的研制过程蕴涵和振奋了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就是对一种新机型而言，它是一匹横空出世的领头骏马，由此带动了我国一批前沿性技术的发展，积累了飞机设计研制丰富而宝贵的正反面经验，一批像宋文骢这样后来的飞机设计大师的设计生涯也从这里开始。
“几年的‘东风’113研制，虽然艰难，对我而言，是获益匪浅。如果是爬山，至少使我爬上了一个山头。站在这个山头上，不敢说一览众山小，至少使我开阔了视野，看到了更高更远的地方。”宋文骢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时，他客观地总结道。
创建战术与布局专业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战斗机研制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何迈好自行设计的第一步，将直接影响中国今后战斗机研制的发展道路。
在研制“东风”113飞机的过程中，宋文骢渐渐意识到，飞机气动布局设计不仅限于飞机的气动外形设计，还包括各种气动参数的选择，以及一些与气动特性有关的综合设计。“我们中国要自行研制超声速的飞机，首先要解决和突破气动布局问题”，他的想法，与搞气动力研究的方宝瑞等同事一拍即合。
尽管这个学科领域也有一些气动力的理论公式和分析方法，但在工程型号设计中，仍然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研究、需要探索、需要澄清；尽管缺少资料，缺少试验条件，甚至缺少一些基本的工程经验，困难重重，但这是飞机总体设计的一项基础性、实践性和工程综合性很强的必不可少专业技术。不管再艰难，都必须在这个地方摸索前进。
同时，在研制“东风”113飞机的过程中，宋文骢还注意到，战斗机作为一种武器系统，有其特殊的作战用途，在设计上与一般飞机有所不同。首先必须明确这种飞机的作战环境、作战目标、作战方式的要求，这是战斗机设计的基本依据，也是衡量战斗机设计成功与否的重要准则之一。
是呀，战术技术和气动布局，应当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整体，怎么能分开呢？一架性能优良的战斗机，既是当时航空技术水平的最高综合，又必然是航空技术与作战使用需求完美结合的产物。可是，在我们照搬苏联的飞机设计机构中，并没有战术气动布局专业——飞机的使命任务、战术技术要求论证、气动布局选择，以及总体方案设计等，都不是在飞机设计局做的。 宋文骢陷入长久的苦闷和思索中。
在不断的比较和分析中，年轻的宋文骢认定苏联这种体制的做法不一定是金科玉律，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他翻遍国外的技术文献资料，然而也没有“战术技术论证、气动布局”这样的专业——但，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它呢？
在苦闷和思索中，宋文骢决定不顾领导的误解，同志们的规劝，想在战斗机研制中创建一个专业。他给这个专业取了个名字，叫做“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专业。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战术技术论证和战斗使用研究是空军的事情，说他们是不务正业。
宋文骢横下一条心，决心走这条无人走过的路。经过努力终于得到领导认可。而且，让宋文骢担任布局组的组长，这是一个人数不多的专业组（10人左右），主要任务是承担飞机型号发展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开拓工作。
宋文骢自己创建专业自己当组长。
作为该专业第一任组长，宋文骢深谙研究所的技术基础在专业，专业技术的深入程度决定着研究所在某一个领域的水平，而专业的发展在人才。他坚持不懈地做着3件事情。
一是重视发展。在摸透米格-21飞机的同时，以该机作为蓝本，进行了战斗使用分析、基本性能分析、气动布局分析和参数选择分析。他身先士卒开创性地完成了歼8飞机的作战使用分析、多种布局参数研究和总体方案论证，为我国迈好自行设计战斗机的第一步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二是重视基础。在专业技术建设上，给每一位成员确定研究课题，进行基本功开发，广泛开展使命任务和战术技术要求论证、发动机选择和指标要求论证、武器系统要求论证、性能计算、初步总体布置、战斗使用等研究，逐步摸索出了一套战术技术论证、气动布局和性能分析方法。在后来几十年的航空生涯中，宋文骢对该领域相关技术发展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三是重视队伍建设。宋文骢主张技术民主，鼓励创新，经常在组内进行某一方案或想法的研讨甚至争论，学术气氛活跃。在年轻人眼里，他既是领导又是专家，为人敦厚、性格开朗，加上新点子又多（常被同志们戏称为“宋老鬼”），这个组，逐步成为了一个积极进取、团结向上、协作精神良好的集体。
实践证明，战术技术论证、气动布局和方案设计等顶层工作对飞机研制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在飞机总体设计部门开展这些工作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即使现在空军有了论证机构后，仍然需要空军与设计部门反复讨论和迭代。
20世纪60年代初，宋文骢创立了“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专业。1970年到成都后“布局组”更名为“战术性能和工程发展组”，组长也已经换了多任，设计人员走了一茬又来一茬。但是，第一任组长宋文骢奠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工作作风一直得以保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专业组的发展。这个专业组具有前瞻性的技术储备和创新活力，牵引着一个又一个的新型号发展，成为中国飞机设计史上的一大创举，其影响已被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所证明。
战术布局专业组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从这个专业组里成长了许多航空领域的技术专家。
歼8双发方案的戏剧性一幕
1964年10月9日，米格-21飞机改进、改型预备会议在沈阳601所召开。
六院院长唐延杰主持了这次会议。副院长徐立行和有关院所领导、专家出席了会议。会上，唐院长分析了国际国内面临的严峻形势，传达了中央领导和中央军委关于加速新一代战斗机研制的最新指示，同时下达了研制新型战斗机的任务。
会议再次确立了新型战斗机的主要战术技术指标，对飞机形状、武器配备、雷达系统、操纵系统等各项方案进行了汇报评审。601所所长刘鸿志因考虑到双发方案六院没有批复，以及与飞机发动机研究所的关系，就没叫所里的总师黄志千把双发方案拿到会上汇报，而只作了单发方案汇报。
与会者围绕单发战斗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按照军委和空军的要求，新战斗机要达到以美国的F-4、F-104、F-105、B-58为主要作战对象，对F-104、F-105应取得制胜的压倒优势，对F-4要在飞机性能上能与之相抗衡，对B-58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目标，那速度为马赫数2.2、升限为20千米的指标就必须得到保证。
那么，使用何种飞机发动机来保证这些战术技术指标呢？经过仔细论证，还是由于技术储备问题，发动机研制进度肯定赶不上飞机研制进度——这样，新机研制的最终结果，就只能停留在望梅止渴，甚至纸上谈兵的窘况中。
