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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四声八病”为中心的永明声律论一直是学界反复研究的问题。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着眼点已不止于声律论本身，还包括与之有关的人物研究，例如王融、沈约、谢朓；也有相关的著作研究，如《文心雕龙》、《诗品》。钟嵘《诗品》的自然声律说为认识永明声律论开辟了新的视野。本文试图通过对《诗品》原典的分析，探析其中有关声律论的观点和态度。
关键词：《诗品》；钟嵘；声律论；自然
作者简介：何雪莲（1994.10-），女，汉族，四川广元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03
永明声律论的出现，在我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四声八病”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的运用，催生了新体诗，为盛唐大雅之音提供了理论指导。但声律论在出现初期，即齐梁时期，却饱受争议。王融、沈约、谢朓大力提倡声律论的运用，而陆厥、钟嵘等却对繁琐的声律规则略有微词。钟嵘在《诗品》中明确表达了他在声律方面的追求：自然声律之美。自然声律并不是没有音韵规律，而是在人工协律之后达到一种金石之音的和谐，经由人工而至于自然。从这个视角出发，钟嵘并不是永明声律论的反对者，他对于声律论有辩证和清醒的认知。
一、是声律论之内涵
声律论，即永明声律论，是南朝齐永明年间以“四声八病”为中心的关于诗歌声调韵的理论。运用该理论创作出的符合声律规则的诗歌，称为“永明体”，也称“新体诗”。声律论的核心是“四声八病”说。“四声”是指文字的声调，即平、上、去、入四声。“八病”指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这是创作时需要避开的文病，《文镜秘府论》较早详细描述了“八病”。[1]关于该核心问题，最著名的阐述是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诗歌创作不仅一句之内要有音声的起伏，出句与对句之间也要有韵律的变化，在严格规范内形成合律的作品。由此，永明声律论的进步意义在任何时候都毋庸置疑。
钟嵘在《诗品》中提倡自然声律论，主张追求诗歌的“真美”。“王云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擗绩细微，专相凌驾。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3]这是钟嵘关于声律论立场的自述。他批评声律论“擗绩细微，專相凌驾”，其规则细微繁琐，成为文人相互竞技的手段，使诗歌拘束做作，没有显示出自然之美。[4] “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5]钟嵘认为诗歌是用于诵读的音声文学，不可以阻滞拗口，要求朗朗上口，和谐流畅。
但这绝不代表钟嵘反对永明声律论，请看《诗品》中的叙述：“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二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为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音。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意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于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6]这一段纵然有将四声和五音混为一谈的迹象，但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姑且忽略之。钟嵘认为前贤也能写出音韵婉转的诗歌，并未被琐碎细微的声律规定而拘束；诗歌自古就是音声文学，需要和谐的音律；如今的诗歌渐渐与音乐分离，不需要再与律吕相合。综合考虑钟嵘的观点，“韵入歌唱”是他所坚持的原则，诗歌需要音韵和谐。也可以理解为诗歌需要“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而这个目标需要运用声律规律才能达成。由此，钟嵘客观上已经认识到了声律论的重要作用，只是主观未曾表达对其支持和称赞。
二、《诗品》关于声律论的表述
王融、沈约、谢朓是永明声律论的先锋人物，从钟嵘对他们的评价可以窥见其对声律论的态度。历史上的沈约与《诗品》作者之间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南史.钟嵘传》载有轶闻：“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评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7]《南史》以为钟嵘在《诗品》中将沈约列为中品是出于打击报复的心理，并未客观评价。[8]笔者以为这样的观点可以当作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该问题也有阐释：“约诗列为中品，未为排抑”，认为列沈约为中品并非出于私人恩怨，根绝钟嵘的评价标准，沈诗当居中品。[9]钟嵘在《诗品》沈约的本传中也并未有明言批评声律论的言语，反而肯定了其诗作清新凄怨的特点，评价他“五言最优”、“长于清怨”。只是在《诗品》序言中有批评之语：“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10]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阐述，钟嵘在此批判的是声律论繁杂琐碎的规定。他攻击的绝不是整个声律论系统，而是该系统中“有伤真美”的部分。
