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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平复的情感创伤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是正常人，没有谁不希望自己生活幸福，爱情美满。尤其是女性，因为她们通常更为感性。但令人回味的是，即使有的女人此生姻缘无成，却并不会因此影响她或他的情感世界，同样可以凸显值得称道的精彩。这不，民国时期才貌双全的著名女词人吕碧城，就以她充满传奇的一生，对此作了最有说服力的诠释。
1883年，原籍安徽旌德的吕碧城出生于山西太原。父亲吕凤岐曾是光绪朝进士，先后出任过国史馆协修、玉牒馆纂修，相当于在国家图书馆、皇家档案部门任职。吕碧城出生时，吕凤岐任山西学政，掌管地方教育。吕碧城就出生在母亲随同父亲任职山西期间。碧城母亲严士瑜是父亲继室，共生育两男三女，碧城最小，不幸两个儿子均早夭。严士瑜也是位知识分子，能诗文。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加上吕碧城从小聪明，领悟力强，所以五岁就知诗，七岁会作巨幅山水画;再说她长得又灵秀可人，这样的女孩可以说人见人爱。这不，吕碧城九岁那年，就有堪称门当户对的汪姓人家与之订立了“娃娃亲”。
孰料天有不测风云，1895年，吕凤岐终因积劳成疾，不幸撒手人寰，将抚育三个年幼女儿的担子留给了作为继室的妻子。令人心寒的是，此时碧城的堂叔不顾亲情，前来霸占吕家不动产。他先是幽禁碧城母亲，接着又以“灭门”相威胁。为了三个女儿的人身安全，柔弱的母亲无奈，只能放弃理可承继的家产，含泪带着三个女儿，投奔在安徽来安的娘家。后来和碧城一样，也能作一手好诗词的碧城姐姐美荪曾在一首诗中描述道：“覆巢毁卵去乡里，相携痛哭长河滨。途穷日暮空踯躅，朔风谁怜吹葛巾？”
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这样的家庭变故，曾与碧城从小订下“娃娃亲”的汪家，在意识到吕家与他们家已不再是门当户对后，便全然不顾已渐晓世事的碧城的内心感受，强行退婚。须知在那个年代，遭男方退婚，对女方是件很羞辱的事。这就给小小年纪的碧城的心灵烙下了难以平复的情感创伤。从此，这阴影在她心里再也难以抹去。甚至碧城成年后，不仅仍无法释怀，还直接影响到了她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她曾以“众叛亲离，骨肉齮齕，伦常惨变”来形容当时她们一家及她本人所遭遇的悲惨情景。
到来安后不久，碧城听从母亲吩咐离开来安，投奔在天津附近的塘沽从事盐政工作的舅舅严朗轩，这一去就是六、七年。碧城从小体质就较弱，不时会生病，加上境遇不顺，难免会影响到她的心情。她曾将这样的愁绪写在如下一首词中：
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夜深听雨小红楼。姹紫嫣红零落否？人替花愁。
临远怕凝眸，离思难收。一身多病苦淹留。来日送春兼送别，花替人愁。
——浪淘沙
但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挡住她一边刻苦读书，一边研究新学的心愿和计划。当时吕碧城已有心想转往女学就读。她后来在所著《欧美漫游录·予之宗教观》一文中写道：“塘沽距天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约与同往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愤甚，决与脱离。”最后碧城毅然将自己的决心付诸行动——逃离舅舅，于次日一早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须知，这样的事情，在晚清风气未开的时代，绝对属于异端。而直到列車启动，惊魂甫定的碧城才猛然发现，“予不惟无旅费，即行装亦无之。年幼气盛，铤而走险”。
好在碧城此行，在列车上巧遇到乐善好施的佛照楼主妇。后者知道碧城情况后，连忙安慰碧城别着急，到天津后，可以先去她的寓所，然后再想办法。碧城这才有了暂时安身处。也是住在佛照楼主妇寓所期间，碧城突然获悉，原先曾想与之一起赴天津的舅舅盐署中那位方姓秘书的夫人，此时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于是马上给她写信，告诉她自己已来到天津，并向她讲述了自己近来的遭遇。
可巧这封信被《大公报》经理英敛之无意中发现，知道这封信出自一位女性笔下，英敛之不由大为激赏。尤其是知道碧城来天津的故事后，一方面很同情碧城的遭遇，另一方面爱才的他也很想把这个既有国学根底又有文学才华的女子罗致麾下，让她来报馆任编辑。于是在方夫人引荐下，英敛之前往会见碧城，并诚邀她来报馆任职，还说碧城到报馆后，可以和方夫人一起住。这对碧城来说，无疑是一桩幸事：不仅一下子解决了她的栖身和谋生问题，而且在《大公报》从事文字工作，让她有了“媒体人”的身份，为她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既便利又宽敞的平台。
两位“碧城”的相见、相知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变革之际，许多有识之士竭力倡导女权、尚武强国。吕碧城也义无反顾地站在时代前沿，撰写了许多慷慨激昂、振聋发聩的文章和词作，以积极响应这个变革的时代。须知当时她才不过二十出头。下面且让我们来读几行出自碧城笔端的文字：
当列雄竞争之时代，弱肉强食，各肆凭陵，尚武精神尤为立国之要素……重整宗邦，岂以杀伤为乐？严防边海，讵能割地求和！
风雨关山杜宇哀，神州回首尽尘埃。
惊闻白祸心先碎，生作红颜志未灰。
忧国漫抛儿女泪，济时端赖栋梁才。
愿君手挽银河水，好把兵戈涤一回。
