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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曾经热切地读过西蒙娜·薇依（SimoneWeil）的书《在期待之中》，还记得那本黑白色封面的书，曾给我极度的精神震撼，这个相信上帝的非基督徒，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像她那样虔诚，像她那样热爱耶稣，像她那样在自己的生活中模仿基督，模仿受难，同时又对《圣经》保持理性而独立的思考。
有人说自己没有信仰，其实只是说不信人格的神而已，而并非什么都不信。从启蒙世纪以来，宗教信仰在世界中的地位渐渐下降，原因主要是对神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在宗教世纪，人们把神性摆在理性之上，有一个源自德尔图良的很著名的命题：“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然而在今日，这样的命题恐怕很难激发起大多数人真正的信念。
薇依的信仰方式截然不同，对神的信仰丝毫也没有削弱她的理性。她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与普通的犹太人一样，她信神，但没有成为一个犹太教徒，也不甚喜爱犹太人的圣典《旧约》，因为她厌恶旧约中的耶和华———残忍的战神形象；她也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虽然她热爱《福音书》和耶稣基督的形象，但她不相信耶稣的复活，甚至宁愿耶稣没有复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是一个典型的异端信徒。然而，这位异端在基督教神学的现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她既是一位神学的思想家，同时又扮演了类似圣徒的角色。也许“扮演”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她的神面前，她所投入的是全部的智慧和血肉。
帕拉·尤格拉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教授，研究薇依的专家，他的《西蒙娜·薇依评传》并非一本纯粹的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04年就已经翻译出版了两卷本的《西蒙娜·韦伊》，那是一本资料非常翔实的生活传记。而尤格拉的这本书并不很厚，相比薇依的其他传记来说，其主要特色不是对薇依生活的叙述，而在于深入的评论，这一点从章节的标题就能看出来。
薇依的神学充满争议，因为她过于叛逆。T.S.艾略特在为薇依的《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所作的序言中就表达了某种混杂而微妙的态度：对她既充满钦佩，同时又不能不保持距离：“她对希腊，对‘东方智慧’的奉承，正如她对罗马和以色列的贬低，在我看来，是近乎任性的。[……]西蒙娜·薇依开始于一种真知灼见，但她情感的逻辑却会导致她作大而无当、缺乏意义的归纳。”[1]艾略特一方面不得不肯定薇依的崇高人格；另一方面，作为天主教徒，又害怕薇依出格甚至发出异端的言论。然而在尤格拉笔下的薇依，其价值恰恰就在于她一往无前的独立思考和身体力行。
在神学上，薇依一方面表现出对神性的热情，她身体力行基督对爱的呼吁，她像耶稣一样苦行，亲近穷人。薇依从来就不是书斋中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她在葡萄园里工作，“每天在葡萄园干八小时。经常累得站都站不稳，她就躺在地上继续摘。除此以外，她仍在黎明时分挤牛奶，摘蔬菜，还像往常一样辅导当地孩子功课”。[2]她还去工厂做工，跟工人们一起在充满蒸汽和噪声的车间中完成生产任务，在那里她感受到社会不平等是如何直接作用于她的身体。她写道：“作为一个女工……我处于双重的卑微之地，不仅工头可以伤害我的尊严，作为一个女性，男性工人也可能伤害到我的尊严。”[3]她曾经去西班牙参加内战，还积极要求从伦敦空降到法国参加反抗纳粹的游击队。二战期间，她流亡伦敦，身体非常不好，但还是拒绝了朋友们好意给她的各种营养品，坚持跟纳粹统治下的法国人吃一样的食物。薇依34岁就因病辞世，跟营养不良有很大的关系。看到她背着步枪的照片，我想这个瘦弱的女人也许不可能在战场上真的打败任何敌方士兵，但是她可以帮助战士们克服内心的恐惧，激发起牺牲的勇气。薇依是一个积极行动的知识分子，然而她的行动与知识分子萨特所说的政治“介入”行动，完全不同。萨特的行动，是试图直接参与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而薇依的行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其直接影响微不足道。她去工厂做工，帮农民的孩子补习功课，与其说是为了改变世界，不如说是为了改变自己。她以不同的方式体验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在日常的行为中实践“爱人”。她的行动不是政治行动，也不是传教（她没有受洗，对教会也颇多微词），而是在牺牲和受难中走自己的心灵之路。
