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子，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的关注度持续不减，郑岩专门把马伯庸的原著小说找来读，“研究历史的人，要对当下有足够的敏感。我感兴趣的是，在流行文化中，人们怎么叙述历史”。读书时，他怀揣着两种情感：一是好奇——作者究竟把盛唐长安描画成什么样子;一是怀旧——他和长安城曾有过一段“亲密邂逅”。
　　那是2000年春，郑岩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读博士的第二年，正赶上考古研究所安家瑶先生主持西安唐大明宫太液池的试掘，他加入到考古队中。当时，考古队就住在麟德殿遗址东侧的平房内。晚上累了，郑岩就会打开门，走二十来米，登上麟德殿的台基，在巨大的柱础间散步。麟德殿是大明宫的国宴厅，武则天就曾在此招待过日本遣唐使粟田真人。有时走着走着，郑岩就会想，武则天坐在哪里，粟田真人坐在哪里。
　　印象最深的是，在发掘即将结束的时候，郑岩负责的探沟内发现了数排小柱洞，有高有低，排列错落有致，后来第二次发掘时被证明是太液池北岸环廊的遗迹。“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可能曾在此漫步，我似乎一转身，就可以遇到他们。”忆及往事，郑岩似乎又回到当年，独自徜徉于月光下，“常常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感受”。
　　作为一位穿行于美术史和考古学之间的学者，郑岩参与过为数不多的几次田野发掘。更多的时候，他要么站在讲台上，分析文物的曲线、形状、边边角角，讲解它的来历和故事;要么埋首于书桌前，阅读、思考和写作。他最新完成的著作是和女儿合作的一本“小书”——《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下文简称《年方六千》），他写女儿绘，将人面鱼纹彩陶盆、司母戊鼎、长信宫灯、陶击鼓说唱俑……那些五六千年间的国宝文物一一复活。

一首古物交响诗

　　《年方六千》的写作纯属偶然。2017年初冬的一天，在出版业工作过多年的老友王志钧来访，知晓她需要图文书，郑岩便将自己多余的一本《大圣遗音——中国古代最美的艺术品》送给她。这本书出版于2006年，由他和扬之水、孟晖三人合著，主要介绍自新石器时代至元明清时期的艺术珍品。书中文字简明生动，不同于以往考古报告“病历式”风格，广受好评。

　　拿到书的第二天，王志钧就给郑岩打电话，建议他出一本新书。“和《大圣遗音》一样讲文物，我来写文字，琹（音同琴）语配图。”郑岩回忆说。琹语是他的女儿，当时正在中央美院学艺术设计，业余爱好是画插画，曾经为《刘心武爷爷讲红楼梦》画过200余幅插画。

　　父女俩一商议，“觉得可行，而且很有意义”，便行动起来。寒暑假期间，郑岩上午读书、查资料，下午为文物写“说明书”，每条短的一百来字，长则四五百字，但字斟句酌。写好一条，他就在朋友圈里发表出来，引来很多学者讨论。对此，郑岩也感到意外。
　　作为执笔人，郑岩知道这些看似浅白的文字有多么不好写。封面上的“木身锦衣群仕女俑”，出土自唐高昌国左卫大将军张雄夫妇之墓。1973年发掘时，考古学家发现女俑的双臂间有两股纸捻，纸捻上残存有墨书的文字。为了搞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郑岩去查资料，问专家，但没有明确的结论，最后只查到这个女俑是张雄儿子在长安买的。最终他只能写道：每一个字，都与1300年前的长安紧紧相连。
　　郑岩将《年方六千》定位为“一次私人化的写作”，文字更为自由，充满想象力，突出个人感受，“尽力去打捞文物最温暖、诗意、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他写陶吉鼓说唱俑，话语格外调皮：“精彩的瞬间，被一位敏感的工匠用眼睛扫描，用泥土3D打印。”写彩绘陶小憩女童骆驼，又化身为彩陶匠师，连连抱怨：“为何总让我一一塑造出那些往来于戈壁上的波斯人、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和黑皮肤的昆仑奴？为什么总让我把一整个乐队放在一匹骆驼上，还要加上一位舞者？”写黑陶高柄杯，想象着尊贵的主祭人举“轻”若“重”，“庄重地拿起陶杯，轻轻摇动，再慢慢放下”……
　　根据这些文字和文物，女儿郑琹语用水彩和彩色铅笔，在水彩纸上描画出文物本来的样子。画画时，她经常担心偏离原来的颜色，但父亲总提醒她“可以画得颜色鲜亮一点”，“ 除了小朋友会比较喜欢之外，也是想说，我们可以把时间的尘埃拂去，让它们再次新鲜起来”。
　　严谨的查证，生动、活泼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画笔描摹出的文物的内在气韵，一件件文物活了起来。“几十件标本，呈现的音调或浅吟舒缓，或高亢宏伟，组合成一首古物的交响诗。”郑岩的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泓评价说。