借助《大公报》这个平台及自己文字的影响，吕碧城的诗文作品开始屡屡见诸报端，不仅受到时贤推崇，还获得无数拥趸。1904年5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吕碧城《舟过渤海偶成》七绝一首，就引得诸多名流以诗词和鸣相赠，用吕碧城自己的话说，“由是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再如也是这年5月21日、22日，《大公报》连载吕碧城《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一文。李保民撰《吕碧城年谱》云：“其时，碧城亟欲办一女学（女子学校），遂借助言论予以宣扬，得到官绅梁士诒、傅增湘、方药雨、英敛之、徐星叔等人的积极赞同，并为之筹款兴办。碧城《与某先生书》有云：‘甲辰之岁，北方女学尚当草昧未辟之时，鄙人浪迹津、沽，征诸同志，将有创办女学之举，恐绵力之难济也，抒其刍论，假报纸游说于当道’”。
更让吕碧城始料未及且惊喜莫名的是，她倡导女权、尚武强国、挽救民族危亡的文字，竟引起了另一位号“碧城”的女子的关注，这位“碧城”不仅将她引为“同志”，还决定择日前来天津与吕碧城面谈。这位号“碧城”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吕碧城久仰的女革命家秋瑾。 当时吕碧城正在塘沽，秋瑾打算由京来津见她的消息，估计是先传至《大公报》报馆，然后由英敛之夫人淑仲出面通知吕碧城的。所以碧城在给淑仲女士的回信中写道：“所云秋碧城女史，同时而同字，事亦甚奇。惟伊生于名地，阅历必深，自是新学中之矫矫者。若妹则幼无父兄指授，僻处乡隅，见闻狭隘，安敢望其肩背？然既属同志，亦愿仰瞻风范。”可见谦逊的吕碧城早已视秋瑾为同道。
1904年6月10日，近代中国的两位女中豪杰终于在天津《大公报》报馆相见。吕碧城对秋瑾的第一眼印象，以及随后秋瑾主动“让”出“碧城”名号的诸多有趣细节，多年后被碧城详细写入《欧美漫游录·予之宗教观》中：
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中）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相见之下，竟慨然取消其号，因予名已大著，故让避也。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瑾）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矇眬，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靴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庋小奁，敷粉于鼻。嗟乎！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后因此几同遇难，竟获幸免者，殆成仁入史亦有天数存焉。
颇具喜感的是，吕碧城乍见秋瑾时，秋瑾俨然一身男装。待到次日晨起，她再看到秋瑾，不由大惊——原来此时的秋瑾和所有爱美女性一样，也是喜欢略施粉黛以扮靓自己。两人相处虽然只有短短三四天，却已情同姐妹。只是吕碧城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她当日与之同榻而眠的这位朋友，后来遭到清政府逮捕，她也险遭不测。最后秋瑾不幸喋血绍兴街头，惨遭当局杀害。“尘劫未销惭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此诗句出自碧城《西泠过秋女侠祠次寒云韵》一诗。
秋瑾当初曾经想努力说服吕碧城和自己一起东渡扶桑，投身反清革命运动。但是吕碧城似乎更愿意在女学和教育上做贡献。所以她最后虽然没有和秋瑾一起前往日本，但答应“任文字之役”，即以寫文章与之遥相呼应，予以支持。碧城果然没有食言，1907年初，她即为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撰写了创刊词。
无意嫁入豪门、名门
吕碧城念兹在兹的是创办女学，以教育为中国造就人才。此项倡议不仅受到英敛之、方药雨、傅增湘等文化名人支持，也获得“督署诸幕僚”的支持，由此得到官方资助。《英敛之先生日记》记载：“袁督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袁督即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唐道则是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当时的学务部总办、后来南开学校真正意义上的“教父”级人物严修，对吕碧城创办女学的主张也是力表赞同。1904年10月，中国第一所官办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又称天津女学堂）成立，吕碧城任总教习，兼教授国文，并主持校务。两年后，学校设师范科，这在中国也是出现较早的师范学校。
如此大的动作，碧城的舅舅严朗轩自然不会不知道。果然，严朗轩眼见外甥女渐渐成为公众人物，正待要追究她，事情却突然出现了戏剧性一幕：严朗轩在工作上不知犯了什么错，被人举报后遭到革职。更让严朗轩始料不及的是，当他正为失去工作又愁又恼时，忽然接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任命，让他去担任吕碧城的助手，帮她打理女子学校。这在碧城也是没有想到的。“舅忍气权从”，但严朗轩毕竟还是觉得脸上挂不住，所以“未几辞去”。对于舅舅的去职，碧城虽然感到有点遗憾，但她还是对舅舅心怀感激。她坦陈：“然予之激成自立，以迄今日者，皆舅氏一骂之功也。”
