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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一战成名，正如林白自己所述，“六七十年代没有给一个想入非非的女孩提供任何机会。”[1]到了90年代，这个机会来了，“出走”成为一代女性共同的青春经历。与此同时，“契约精神”在她们胸中生长起来，她们的身心于是长出了与外部世界相吻合的残酷纹理。这个时候，“出走”侵入女性灵魂，成为女性生命实践的重要体悟方式。
女性主义，“南飞的雁”
伴随着个体走到聚光灯，90年代“世界属于坏女孩”。叛逆青春不加掩饰的坦露，唤醒了那个年代传统女孩心中羞于见人的小兽，也是在同一时期，一批“出走”题材的女性主义小说登上了流行舞台，最火莫过于安妮宝贝。尽管她们的思想意识很多都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但“女性主义”无一不成为了她们的畅销标签。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也不例外。
在1994年，任何事情与“女性主义”扯上关系都不足为奇。因为在1991年，福特基金会首次资助中国学者去哈佛参与研讨性别课题。两年以后，福特基金会再次出资，在天津师范大学组织起了“中华海外妇女研究会”，开始了大量国外女权主义著作的翻译引进。而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无疑是80年代以来国内性别研究的高潮。在确定大会的举办地是中国后，社会性别主流文化同时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要求。政府希望展示与国际接轨的政治意愿极大推动了大会召开前夕女权主义的蓬勃发展。从组织架构到新理论研究，各阶层都在热情回应着政府在女权领域与世界同步的意愿。1994年，成为了中国性别研究史上的一个悠忽而过的短暂春天。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4年7月，《一个人的战争》一經出版就迅速被冠之以“女性主义”的徽标。小说中多次流露出主人翁对没有婚姻和没有子嗣的极度恐惧，这些都是男权文化的后遗症。较之传统女性有迈进的是，多米们对生活多了一层不安全感和模糊的热念。这“不安全感”和“热念”正是女性意识懵懂的抬头。没有理论武装，仅凭一腔热念，多米们就不畏牺牲地一脚踏上了实践之路。今天看来，很难说这些文本多大程度上是切合“女性主义”题中之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与女性主义文学切中肯綮。
林白笔下早期的诸多女性形象，坚毅执着的外表下其实有着异常脆弱的内心。她们对男性极其依赖。虽说没有太多贞操观念，她们只是在看似最冒险实则最浅显的性的领域完成了对传统束缚的突围。在更深层的身体政治和文化属性上，她们一刻也没有表现出挣脱藩篱的潇洒。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自幼丧父，她独立而又顽强，甚至在8岁的时候还保护过同龄的男孩。上大学后，多米爱上了单身旅行，她在一个人的出走当中寻找着对自己的肯定、佩服，甚至在实现着她理想中的那个自己。勇敢，真实，而又不惧怕风险。这是一种与现实自我的较劲。正如她的内心告白：“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真正的奇女子，不同凡响，一切事情均不在话下。”[2]
但事实上，盲目的勇敢周围总是危机四伏。在她的旅程中，对那个后来夺走她初夜的男船员，多米后来认为“实际上（他）并不太年轻，只是我缺乏判断力”[3]。但真相其实是，多米并不缺乏判断力，只是过度的自信让她觉得，判断的正确还是错误显然并不重要，因为“假如他是一个坏人，找他的单位领导也是很容易的”[4]。于是多米“不同凡响”地告诉了那个男人她的真实姓名、年龄、工作单位等信息，这种洒脱、坦然让多米“自我感觉”良好。可就这样一步步地，多米受到了伤害，结束了少女生涯。痛苦的初夜成为了可怕的阴影，将多米日后的岁月彻底笼罩。[5]
这样的“女性意识”后来在多米那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中被再一次重复。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着、并自认为也深爱着自己的那个“他”跪在艺术学院一个女孩面前求婚时，她“立即就像一个弃妇”，“一夜之间苍老了”[6]。她意识到，“爱比死残酷”[7]，于是决心此生不再要爱情，不再爱男人。这一切之后，多米唯一的出路便是逃跑，做一只南飞的孤雁。在漫长曲折的逃跑过程中，她偶遇一处“辉煌的逃离之地”[8]，一个老人收留了她，娶了她。人们的非议再一次让多米心生失望，那个“旧的多米”被悄悄埋葬。
被埋葬的，其实不是“旧的多米”，而是一种激情，一种挣脱的勇气。那种尝试突围的“女性意识”也被埋葬了。
“身为女人，何所遁逃”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90 年代被理论界反复引用的一本西方女性主义著作，其中收录了西蒙·波伏娃、埃莱娜·西苏、露丝·依利格瑞、伊莱恩·肖瓦尔特等一些各国著名女性学者的代表作品。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孕育产生，其中一个重要指向在于使女性实现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寻求和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这样的理论是否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否能被中国女性的思维正确理解，是否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在直接引用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异化。