基督教神學中，牺牲是一个关键概念，更是一个决定性的行动。耶稣的苦行和牺牲在信徒的眼中常常演化成一个受难的形象和符号，然而薇依把它重新还原成实践和生命体验。薇依的思想不仅仅来自基督教的神学传统，更是来自于生活本身。尤格拉深入探讨了薇依的一个核心思想：善就是神性，而力不是。这个观念揭示了《圣经》传统的内部矛盾。在《旧约》中，神对犹太人的爱，常常体现为用神力对信他的以色列人的特殊的庇护。例如我们都还熟悉的《出埃及记》中逾越节的故事。犹太人在埃及经历长期的奴役之后，终于重获自由。但是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在某个指定的时间，以色列人每个人都要屠宰一只羊羔，把血涂抹在家的门框上。主对摩西和亚伦说：“这天夜里，我将巡行埃及，击杀每个头生儿———包括人和动物的……我看到你们门框上的血时，我就放过你们。”伴随以犹太人的自由和福运的是他人的死亡。也许其他犹太人把这视为“被选”的神秘幸运，而薇依作为犹太人，则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上帝。在她看来，2000年前的屠杀和20世纪的屠杀，性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不谴责历史上的屠杀，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谴责今天的屠杀？薇依对《旧约》不太认可，因为她总是与被侮辱被压迫者在一起，而不屑于和胜利者为伍，尤其是沾满鲜血的屠杀者。“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薇依自己就是一个无力的强者。尤格拉为薇依对《旧约》的质疑辩护：“人们只需好好地不带偏见地读一读希伯来《圣经》，就会明白，薇依为什么会有最初的怨言了。因为她很难理解，希伯来《圣经》中好战的、报复心重的上帝，耶和华，怎么能与耶稣的‘神父’，那位登山训众论福的人，等同起来。”[4]希伯来《圣经》中耶和华好几次残忍的大屠杀让薇依难以释怀，这与她所理解的爱格格不入。但是她的质疑似乎不合时宜：她是犹太人，这使她招来“叛徒”的骂名，尤其是在二战的背景下，纳粹正在迫害她的犹太同胞，犹太人正遭遇民族史上最大的浩劫，批评者说她对犹太教的攻击几乎可以被纳粹利用了，虽然她本人是愿意以命相搏的反纳粹斗士。 不过，薇依绝对不是能够被所谓“时宜”束缚的人，她不接受任何权宜之计，只相信自己的心灵和独立的思考。或者说，在她看来，要想避免人与人之间凶残与灾难，唯有靠“爱与善”。任何时候，善意都是合乎时宜的，即使在犹太人遭遇屠杀的时刻，重读希伯来《圣经》，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谴责屠杀者，无论他是谁，这才是避免下一场屠杀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二战时期的屠杀就是基于所谓“民族主义”的骄傲和特权，而薇依的思想恰恰是否定了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无论这个民族是在杀人还是被杀。她所否定是民族屠杀本身，不管是什么民族身份。
《福音书》中的上帝不再是民族主义的，耶稣所体现的是对一切人的爱。相对于《旧约》，薇依明显偏爱《新约》，但是对她所热爱的《新约》的某些内容，同样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例如“耶稣复活”的主题。薇依认为，复活所体现的是“力”而不是善，倘若人们因为复活而信仰基督，那么他所信仰的是力，而不是善；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弱小而毫无畏惧，这是纯粹的善的体现，唯有如此，其行为的基点才是纯粹的爱，而不是“有所依凭”，只有对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信仰，才是真正对神性的信仰。