打开了另一个窗口

　　郑岩最早的文物启蒙源自父亲。父亲曾就读山东艺专美术系，后来在县文化馆工作，经常会借一些书带回家读，其中就有《文物》之类杂志。在郑岩还只有七八岁时，父亲就给他讲殷墟，“字刻在骨头上，有权的人杀掉大批奴隶去殉葬。我听着不免心惊肉跳”。
　　父亲偶尔还在工会技校给绘画爱好者上课，郑岩是父亲的跟屁虫，每节课都听，慢慢爱上了画画。高考时，父亲却不让他继续学画画。他打听到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史系，就打定主意去那里。等到报名时，却找不到中央美院的招生简章，阴差阳错报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这才学了考古。
　　幸运的是，当时山东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刘敦愿先生正是中国美术考古拓荒者，他学油画出身，抗战时期就读于杭州国立艺专，学校迁往重庆后，他到中央大学旁听蒙文通先生、丁山先生的课，开始研究历史学。丁山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与古史家，刘敦愿登门拜访，自此步入到考古学的殿堂。后经两位先生举荐，刘敦愿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1972年创建考古系。
　　郑岩第一次见到刘敦愿是在大二时，他带了一本自己画的速写。刘老师看到很高兴：“哎呀，我多少年就盼望有一个学考古的学生喜欢画画，你终于来了。”然后一边看速写本，一边用铅笔在上面画圈，“好的画一个圈，更好的画两个圈，最好的画三个圈”。之后，他便成了刘老师家里的常客，聊天、抄稿子、画画，还跟着老师读《左传》《史记》《艺术的起源》等。
　　1988年，郑岩从山东大学毕业，分到山东省博物馆工作。当时博物馆工资勉强能发下来，但根本没有资金做展览，门庭冷落。“我到博物馆报到的第二天，就开始在展厅里打扫卫生，也做过讲解，有展覽做的时候，我还去画过街头的大广告牌。”郑岩回忆说。那时馆里学术气氛淡弱，他就继续跟着刘敦愿读书，写札记。
　　“刘先生很难说是一个‘正宗的考古学家’。即使在80年代，他也是比较边缘的。那时大家都在研究区系类型、文化分期、中国文明起源之类，他却在做个人化的研究，比如研究青铜纹样。”郑岩说，刘老师所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之器、微小之物，实际上就是美术考古。受老师的影响，他也渐渐将兴趣转移到这上面来。
　　在博物馆工作时，偶尔也会有田野考察。1993到1995年间，为了维修保护，山东考古界对古代建筑和佛教遗迹进行调查，郑岩参与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调查位于山东历城柳埠的神通寺，郑岩和刘敦愿的长子刘善沂到那里为一个唐代的塔——龙虎塔做测绘图。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也曾在那里考察过。
　　当时正值冬天，大雪封山，两人就住在当地老乡家里。因为是山的背面，只在下午两点有一点光线照进来，室内没有炉子，最高温度是两度，“每天打破脸盆里的冰洗脸”。当地文物部门特地花20元钱，请老乡搭了一个脚手架，两人就爬上去细细地看，一点一点地测，一共画了30多张图纸。后来，据此编著出书《山东佛教史迹——神通寺、龙虎塔与小龙虎塔》。
　　如果说与刘敦愿的相遇，使郑岩对美术考古充满向往;那么与美术史学者巫鸿的相遇，则使得郑岩真正转向美术史研究。巫鸿是近年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被认为是“重构了美术史”。
　　1994年，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生汪悦进到山东考察，结识了郑岩。两年后，在他的帮助下，郑岩到芝加哥大学访学，当时巫鸿正在此任中国艺术史讲座教授。一到芝大，行李还没打开，脸也没洗，郑岩就偷偷从后门溜进巫鸿的课堂，听他讲课。
　　在芝大的5个多月，郑岩一边听巫鸿的课，一边找来他的文章研读。“他讲的课都是考古学材料，但是他是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看这些考古材料。”郑岩说，巫鸿将文物当做美术作品来细读，而此前，上一辈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者基本上只是将画像砖石、壁画看作绘画史的史料，讲述单一故事、线性故事。
　　回国后，郑岩开始组织一些年轻的学者，系统翻译巫鸿的文章和专著。这些年来，在巫鸿的影响下，他开始重新回望过去所熟悉的文物：他研究西汉霍去病墓上的石刻，分析它为何深沉雄大、气势磅礴;他研究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寻找画像与墓主之间可能的关系;在家乡山东安丘，他以一座清代石坊“庵上坊”为考察对象，分析它的建筑式样和装饰题材，进而揭示清代流行起来的建筑样式“贞节牌坊”的隐匿意义……