会议陷入僵局，与会者愁肠百结。可山穷水尽之中，而又峰回路转！
“徐院长，昨天下午休会，我们到所里转了转，进行了一些走访。”会上，六院科技部的同志突然告诉副院长徐立行，“听他们一室的同志说，他们气动布局组的同志曾经搞过一个双发方案，叫做什么‘歼7综合改进方案’……”
“这个气动布局组组长是谁？”徐副院长问。
“这个组的全称叫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组。组长是宋文骢，50年代哈军工的学员。”
“这样吧，还是我们到他研究室去。”徐副院长对科技部的同志说，“让他对着图样资料，详细给我们讲讲他们的方案。”
徐立行副院长、黄志千总师和刘鸿志所长一行人，当即离开会场，来到宋文骢的布局组。
宋文骢现在面对的是院里主抓新机研制的首长，他知道今天要讲的这个方案，对新机研制的命运意味着什么。虽说他有几分紧张，但新机双发方案对他来说，他不知经过多少个日夜的深思熟虑，会前又对资料做了准备，应该说早已成竹在胸——要知道，此前宋文骢已经领导本专业完成了20多个方案的研究论证啊！他拿起图样，侃侃而谈对众人讲了起来。从战斗机的指标，讲到战斗机的动力；从战斗机的形状，讲到武器的配备、雷达的使用等。 徐副院长和科技部的领导表情凝重，他们听宋文骢讲完双发方案的核心内容后，对一些关键问题又仔细进行了询问。宋文骢有问必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渐渐暗了下来。
“好啊，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徐副院长最后长长地吐了口气，眉头舒展开来，他有些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对刘鸿志说道，“刘所长，你们所可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依我看，开新战斗机这把锁的钥匙，说不定就在这双发的方案里呀！”
10月15日，米格-21飞机改进改型预备会在601所接着再开。
宋文骢走出办公室，手里拿着冯家斌交给他的“65”方案模型。这个模型虽说有些粗糙，也来不及仔细打磨上漆，但这模型基本能反映设计方案所表现的形态。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全体与会者听宋文骢汇报他的双发“歼7综合改进方案”。
“当天的会议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戏剧性的一幕是，宋文骢同志提着一个赶制出来、尚未上漆的木质双发飞机模型到会上，被人们笑称为‘烤鸭’。”刘鸿志在他回忆录中写道。
这个方案能行吗？多数人望着宋文骢，抱着怀疑和冷漠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当宋文骢拿起那只飞机模型，开始讲他的双发“歼7综合改进方案”后，整个会场瞬间就安静下来。宋文骢从苏联、美国飞机发展的现状和性能讲起，讲到我们的新机应该遵循的设计原则和设计理念后，整个会场更是鸦雀无声，与会者的表情慢慢开始变得严肃，甚至严峻起来——在座的都是新机设计研制的领导和专家，宋文骢汇报的内容，完全跳出了这几天会议绕来绕去没有跳出的怪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随着宋文骢汇报他们双发方案的深入，慢慢地，与会者已经完全意识到，站在他们面前汇报的这个年轻人，不是那种富于幻想满怀激情的一般青年，而是观念新颖思维严密的飞机设计行家；这个年轻人对新机设计的构思构想，最可贵的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他的方案虽别出心裁，但具有相当强的操作性。当宋文骢汇报完他的方案，放下飞机模型时，整个会场一时竟然继续陷于沉寂之中，大家的目光都还停留在那只“烤鸭”上，思维都还留在了宋文骢关于双发飞机的方案里。
1964年10月，我国航空界在沈阳召开的米格-21飞机改进改型会圆满结束。会议最后决定：先上双发方案，采用两台带空心气冷涡轮叶片改进的815发动机作为动力装置。会议还确定，新机采用两条腿走路。双发方案由601所总设计师黄志千和总体室王南寿负责；单发方案由副所长叶正大和总体室谢光负责——这就是后来的歼8和歼9。
1965年3月，601所向六院呈报了《“双发”新型战斗机战术技术指标的报告》；4月，国防科委在京召开了“审定‘双发’会议，会议由罗舜初副主任主持，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以及有关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会议，一致同意上报的双发方案；同是4月，罗瑞卿总长批准了方案报告，并正式命名为歼8飞机。
至此，中国第一架超声速战斗机研制由国家正式批准立项。601所在1966年底发出全部结构、系统、特设图样后，全国各有关设计和制造单位都进入到了工作状态，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这里有个小插曲：对歼8飞机设计作出突出贡献的宋文骢，在生产图下厂时，代表设计室在全所誓师大会上发言，他充满自信地讲道：“相信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新飞机飞翔在塔湾（601所所在地）上空！”
由于宋文骢云南口音的缘故，台下的听众把 “飞翔在塔湾上空”的话，听成了“飞翔在台湾上空”，人们情绪顿时欢呼激昂起来！
歼9之花的凋谢
1970年5月1日，一列载着300多人的神秘专列，即将离开东北沈阳。
根据中央航空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恢复已经搁置了几年的歼9飞机的研制，并决定试制生产该机型由成都132厂负责。为推进研制工作，601所从事歼9设计的大队将离开沈阳，到西南成都去组建一个新的战斗机研究所——601所成都分所。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及部分机关干部和工人，带着行李和大批的图样资料，即将起程。
其实，这次分迁最初到成都的名单里并没有宋文骢。为了自己这一生的理想和志向，为了割舍不下的歼9飞机，此时宋文骢顾不了这许多了。他思来想去，最后打定主意，和妻子买来木板，自己动手钉包装箱，做好了搬迁的充分准备。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宋文骢自己决定随大队出发的事，既没有人同意，但也没有人出面反对！
成都的新所区离火车站不远，是原空军028航校校址，位于蜀相诸葛武侯祠旁边。这里条件虽说依然简陋，但比当年搬进沈阳塔湾时好多了。来到成都的这支队伍，虽说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但大部分人都参加过摸透歼7的工作以及歼8的设计，在沈阳时已对歼9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设计，所以这支队伍研制飞机的设计总体水平是比较高的。如今，他们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要在这里组建我国第二个战斗机设计研究所，还要在不长的时间里设计研制出歼9飞机来。
宋文骢早在做完歼8双发方案后，已把主要精力投向了歼9战术技术论证和气动布局研究中。来到成都，他和妻子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刚安顿下来，就一头又扎进他的研究中去了。
歼9和歼8飞机本是一对孪生兄弟。歼8是双发机，歼9是单发机。
当年，宋文骢他们之所以提出双发方案，主张先搞歼8，是基于解决现实需求的问题。但他心里明白，最终还得向歼9甚至更符合作战环境的战术技术指标挺进。