碧城二十五岁那年，曾留学西方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学者和翻译家严复赴京入学部，参加召试留学生工作时途经天津，曾与碧城会晤，且相谈良久。尽管尚未见有他们所谈内容的具体资料留下，但从此之后碧城一心向往赴欧美游学看，他俩的话题应该不会缺少有关国外留学的问答。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碧城因此对严复的“名学”（或曰逻辑学）产生兴趣，第二年即1908年正式师从严复，听其讲授“名学”。二人交往既多，严复自然增加了对碧城的进一步了解，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中，曾对吕碧城的为人和性格有如下评价和剖析：
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极喜学问，尤爱笔墨。若以现时所（成）就而论，自是难得。但以素乏师承，年纪尚少，故所学皆未成熟。然以比平常士夫，虽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身体亦弱，不任用功。吾常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渠意深不谓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其可叹也。此人年纪虽少，见解却高……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嫉之如仇。自秋瑾被害后，亦为惊弓之鸟矣……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者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
严复在这封信中，对碧城的文化和学问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但对她身上的短板也直言不讳。比如由于“素乏师承，年纪尚少，故所学皆未成熟”。这不由让人想起英敛之1905年2月11日的一则日记：“哺，至女学堂，闻碧城诸不通语，甚烦闷。”尽管英敛之没有具体说明不通的都是些什么内容，但既然他都觉得不通，学生又怎么能明白，难怪他会感到“甚烦闷”。再如碧城“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中因素固然并非全源自碧城，但有的则明显与她的性格有关，而且这类事并非只局限于女界，甚至她后来与于她有恩的英敛之也产生严重龃龉，几近绝交。
碧城个性独立乃至有点张扬，即以穿衣来说，她就喜欢穿出与众不同的个性，这当然会让一些思想保守人士大为不快。1908年，碧城在《大公报》上发现《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文字，认为是在影射她。一怒之下，她一边在津报撰文批驳，一边致信英敛之予以分辩。想必她认为《大公报》出现如此针对她的文字，英敛之是有责任的。也是从这天起，她不再去《大公报》报馆。李保民《吕碧城年谱》记载：1907年“秋，碧城与英敛之关系渐趋紧张，濒于破裂边缘。盖因碧城性情孤高，于英敛之、傅增湘辈皆不甚佩服，对此辈一切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遂为守旧势力深所嫉恶。且碧城极有怀谗畏讥之心，而英敛之等又往往多加评骘，此双方交往难以善终之根由”。 这年碧城已二十六岁，还是单身。曾任清末驻日公使的胡惟德正好丧偶，他很喜欢碧城，便托当时已任直隶提学的傅增湘向碧城提亲，不料却被碧城拒绝。对于这门亲事，碧城的母亲和姐姐倒并不反对，她们甚至还为胡惟德说项，只是碧城根本不愿听，此事遂作罢。当时碧城正用心师从严复学习，所以她也不及去多想，而且每次见到严复，两人都会谈很久。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提及：“吾一日与（吕碧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吕碧城）云：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预，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委过，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尤甚，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
进入民国后，北洋女学停办，吕碧城离职。但她的学识和才华，以及她在女界的声望为袁世凯所赏识，遂聘她担任总统府秘书，吕碧城由此结识了袁家二公子袁克文。因为他俩都喜欢诗词，而且都有创作才华，所以平时交往不免就多了些。他俩的诗友费树蔚曾悄声问碧城对克文印象如何。聪明如碧城自然会意，但她只是淡淡一笑，然后迅速转移话题。多年以后，有知情者问起，碧城说：“袁克文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可见在碧城眼里，袁克文并不适合做丈夫。之后因为袁世凯欲恢复帝制称帝，碧城即辞去总统府秘书一职，南下上海。
高调出席世界保护动物大会
吕碧城到上海后，凭借自己的聪慧，似乎已意识到她正遭逢另一种机遇;这种机遇因此激发出她身上的另一种潜质，那就是经商才华。
在上海，她一面努力学习英语，一面勤奋学习商贸知识，接下来投身商场，果然大有斩获。尽管没有详细资料告诉我们，碧城当年在沪上经商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上海生活的幸福指数前所未有地得到提升，为此她曾经不无自豪地说过：“先君故后因析产而构家难，唯余锱铢未受……”，如今“余习奢华，挥金甚巨，皆所自储……”当时她奢华消费的钱，都是凭她自己的能力赚来的。因为有了钱，吕碧城还尽兴游览了包括庐山在内的中国许多名山大川，并在香港海滨胜地作短期休闲疗养。