当时以林白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作家的作品风格深受此影响，注重在文本中刻意张扬自身性别，并大胆彰显女性身体的欲望和诉求，通过同性恋、弑父等极端思想体验尝试对长久以来的男权中心进行颠覆，自觉远离社会、历史、政治的宏大叙事，凭借女性自身经验进行叙事和创作，以此建构女性的独立。这确实对男权统治下的文学话语产生了解构效应。女性文学所流露的偏执和决绝让男性意识到，需要重视这股势不可挡的思潮了。
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一味地自我暗示、自我呈现使中国女性通过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文学的创作，开始反思真正的“自我”问题。“什么才是女性的‘自我’？‘天生的自我’的‘主体’和‘身份’是什么？是不是可以在‘性别’之中获得确认？是不是仅仅在此确认？谁来确认关于‘自我’的构成？谁在言说‘性别’？女性主义的理论是不是可能解释我们的‘自我’的复杂体验与经历？”[9]归结起来，即使觉醒了，打破男权传统了之后，“身为女人，何所遁逃”？
从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呼吁“女人也是人”，到“文革”后张洁等女作家表现“做女人难”，再到林白、陈染等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中国女性文学经历一个从“人”到“女人”再到“个人”的创作过程。当把女性文学定义为“一种从自觉的女性立场出发，通过对性别权力关系的描写，挑战男性霸权政治、经济、文化压迫，反抗‘被书写’的命运，寻找和建构女性主体的文学”[10]的时候，女性文学凸显性别意识、自我意识和权力意识的特点表现得愈加鲜明。林白曾说：“我的全部作品都来自于我的生命。”[11]她确实以真实的创作诠释了这个理念。毫不夸张，林白的个人化写作远远超出个人化经验，其创作路径，也正是关注女性主体意识，自我发现、自我体验、自我实现、自我回归的思想和实践路径。这种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者的创作。 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是用回归自我的方式消匿在了“一个人的战争”中，而《玻璃虫》中的林蛛蛛则将女性柔弱被动的地位来了个翻天覆地的扭转，她自由穿梭于男性中间吐丝结网，以期在自己编织的网结中找到自我生存的空间，寻求失落已久的女性身份。蛛蛛的故事隐喻了很多女性在现时代的生存境遇，让我们感到，在男权传统中，即使有了身体的自由，女性自我意识的确立以及女性身份的确认依旧艰难万分。在《说吧，房间》中，林白又给我们呈现了南红寄生于男人之下討生活的悲惨结局，等等。林白的小说总能关注到女性本身那种隐秘幽微、矛盾彷徨，想尝试但又胆怯、想挣脱但又无助、想呐喊但又顾虑等精神世界的角角落落，真实而残酷。
《一个人的战争》在篇首即宣布：“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12]这段文字在小说“尾声”中做了重复。这表面是对男性主导的世界的抗拒和疏离，但实际上也暗示了在抗拒之后，女性自身无处可逃、只能回到自我的一种心理和认识呈现。女人，只能自己反抗自己，自己阻挡自己，自己毁灭自己，自己嫁给自己。这种自我意识成了多米眼里女性生命樊篱的一种循环呈现。逃脱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是个性的，也是共性的;是最大的无奈，也是最大的抗拒。
“要不回来，要不堕落”
女权主义可能是继法西斯种族主义之后世上最具有煽动性和挑唆性的理论。作为一种激情的政治，热情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大多对其一无所知。当这股强劲的女性主义风潮刮过，整个社会，特别是女性群体都蠢蠢欲动，摩拳擦掌地准备迎接中国女性的自由解放。她们多数既无理论基础，又乏物质支撑，两手空空，却如林白笔下的多米，义无反顾地一再出走，与时代肉搏。
“远方”成为了一计勾引，她们为此不计代价，正因代价几乎巨大到不可计算。林白横空出世的自传小说与娜拉们无助的自我奋斗、悲壮的赴刑心理一拍即合。1995年，当中国政府完成在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得大国展示后，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随之懈怠下来。女性主义虽余热未退，但少了政府意愿的强力推进，在一个男权文化根深蒂固、女性意识尚未觉醒的古老国度，西方女性主义显得力不从心，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也没有更大的生长空间。年轻娜拉们胸中蓬勃的野草很快迎来了漫长的冬季。也是在这严酷季节中，林白的创作开始发生转向，她再一次地，从她封闭的一个人的战场出走了。
借用林白散文中的话，这似乎是一条“走向菜市的路”。诸多读者扼腕地发现，独特的自白体被林白摒弃了，大家私心地希望，她可以不断给文学贡献新鲜的个体标本。到了最新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我们看到这条走向菜市的路上，再次填满了各种回忆和白日梦建筑，因而呈现出了不同维度的参差之美。早先熟悉的“林白式”个人叙述，借海红这个角色重新归来了。
林白显然不再示意回望过去，对于过往也不再给予早先惯有的疼惜和骄傲，“通灵者”的女性单兵形象被广阔的现实图景大规模取代。兰波曾对通灵者（voyant）有如下描述：“必须使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诗人才能成为通灵者;他寻找自我，并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在难以形容的折磨中，他需要坚定的信仰与超人的力量;他与众不同，将成为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至高无上的智者！因此他达到了未知！他培育了比别人更加丰富的灵魂！当他陷入迷狂，最终失去视觉时，却看见了视觉本身。”[13]仅仅如此，会过早耗尽灵感，进入万劫不复的内在循环。饮尽毒药后还须将毒药排出体外;失去视觉后，还需有能力暂且关上未知的大门。