歼9设计的战术技术指标都超过歼8，拟配备一台推力为122千牛的发动机。飞机初期设计气动布局为两侧进气、三角翼、有水平尾翼的正常布局，有良好的雷达火控系统和较强的火力配置，可使用导弹进行拦射攻击，能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进行全天候作战的高空高速飞机。 1966年8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准了飞机研制任务。飞机战术技术指标要求为最大速度马赫数2.4、静升限20～21千米、最大航程3000千米、作战半径600千米等。
在进行了大量实际调查和设计研究后，歼9飞机前后搞了5个方案，包括不同参数的正常式三角翼、正常式后掠翼及无尾三角翼方案，由于要求的战术技术指标太高，无论哪个方案都远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在设计方案上科研人员发生了意见分歧，由于争论没有结果，加之随后席卷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设计方案都被搁置了。直到1969年，中央才又决定恢复歼9研制，生产定在国营132厂。根据产研结合的原则，1970年5月，歼9研制大队迁往成都。
在南下的列车路过北京时，当时负责歼9型号的王寿南等人在北京空军招待所向曹里怀、常乾坤两位副司令员汇报了歼9方案。空军方面提出要进一步在高空高速上有大的突破，提出马赫数2.5、升限25千米的“双25”指标。同时满足“双25”指标，尤其是升限25千米，当时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回，又轮到宋文骢和他的同事们睡不着觉了。
当时，从沈阳带来的无尾三角翼方案阻力小，主要作战性能，特别是超声速性能都比有尾方案要好，但无尾飞机的起飞着陆性能较差。从操纵性的观点看，无尾飞机有明显的缺点。在研究过程中，宋文骢性能组的同志们反反复复，多次讨论技术布局，提出“在无尾飞机机翼的前面加一个小翼，以改善飞机的升力特性。”王子方同志在黑板上作了汇报，得到了总体室主任谢光和谢品、杨文华、张子彦等设计人员的支持，大家认为应该按照“无尾 前翼”布局这个思路往前走，先搞几个方案作一作试验。这就是我国战斗机鸭式布局设计的来历。
当时，苏联、美国先进国家气动布局都是采用两侧进气、三角翼、有水平尾翼的正常布局，这个鸭式布局，不但在我国飞机设计上还没有先例，就是在苏联、美国先进飞机研制国家也很新颖。何况当时国防关系错综复杂，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资料，资金是自已模索出来的。
鸭式布局的这个设想，打开了大家思维的窗户，人们的思维都冲出了窗口，在天空中尽情地飞翔。1971年9月经过一系列的补充完善，在当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鸭式布局的高、低速风洞试验模型，立即送到了北大和四川安县进行高低速风洞试验。经过一系列的试验验证，充分证明了鸭式布局的潜力和优势。
随着对鸭式布局的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宋文骢他们做得最多的是歼9Ⅵ方案，各项试验相继完成。从此，鸭式布局被国防科委确定为歼9的基本方案，后又应用了飞机腹部进气形式，经风洞试验也取得较好效果。
由于当时的空军领导将歼9的战术技术指标作了5次重大改变，直到最后要求飞机达到马赫数2.6、静升限26千米的“双26”指标，完全脱离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实际。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但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完全无法满足要求，就是材料、工艺、试验条件都无法得到保证。
1978年，上级决定对歼7飞机进行大改，歼9这株没来得及绽放的花朵就慢慢枯萎了，并且后来还面临发动机无法落实的窘况，到了1980年，歼9的研制就完全中止了。
从1965年初开始论证，到1980年中止研制，歼9之花历时15年，最终凋谢了。歼9与歼8当年同时开始研制，歼8尽管历经磨难，最后终于定型列装了部队，而歼9最终还是夭折了——令人扼腕仰天长叹！
宋文骢自始至终见证了这两个型号飞机的兴衰成败。
“可以说，没有歼9的研制，就不可能有611所承担新型战斗机的成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为型号研制的歼9是夭折了，但歼9的夭折中孕育着新型战斗机的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非此之谓欤？”原601所所长刘鸿志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总结。
临危受命当总师
1981年10月，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611所副所长、总设计师宋文骢为歼7Ⅲ（现称歼7C）飞机型号总设计师。同时，将歼7Ⅲ型飞机列为“六五”期间第一个国家重点型号。
型号总设计师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他的职责除了型号的管理组织，还要负责整个飞机技术工作。换句话说，整架飞机研制成功与否，总设计师是第一技术责任人。
第一次做总设计师，对宋文骢来说，这分量的确是太沉重了。接受任务后，宋文骢一天也没敢懈怠，稍作准备，他就带领设计人员，马不停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开始下部队作起调查研究来，一定要切实搞清楚空军的实际要求。
宋文骢带着设计人员，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走南闯北，行程数千千米，走访调查了8个空军部队和34个有关单位。白天，他们与飞行人员、地勤人员一起探讨飞机各系统性能的优劣，研究改进的措施和方法；晚上，他们就整理收集来的数据和素材，思考着设计方案的修改完善。渐渐地，理清楚了开展歼7Ⅲ型飞机设计的基本头绪……
宋文骢清楚，部队需要的这种飞机，虽说还叫米格-21，但它和20世纪60年代他们摸透的米格-21已经是完全两回事了。苏联在20多年使用米格-21的实践中，尤其是在越南战争和各种局部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大的改型。其设计思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当年高空高速的思路了。总体、气动、结构强度、机械系统、动力装置、材料工艺等和原来的飞机相比较，已经有着20多年的技术差距，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按空军要求，我们设计的歼7Ⅲ型飞机不但要跨越这道深深的技术鸿沟，新改型的飞机、武器火控和电子设备还必须优于苏联米格-21MΦ。
宋文骢和成志明等赴北京，向领导汇报了歼7Ⅲ飞机总体方案。为歼7Ⅲ型飞机自行研制定下了基调，确认了空军使用要求，结合国内航空科研生产情况，在充分利用样机的基础上，确定研制一架中高空高速全天候战斗机的设计原则。这就是说，歼7Ⅲ型飞机的研制必须按照自行设计的要求，经过方案论证、总体设计、详细设计、试制试验和试飞验证等研制程序。
首先，创造性地建立总设计师体系。宋文骢按照国防武器装备研制条例，结合我国航空工业实际，把歼7Ⅲ飞机设计师系统分为3级：第一级为型号总设计师；第二级为系统总设计师；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新成品的总设计师、主任（主管）设计师。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部门的设计师都纳入系统工程管理之中。
