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社区工作者、警察、保安、志愿者……在武汉抗疫的一线，有无数人在为这场战斗艰辛付出。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平凡，但他们也渴望得到最简单的认可。这份认可，是对他们最大的心理支持，让他们有力量去继续帮助他人。

心理志愿者两次“心理崩溃”

　　“你想好啦？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还可以回去，进去了你可能就出不来了。”
　　2020年2月1日，下定决心去武汉做心理疏导志愿者的毛平，从山东出发、辗转多途，即将在信阳跨过河南与湖北的省界，这时，当地警察给了他这样的提醒。“会出来的，只是会晚点。”他笑着回答警察。
　　那时，武汉“封城”刚刚一周多。“我决定要去，是觉得我能帮上忙。”
　　毛平的本职是知识产权领域律师，而他之前的经历很丰富：军人出身;转业后在北京蓝天救援队工作，有急救护理经验;长期学习心理学，是一名心理咨询师。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就到北川做过救灾志愿者。
　　为了不给当地添麻烦，出发时，他准备了“战斗物资”，带上三个行李箱、两个背包。
　　“有人跟我说，做心理咨询只要在外地接电话就行了，不用去前线。但我不这么认为。”毛平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电话里的交流也许能对当地人做心理紧急干预，但却无法达到真正的心理疏导的效果，隔着电话，无法产生咨询师和被咨询者之间的共情。
　　在他看来，取得被咨询者的信任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和对方处于同一空间，共同去面对病毒的风险，这才是真正的“与你同在”。“我从风险相对低的地方来到了风险最高的地方，走到他们面前。我这样做了，他们会愿意信任我，向我敞开内心倾诉。”
　　毛平走进武汉的方舱医院，去安抚老伴因新冠去世的老年患者;他去公路道口，为顶着巨大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的交警排解郁结。做心理疏导的间隙，他还为社区采购运送物资，为街头流浪汉找安身之处。他做到了与武汉人同在。
　　而这种共情，也让他在情感上一度崩溃。
　　刚到武汉的前几天，毛平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内容是武汉的一个小孩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当时医院无法收治，只能在家中的房间里一个人隔离。“我是一个8岁女孩的父亲，我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最怕的就是孤独、和父母分离，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视频里孩子的那种无助。”看着视频，毛平很难受，大哭起来。为了缓解情绪，他跑去洗了一个多小时的衣服，转移注意力。“哭过之后也就好了，情绪的释放让我更加坚决：一定要帮助像那个孩子一样的当地人。”
　　第二次“崩溃”是到武汉的第二十天，毛平正在电脑前写报告，这些报告将提交给相关的政府官员，记录他在志愿服务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提出对抗疫工作的建议。写着写着，他的内心突然被一股情绪击中，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他想到，尽管这些天他一直拼命帮助他人，但还是有人在背后说风凉话。

　　毛平说，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争名争利，但也希望得到认可。那一刻，许久以来因为被误解、被诋毁产生情绪集中爆发了，让他开始怀疑自己做这些事的意义。“真的是很崩溃，我一个大男子汉，哭了很久。”这次，花了不少时间平复心情之后，他并没有真的放弃，为当地人做心理疏导的耐心细致，一点也没有减少。
　　“虽然我的内心承受力比较强大，但我也是个普通人，也‘崩溃’了两次。这么多天的心理疏导做下来，我的内心也积蓄了不少负面的东西。武汉解封之后，我要回家去看我的女儿，去回到我自己的生活轨道、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他说。