1920年9月，三十八岁的吕碧城终于得偿夙愿，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习美术，进修英语。碧城行前，文化名人、社会名流樊增祥、费树蔚、李经义等人均赋诗为她送别。晚清著名诗人、文学家樊增祥对碧城尤其激赏，曾撰文称赞她为“巾帼英雄，如天马行空，即论十許年来，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千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此老人所深佩者也”。
自赴美以后，碧城还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尤其在瑞士日内瓦所住时间最长。就是这次在英国伦敦，她偶然读到印光法师《嘉言录》一书，内心忽然为之触动，油然动念开始学佛，并生悲悯和慈爱之心，且渐渐远离酬酢;又因积极倡导护生而谋划创建“中国保护动物会”，并利用自己多年来在欧美建立起的人脉，和这些国家的相关组织与人士进行广泛联系和交流，随后将世界各地的护生信息传回国内，用以唤起国人保护动物的意识。她自己也从1928年12月25日这天起，成为一个“茹素断荤”的素食主义者。
1929年5月，吕碧城应国际保护动物会邀请，由日内瓦前往维也纳，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万国保护动物大会，她也是与会代表中唯一的中国人。5月13日，在穿戴上喜欢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吕碧城走上了讲台。只见她头上戴珠抹额，身穿拼金孔雀晚装大衣，这形象立刻就惊艳到了所有与会者。那天她在会上作了题为《废屠》——即禁止杀戮动物的演讲。她的演讲内容及风采和魅力，赢得各国与会代表一片赞叹，演讲完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和她握手致意，并求签名和合影。尔后即有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代表邀请她前往演讲。第二天，维也纳最大的报纸之一《达泰格报》也以醒目位置报道说：“会中最有兴味、耸人视听之事，为中国吕女士之现身讲台……其所著（穿）之中国绣服矞皇矜丽，尤为群众目光集注之点。”
遗产用以弘扬佛法护生
1933年初，碧城的朋友叶恭绰，介绍时在欧洲的碧城与旅居上海的词学名家龙榆生取得联系，吕、龙二人遂开始书信往来。当时龙榆生正在筹划创办《词学季刊》，这样的刊物是适合优秀词作家吕碧城施展才华的。果然，当年4月，《词学季刊》创刊号一下子刊登了碧城寄自德国柏林的八首词作。在8月出版的《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又刊出了碧城的六首词作，可见作为词学大家的龙榆生对碧城词作的激赏。
这年岁末，碧城离开欧洲回国。回国后，她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主要从事佛教经典翻译。
1935年，碧城在香港购屋居住。迁居不久，忽然发现家中出现白蚁，而且屋梁已遭到蛀蚀。本来这事情也不难解决，行家勘察后说，只要调换梁柱即可。但此时碧城想，一旦移梁换柱，一定会殃及白蚁，让她犯“杀生”之戒。可是不修缮又有倾圮之虞，肯定无法居住。权衡再三，碧城最后还是决定将房屋转让，她住到了香港山光道二十七号寓所。一年多后，碧城又将该寓所转让他人。此时她已在打点行装，准备再次远赴欧洲。这次赴欧，碧城主要还是居住在她最喜欢的国家瑞士，而且尤其钟情日内瓦。她曾在《欧美漫游录·重游瑞士》中心旷神怡地写道：“寓建尼瓦（今译日内瓦）湖畔，斗室精研，静无人到，逐日购花供几，自成欣赏。向南蜃扉双启，即半月式小廊，昕夕涵润于湖光岚影间，虽闭户兼旬，不为烦倦，如岳阳楼之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叠展其图画也。晴时澄波潋滟，白鸥回翔，雨则林峦悉隐，远艇虹灯，熠昏破晦。倘遇阴霾，城市中称为恶劣气候者，此则松风怒吼，雪浪狂翻，如万骑鏖兵，震撼天地，心怀为之壮焉。”
这次到瑞士，她一住又是两三年，直至1940年底才返回香港，与同样信佛的朋友林楞真女士一起住在东莲觉苑。年届六旬的碧城此时主要做两件事：一是编《文史纲要》一书，二是每天为苑众讲学一小时。
这年冬天，碧城胃病复发，且病势很凶。遗憾的是，无论道友们和碧城好友王学仁、陈静涛怎么劝，碧城就是不愿意请医生治疗。那种执着和宁静，让人觉得此时的她似乎已不再留恋自己在尘世的生命，而更向往往生。到了11月6日，碧城知道病将不起，便开始立遗嘱，一一交代后事。她首先复函文学名家张次溪，因后者曾从他人手中得到碧城手札五十余通，并希望发表。碧城对此不仅不赞成，而且请张次溪把这些信归还给她。碧城在复函中写道：“所有芜函虽多讨论佛学，然大抵因一人一事请益之作，与公众无关。其中谈家务者及涉及月溪法师者，尤不愿宣布也。”其次她致函龙榆生，并寄上以前樊增祥、严复和她酬唱的诗作，同时不忘劝龙榆生学佛。最后碧城将遗嘱及相关文件和材料寄给在上海的李圆净居士，托其处置自己在美国纽约、旧金山以及上海麦加利银行的存款，希望将这些钱用以弘扬护生事业。
1943年元旦过后两天，碧城竟在睡梦中做了首诗，而且凌晨起来依然清晰地记得。于是她即刻起身，将这首梦中所得诗抄录寄示张次溪：“护首探花亦可哀，平身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