接着，建立设计师系统技术责任制。明确了在新产品研制中，70个配套单位（部内46个，部外24个）214名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的职责。每一项成品必须坚持先有原理性试验、单个成品试验，再到地面系统试验、机上试验和飞行试验的做法，为顺利开展设计工作铺平了道路。
同时，推广应用计划评审技术。严格型号研制程序，编制各级网络图，从方案论证、初步设计，到发设计图和制造、总装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通过评审才能转入下一个阶段。
组织重大技术攻关。新机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单位众多，所需新设备、新材料的攻关就有几百项。对直接影响整个飞机研制进程的技术问题，由总设计师系统组织攻关。
坚持全过程质量管理。为确保新机的研制一次成功，他汲取了过去研制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除制定设计师工作条例等技术责任制外，建立工程试验、配套新成品、各分系统、放飞等技术责任制；组织多次质量复查，对出现的问题，哪怕是很微小的问题，都必须迅速解决，绝不放过；实行模拟试验台鉴定验收制度、试验开工签发制度和试验结果按阶段评审制度等质量保证措施。
宋文骢在歼7Ⅲ飞机研制中，逐渐摸索出了一些适合大型系统工程管理的新路子，为歼7Ⅲ飞机研制的技术协调、质量控制、进度保证和经费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制度，保证了飞机总装一次成功、通电一次成功、全机静力试验一次成功、首飞一次成功的好战绩。这也为他后来担任歼10飞机总设计师，领导更复杂、更先进的第3代战斗机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歼7Ⅲ首飞呼啸蓝天
1984年4月26日，这一天成了川西平原成都航空城的一个盛大的节日。新研制的歼7Ⅲ飞机停在机场起跑线上，银色的机身在阳光下泛着奕奕的神采，它傲然挺立，跃跃欲试。
观礼台前，两鬓有些斑白的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正神情专注地向中央军委、空军部队、航空部和省市的领导报告飞机研制的情况和首飞的方案。
首席试飞员余明文登上舷梯，跨进座舱，关上舱盖，检查一遍各类仪表后，声音清晰地向指挥塔报告飞机一切正常，请示是否可以起飞。
“起飞！”试飞指挥长果断地下达了起飞命令。一颗绿色的信号弹升上天空，飞机在跑道上徐徐滑行起来。突然，飞机加力呼啸，尾喷管吐出桔红的火焰。继而，飞机像一支利箭飞驰而去，瞬间便腾空而起，冲向蓝天！
宋文骢犀利的目光随着飞机在蓝天里穿行，他的耳朵敏捷地捕捉着从天空传来的飞机声响。飞机在空中时而爬高，时而盘旋，在蓝色的天空中留下一缕缕烟云。飞机飞行22分钟后安全着陆，张开阻力伞滑向机场跑道的另一端。
“现在我宣布，歼7Ⅲ飞机首飞获得圆满成功！”扩音器里，突然传来试飞指挥员激动的声音。上级机关领导和部队首长纷纷和宋文骢握手，向他表示祝贺。
歼7Ⅲ飞机从研制到首飞，前后经历了6年时间，涉及了全国100多个厂所院校提供的400多项成品，提升了我国自行研制飞机、发动机、武器火控系统的能力和水平。歼7Ⅲ飞机打下的技术基础，发动机、大量新成品、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支撑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第2代战斗机的研制和改进。
行业内对歼7Ⅲ飞机的总体评价是“歼7Ⅲ的总体性能比米格-21MΦ更好，在中国飞机设计史上，它是非常成功的范例。歼7Ⅲ定型生产后，在部队里受到普遍欢迎，认为比当时装备的所有机种性能更好，其故障率低、操作性能好。”
庆功会后，宋文骢回到家里，人们都以为他终于可以松口气，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了。可他怎么睡得着呀！他不是因为成功而感到激动，也不是因为喝了两杯庆功酒而兴奋，而是感到更大压力向他袭来——此时，国防科工委和航空工业部、空军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已经决定采用他领导设计的中国第3代战斗机方案，国防科工委已传出消息，将决定任命他再担任新机的总设计师！
中国战斗机研制领域中的珠穆朗玛，正等待着他去攀登。
航空武器装备研制的里程碑——歼10
新歼研制拉开序幕
事情还要从1982年初春说起。
1982年2月11日，宋文骢和总体室副主任李文正等人正在贵州011基地飞机生产厂，为歼7Ⅲ飞机试制做技术交底工作。突然，从成都打来一个电话，要宋文骢立即赶到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国防工办召开新歼方案论证会。
随着国际军事斗争形势发展的变化，空军部队迫切需要我们自己能研制出一种适应2000年前后作战环境，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斗机。1981年底，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与军委其他同志研究应付未来战争对策时，毅然决策：“我们一定要搞一个新的、性能好的战斗机。” 紧接着，按国防工业办公室要求，航空部某研究所雷厉风行挑灯夜战，不到一个月，就拿出了新歼的设计方案。为使新歼方案更加可靠完善，国防工办决定在北京召开方案论证会议。总参装备部、航空部、空军、海军等各级领导，以及国内著名专家教授将应邀出席这次会议。
611所也接到通知，要求派出几名同志参加论证会，帮助参谋参谋，进一步完善方案。
早在搞歼9飞机气动布局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如何在超声速条件下运用机动性战术，将是新歼研制面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拦射武器火控系统当时在我国还是空白，在他担任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和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后，就决定成立所里的战术性能和远景发展研究组。课题组在宋文骢指导下，很快就搞清楚拦射的原理方案，进行指标论证，误差分配。与此同时，宋文骢还带队到成都、南宁等空军作战指挥所进行图面引导作业，大量统计了从目标不同方位角进入的引导误差，在国内第一次进行了歼9飞机拦射动态模拟试验，并取得良好效果。
歼9下马后，宋文骢除继续进行总体布局和战术拦射研究外，他要求战术性能和远景发展组的同志广开思路进行新方案探讨，支持各种创新想法，要求每年都有几个新歼设计方案，以便必要时选用。这些方案中还有利用歼8机改为两侧进气，装大口径国内或国外雷达和中程拦射导弹的方案；此外，这些方案中还有若干个在歼9基础上改进改型的方案，都是鸭式布局形式，包括选用两台涡喷13发动机的、一台涡喷15发动机的，以及各种不同特点的方案。
在贵州接到电话后，宋文骢通知所里到北京去的同事，把这几年来研究工作的资料都带上备用。
我国新一代的战斗机应该是什么样的布局，要达到什么样的战术技术指标，才能与当今世界性能先进的战斗机抗衡较量呢？某研究所提出的新歼设计方案是什么方案，能适合我国国情、适应未来战争要求么？在去北京的路上，宋文骢脑海里一直盘旋着这些问题。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上级机关大概已选定了老大哥单位提出的新歼方案——不过这也难怪，某研究所是我国组建的第一个战斗机设计研究所，这个所人才济济，科研实力雄厚，几十年来，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既然上级机关已选定了他们的方案，那他们的方案肯定有其先进和优越之处。