可持续性的灵感和机体，才是伟大作品的可靠容器。作为“词语隐秘的女儿”，林白这一次的“出走”比以往都更为冒险。她从“神性容器”中走出，走向纷乱琐碎的广阔天地。作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她要么无知要么全知，她可以关闭视觉，纤尘不染，悟一个世界，这是林白第一阶段的写作状态;当她一旦睁开双眼，有了所见所知所染，原先的纯粹状态便不可复回，她只有一路走下去，了解不为人知的更多。唯此，其作品才能区别于庸俗世界。林白从一个自己，走向了很多个自己。评论者也再没有理由能将她囚禁于文学的标本框内。
鲁迅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娜拉出走的两条必经之路：“要不回来，要不堕落”。曾经血战着不停出走的林白，如今每天在家打坐。在那些一动不动的时刻里，娜拉走到了更远的地方。
附：林白访谈
1.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您谈到了“记忆与个人化写作”。我认为非常具有标识性，且很有深意。但在后来的《妇女闲聊录》中，您似乎放弃了这种追寻，转而关心底层经验。在最新长篇《北去来辞》中，早先熟悉的“林白式”个人叙述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是否可以分阶段，介绍一下您的工作以及您对个人化写作的理解。
林：也许可以这样分一分：个人三部曲（《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说吧房间》）是第一段，《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是第二段，《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算第三段。
2.在您各个时期的文本中，都不时流露出对物质生活的摒弃和至为严苛的自律。比如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您从少年时代起就磨炼自己，“从长跑到把手伸进烫水里”。这种克制与您文字书写的放纵，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和对照，特别是当我阅读到一些引发过争议的文本时，这种反差感尤为强烈。一个传统节制的女性，何以写出了非常冒险大胆的文本？
林：在生活中，所谓严苛，自律，少年时是胸怀大志，后来完全是由于懒。“传统节制”？我的文本是枝蔓很多的，四处漫延，下一部争取简洁。
3.陈晓明老师曾把您的写作归为一类“自我埋葬式的写作”。那是一种不计后果，不怕牺牲的写作。在您的新书《北去来辞》的后记中，您谈道：“在我的文学经历中，这是一部具有总结意义的长篇小说。”我阅读后感觉，这部书对于您来京后十几年生活，同样具有总结意义。在您这里，生活和写作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否写作永远是第一性的，个人生活的价值约等于素材？ 林：不计后果才会有快乐、砸碎一切锁链才能有激情、自我埋葬然后新生。这些都不错。生活越来越重要，生活是第一性的。个人生活绝不约等于素材。下一部你将会看到。
4.您作品中一直都有一个“出走”的主题，从北流到南宁，从南宁到武汉，最后再到北京。一方面，这样的“出走”有这一代女性的共同体验，90年代，“出走”成为了一代人的母题。另一方面，“出走”对于您个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那似乎是一种永恒的焦虑，一个时刻迫切的渴念，一處激发创造的不竭源头。能谈谈这一点吗？
林：我现在每天打坐，已经不焦虑了。但可能还会处理所谓出走的主题，在处理别的东西的缝隙中。
5.在您的众多小说中，“自我”是一个被反复挖掘的矿藏;与此同时，这个“自我”又经历着不断的虚构和改写，比如《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瓶中之水》里的二帕，《致命的飞翔》中的北诺，《说吧，房间》中的我，《北去来辞》中的海红，都是不同程度的对自我的记录和虚构。我想了解，这些作品又在多大程度上反过来塑造了作者本人？
林：我觉得，作者和作品的确是可以互相塑造的。当你看到我的下一部作品，当它完全没有一个“多米”或“海红”的时候，当它的语言也有很大变化的时候，你也仍然会感到某种塑造。
6.反复书写自我，可能导致进入一种封闭的内循环。您之后在《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中都尝试介入更广阔的底层社会生活。可是很多人发现，最有力最迷人的林白，还是在那些个人化的叙述里。比如《北去来辞》中，取材于您自身的海红的故事，仍是最有魅力的章节。您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林：不一定是底层，所有生活都有其深处。
7.其实我还是想知道，这种逐步跨出“自我”的努力，是您应创作需求做出的有意识的主动变革，还是说，这些年自己的经历及思想变化自然而然使您摒弃了完全的个人话语？
林：可能是后者吧。打坐，去除我执，变化很大。
8.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您写出了最炽烈的个人奋斗欲。我记得里面您曾写道，“我想哪怕我现在马上死了，我的名字已印在了杂志上，变成了黑色的精灵。分散在许多个地方，它们会比我存在得更长久，我想我这一生竟没有白过，有一种壮志已酬的心情……我想不管碰到怎样的挫折，我将不发疯，不放弃。而到最后，我一定会成功的。”读完后非常震撼。现在时隔多年，您早已跻身一流作家，回看这一路，您觉得当年多米的渴望/目标实现了吗？
林：多米的时代已经过去。别的时代将要诞生。
9.您写过一篇散文《长久以来记忆中的一个人》，她应当是您多数小说中真正的主人翁，是另一个想象的自己，一个超人自己，是这样吗？
林：当时是当成小说写，也当成小说发表的。有点是想象中的自己吧。
10.您早期的作品让人感到有一种站到舞台最中央，然后裸露的愿望。在散文中您也提到“裸露是一种更新”。随着年龄增长，您还会把这种裸露的写作姿态一直保持下去吗？
林：当然不会了。无论人和作品，隐最好。