耶稣在受难之前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失去了依靠，面临死亡的耶稣恰恰体现了真正的神性，此时他是极端的弱，遭到加害者的嘲笑；同时又是极度的善，因为他并无恐惧和怨恨。被侮辱而能够爱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仅仅只是因为弱而遭受苦难，这毫无神性可言。而普通人所崇拜的可以保护他们的力，也不是善的本质。“薇依认为，基督教的核心就在于基督的软弱，而不在他的力量；在于他的死亡，而不在他的复活。”[5]只有在苦难中毫无畏惧，也没有怨恨，顺受其命，毫不影响他对世界的爱，这就是“神-人”的体现，而无须“力”的帮助。
然而世俗的基督教（包括其他宗教）除了对善的崇拜，总是掺杂对力的崇拜，甚至后者常常是主要的成分，而这对力的崇拜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的自私紧密联系。人之所以要成为神的奴婢，是因为神可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利益，这就是许多宗教教会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奴隶的宗教。”[6]2012年，印度拍了一部既反教会又信神的电影《偶滴神啊》（OMG：OhMyGod！）。在电影的最后，虽然印度教教会的贪腐黑暗被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僧侣还是信心满满地对主人公说：“老百姓还是会来我的教会，让他们来的不是别的，而是恐惧。”很多人之所以信仰神，只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保护者。
薇依不需要保护者，因为她拥抱死亡，也拥抱苦难。在忍受身体的病痛折磨的时候，她不是祈祷神灵帮她消除这一切，而是想着怎样帮助其他苦难中的人。她没有受洗，质疑教会，但她是一位真正的基督的模仿者，真正的圣徒。她没有神迹和力量来保护别人，只有承担自己苦难的勇气。她什么都不怕，因为她什么都不要，包括自己的生命，无欲则刚这句话，在她身上有完美的体现。无论中国古代思想还是基督教传统，都把贪欲视为完美品格的最大障碍。薇依说：“美是我们想品尝，却只能看的物品……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大麻烦就是看和吃是两种不同的操作。……也许恶习、堕落和罪行几乎总是……为了品尝美，吃我们本来只应看的事物。夏娃开了这个头。”[7]可以说，薇依是坚持与这个“原罪”斗争的人，这种斗争是她的勇气的源头。
福柯在谈到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区别时说，19世纪以后，哲学学说与哲学家的生命体验逐渐分裂，“哲学成为一种教授的职业……哲学生活、哲学伦理、哲学的英雄主义、哲学传奇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哲学就只能被当成学说……”[8]20世纪的薇依实际上是真正意义的古典哲学家，这不是因为她的思想，而是因为她的生命与思想之間的关系。她接受了圣洁的思想，于是就要过圣洁的生活，在她看来，这不言而喻，虽然其他人很难贯彻践行。薇依从来没有踏入教会之门，她在生命实践中的勇气也并不需要一个有形的庇护。中国古代儒家把“智仁勇”三者并提是有道理的，至少在薇依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她就无法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并且以她的方式热爱世人。
薇依短暂的生命只有34岁，然而能够真正分享她思想的人并不多，我们能够读她的书，通过生平传记来想象她的生活，但是我们很难对她的思想有深切的感受。我们有热情来走近薇依，但是她也将永远是一个神秘。
另外要提及的是，Weil在国内有两种译法，主流的译法是薇依，也有译成韦伊的。主流的译法，也就是这本《评传》的译法并不好，因为Weil是姓氏，不应该有性别特征，现在译成薇依，那么她的父亲和她的著名的数学家哥哥也就都译成薇依，就有点尴尬了。因为要谈论的《评传》译成了薇依，在这里只好客从主便。希望以后能把译名修正过来。
注释
[1]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艾略特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页。
[2]帕拉·尤格拉：《西蒙娜·薇依评传》，余东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3]同[2]，第63页。