宋文骢想，这回去参加他们方案的论证，还是要好好开开眼界，虚心向人家学习学习吧！
出乎意料的15分钟
1982年2月，新歼研制方案评审论证会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
会议由国务院国防工办和航空部联合主办。这次会议规模很大，邀请了有关单位领导和航空界专家共141人参加。会议的主题，就是评审由老大哥单位提出的新歼设计方案。
611所应邀参加会议的是宋文骢、成志明、谢品和王子方4人。而老大哥单位是这次会议的主角，他们参加会议的阵营很庞大，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二三十人，方案准备也很充分。宋文骢也为老大哥单位感到高兴，他们制定的新歼方案能引起领导机关如此重视，召开这样规模的会议来进行评审，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可让宋文骢措手不及的是，当天预备会之后，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王若松突然来到了他们住的房间，开口就问：“正式会上你们有没有方案汇报？”
“不是只是通知我们来参加会议，评审新歼方案的吗？”宋文骢一听，感到有些诧异。
“是，这次会议主要是评审新歼方案，但并不排斥有其他更好的新歼方案呀——你们过去不是搞过好多个新歼方案么？”王副局长说。
“方案我们倒是搞过一些，但会议没叫我们带来新歼方案呀！”宋文骢回答说。
“这次会议从中央军委、国防工办到航空部都很重视，又来了这么多专家，你们所组建的时间虽不长，但毕竟也是战斗机研究所呀！既然来了，机会难得，后天的会上，你们把对新歼研制的基本想法谈一谈吧。此外，南昌陆孝彭他们也带有变后掠翼的方案，607所的雷达、606所的发动机他们也要谈一谈。”
“可我看会议议程上没给我们安排发言的时间哪。”宋文骢说。
“这样吧，我回去就给会议上说说，作一个临时安排吧——你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王副局长问。
“我看……”宋文骢沉吟了一下，“就一刻钟左右吧。”
“好，就这样定了。你们抓紧时间做做准备，会上介绍方案时，尽量简明扼要一些。”王副局长说完，到会务组去了。
几个人连夜从带来的资料里，将鸭式布局飞机的图形、基本数据重要性能曲线摘录下来，制作了几张汇报用的明胶片。谢品同志还徒手画了新歼方案三视图和性能表。这一切忙完，已是夜深人静了。
宋文骢后来戏谑道：“我们这叫做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第二天一早，会议正式开始。
会议由国防工办副主任叶正大主持。
叶副主任首先传达学习了邓小平副主席、赵紫阳总理、张爱萍副秘书长、姚依林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新歼研制的指示精神。他明确指出：“新战斗机是我们要搞的第3代战斗机，主要空战性能要比歼8Ⅱ型飞机好，要接近美国的F-16，优于苏联的米格-23，要能真正抗衡国外现在装备的飞机，以此作为我军20世纪90年代突出中低空机动作战的主要机种。”
紧接着，老大哥单位开始汇报新方案。这个方案图文并茂，主讲人思路清晰、表达清楚，结合飞机模型讲解，向领导和专家们汇报了近两小时。
听着新歼方案的汇报，宋文骢原先怅然若失的脸上，此时眉头却渐渐皱了起来。此情此景，使他有些感受到了当年研究歼8飞机方案的氛围。他凭多年来设计研究飞机的直觉，这个新歼方案，尽管设计者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提出了不少新的设计理念，借鉴了当今世界一些先进国家的研究成果，也实事求是考虑了国内目前航空工业面临的现实，但这个方案总体上还是没跳出传统飞机设计的布局，起点还应该再高点。而今已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研制出比这个方案更好的飞机来。 第三天上午，会议继续进行。会议主持人点名，轮到宋文骢发言了。
没有飞机模型，没有图样资料，手里有的只是连夜赶制出来的几张明胶片。
“各位领导和专家，会议临时给了我们一个发言的机会，我们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在这里我表示歉意。”宋文骢走上前去，尽量使自己保持平静，“对于新歼研制，叶副主任已经明确提出了战术技术指标，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达到。否则，我们搞出的新歼，就失去了战略上的意义……”
宋文骢一开始发言，就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会场上静悄悄的，大家都被他别具一格的发言所吸引。
“近年来，就世界上发生的局部战争来看，已经不是当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军厮杀时的情形。现代战争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各种飞机是如何进行空战的？采用什么样的武器？现代的飞机雷达，要同时捕捉几个目标，炸弹是子母弹、激光弹。你刚一起飞，人家就知道了；你要跟踪它，它能设定假目标，反干扰你……所以我们造出的新歼，角速度要大，要灵活；过载要大，转弯半径要小，飞行员操纵起来能够得心应手……”
宋文骢从目前世界战斗机发展的现状、结合未来的空战将会怎样打讲起，然后他话锋一转，讲我们的新歼应该具备的基本战术技术指标，要实现这些指标，新歼设计应采取何种气动布局，采取哪种飞控系统和拦射火力系统……最后，宋文骢用明胶片展示出他们这些年来设计的鸭式气动布局飞机方案，对具体战术技术指标数据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并说道，以上方案满足目前的要求是有希望的。讲完后，宋文骢向大家礼貌致意，结束了他的汇报。
会场陷入短暂的沉默。
世界战斗机现状、飞机空中格斗能力、鸭式气动布局、拦射火控系统……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情况与新的概念。与会的领导和专家们，显然被宋文骢这短短的发言打动，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宋文骢的发言有理有据，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分析，既有理论依据又有试验数据。
会场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继而是一阵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最后，不知是哪个同志首先鼓起掌来，引起会场上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次会议从2月16日开到25日。围绕新歼的战术技术指标、气动布局、飞控和火力系统等进行了严肃而周详的研究讨论。会议最后作出出乎与会者意外的决定：新歼研制事关国防建设未来大计，这次会议暂不确定方案，当前还需要继续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充分听取不同意见，理清思路；两个总体设计研究所继续做新的方案，3个月以后再开会进行论证。
这个决定开创了我国飞机设计方案进行先期论证的先河。
自信源于科学判断