11.我觉得您很真实，但有时候这个真实的代价会特别大。您的许多作品都引发过大面积非议，您会觉得恐惧吗，还是可以潇洒地悚然摇落？有没有过特别艰难的时刻？
林：大面积非议是以前的事了。
12.我想更多地了解您写作的状态，比如说您写得快吗？平均一天写作几小时？都在哪里写？
林：写得慢。因为不想快。每天一到两小时。
13.您早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片段式的，您也曾说过“片段离生活更近”。我知道您有记日记的习惯，我是否可以认为，在您的创作工序中，日记是很重要的原始素材？
林：现在很少写日记了。
14.您说自己还一直在写诗。诗歌的创作和您小说的创作之间是否有矛盾？抑或有相互滋养？
林：两者相互滋养。
15.您如何看待女性、年龄、写作三者间的关系？
林：希望越老写得越好。如果身体好，应该没问题。
16.有关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这个问题老回避不了。我想问的是，就您所经历的人和事，您如何看待这几十年女性意识的变化以及对女性写作的影响？区别于男性特点，女性文学的吸引力和魅力何在？
林：如果不走极端，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都有好的地方。
17.尽管被归入“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作家，您似乎对“女权主义”理论并没有很深的认同，是这样吗？
林：如果女权，是意味着女性争取人的权利，我认为是重要且必要的。
18.您曾经谈到，您的工作是在寻找“本质的女人”。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意思。那您心目中“本质的女人”是什么样的？
林：我已经忘记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了。
19.伍尔夫认为，雌雄同体是女性进行创作时最佳的写作状态，“在脑子里男女之间一定要合作，然后才能完成创作”。有学者曾指出，您小说中反映出来很明显的“雌雄同体”的女性立场。您同意吗？
林：不错，我不喜欢语气太软、太绵。现在我喜欢硬朗一点、爽利一点、脆一点的语言。
20.对您的新书《北去来辞》，岳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书评中提到一个观点，我比较赞同：说您洞悉了某种真相——世界和世界隔着深渊。可我不确定的是，您对这种“深渊”的呈现有没有一种私心：是想在深渊间搭建沟通的桥梁，还是要通过呈现这个深渊反映沟通的彻底不可能，还是就想单纯呈现深渊的存在这个事实？
林：深渊就是深渊。
21.《北去来辞》中，有一个处理让我很震惊。在一群宋体字中，偶尔会插入楷体的短句。这些短句有着截然不同的口气，承担了新的叙述视角。它们像主人翁海红“肚子里的话”，也像某个有着全能视角的“超我”。整个叙述由此多出一个幽暗的声音，成为生活见不得人的那一面的隐喻。能否谈谈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一构思的？ 林：你归纳得好。既是新的叙述视角，也是一种自我审视。一种幽暗的声音。说得真好！
22.有观点认为《北去来辞》结构和节奏上，似乎受到一些日本文学的影响，是这样吗？
林：我喜欢日本文學，尤其《金阁寺》，看了多遍，我不知道具体受了哪些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幽暗的”。
23.都说书就是砖头，出版一本书就是扔出一块砖。扔出去会砸了别人，但总有人接了砖扔回来砸作者。您曾说“从不考虑评论家的话”，可您的作品有没有“砸”到别人？如何看这个问题。
林：写的时候不考虑，写完了就更不考虑了。
24.读您的小说很难找到您的创作谱系，或者“精神家族”，因为它们实在太独特，完全是“林白式”的语言。能否谈谈您的谱系与传承。
林：也就是大家都看的书。还是觉俄罗斯文学中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很好，《日瓦戈医生》也很喜欢。耐读。 同时读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现在才刚刚读到左思。太慢了。喜欢《诗经》胜过《离骚》。
25.您曾经谈到，写作对您是一种救赎。我想了解在您的写作中，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林：现在没有困难。因为不会逼自己写一部“伟大作品”。
26.您理想中的文学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对于目前的文学生态，您有什么评价？
林：很多作品都优秀。我最近看阎连科的《炸裂志》，非常佩服，同时代的王安忆、莫言、贾平凹、余华、格非，等等，这批作家很有生命力，还会出好多大作品。
27.在对生命体验近乎悲壮的书写之外，您对生活在这个时代，作何观感？
林：这个时代终将终结，世界终将毁灭，人类终将灭亡，在灭亡之前还将活着。
注释
[1]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2]同上，第119页。
[3]同上，第119页。
[4]同上，第119页。
[5]冯华：《抗拒和逃离——论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的女性意识》，《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
[6]同[1]，第180页。
[7]同[1]，第180页。
[8]同[1]，第182页。
[9]荒林：《在本土经验与外来资源之间》，《中国女性文化》2001年第2期。
[10]王光明：《女性文学——告别1995》，《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11]林白：《生命的热情何在——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词》，《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12]同[1]，第1页。