[4]同[2]，第157页。
[5]同[2]，第184页。
[6]同[2]，第69页。
[7]同[2]，第22—23页。
[8]福柯：《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
有人说自己没有信仰，其实只是说不信人格的神而已，而并非什么都不信。从启蒙世纪以来，宗教信仰在世界中的地位渐渐下降，原因主要是对神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在宗教世纪，人们把神性摆在理性之上，有一个源自德尔图良的很著名的命题：“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然而在今日，这样的命题恐怕很难激发起大多数人真正的信念。
薇依的信仰方式截然不同，对神的信仰丝毫也没有削弱她的理性。她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与普通的犹太人一样，她信神，但没有成为一个犹太教徒，也不甚喜爱犹太人的圣典《旧约》，因为她厌恶旧约中的耶和华———残忍的战神形象；她也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虽然她热爱《福音书》和耶稣基督的形象，但她不相信耶稣的复活，甚至宁愿耶稣没有复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是一个典型的异端信徒。然而，这位异端在基督教神学的现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她既是一位神学的思想家，同时又扮演了类似圣徒的角色。也许“扮演”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她的神面前，她所投入的是全部的智慧和血肉。
帕拉·尤格拉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教授，研究薇依的专家，他的《西蒙娜·薇依评传》并非一本纯粹的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04年就已经翻译出版了两卷本的《西蒙娜·韦伊》，那是一本资料非常翔实的生活传记。而尤格拉的这本书并不很厚，相比薇依的其他传记来说，其主要特色不是对薇依生活的叙述，而在于深入的评论，这一点从章节的标题就能看出来。
薇依的神学充满争议，因为她过于叛逆。T.S.艾略特在为薇依的《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所作的序言中就表达了某种混杂而微妙的态度：对她既充满钦佩，同时又不能不保持距离：“她对希腊，对‘东方智慧’的奉承，正如她对罗马和以色列的贬低，在我看来，是近乎任性的。[……]西蒙娜·薇依开始于一种真知灼见，但她情感的逻辑却会导致她作大而无当、缺乏意义的归纳。”[1]艾略特一方面不得不肯定薇依的崇高人格；另一方面，作为天主教徒，又害怕薇依出格甚至发出异端的言论。然而在尤格拉笔下的薇依，其价值恰恰就在于她一往无前的独立思考和身体力行。
在神学上，薇依一方面表现出对神性的热情，她身体力行基督对爱的呼吁，她像耶稣一样苦行，亲近穷人。薇依从来就不是书斋中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她在葡萄园里工作，“每天在葡萄园干八小时。经常累得站都站不稳，她就躺在地上继续摘。除此以外，她仍在黎明时分挤牛奶，摘蔬菜，还像往常一样辅导当地孩子功课”。[2]她还去工厂做工，跟工人们一起在充满蒸汽和噪声的车间中完成生产任务，在那里她感受到社会不平等是如何直接作用于她的身体。她写道：“作为一个女工……我处于双重的卑微之地，不仅工头可以伤害我的尊严，作为一个女性，男性工人也可能伤害到我的尊严。”[3]她曾经去西班牙参加内战，还积极要求从伦敦空降到法国参加反抗纳粹的游击队。二战期间，她流亡伦敦，身体非常不好，但还是拒绝了朋友们好意给她的各种营养品，坚持跟纳粹统治下的法国人吃一样的食物。薇依34岁就因病辞世，跟营养不良有很大的关系。看到她背着步枪的照片，我想这个瘦弱的女人也许不可能在战场上真的打败任何敌方士兵，但是她可以帮助战士们克服内心的恐惧，激发起牺牲的勇气。薇依是一个积极行动的知识分子，然而她的行动与知识分子萨特所说的政治“介入”行动，完全不同。萨特的行动，是试图直接参与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而薇依的行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其直接影响微不足道。她去工厂做工，帮农民的孩子补习功课，与其说是为了改变世界，不如说是为了改变自己。她以不同的方式体验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在日常的行为中实践“爱人”。她的行动不是政治行动，也不是传教（她没有受洗，对教会也颇多微词），而是在牺牲和受难中走自己的心灵之路。