1943年1月23日上午八时，六十一岁的一代才女吕碧城在香港东莲觉苑病逝。遗体火化后，骨灰被投入大海，以与水族结缘——这是吕碧城留下的最后遗言。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是正常人，没有谁不希望自己生活幸福，爱情美满。尤其是女性，因为她们通常更为感性。但令人回味的是，即使有的女人此生姻缘无成，却并不会因此影响她或他的情感世界，同样可以凸显值得称道的精彩。这不，民国时期才貌双全的著名女词人吕碧城，就以她充满传奇的一生，对此作了最有说服力的诠释。
1883年，原籍安徽旌德的吕碧城出生于山西太原。父亲吕凤岐曾是光绪朝进士，先后出任过国史馆协修、玉牒馆纂修，相当于在国家图书馆、皇家档案部门任职。吕碧城出生时，吕凤岐任山西学政，掌管地方教育。吕碧城就出生在母亲随同父亲任职山西期间。碧城母亲严士瑜是父亲继室，共生育两男三女，碧城最小，不幸两个儿子均早夭。严士瑜也是位知识分子，能诗文。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加上吕碧城从小聪明，领悟力强，所以五岁就知诗，七岁会作巨幅山水画;再说她长得又灵秀可人，这样的女孩可以说人见人爱。这不，吕碧城九岁那年，就有堪称门当户对的汪姓人家与之订立了“娃娃亲”。
孰料天有不测风云，1895年，吕凤岐终因积劳成疾，不幸撒手人寰，将抚育三个年幼女儿的担子留给了作为继室的妻子。令人心寒的是，此时碧城的堂叔不顾亲情，前来霸占吕家不动产。他先是幽禁碧城母亲，接着又以“灭门”相威胁。为了三个女儿的人身安全，柔弱的母亲无奈，只能放弃理可承继的家产，含泪带着三个女儿，投奔在安徽来安的娘家。后来和碧城一样，也能作一手好诗词的碧城姐姐美荪曾在一首诗中描述道：“覆巢毁卵去乡里，相携痛哭长河滨。途穷日暮空踯躅，朔风谁怜吹葛巾？”
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这样的家庭变故，曾与碧城从小订下“娃娃亲”的汪家，在意识到吕家与他们家已不再是门当户对后，便全然不顾已渐晓世事的碧城的内心感受，强行退婚。须知在那个年代，遭男方退婚，对女方是件很羞辱的事。这就给小小年纪的碧城的心灵烙下了难以平复的情感创伤。从此，这阴影在她心里再也难以抹去。甚至碧城成年后，不仅仍无法释怀，还直接影响到了她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她曾以“众叛亲离，骨肉齮齕，伦常惨变”来形容当时她们一家及她本人所遭遇的悲惨情景。
到来安后不久，碧城听从母亲吩咐离开来安，投奔在天津附近的塘沽从事盐政工作的舅舅严朗轩，这一去就是六、七年。碧城从小体质就较弱，不时会生病，加上境遇不顺，难免会影响到她的心情。她曾将这样的愁绪写在如下一首词中：
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夜深听雨小红楼。姹紫嫣红零落否？人替花愁。
临远怕凝眸，离思难收。一身多病苦淹留。来日送春兼送别，花替人愁。
——浪淘沙
但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挡住她一边刻苦读书，一边研究新学的心愿和计划。当时吕碧城已有心想转往女学就读。她后来在所著《欧美漫游录·予之宗教观》一文中写道：“塘沽距天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约与同往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愤甚，决与脱离。”最后碧城毅然将自己的决心付诸行动——逃离舅舅，于次日一早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须知，这样的事情，在晚清风气未开的时代，绝对属于异端。而直到列車启动，惊魂甫定的碧城才猛然发现，“予不惟无旅费，即行装亦无之。年幼气盛，铤而走险”。
好在碧城此行，在列车上巧遇到乐善好施的佛照楼主妇。后者知道碧城情况后，连忙安慰碧城别着急，到天津后，可以先去她的寓所，然后再想办法。碧城这才有了暂时安身处。也是住在佛照楼主妇寓所期间，碧城突然获悉，原先曾想与之一起赴天津的舅舅盐署中那位方姓秘书的夫人，此时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于是马上给她写信，告诉她自己已来到天津，并向她讲述了自己近来的遭遇。
可巧这封信被《大公报》经理英敛之无意中发现，知道这封信出自一位女性笔下，英敛之不由大为激赏。尤其是知道碧城来天津的故事后，一方面很同情碧城的遭遇，另一方面爱才的他也很想把这个既有国学根底又有文学才华的女子罗致麾下，让她来报馆任编辑。于是在方夫人引荐下，英敛之前往会见碧城，并诚邀她来报馆任职，还说碧城到报馆后，可以和方夫人一起住。这对碧城来说，无疑是一桩幸事：不仅一下子解决了她的栖身和谋生问题，而且在《大公报》从事文字工作，让她有了“媒体人”的身份，为她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既便利又宽敞的平台。
两位“碧城”的相见、相知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变革之际，许多有识之士竭力倡导女权、尚武强国。吕碧城也义无反顾地站在时代前沿，撰写了许多慷慨激昂、振聋发聩的文章和词作，以积极响应这个变革的时代。须知当时她才不过二十出头。下面且让我们来读几行出自碧城笔端的文字：
当列雄竞争之时代，弱肉强食，各肆凭陵，尚武精神尤为立国之要素……重整宗邦，岂以杀伤为乐？严防边海，讵能割地求和！
风雨关山杜宇哀，神州回首尽尘埃。
惊闻白祸心先碎，生作红颜志未灰。
忧国漫抛儿女泪，济时端赖栋梁才。
愿君手挽银河水，好把兵戈涤一回。