[13][法]阿尔蒂尔·兰波：《兰波作品全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395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程成）
女性主义，“南飞的雁”
伴随着个体走到聚光灯，90年代“世界属于坏女孩”。叛逆青春不加掩饰的坦露，唤醒了那个年代传统女孩心中羞于见人的小兽，也是在同一时期，一批“出走”题材的女性主义小说登上了流行舞台，最火莫过于安妮宝贝。尽管她们的思想意识很多都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但“女性主义”无一不成为了她们的畅销标签。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也不例外。
在1994年，任何事情与“女性主义”扯上关系都不足为奇。因为在1991年，福特基金会首次资助中国学者去哈佛参与研讨性别课题。两年以后，福特基金会再次出资，在天津师范大学组织起了“中华海外妇女研究会”，开始了大量国外女权主义著作的翻译引进。而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无疑是80年代以来国内性别研究的高潮。在确定大会的举办地是中国后，社会性别主流文化同时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要求。政府希望展示与国际接轨的政治意愿极大推动了大会召开前夕女权主义的蓬勃发展。从组织架构到新理论研究，各阶层都在热情回应着政府在女权领域与世界同步的意愿。1994年，成为了中国性别研究史上的一个悠忽而过的短暂春天。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4年7月，《一个人的战争》一經出版就迅速被冠之以“女性主义”的徽标。小说中多次流露出主人翁对没有婚姻和没有子嗣的极度恐惧，这些都是男权文化的后遗症。较之传统女性有迈进的是，多米们对生活多了一层不安全感和模糊的热念。这“不安全感”和“热念”正是女性意识懵懂的抬头。没有理论武装，仅凭一腔热念，多米们就不畏牺牲地一脚踏上了实践之路。今天看来，很难说这些文本多大程度上是切合“女性主义”题中之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与女性主义文学切中肯綮。
林白笔下早期的诸多女性形象，坚毅执着的外表下其实有着异常脆弱的内心。她们对男性极其依赖。虽说没有太多贞操观念，她们只是在看似最冒险实则最浅显的性的领域完成了对传统束缚的突围。在更深层的身体政治和文化属性上，她们一刻也没有表现出挣脱藩篱的潇洒。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自幼丧父，她独立而又顽强，甚至在8岁的时候还保护过同龄的男孩。上大学后，多米爱上了单身旅行，她在一个人的出走当中寻找着对自己的肯定、佩服，甚至在实现着她理想中的那个自己。勇敢，真实，而又不惧怕风险。这是一种与现实自我的较劲。正如她的内心告白：“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真正的奇女子，不同凡响，一切事情均不在话下。”[2]
但事实上，盲目的勇敢周围总是危机四伏。在她的旅程中，对那个后来夺走她初夜的男船员，多米后来认为“实际上（他）并不太年轻，只是我缺乏判断力”[3]。但真相其实是，多米并不缺乏判断力，只是过度的自信让她觉得，判断的正确还是错误显然并不重要，因为“假如他是一个坏人，找他的单位领导也是很容易的”[4]。于是多米“不同凡响”地告诉了那个男人她的真实姓名、年龄、工作单位等信息，这种洒脱、坦然让多米“自我感觉”良好。可就这样一步步地，多米受到了伤害，结束了少女生涯。痛苦的初夜成为了可怕的阴影，将多米日后的岁月彻底笼罩。[5]
这样的“女性意识”后来在多米那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中被再一次重复。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着、并自认为也深爱着自己的那个“他”跪在艺术学院一个女孩面前求婚时，她“立即就像一个弃妇”，“一夜之间苍老了”[6]。她意识到，“爱比死残酷”[7]，于是决心此生不再要爱情，不再爱男人。这一切之后，多米唯一的出路便是逃跑，做一只南飞的孤雁。在漫长曲折的逃跑过程中，她偶遇一处“辉煌的逃离之地”[8]，一个老人收留了她，娶了她。人们的非议再一次让多米心生失望，那个“旧的多米”被悄悄埋葬。
被埋葬的，其实不是“旧的多米”，而是一种激情，一种挣脱的勇气。那种尝试突围的“女性意识”也被埋葬了。
“身为女人，何所遁逃”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90 年代被理论界反复引用的一本西方女性主义著作，其中收录了西蒙·波伏娃、埃莱娜·西苏、露丝·依利格瑞、伊莱恩·肖瓦尔特等一些各国著名女性学者的代表作品。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孕育产生，其中一个重要指向在于使女性实现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寻求和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这样的理论是否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否能被中国女性的思维正确理解，是否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在直接引用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异化。
当时以林白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作家的作品风格深受此影响，注重在文本中刻意张扬自身性别，并大胆彰显女性身体的欲望和诉求，通过同性恋、弑父等极端思想体验尝试对长久以来的男权中心进行颠覆，自觉远离社会、历史、政治的宏大叙事，凭借女性自身经验进行叙事和创作，以此建构女性的独立。这确实对男权统治下的文学话语产生了解构效应。女性文学所流露的偏执和决绝让男性意识到，需要重视这股势不可挡的思潮了。