基督教神學中，牺牲是一个关键概念，更是一个决定性的行动。耶稣的苦行和牺牲在信徒的眼中常常演化成一个受难的形象和符号，然而薇依把它重新还原成实践和生命体验。薇依的思想不仅仅来自基督教的神学传统，更是来自于生活本身。尤格拉深入探讨了薇依的一个核心思想：善就是神性，而力不是。这个观念揭示了《圣经》传统的内部矛盾。在《旧约》中，神对犹太人的爱，常常体现为用神力对信他的以色列人的特殊的庇护。例如我们都还熟悉的《出埃及记》中逾越节的故事。犹太人在埃及经历长期的奴役之后，终于重获自由。但是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在某个指定的时间，以色列人每个人都要屠宰一只羊羔，把血涂抹在家的门框上。主对摩西和亚伦说：“这天夜里，我将巡行埃及，击杀每个头生儿———包括人和动物的……我看到你们门框上的血时，我就放过你们。”伴随以犹太人的自由和福运的是他人的死亡。也许其他犹太人把这视为“被选”的神秘幸运，而薇依作为犹太人，则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上帝。在她看来，2000年前的屠杀和20世纪的屠杀，性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不谴责历史上的屠杀，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谴责今天的屠杀？薇依对《旧约》不太认可，因为她总是与被侮辱被压迫者在一起，而不屑于和胜利者为伍，尤其是沾满鲜血的屠杀者。“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薇依自己就是一个无力的强者。尤格拉为薇依对《旧约》的质疑辩护：“人们只需好好地不带偏见地读一读希伯来《圣经》，就会明白，薇依为什么会有最初的怨言了。因为她很难理解，希伯来《圣经》中好战的、报复心重的上帝，耶和华，怎么能与耶稣的‘神父’，那位登山训众论福的人，等同起来。”[4]希伯来《圣经》中耶和华好几次残忍的大屠杀让薇依难以释怀，这与她所理解的爱格格不入。但是她的质疑似乎不合时宜：她是犹太人，这使她招来“叛徒”的骂名，尤其是在二战的背景下，纳粹正在迫害她的犹太同胞，犹太人正遭遇民族史上最大的浩劫，批评者说她对犹太教的攻击几乎可以被纳粹利用了，虽然她本人是愿意以命相搏的反纳粹斗士。 不过，薇依绝对不是能够被所谓“时宜”束缚的人，她不接受任何权宜之计，只相信自己的心灵和独立的思考。或者说，在她看来，要想避免人与人之间凶残与灾难，唯有靠“爱与善”。任何时候，善意都是合乎时宜的，即使在犹太人遭遇屠杀的时刻，重读希伯来《圣经》，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谴责屠杀者，无论他是谁，这才是避免下一场屠杀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二战时期的屠杀就是基于所谓“民族主义”的骄傲和特权，而薇依的思想恰恰是否定了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无论这个民族是在杀人还是被杀。她所否定是民族屠杀本身，不管是什么民族身份。
《福音书》中的上帝不再是民族主义的，耶稣所体现的是对一切人的爱。相对于《旧约》，薇依明显偏爱《新约》，但是对她所热爱的《新约》的某些内容，同样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例如“耶稣复活”的主题。薇依认为，复活所体现的是“力”而不是善，倘若人们因为复活而信仰基督，那么他所信仰的是力，而不是善；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弱小而毫无畏惧，这是纯粹的善的体现，唯有如此，其行为的基点才是纯粹的爱，而不是“有所依凭”，只有对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信仰，才是真正对神性的信仰。耶稣在受难之前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失去了依靠，面临死亡的耶稣恰恰体现了真正的神性，此时他是极端的弱，遭到加害者的嘲笑；同时又是极度的善，因为他并无恐惧和怨恨。被侮辱而能够爱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仅仅只是因为弱而遭受苦难，这毫无神性可言。而普通人所崇拜的可以保护他们的力，也不是善的本质。“薇依认为，基督教的核心就在于基督的软弱，而不在他的力量；在于他的死亡，而不在他的复活。”[5]只有在苦难中毫无畏惧，也没有怨恨，顺受其命，毫不影响他对世界的爱，这就是“神-人”的体现，而无须“力”的帮助。