借助《大公报》这个平台及自己文字的影响，吕碧城的诗文作品开始屡屡见诸报端，不仅受到时贤推崇，还获得无数拥趸。1904年5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吕碧城《舟过渤海偶成》七绝一首，就引得诸多名流以诗词和鸣相赠，用吕碧城自己的话说，“由是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再如也是这年5月21日、22日，《大公报》连载吕碧城《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一文。李保民撰《吕碧城年谱》云：“其时，碧城亟欲办一女学（女子学校），遂借助言论予以宣扬，得到官绅梁士诒、傅增湘、方药雨、英敛之、徐星叔等人的积极赞同，并为之筹款兴办。碧城《与某先生书》有云：‘甲辰之岁，北方女学尚当草昧未辟之时，鄙人浪迹津、沽，征诸同志，将有创办女学之举，恐绵力之难济也，抒其刍论，假报纸游说于当道’”。
更让吕碧城始料未及且惊喜莫名的是，她倡导女权、尚武强国、挽救民族危亡的文字，竟引起了另一位号“碧城”的女子的关注，这位“碧城”不仅将她引为“同志”，还决定择日前来天津与吕碧城面谈。这位号“碧城”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吕碧城久仰的女革命家秋瑾。 当时吕碧城正在塘沽，秋瑾打算由京来津见她的消息，估计是先传至《大公报》报馆，然后由英敛之夫人淑仲出面通知吕碧城的。所以碧城在给淑仲女士的回信中写道：“所云秋碧城女史，同时而同字，事亦甚奇。惟伊生于名地，阅历必深，自是新学中之矫矫者。若妹则幼无父兄指授，僻处乡隅，见闻狭隘，安敢望其肩背？然既属同志，亦愿仰瞻风范。”可见谦逊的吕碧城早已视秋瑾为同道。
1904年6月10日，近代中国的两位女中豪杰终于在天津《大公报》报馆相见。吕碧城对秋瑾的第一眼印象，以及随后秋瑾主动“让”出“碧城”名号的诸多有趣细节，多年后被碧城详细写入《欧美漫游录·予之宗教观》中：
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中）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相见之下，竟慨然取消其号，因予名已大著，故让避也。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瑾）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矇眬，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靴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庋小奁，敷粉于鼻。嗟乎！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后因此几同遇难，竟获幸免者，殆成仁入史亦有天数存焉。
颇具喜感的是，吕碧城乍见秋瑾时，秋瑾俨然一身男装。待到次日晨起，她再看到秋瑾，不由大惊——原来此时的秋瑾和所有爱美女性一样，也是喜欢略施粉黛以扮靓自己。两人相处虽然只有短短三四天，却已情同姐妹。只是吕碧城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她当日与之同榻而眠的这位朋友，后来遭到清政府逮捕，她也险遭不测。最后秋瑾不幸喋血绍兴街头，惨遭当局杀害。“尘劫未销惭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此诗句出自碧城《西泠过秋女侠祠次寒云韵》一诗。
秋瑾当初曾经想努力说服吕碧城和自己一起东渡扶桑，投身反清革命运动。但是吕碧城似乎更愿意在女学和教育上做贡献。所以她最后虽然没有和秋瑾一起前往日本，但答应“任文字之役”，即以寫文章与之遥相呼应，予以支持。碧城果然没有食言，1907年初，她即为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撰写了创刊词。
无意嫁入豪门、名门
吕碧城念兹在兹的是创办女学，以教育为中国造就人才。此项倡议不仅受到英敛之、方药雨、傅增湘等文化名人支持，也获得“督署诸幕僚”的支持，由此得到官方资助。《英敛之先生日记》记载：“袁督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袁督即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唐道则是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当时的学务部总办、后来南开学校真正意义上的“教父”级人物严修，对吕碧城创办女学的主张也是力表赞同。1904年10月，中国第一所官办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又称天津女学堂）成立，吕碧城任总教习，兼教授国文，并主持校务。两年后，学校设师范科，这在中国也是出现较早的师范学校。
如此大的动作，碧城的舅舅严朗轩自然不会不知道。果然，严朗轩眼见外甥女渐渐成为公众人物，正待要追究她，事情却突然出现了戏剧性一幕：严朗轩在工作上不知犯了什么错，被人举报后遭到革职。更让严朗轩始料不及的是，当他正为失去工作又愁又恼时，忽然接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任命，让他去担任吕碧城的助手，帮她打理女子学校。这在碧城也是没有想到的。“舅忍气权从”，但严朗轩毕竟还是觉得脸上挂不住，所以“未几辞去”。对于舅舅的去职，碧城虽然感到有点遗憾，但她还是对舅舅心怀感激。她坦陈：“然予之激成自立，以迄今日者，皆舅氏一骂之功也。”