1982年2月26日，宋文骢他们开完会，从北京回到四川，向所领导汇报了北京会议的主要情况后，所里马上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统一了思想，并作出决定：对新歼方案设计要集中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做好方案论证准备。
宋文骢一刻也没犹豫和休整，立即组织所里的各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忙碌起来。他要利用这些年所里的研究成果，对新歼方案进行精心的筛选和设计。为了进一步得到更精确的数据，宋文骢安排好所里的工作后，立即又马不停蹄带着几个同志来到了风洞试验场。
自行研制飞机，特别是研制新的气动布局飞机，何止是进行百次千次的试验，何止是积累千个万个数据？尽管宋文骢他们从1962年就开始对气动布局进行研究，搞歼9飞机的几个方案又反反复复经过近万次风洞试验，对鸭式气动布局方案他们抓住不放，进行了流谱试验和机理分析，也得到一大批试验数据，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据说，在国外，一架飞机从设计到生产出来，正常的吹风试验大约就是几万次。
这段时间，宋文骢还要四处奔忙，既要指导所里的同志们作方案设计，又要到风洞试验基地现场获取试验数据，还要参加有关的研讨会议。经过大家团结努力，在北京召开方案评审会前，宋文骢他们已经准备了两个设计方案，单是气动布局就进行了两轮优化，再进行风洞试验，又取得了大量的试验数据。
基本方案确定后，宋文骢为慎重起见，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实际上，为了获得良好的升力特性和力矩特性，早在几年前他们就对鸭翼的平面形状、位置反复调整，逐步由较远间距调成短间距，升力特性有了很大改善，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短间距鸭式布局。在试验中他们发现，鸭翼与边条翼一样，都能产生稳定强涡通过机翼上表面，诱导出机翼升力。通过风洞试验，可以看到在大迎角下仍具有较稳定的升力。鸭翼比边条翼还有另一个优点，就是可控。在这次试验中，他们还进行了机翼锥形扭转和前缘锯齿的设计，以改善升阻比，最终优化设计出鸭式布局腹部进气新歼Ⅰ和采用了鸭式布局两侧进气布局的新歼Ⅱ方案。
“宋总，你开始搞这个方案时，国内没有可以借鉴的飞机，国外也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你为什么就那么自信呢？万一你费尽精力，搞出来的方案被上级机关和专家们否定了，你想过该怎么办吗？”笔者采访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一个人的自信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首先我们要明确，先进的气动布局肯定是自主发展先进战斗机的基础。但应该承认，各种布局都各有千秋，除了精心设计外，在很大程度上与设计者的经验、习惯及爱好有关。”宋文骢缓缓讲道，“我们采用鸭式布局，主要还是得益于从1970年以来搞歼9飞机十几年经验的积累。在当时，世界上除了瑞典的Saab-37，还没有第二家搞这方面的研究。准确地说，那时瑞典的Saab-37还没有出来，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可能得到什么资料——我们当时的方案叫‘无尾﹢前翼’，实际上跟现在说的‘鸭式布局’就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对鸭式布局战斗机研究在国际上应该算起步比较早的。领导和专家们肯定会既感到新颖，但难免也会产生疑问。但在搞这个方案时，我就绝对相信，领导和专家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是客观严谨的。重要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拿出能让他们信服的理论依据和试验数据来。” 新歼第二次方案评审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为使鸭式布局飞机方案有一个直观的效果，宋文骢和大家一起画出图样，制作飞机模型。在一间小木工房里，他们用砂轮、锉刀、砂纸和牙膏加工有机玻璃。整整干了两天两夜，精心制作的飞机模型问世了。望着想象中和图样上的东西变成了实物模型，宋文骢爱不释手，翻来覆去地看着，像欣赏着一件珍稀的宝贝。
如今，万事俱备，就等待上级机关召开的方案评审会了。
鸭式布局方案脱颖而出
1982年4月，新歼方案评审会在北京大雅宝空军招待所召开，会议仍由国防工办副主任叶正大主持。
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以及三机部、四机部、航空高校等领导和专家200多人出席了会议。这次方案评审会，老大哥单位参加会议的阵容依然庞大，各方面的人员来了30多人，并精心准备了他们的设计方案。从他们充满自信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上次他们制定的方案虽暂时被搁置，但他们分析后认为，宋文骢他们提出的方案在布局上虽新一些，但“新”就意味着基础要差一些，离我国航空工业现实的距离就远一些，冒的风险和实现目标的困难就更大一些，这样的方案得到上级领导和专家们的认可度就会低一些。所以，这次他们对新歼方案又进行了充实完善，满怀信心来到会上和兄弟单位一试高低。
611所参加会议的人比老大哥单位少一点，但基本阵容也差不多，来了20多人。一报到，宋文骢仔细看了会议议程表，放下心来。议程表上安排的方案汇报时间，虽说老大哥单位排在前面，但两个单位汇报方案的时间是均等的，都是一天。
第一天，老大哥单位的方案汇报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下午，会议继续。宋文骢听完老大哥单位的方案，他的感觉是，他们这3个月来虽然又做了不少工作，但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原来的方案上进行了一些修正和改进。
第二天，宋文骢代表611所汇报了他们准备的两个新歼设计方案。这两个方案都是鸭式布局，只是一个是采用腹部进气，一个是采用两侧进气。他首先讲解了鸭式布局在世界飞机发展中的普遍规律，鸭式飞机目前在先进国家应用的状况，以及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布局的理由，同时他具体分析了无尾布局、固定鸭翼布局、全动鸭翼布局等几种布局技术的优势和不足，特别是具体分析了涡机理和参数匹配等问题。
“这里还要考虑机动性、武器系统、雷达系统等问题。比如我们设计的腹部进气方案，就主要考虑大迎角机动问题……”宋文骢用手比画着，向与会者讲道。
坐在前排的谢光看宋文骢在上面用手比画，他顺手把放置在桌子上的有机玻璃飞机模型给宋文骢递了上去，示意他照着实物模型给大家讲解，这样让大家更明白更清楚些。
宋文骢接过模型，想对着模型给大家讲解。但他看了一下模型——这模型实在太小了，下面的同志根本看不清楚。宋文骢一眼看见桌上放明胶片投影仪投射的光柱，他灵机一动，将模型从支架上拔了下来，直接往投影仪上一放——这全透明的有机玻璃飞机模型投在后面的幕布上——好家伙，这架飞机看起来非常漂亮非常壮观！极具时代感，简直就像人们在电影屏幕上看见一架现代的战斗机威风凛凛地穿行在云海雾霭里一般！
瞬间，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给了宋文骢莫大的鼓励，他清了清喉咙，接着讲道：“前次会议我简单谈了鸭式布局飞机设想，下来后有专家给我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又专门进行了研究。当然，勿庸讳言，鸭式布局也有它的缺点。当我们采用静安定布局时，升阻比并不比常规布局占优势。”宋文骢喝了一口水，接着讲道，“根据我们鸭式布局战术性能研究，要想发挥这种布局优势，就必须采用静不安定，因为它与静安定相反，是正常静安定布局所没有的……”