看到每件文物背后的个体生命

　　《环球人物》：最打动您的一件文物是什么？
　　郑岩：跟我感情比较深的是山东日照东海峪出土的黑陶高柄杯。有一次，我带着一批文物在台湾展出，其中就有那只大汶口文化黑陶高柄杯。展览结束后，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装这件薄如蛋壳的杯子，小心翼翼地塞上包着细棉的丝绸小软垫，小盒子套进大盒子，大盒子以外加上各种填充料，装箱后外面再垫上软质的材料。为了躲避中山高速公路上的车流，我们天还没亮便从台中出发。我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路不断提醒司机先生慢一些、再慢一些。亲眼看着装载着文物的集装箱进入基隆港的码头，我才惴惴不安地离开。一直到那件宝贝安然无恙地回到馆里，我的心才放下。那些日子，我的感觉，大概就像一位母亲将未满月的婴儿交给了别人代管。

　　《环球人物》：现在大家都爱逛博物馆、爱看文物，在您看来，我们看文物的时候应该看些什么？
　　郑岩：过去，文物多是个人的收藏，文人的，皇帝的，都是如此。所谓藏品，是密不示人的，最多是小圈子的人看一看。到近代有了转变，紫禁城变成了故宫博物院，大家都可以进去看，建筑、器物、书画变成全民共有的财富，大家都认识到这是所谓的“国宝”。
　　大家爱文物，看它们是民族记忆的体现，这很好。但今天我们强调一件文物的价值时，往往说得特别高大上，一级文物、国宝级、唯一的，等等，这样它们又离我们个人远了一点。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跟文物关联，这是要考虑的问题。考古学在研究这些文物的时候，关心的也是大叙事，跟国家、文化相关，而缺少小叙事，比较少去谈文物跟一个人、一个事件的关联。如何看到每件文物背后的个体生命？我的理解是，首先要看到文物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
　　《环球人物》：那该如何将文物和个人关联起来？
　　郑岩：文物是物质性的，它和史书记载不一样，后者是记录和追忆过去。文物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从遥远的古代流传至今，有的残破了，有的褪了色，有的生了锈，它使我们了解过去，看到时间的存在——也就是时间流过的痕迹。另外，它在当下可以激发新的东西，比如有人穿汉服，可能来自于影视剧，再往回追，可能就追到当年的文物身上，追到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活生生的工匠身上。所以，它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诗比历史更真实，艺术离人心更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郑岩 学者，1966年生于山东安丘。现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美术史与考古学，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逝者的面具》《看见美好：文物与人物》等，近日出版新书《年方六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