碧城二十五岁那年，曾留学西方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学者和翻译家严复赴京入学部，参加召试留学生工作时途经天津，曾与碧城会晤，且相谈良久。尽管尚未见有他们所谈内容的具体资料留下，但从此之后碧城一心向往赴欧美游学看，他俩的话题应该不会缺少有关国外留学的问答。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碧城因此对严复的“名学”（或曰逻辑学）产生兴趣，第二年即1908年正式师从严复，听其讲授“名学”。二人交往既多，严复自然增加了对碧城的进一步了解，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中，曾对吕碧城的为人和性格有如下评价和剖析：
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极喜学问，尤爱笔墨。若以现时所（成）就而论，自是难得。但以素乏师承，年纪尚少，故所学皆未成熟。然以比平常士夫，虽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身体亦弱，不任用功。吾常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渠意深不谓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其可叹也。此人年纪虽少，见解却高……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嫉之如仇。自秋瑾被害后，亦为惊弓之鸟矣……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者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
严复在这封信中，对碧城的文化和学问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但对她身上的短板也直言不讳。比如由于“素乏师承，年纪尚少，故所学皆未成熟”。这不由让人想起英敛之1905年2月11日的一则日记：“哺，至女学堂，闻碧城诸不通语，甚烦闷。”尽管英敛之没有具体说明不通的都是些什么内容，但既然他都觉得不通，学生又怎么能明白，难怪他会感到“甚烦闷”。再如碧城“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中因素固然并非全源自碧城，但有的则明显与她的性格有关，而且这类事并非只局限于女界，甚至她后来与于她有恩的英敛之也产生严重龃龉，几近绝交。
碧城个性独立乃至有点张扬，即以穿衣来说，她就喜欢穿出与众不同的个性，这当然会让一些思想保守人士大为不快。1908年，碧城在《大公报》上发现《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文字，认为是在影射她。一怒之下，她一边在津报撰文批驳，一边致信英敛之予以分辩。想必她认为《大公报》出现如此针对她的文字，英敛之是有责任的。也是从这天起，她不再去《大公报》报馆。李保民《吕碧城年谱》记载：1907年“秋，碧城与英敛之关系渐趋紧张，濒于破裂边缘。盖因碧城性情孤高，于英敛之、傅增湘辈皆不甚佩服，对此辈一切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遂为守旧势力深所嫉恶。且碧城极有怀谗畏讥之心，而英敛之等又往往多加评骘，此双方交往难以善终之根由”。 这年碧城已二十六岁，还是单身。曾任清末驻日公使的胡惟德正好丧偶，他很喜欢碧城，便托当时已任直隶提学的傅增湘向碧城提亲，不料却被碧城拒绝。对于这门亲事，碧城的母亲和姐姐倒并不反对，她们甚至还为胡惟德说项，只是碧城根本不愿听，此事遂作罢。当时碧城正用心师从严复学习，所以她也不及去多想，而且每次见到严复，两人都会谈很久。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提及：“吾一日与（吕碧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吕碧城）云：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预，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委过，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尤甚，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
进入民国后，北洋女学停办，吕碧城离职。但她的学识和才华，以及她在女界的声望为袁世凯所赏识，遂聘她担任总统府秘书，吕碧城由此结识了袁家二公子袁克文。因为他俩都喜欢诗词，而且都有创作才华，所以平时交往不免就多了些。他俩的诗友费树蔚曾悄声问碧城对克文印象如何。聪明如碧城自然会意，但她只是淡淡一笑，然后迅速转移话题。多年以后，有知情者问起，碧城说：“袁克文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可见在碧城眼里，袁克文并不适合做丈夫。之后因为袁世凯欲恢复帝制称帝，碧城即辞去总统府秘书一职，南下上海。
高调出席世界保护动物大会
吕碧城到上海后，凭借自己的聪慧，似乎已意识到她正遭逢另一种机遇;这种机遇因此激发出她身上的另一种潜质，那就是经商才华。
在上海，她一面努力学习英语，一面勤奋学习商贸知识，接下来投身商场，果然大有斩获。尽管没有详细资料告诉我们，碧城当年在沪上经商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上海生活的幸福指数前所未有地得到提升，为此她曾经不无自豪地说过：“先君故后因析产而构家难，唯余锱铢未受……”，如今“余习奢华，挥金甚巨，皆所自储……”当时她奢华消费的钱，都是凭她自己的能力赚来的。因为有了钱，吕碧城还尽兴游览了包括庐山在内的中国许多名山大川，并在香港海滨胜地作短期休闲疗养。