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一味地自我暗示、自我呈现使中国女性通过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文学的创作，开始反思真正的“自我”问题。“什么才是女性的‘自我’？‘天生的自我’的‘主体’和‘身份’是什么？是不是可以在‘性别’之中获得确认？是不是仅仅在此确认？谁来确认关于‘自我’的构成？谁在言说‘性别’？女性主义的理论是不是可能解释我们的‘自我’的复杂体验与经历？”[9]归结起来，即使觉醒了，打破男权传统了之后，“身为女人，何所遁逃”？
从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呼吁“女人也是人”，到“文革”后张洁等女作家表现“做女人难”，再到林白、陈染等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中国女性文学经历一个从“人”到“女人”再到“个人”的创作过程。当把女性文学定义为“一种从自觉的女性立场出发，通过对性别权力关系的描写，挑战男性霸权政治、经济、文化压迫，反抗‘被书写’的命运，寻找和建构女性主体的文学”[10]的时候，女性文学凸显性别意识、自我意识和权力意识的特点表现得愈加鲜明。林白曾说：“我的全部作品都来自于我的生命。”[11]她确实以真实的创作诠释了这个理念。毫不夸张，林白的个人化写作远远超出个人化经验，其创作路径，也正是关注女性主体意识，自我发现、自我体验、自我实现、自我回归的思想和实践路径。这种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者的创作。 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是用回归自我的方式消匿在了“一个人的战争”中，而《玻璃虫》中的林蛛蛛则将女性柔弱被动的地位来了个翻天覆地的扭转，她自由穿梭于男性中间吐丝结网，以期在自己编织的网结中找到自我生存的空间，寻求失落已久的女性身份。蛛蛛的故事隐喻了很多女性在现时代的生存境遇，让我们感到，在男权传统中，即使有了身体的自由，女性自我意识的确立以及女性身份的确认依旧艰难万分。在《说吧，房间》中，林白又给我们呈现了南红寄生于男人之下討生活的悲惨结局，等等。林白的小说总能关注到女性本身那种隐秘幽微、矛盾彷徨，想尝试但又胆怯、想挣脱但又无助、想呐喊但又顾虑等精神世界的角角落落，真实而残酷。
《一个人的战争》在篇首即宣布：“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12]这段文字在小说“尾声”中做了重复。这表面是对男性主导的世界的抗拒和疏离，但实际上也暗示了在抗拒之后，女性自身无处可逃、只能回到自我的一种心理和认识呈现。女人，只能自己反抗自己，自己阻挡自己，自己毁灭自己，自己嫁给自己。这种自我意识成了多米眼里女性生命樊篱的一种循环呈现。逃脱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是个性的，也是共性的;是最大的无奈，也是最大的抗拒。
“要不回来，要不堕落”
女权主义可能是继法西斯种族主义之后世上最具有煽动性和挑唆性的理论。作为一种激情的政治，热情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大多对其一无所知。当这股强劲的女性主义风潮刮过，整个社会，特别是女性群体都蠢蠢欲动，摩拳擦掌地准备迎接中国女性的自由解放。她们多数既无理论基础，又乏物质支撑，两手空空，却如林白笔下的多米，义无反顾地一再出走，与时代肉搏。
“远方”成为了一计勾引，她们为此不计代价，正因代价几乎巨大到不可计算。林白横空出世的自传小说与娜拉们无助的自我奋斗、悲壮的赴刑心理一拍即合。1995年，当中国政府完成在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得大国展示后，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随之懈怠下来。女性主义虽余热未退，但少了政府意愿的强力推进，在一个男权文化根深蒂固、女性意识尚未觉醒的古老国度，西方女性主义显得力不从心，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也没有更大的生长空间。年轻娜拉们胸中蓬勃的野草很快迎来了漫长的冬季。也是在这严酷季节中，林白的创作开始发生转向，她再一次地，从她封闭的一个人的战场出走了。
借用林白散文中的话，这似乎是一条“走向菜市的路”。诸多读者扼腕地发现，独特的自白体被林白摒弃了，大家私心地希望，她可以不断给文学贡献新鲜的个体标本。到了最新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我们看到这条走向菜市的路上，再次填满了各种回忆和白日梦建筑，因而呈现出了不同维度的参差之美。早先熟悉的“林白式”个人叙述，借海红这个角色重新归来了。
林白显然不再示意回望过去，对于过往也不再给予早先惯有的疼惜和骄傲，“通灵者”的女性单兵形象被广阔的现实图景大规模取代。兰波曾对通灵者（voyant）有如下描述：“必须使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诗人才能成为通灵者;他寻找自我，并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在难以形容的折磨中，他需要坚定的信仰与超人的力量;他与众不同，将成为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至高无上的智者！因此他达到了未知！他培育了比别人更加丰富的灵魂！当他陷入迷狂，最终失去视觉时，却看见了视觉本身。”[13]仅仅如此，会过早耗尽灵感，进入万劫不复的内在循环。饮尽毒药后还须将毒药排出体外;失去视觉后，还需有能力暂且关上未知的大门。