“这个问题我们已进行了多年研究，掌握了大量试验数据。在新歼设计时，我们拟采用放宽静安定度、缩小机翼面积、减轻重量等。这样，机动性可提高，这就是我们新歼Ⅲ方案……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做大量工作。”
会场又响起热烈的掌声。
“据我所知，静不安定飞机在我国飞机研制中还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践基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敢采用，你们提出这个设计方案，有多大把握呢？”讨论会上，有专家提出这个问题。
“据美国、英国等国的资料载，静不安定设计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就是在他们的第3代飞机设计中，也仅仅将安定度放宽到零。请问宋总，如果到时候我们静不安定技术过不了关，你这设计方案岂不前功尽弃？”又有专家发问。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很慎重。别人不搞，也不能说我们就不能去摸索。当然，我们除了必须要攻下这个难关外，也安排了有退路的方案。”宋文骢又拿起那个小小的飞机模型，比画道，“如果到时候静不安定技术暂时过不了关，可在该方案基础上仅将鸭翼面积缩小一些，其余不变，则可以将该方案改为静安定过渡，这就是我们新歼Ⅴ方案。待放宽静安定度的飞行控制系统条件成熟时，恢复静不安定方案就是了。”
会议接着开了5天。分为总体气动、动力系统、飞控系统、武器系统等专业组进行了充分讨论。讨论结果，与会领导与专家基本认可了宋文骢提出的鸭式腹部进气设计方案。会议决定，两个方案暂不定，还要回去深入做工作，同时进行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总体方案要上报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工委审批。
会上用的这个飞机模型，跟随了宋文骢多年，一直像宝贝一样珍藏在他书柜里。它虽说小巧简陋，但它却不动声色地见证着一段中国战斗机研制的历史。
创新是歼10的灵魂
宋文骢提出的鸭式布局新歼设计方案，在北京大雅宝会议上被基本认可之后，他除了为自己这几十年来的探索总算见到一线曙光，感到有几分欣慰外，并没有一丝功成名就的欣喜，反而感到一种巨大压力。 离开北京时，航空部一位副部长找到了他，安排会后的工作要求，不无担忧地找他谈了一次话。
“老宋呀，我仔细看了看你们两个所的方案，其实呢，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问题。这飞机空军要求很高呀，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握搞出来呀？”
“有些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只要我们再作一些试验，拿到充分的数据，应该说这个方案是有把握的。”宋文骢回答道。
“你或许也听说了，空军已多次提出要买‘幻影’2000飞机，如果我们研制新歼的把握不大，那就让他们去买吧！”副部长说。
“空军买不买飞机，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能按你们的要求，做好新歼的设计方案。既然方案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我们肯定是坚决要做下去的。”
“那你们还要做多久的工作呀？”
“还要作3轮风洞试验。一般一年做一轮，我们想抓紧时间，争取一年半做完吧。”宋文骢回答。
“什么？还要一年半哪！”副部长沉吟着说，“一年半，黄花菜都凉了呀……再做一年，你看怎么样？”。
“一年就一年。”宋文骢坚定地回答。
这一年里，宋文骢和总体气动专业的同志转战在模型生产、风洞试验、数据处理、绘制曲线、结果分析、布局改进等繁重工作中，高效率地进行了3期高速、低速风洞试验和流谱观测试验。在此过程中，编制了机翼复合弯扭计算和设计程序，并解决了复合弯扭机翼表面加工的工程化问题。试验结果显示，他们设计的方案大大地降低了飞机诱导阻力。新歼前后经过了1万多次风洞试验，分析处理了上百万个气动力数据。宋文骢早已记不清多少次钻进爬出风洞，记不清多少次为飞机模型更换导弹炸弹，多少次调整控制舵面，多少次面对试验曲线冥思苦想，多少次设计图样到深夜甚至天明……
就这样，宋文骢和同志们守着风洞排队作试验。前面说了，在这里作风洞试验的人多不说，冬天还经常遇到停电。但他们坚持往风洞里挤，试验作了又改，改了又作，硬是把要3年才能作完的试验，1年就作完了。这些试验为他们的设计方案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与此同时，新歼研制工作在北京也紧锣密鼓进行着。国防工办连续召开了新歼机载电子设备、武器火控系统、辅机成品、试飞测试等研讨会。这些会上，对新歼的战术技术指标作了进一步明确。
1983年3月，航空部正式下发了开展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从飞机、发动机、武器火控系统、惯性导航系统、飞行控制系统、其他机载设备系统和复合材料几方面进行论证的项目、要求、负责单位、参加单位、完成日期等。
1983年9月，宋文骢参加了航空部在北戴河召开的新歼发动机选用方案评审会。这次会议，审查、评议了供新歼选用的5种发动机方案，形成了向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的报告，最后决定采用涡喷15作为新歼动力。
到1984年1月，宋文骢具体组织的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工作已全面完成。先后完成高速、低速风洞试验3900余次，完成了结构、飞控、航电及机电系统方案设计，设计了以涡喷15为动力装置的6个腹部进气鸭式布局飞机方案，编写上报了论证报告。
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1984年2月，航空部科技委在河北涿县桃园宾馆召开了新歼布局方案会议，国防科工委、空军及有关专家119名代表参加，会议重点讨论了新歼先期方案和发动机的选型问题。在会议上，611所设计的鸭式布局方案取得一致好评，正如当时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张阿舟教授所说，新歼采用鸭式静不安定布局和涡喷15发动机，是相得益彰、如虎添翼。紧接着，国防科工委领导在北京召见了宋文骢等有关专家。回到宾馆后，航空部科技委副主任王南寿同志宣布：经中央领导和航空部研究决定， 611所提出的鸭式布局方案，最后确定为新歼方案！
1984年4月，由国防科工委综合计划部聂洞庭副部长和航空部计划司段大扬副司长带队组成的定点调研组，赴成都进行调研。成志明所长全面汇报了所的科研生产情况和新歼的工作进展，以及新歼定点在成都的有利条件。5月，国防科工委正式下达关于新歼研制总体单位定点问题的批复，确定新歼研制总体单位为611所和132厂。
1984年6月，国防科工委在北京再次召开新歼方案论证会。 会上，宋文骢作了新歼方案汇报，同时和空军最后商定了新歼重要指标要求。审查确定了新歼初步方案，对新歼的研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次年4月，航空部下达了新歼研制工作计划，明确了要着重抓好鸭式布局的气动设计、航电总体及飞控系统等合作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抓紧软件的引进和人员培训、安装准备工作，开展有关试验工作和关键零部件的技术攻关等。