然而世俗的基督教（包括其他宗教）除了对善的崇拜，总是掺杂对力的崇拜，甚至后者常常是主要的成分，而这对力的崇拜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的自私紧密联系。人之所以要成为神的奴婢，是因为神可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利益，这就是许多宗教教会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奴隶的宗教。”[6]2012年，印度拍了一部既反教会又信神的电影《偶滴神啊》（OMG：OhMyGod！）。在电影的最后，虽然印度教教会的贪腐黑暗被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僧侣还是信心满满地对主人公说：“老百姓还是会来我的教会，让他们来的不是别的，而是恐惧。”很多人之所以信仰神，只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保护者。
薇依不需要保护者，因为她拥抱死亡，也拥抱苦难。在忍受身体的病痛折磨的时候，她不是祈祷神灵帮她消除这一切，而是想着怎样帮助其他苦难中的人。她没有受洗，质疑教会，但她是一位真正的基督的模仿者，真正的圣徒。她没有神迹和力量来保护别人，只有承担自己苦难的勇气。她什么都不怕，因为她什么都不要，包括自己的生命，无欲则刚这句话，在她身上有完美的体现。无论中国古代思想还是基督教传统，都把贪欲视为完美品格的最大障碍。薇依说：“美是我们想品尝，却只能看的物品……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大麻烦就是看和吃是两种不同的操作。……也许恶习、堕落和罪行几乎总是……为了品尝美，吃我们本来只应看的事物。夏娃开了这个头。”[7]可以说，薇依是坚持与这个“原罪”斗争的人，这种斗争是她的勇气的源头。
福柯在谈到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区别时说，19世纪以后，哲学学说与哲学家的生命体验逐渐分裂，“哲学成为一种教授的职业……哲学生活、哲学伦理、哲学的英雄主义、哲学传奇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哲学就只能被当成学说……”[8]20世纪的薇依实际上是真正意义的古典哲学家，这不是因为她的思想，而是因为她的生命与思想之間的关系。她接受了圣洁的思想，于是就要过圣洁的生活，在她看来，这不言而喻，虽然其他人很难贯彻践行。薇依从来没有踏入教会之门，她在生命实践中的勇气也并不需要一个有形的庇护。中国古代儒家把“智仁勇”三者并提是有道理的，至少在薇依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她就无法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并且以她的方式热爱世人。
薇依短暂的生命只有34岁，然而能够真正分享她思想的人并不多，我们能够读她的书，通过生平传记来想象她的生活，但是我们很难对她的思想有深切的感受。我们有热情来走近薇依，但是她也将永远是一个神秘。
另外要提及的是，Weil在国内有两种译法，主流的译法是薇依，也有译成韦伊的。主流的译法，也就是这本《评传》的译法并不好，因为Weil是姓氏，不应该有性别特征，现在译成薇依，那么她的父亲和她的著名的数学家哥哥也就都译成薇依，就有点尴尬了。因为要谈论的《评传》译成了薇依，在这里只好客从主便。希望以后能把译名修正过来。
注释
[1]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艾略特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页。
[2]帕拉·尤格拉：《西蒙娜·薇依评传》，余东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3]同[2]，第63页。
[4]同[2]，第157页。
[5]同[2]，第184页。
[6]同[2]，第69页。
[7]同[2]，第22—23页。
[8]福柯：《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