社区工作者的委屈

　　情绪失控之前，王强（化名）已经连续加班了23天。今年32岁的王强是武汉某高校的保安，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他每天工作8小时。他是湖北人，但家不在武汉，今年的春节假期他没有提早回家，没想到后来的“封城”让他想回也回不去了。因为有些同事已经提早离开武汉，短期内无法回来，他被要求加班，执勤时间增加到了一天12个半小时，而且没有人能和他轮换，每天都要到岗。
　　“那23天每天工作时间长，只有我一个人在学校后门的岗亭里待着，四周没什么人，比较孤单。”王强说。后来，他被调到学校正门执勤，有可以换班的同事了，工作时间恢复到每天8小时左右。但他开始紧张，因为这个岗位要检查出入的车辆和人员，要与他人比较频繁地接触，而一开始他们的防护措施不完善，他特别担心自己会被感染。
　　这样的情绪萦绕在他心里。一天晚上，他失眠了，到了凌晨三点，他在员工宿舍里突然不由自主地大哭大喊起来。同事安抚他，他把同事都推开，自己倒在地上激烈宣泄。
　　“现在想起来，可能是疫情期间的孤单和紧张，把我之前在心里积累了好多年的不痛快引爆了。”那晚之后，王强在员工宿舍里休息了十几天。
　　王强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我到现在也不清楚那时为什么会情绪失控，我只记得，当时心里感觉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怀疑周围的人都想来害我”。
　　后来，王强得到了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家人也到身边给他支持，王强的负面情绪已经缓解，不过他还是迟迟没有走出宿舍回到岗位上。“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那天应该是把好多人都吓到了，给他们添麻烦了。”他说，保安应该是为他人服务的，结果他现在没法坚守岗位，还要别人来照顾他，这真不好。 　　他计划在疫情结束之后，换一个工作，去尝試新的生活方式。“我以前想自己做点生意，但家人一直觉得我不够成熟，不支持我。疫情之后，他们愿意听听我的想法，帮我去做尝试了。”他觉得，和家人关系的改善，也算是疫情的意外收获。
　　李芳（化名）比王强更年轻，还不到30岁。她在武汉某居委会上班，承担着社区防疫中最琐碎繁重的那部分工作。2月11日，武汉所有小区封闭以后，居民出入小区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和相应的证明资料，她负责把守小区大门。
　　有一次，一名中年女性居民的证件不全，大声嚷嚷着一定要出去。李芳不放行，居民就对她骂骂咧咧，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李芳忍住了，但没想到第二天居委会领导告诉她，有小区居民打市长热线电话投诉他，理由是她“服务态度不好”。
　　“像这样的事儿我这些天来一直碰到。比如小区里有户居家隔离的人家，提出一定要我去给他们买鸭脖吃，买不到就冲我发脾气，我真是哭笑不得。我们居委做了那么多事，还被这样对待。委屈，真的是很委屈。”
　　跟心理志愿者谈到这些，李芳终于宣泄了自己的情绪。“那天我哭了很久，说了很多，谢谢志愿者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还给我很多好的建议。其实，我明白刁难我的人毕竟是少数，该做的工作我还是会好好去做。”

善待疫情中的“发光体”

　　李芳心里的苦楚，刘惠玲也非常理解。刘惠玲不是居委工作者，她是武汉普通居民，疫情暴发后，她第一个主动要求担任志愿者。
　　刘惠玲说，她所在的小区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几公里，离同济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疫情之下，这里的居民本来就十分紧张，这时候如果有身边的人能站出来做些事情，可以给其他人鼓舞的力量。

　　一开始，她和其他志愿者在小区门口执勤，登记出入人员、查验体温。后来，小区封闭后，她又牵头成立“菜篮子志愿者团”，为小区里所有居民团购食物，并配送到他们手中。
　　刘惠玲在工作岗位上是管理者，还有十年的工会主席工作经验，她知道做一件事情肯定会遭遇很多不同的声音。做“菜篮子志愿者”以来，有居民对供应商的配菜种类不满意，有居民嫌价格高，有人抱怨送菜上门不够及时。“其实，我们这些志愿者，很多人自己家里也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有的是前一分钟还在小区门口站岗，下一分钟就跑来给居民送菜。给小区里所有人送好菜，自己吃中饭都要下午两点钟了。”
　　但她对这些毫不在意，还是每天乐呵呵地做着志愿服务。“都知道我们武汉人的耿直脾气，爱吃辣椒，爱吃热干面，待人真诚不带水分，遇事也少冷静。对上眼了，两肋插刀赴汤蹈火;遇上烦心事，也难藏着掖着，不迂回打马虎眼，面对面直接就给你干起来。”尽管有时多少会听到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话，但她相信身边人的善良本性，这种互相帮扶的精神，最终是可以潜移默化的。
　　谈到还要服务多久，她笑着说：武汉的春风渐暖，我这个团长“解甲归田”的日子也不远了。
　　要说苦中作乐的志愿者，就不能不提误入武汉的小伙子“大连”。2月12日，小伙子从上海登上高铁，本来是要去长沙谈项目。结果列车开到武汉站，他被列车员阴差阳错赶下火车。
　　小伙子下了车，却发现自己只能在武汉流浪了。他在网上搜索，发现当地有好几个医院在招志愿者，其中武汉市第一医院能派车来接他，他就去了那里。
　　小伙子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有个不用露宿街头、管饭的地方就行。他是大连人，又不想让家人知道他误入武汉，就告诉医院的人叫他“大连”。到了医院，他打扫卫生、清洁病房，一天工作12个小时，换三次防护服，成了医院里的开心果，因为他说话特别直爽喜感。
　　“大连”说，他在医院一个月把20多年的家务都做了。”医护人员问他进病房打扫怕不怕，他坦诚回答：“这层楼都是重病人，病人一说话，我紧张到死;咳嗽一声，我心都能跳出来。我收他们吃完饭的盒饭，进病房收，我都想要个竹竿挑出来。”
　　谈到在医院做服务一天有几百元报酬，他说：“我宁愿不赚钱，给我个酒店，管我吃就行了，我没那么伟大，我也惜命。”就是这样的真诚心态，让他成了武汉市第一医院出名的“九楼女神守护者”。他没有想多做什么，但已经做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