可持续性的灵感和机体，才是伟大作品的可靠容器。作为“词语隐秘的女儿”，林白这一次的“出走”比以往都更为冒险。她从“神性容器”中走出，走向纷乱琐碎的广阔天地。作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她要么无知要么全知，她可以关闭视觉，纤尘不染，悟一个世界，这是林白第一阶段的写作状态;当她一旦睁开双眼，有了所见所知所染，原先的纯粹状态便不可复回，她只有一路走下去，了解不为人知的更多。唯此，其作品才能区别于庸俗世界。林白从一个自己，走向了很多个自己。评论者也再没有理由能将她囚禁于文学的标本框内。
鲁迅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娜拉出走的两条必经之路：“要不回来，要不堕落”。曾经血战着不停出走的林白，如今每天在家打坐。在那些一动不动的时刻里，娜拉走到了更远的地方。
附：林白访谈
1.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您谈到了“记忆与个人化写作”。我认为非常具有标识性，且很有深意。但在后来的《妇女闲聊录》中，您似乎放弃了这种追寻，转而关心底层经验。在最新长篇《北去来辞》中，早先熟悉的“林白式”个人叙述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是否可以分阶段，介绍一下您的工作以及您对个人化写作的理解。
林：也许可以这样分一分：个人三部曲（《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说吧房间》）是第一段，《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是第二段，《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算第三段。
2.在您各个时期的文本中，都不时流露出对物质生活的摒弃和至为严苛的自律。比如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您从少年时代起就磨炼自己，“从长跑到把手伸进烫水里”。这种克制与您文字书写的放纵，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和对照，特别是当我阅读到一些引发过争议的文本时，这种反差感尤为强烈。一个传统节制的女性，何以写出了非常冒险大胆的文本？
林：在生活中，所谓严苛，自律，少年时是胸怀大志，后来完全是由于懒。“传统节制”？我的文本是枝蔓很多的，四处漫延，下一部争取简洁。
3.陈晓明老师曾把您的写作归为一类“自我埋葬式的写作”。那是一种不计后果，不怕牺牲的写作。在您的新书《北去来辞》的后记中，您谈道：“在我的文学经历中，这是一部具有总结意义的长篇小说。”我阅读后感觉，这部书对于您来京后十几年生活，同样具有总结意义。在您这里，生活和写作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否写作永远是第一性的，个人生活的价值约等于素材？ 林：不计后果才会有快乐、砸碎一切锁链才能有激情、自我埋葬然后新生。这些都不错。生活越来越重要，生活是第一性的。个人生活绝不约等于素材。下一部你将会看到。
4.您作品中一直都有一个“出走”的主题，从北流到南宁，从南宁到武汉，最后再到北京。一方面，这样的“出走”有这一代女性的共同体验，90年代，“出走”成为了一代人的母题。另一方面，“出走”对于您个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那似乎是一种永恒的焦虑，一个时刻迫切的渴念，一處激发创造的不竭源头。能谈谈这一点吗？
林：我现在每天打坐，已经不焦虑了。但可能还会处理所谓出走的主题，在处理别的东西的缝隙中。
5.在您的众多小说中，“自我”是一个被反复挖掘的矿藏;与此同时，这个“自我”又经历着不断的虚构和改写，比如《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瓶中之水》里的二帕，《致命的飞翔》中的北诺，《说吧，房间》中的我，《北去来辞》中的海红，都是不同程度的对自我的记录和虚构。我想了解，这些作品又在多大程度上反过来塑造了作者本人？
林：我觉得，作者和作品的确是可以互相塑造的。当你看到我的下一部作品，当它完全没有一个“多米”或“海红”的时候，当它的语言也有很大变化的时候，你也仍然会感到某种塑造。
6.反复书写自我，可能导致进入一种封闭的内循环。您之后在《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中都尝试介入更广阔的底层社会生活。可是很多人发现，最有力最迷人的林白，还是在那些个人化的叙述里。比如《北去来辞》中，取材于您自身的海红的故事，仍是最有魅力的章节。您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林：不一定是底层，所有生活都有其深处。
7.其实我还是想知道，这种逐步跨出“自我”的努力，是您应创作需求做出的有意识的主动变革，还是说，这些年自己的经历及思想变化自然而然使您摒弃了完全的个人话语？
林：可能是后者吧。打坐，去除我执，变化很大。
8.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您写出了最炽烈的个人奋斗欲。我记得里面您曾写道，“我想哪怕我现在马上死了，我的名字已印在了杂志上，变成了黑色的精灵。分散在许多个地方，它们会比我存在得更长久，我想我这一生竟没有白过，有一种壮志已酬的心情……我想不管碰到怎样的挫折，我将不发疯，不放弃。而到最后，我一定会成功的。”读完后非常震撼。现在时隔多年，您早已跻身一流作家，回看这一路，您觉得当年多米的渴望/目标实现了吗？
林：多米的时代已经过去。别的时代将要诞生。
9.您写过一篇散文《长久以来记忆中的一个人》，她应当是您多数小说中真正的主人翁，是另一个想象的自己，一个超人自己，是这样吗？
林：当时是当成小说写，也当成小说发表的。有点是想象中的自己吧。
10.您早期的作品让人感到有一种站到舞台最中央，然后裸露的愿望。在散文中您也提到“裸露是一种更新”。随着年龄增长，您还会把这种裸露的写作姿态一直保持下去吗？
林：当然不会了。无论人和作品，隐最好。
11.我觉得您很真实，但有时候这个真实的代价会特别大。您的许多作品都引发过大面积非议，您会觉得恐惧吗，还是可以潇洒地悚然摇落？有没有过特别艰难的时刻？
林：大面积非议是以前的事了。
12.我想更多地了解您写作的状态，比如说您写得快吗？平均一天写作几小时？都在哪里写？