1920年9月，三十八岁的吕碧城终于得偿夙愿，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习美术，进修英语。碧城行前，文化名人、社会名流樊增祥、费树蔚、李经义等人均赋诗为她送别。晚清著名诗人、文学家樊增祥对碧城尤其激赏，曾撰文称赞她为“巾帼英雄，如天马行空，即论十許年来，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千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此老人所深佩者也”。
自赴美以后，碧城还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尤其在瑞士日内瓦所住时间最长。就是这次在英国伦敦，她偶然读到印光法师《嘉言录》一书，内心忽然为之触动，油然动念开始学佛，并生悲悯和慈爱之心，且渐渐远离酬酢;又因积极倡导护生而谋划创建“中国保护动物会”，并利用自己多年来在欧美建立起的人脉，和这些国家的相关组织与人士进行广泛联系和交流，随后将世界各地的护生信息传回国内，用以唤起国人保护动物的意识。她自己也从1928年12月25日这天起，成为一个“茹素断荤”的素食主义者。
1929年5月，吕碧城应国际保护动物会邀请，由日内瓦前往维也纳，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万国保护动物大会，她也是与会代表中唯一的中国人。5月13日，在穿戴上喜欢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吕碧城走上了讲台。只见她头上戴珠抹额，身穿拼金孔雀晚装大衣，这形象立刻就惊艳到了所有与会者。那天她在会上作了题为《废屠》——即禁止杀戮动物的演讲。她的演讲内容及风采和魅力，赢得各国与会代表一片赞叹，演讲完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和她握手致意，并求签名和合影。尔后即有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代表邀请她前往演讲。第二天，维也纳最大的报纸之一《达泰格报》也以醒目位置报道说：“会中最有兴味、耸人视听之事，为中国吕女士之现身讲台……其所著（穿）之中国绣服矞皇矜丽，尤为群众目光集注之点。”
遗产用以弘扬佛法护生
1933年初，碧城的朋友叶恭绰，介绍时在欧洲的碧城与旅居上海的词学名家龙榆生取得联系，吕、龙二人遂开始书信往来。当时龙榆生正在筹划创办《词学季刊》，这样的刊物是适合优秀词作家吕碧城施展才华的。果然，当年4月，《词学季刊》创刊号一下子刊登了碧城寄自德国柏林的八首词作。在8月出版的《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又刊出了碧城的六首词作，可见作为词学大家的龙榆生对碧城词作的激赏。
这年岁末，碧城离开欧洲回国。回国后，她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主要从事佛教经典翻译。
1935年，碧城在香港购屋居住。迁居不久，忽然发现家中出现白蚁，而且屋梁已遭到蛀蚀。本来这事情也不难解决，行家勘察后说，只要调换梁柱即可。但此时碧城想，一旦移梁换柱，一定会殃及白蚁，让她犯“杀生”之戒。可是不修缮又有倾圮之虞，肯定无法居住。权衡再三，碧城最后还是决定将房屋转让，她住到了香港山光道二十七号寓所。一年多后，碧城又将该寓所转让他人。此时她已在打点行装，准备再次远赴欧洲。这次赴欧，碧城主要还是居住在她最喜欢的国家瑞士，而且尤其钟情日内瓦。她曾在《欧美漫游录·重游瑞士》中心旷神怡地写道：“寓建尼瓦（今译日内瓦）湖畔，斗室精研，静无人到，逐日购花供几，自成欣赏。向南蜃扉双启，即半月式小廊，昕夕涵润于湖光岚影间，虽闭户兼旬，不为烦倦，如岳阳楼之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叠展其图画也。晴时澄波潋滟，白鸥回翔，雨则林峦悉隐，远艇虹灯，熠昏破晦。倘遇阴霾，城市中称为恶劣气候者，此则松风怒吼，雪浪狂翻，如万骑鏖兵，震撼天地，心怀为之壮焉。”
这次到瑞士，她一住又是两三年，直至1940年底才返回香港，与同样信佛的朋友林楞真女士一起住在东莲觉苑。年届六旬的碧城此时主要做两件事：一是编《文史纲要》一书，二是每天为苑众讲学一小时。
这年冬天，碧城胃病复发，且病势很凶。遗憾的是，无论道友们和碧城好友王学仁、陈静涛怎么劝，碧城就是不愿意请医生治疗。那种执着和宁静，让人觉得此时的她似乎已不再留恋自己在尘世的生命，而更向往往生。到了11月6日，碧城知道病将不起，便开始立遗嘱，一一交代后事。她首先复函文学名家张次溪，因后者曾从他人手中得到碧城手札五十余通，并希望发表。碧城对此不仅不赞成，而且请张次溪把这些信归还给她。碧城在复函中写道：“所有芜函虽多讨论佛学，然大抵因一人一事请益之作，与公众无关。其中谈家务者及涉及月溪法师者，尤不愿宣布也。”其次她致函龙榆生，并寄上以前樊增祥、严复和她酬唱的诗作，同时不忘劝龙榆生学佛。最后碧城将遗嘱及相关文件和材料寄给在上海的李圆净居士，托其处置自己在美国纽约、旧金山以及上海麦加利银行的存款，希望将这些钱用以弘扬护生事业。
1943年元旦过后两天，碧城竟在睡梦中做了首诗，而且凌晨起来依然清晰地记得。于是她即刻起身，将这首梦中所得诗抄录寄示张次溪：“护首探花亦可哀，平身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
1943年1月23日上午八时，六十一岁的一代才女吕碧城在香港东莲觉苑病逝。遗体火化后，骨灰被投入大海，以与水族结缘——这是吕碧城留下的最后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