1986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批准新歼研制，并列为国家重大专项。要求研制部门制定全面周密的方案，精心组织研制工作，使空军到2000年能装备我国自行研制的世界先进武器，并使国防工业部门的设计、研制水平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有个细节不能略过不提。
1983年6月，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来成都检查工作，时间安排很紧，但他特别提出要听新歼总体设计汇报。张爱萍将军是我军著名儒将，他作为聂荣臻元帅的副手，这些年主要负责协助聂帅抓国防科技工作。从1975年以来，他排除一切干扰，整顿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领导中远程、洲际、潜地核弹导弹和卫星、战斗机研制试验工作，及时协调工作中的矛盾问题。在宋文骢的印象里，每次在国防科工委开会，只要是张爱萍讲话，他都是在批评航空，一次也没听到过他对航空的表扬。所以航空的人是又希望他讲话，又害怕他的批评。
张爱萍来到611所，当宋文骢向他汇报新歼总体设计方案时，刚开始他还有点忐忑不安。没想到他拿起鸭式气动布局飞机模型给将军讲解，将军听得很仔细很认真，还不时向他提出一些战术和技术上的问题。宋文骢告诉他，这种飞机从技术途径上说，是创新的、赶超的，有着后发优势的新型机种。 张爱萍将军听完宋文骢汇报后，他看了宋文骢摆出的几个飞机模型，特别仔细看完鸭式布局飞机模型后，非常兴奋。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告诉宋文骢：我们现在做这种布局的飞机，这就是一种创新嘛，这很好。但现在一定要保密，不然外国人又糟蹋你，又说是他们搞出来，我们跟着学的。
临走时，宋文骢代表所里请张爱萍将军给所里题个词。张爱萍将军在高兴之余，欣然答应。会议室，纸铺好，墨研好，张爱萍将军略一思索，笔落纸上，他铿锵有力地题了两个大字：创新！
这既是将军对611所的肯定，也是对611所的勉励，更是他对航空工业的期望——而今，将军已经西去，但他的题词至今留在所里的荣誉室里，他的题词，已化作航空人的一种动力、一种精神。
1986年7月14日，国防科工委正式发出经张爱萍批准的任务书，任命王昂为新歼型号行政总指挥，宋文骢为新歼总设计师。
这一年，宋文骢已是56岁了。
至此，宋文骢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肩负着新歼研制神圣的使命，坚定地向着他理想中的目标跋涉而去。他的身后，留下的是义无返顾的足迹。
总师的责任和压力
总设计师这个头衔，在宋文骢看来，它不是一个职务，而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中国新型战斗机研制要来个三级跳，一定要搞出能与美国、苏联等国相媲美的第3代战斗机来！
这是振奋人心的口号还是庄严审慎的宣言？这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还是科学决断？
一架战斗机，它由十多个大系统、近100个子系统组成，单涉及到的部委就有十多个，牵涉到航空、航天、电子、兵器、冶金、化工等行业和军队部门100家单位。请问，你的技术储备怎么样？你的工业基础怎么样？你有凝聚和调动各行各业的权威么？你有雄厚的研制经费作保障么？……
这些问题，其实一开始就引起各方面领导和专家担忧和争论。
多数领导和专家对宋文骢提出的方案，虽然逐渐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但，不同的意见却一直没有停息。
宋文骢还记得大雅宝会议后，航空部一位副部长专门找611所所长成志明和他谈了一次话：
“老宋啊，你现在是新歼的关键人物了，新机研制的成败，你责任重大呀。说句直率的话吧，我真担心空军提出的战术技术指标太高了呀！”
“空军提出的战术技术指标，是从未来战争的需要提出来的。我们搞的新飞机，如果达不到他们提出的指标，也就是没完成邓主席提出的搞一架性能先进战斗机的任务。无论如何，这个任务都必须完成。”宋文骢思忖了一下，回答道。
副部长还是放心不下，又看了成志明一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接着说：“老成啊，空军对我们有这么高的要求，你搞不出来可不行哪！”
“我们既然敢接手这事，就有决心和信心把它干出来。”成志明说。
“那，你们能不能给我写个保证呀？”副部长笑道。
宋文骢闻言愣了一下，也笑了：“哈，部长，你这是要我们给你立个军令状啊——为了让领导放心，我宋文骢可以给你立这个军令状！”
“不必不必，我只是想试试你们的信心和决心而已。”
“不，既然部长你说了，我宋文骢是个较真的人，我们就给你写个保证书！”宋文骢说完，果断地请成志明拿出纸和笔起草起保证书来。然后，两人签字画押，郑重其事地交给了领导——这纸保证书，领导是否留存，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作为一个总师的责任和压力，何止于此！
1989年，宋文骢受邀参加了中央军委组织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按刘华清副主席的要求，宋文骢此行的目的是去看苏联的发动机。到了苏联，他第一次看见了苏-27飞机。宋文骢从头到尾仔细研究了这种苏联定型不久的飞机，并好好对它进行了一番分析和琢磨。
回国后，宋文骢在北京参加了一个高层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说我们的歼10飞机搞了这些年，也没能搞出来，干脆就别再搞了！把这研制飞机的钱，拿来买现成的苏-27飞机，既省事又快捷。
刘华清闻言站起来，他问宋文骢：“老宋，你来说说，我们的歼10飞机，和苏-27有什么不同呀？”
宋文骢坐在旁听席上，听刘副主席点他的名，他犹豫了一下站起来说道：“刘副主席，这次到苏联，您给我的任务是考察飞机发动机。我认为苏-27飞机的发动机是可以用的。但具体对飞机来说，两机各有特点”。宋文骢对两种飞机的性能指标逐项作了分析。
刘华清听了很高兴，他最后总结时说道：“歼10是我们自己研制的新战斗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研究所、工厂所有参研的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的新战斗机要早日研制出来，这是迫切又迫切、紧急又紧急的事！”
刘副主席最后为继续抓紧新歼研制和引进发动机定了调。
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的武器装备研制设计师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工作条例的规定，总设计师是飞机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是设计技术的组织者、指挥者、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者。这个定位清晰地赋予了总设计师的使命和责任。宋文骢要根据批准的歼10研制战术技术要求和研制任务书，负责工程研制中的跨行业、跨部门重大技术问题的组织、指挥、协调、决策，从设计技术上确保歼10飞机研制任务书的实现。
在飞机研制初期，对于由谁来负责电传飞控系统和综合化航空电子系统的综合设计，就出现过争论。宋文骢坚持飞控系统和航空电子系统等系统设计必须与飞机总体紧密结合，子系统、设备必须按系统设计要求进行研制。为此，他耐心地多次到有关单位和领导机关进行宣传说服，终于改变了过去一些系统或设备研制各自为政的现象，理顺了飞机系统与子系统（设备）、成品的技术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