林：写得慢。因为不想快。每天一到两小时。
13.您早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片段式的，您也曾说过“片段离生活更近”。我知道您有记日记的习惯，我是否可以认为，在您的创作工序中，日记是很重要的原始素材？
林：现在很少写日记了。
14.您说自己还一直在写诗。诗歌的创作和您小说的创作之间是否有矛盾？抑或有相互滋养？
林：两者相互滋养。
15.您如何看待女性、年龄、写作三者间的关系？
林：希望越老写得越好。如果身体好，应该没问题。
16.有关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这个问题老回避不了。我想问的是，就您所经历的人和事，您如何看待这几十年女性意识的变化以及对女性写作的影响？区别于男性特点，女性文学的吸引力和魅力何在？
林：如果不走极端，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都有好的地方。
17.尽管被归入“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作家，您似乎对“女权主义”理论并没有很深的认同，是这样吗？
林：如果女权，是意味着女性争取人的权利，我认为是重要且必要的。
18.您曾经谈到，您的工作是在寻找“本质的女人”。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意思。那您心目中“本质的女人”是什么样的？
林：我已经忘记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了。
19.伍尔夫认为，雌雄同体是女性进行创作时最佳的写作状态，“在脑子里男女之间一定要合作，然后才能完成创作”。有学者曾指出，您小说中反映出来很明显的“雌雄同体”的女性立场。您同意吗？
林：不错，我不喜欢语气太软、太绵。现在我喜欢硬朗一点、爽利一点、脆一点的语言。
20.对您的新书《北去来辞》，岳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书评中提到一个观点，我比较赞同：说您洞悉了某种真相——世界和世界隔着深渊。可我不确定的是，您对这种“深渊”的呈现有没有一种私心：是想在深渊间搭建沟通的桥梁，还是要通过呈现这个深渊反映沟通的彻底不可能，还是就想单纯呈现深渊的存在这个事实？
林：深渊就是深渊。
21.《北去来辞》中，有一个处理让我很震惊。在一群宋体字中，偶尔会插入楷体的短句。这些短句有着截然不同的口气，承担了新的叙述视角。它们像主人翁海红“肚子里的话”，也像某个有着全能视角的“超我”。整个叙述由此多出一个幽暗的声音，成为生活见不得人的那一面的隐喻。能否谈谈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一构思的？ 林：你归纳得好。既是新的叙述视角，也是一种自我审视。一种幽暗的声音。说得真好！
22.有观点认为《北去来辞》结构和节奏上，似乎受到一些日本文学的影响，是这样吗？
林：我喜欢日本文學，尤其《金阁寺》，看了多遍，我不知道具体受了哪些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幽暗的”。
23.都说书就是砖头，出版一本书就是扔出一块砖。扔出去会砸了别人，但总有人接了砖扔回来砸作者。您曾说“从不考虑评论家的话”，可您的作品有没有“砸”到别人？如何看这个问题。
林：写的时候不考虑，写完了就更不考虑了。
24.读您的小说很难找到您的创作谱系，或者“精神家族”，因为它们实在太独特，完全是“林白式”的语言。能否谈谈您的谱系与传承。
林：也就是大家都看的书。还是觉俄罗斯文学中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很好，《日瓦戈医生》也很喜欢。耐读。 同时读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现在才刚刚读到左思。太慢了。喜欢《诗经》胜过《离骚》。
25.您曾经谈到，写作对您是一种救赎。我想了解在您的写作中，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林：现在没有困难。因为不会逼自己写一部“伟大作品”。
26.您理想中的文学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对于目前的文学生态，您有什么评价？
林：很多作品都优秀。我最近看阎连科的《炸裂志》，非常佩服，同时代的王安忆、莫言、贾平凹、余华、格非，等等，这批作家很有生命力，还会出好多大作品。
27.在对生命体验近乎悲壮的书写之外，您对生活在这个时代，作何观感？
林：这个时代终将终结，世界终将毁灭，人类终将灭亡，在灭亡之前还将活着。
注释
[1]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2]同上，第119页。
[3]同上，第119页。
[4]同上，第119页。
[5]冯华：《抗拒和逃离——论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的女性意识》，《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
[6]同[1]，第180页。
[7]同[1]，第180页。
[8]同[1]，第182页。
[9]荒林：《在本土经验与外来资源之间》，《中国女性文化》2001年第2期。
[10]王光明：《女性文学——告别1995》，《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11]林白：《生命的热情何在——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词》，《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12]同[1]，第1页。
[13][法]阿尔蒂尔·兰波：《兰波作品全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395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