《诗品》将谢脁列为中品，王融列为下品，但钟嵘并未因此而批判声律论。“脁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情辞激昂，声调顿挫，持论超过了其诗歌创作实践。此处钟嵘认可了谢脁诗歌在声律方面“顿挫”的特点。《诗品》将王融和刘绘放在同一个条目，《诗品集注》引《南齐书.刘绘传》“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11]这则材料说刘绘言吐“顿挫”亦是指音律之美。钟嵘并未批评二人在诗歌韵律上的追求，而是赞美其“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词美”反而略微表明其对二人音律上的认可。钟嵘言二人“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低卧龙”，这是紧跟前面“几乎尺有所短”的叙述，也大略是王融居下品的原因。《诗品集注》作者曹旭案曰：《诗品》评先君、恩师、挚友诗，语皆委婉，作退一步讲，此其证。[12]钟嵘《诗品》有关声律论倡导者的本传中都以肯定为主，并伴随着些许对声律论的客观认可。 六朝文学批评中，时人频繁地使用清、丽、绮、靡、藻、蔚等字眼来评价文学作品。这些评价除了表示文辞的华美和形式的骈俪之外，更有一部分是指诗歌在声律上的美感。[13]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关照《诗品》，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还原钟嵘对于声律论的一些真实看法。鲍照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钟嵘评价其“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过于追求写景状物的逼真，不避险僻的词句，颇有点损伤清新典雅的格调，“不避危仄”，方伤“清雅”，那么“清雅”便是与声律和谐相关的形容词了。除此之外，《诗品》中类似表述颇多，其中以“清”为主。“清音独远”（言古诗），“辞旨清捷”（言班婕妤），“颇为清切”（言左思），“风华清靡”（言陶渊明），“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言范云），“有清工之句”（言戴逵），“崭绝清巧”（言鲍令晖），“猗猗清润”（言江祏）。“清音”指声调的清新流畅；“清捷”符合钟嵘所言“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清切”更多指音韵的铿锵顿挫，声调清澈激越；“清靡”指声调之华美跌宕；“清巧”更多指向声律技巧的讲究；“清润”、“清便”等则指音声婉转，和谐流畅。诸如“音韵铿锵”（言张协）、“赏心流亮”（言范缜）更是直言其对声律的追求，与前代“赋体物而浏亮”之“浏亮”同义。综观《诗品》，钟嵘众多表述都在称赞声律和谐带来的利好之处，声律和谐成为诗人能够名列其中的原因之一。由此，更能说明钟嵘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永明声律论，他对声律有追求。
三、钟嵘声律论观点再探
学界关于钟嵘对待永明声律论的态度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有观点表明，钟嵘明确反对以沈约为首的永明体诗人对诗歌韵律过分重视。也有观点认为，钟嵘冷静看待文学声律，重视诗歌内在美。[14]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声律》中说“当其时独持己说，不随波而靡者，惟钟记室一人。其《诗品》下篇诋诃王、谢、沈三子，皆平心而论，非由于报宿憾而为之”，[15]即在声律论兴盛之时钟嵘能持除肯定以外的态度，是很有远见卓识的。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非常贴切中肯，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和补充。
其一，钟嵘不是永明声律论彻底的反对者。《诗品》全文对“四声八病”说直接的批评只在序言之中：“擗绩细微，专相凌驾。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具体而言，这并不是在批判永明声律论的全部，只是批评其中矫枉过正的部分。[16]四声的规定太过于繁琐，“八病”的创作规范实在细碎，诗歌创作从“吟咏情性”之作变文人炫技竞争的载体，这使诗歌受百般拘束，不能随性释放情感。《诗品》将沈约、谢脁列为中品，将王融列为下品，并非因为三者是永明声律论的倡导者。钟嵘根据“自然英旨”、“直寻”、“风力”、“丹彩”等多重选诗标准衡量，而得出诗人品第，不能简单说这是打击报复异己者。
其二，诗歌的金石之音，穷而后工。欧阳修言“诗穷而后工”，说得是经由人工技巧创作之后诗歌所呈现出的工至天然的状态。《诗品》中提到的“铺排对偶”、“清工之句”、“清巧”都体现了技巧的作用，都是“穷而后工”。《诗品》自然声律说一直为历代文人称道，使诗歌 “看起来”没有格律上拘禁拗口的弊病。自然声律不是永明声律论的对立事物。永明声律论的出发点在于通过人工的协律，通过对“四声八病”的应用，达到人化自然的状态。[17]永明声律论本身追求的并不是繁琐的规则，这些规则是手段，而非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钟嵘和沈约等人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永明声律论运用的理想状态便是钟嵘《诗品》所提倡的自然声律说。
其三，钟嵘的声律观点有利于古体诗的延续发展。古体诗是与新体诗相对应的概念，没有严格的格律要求。王力先生说：“诗人门所写的古体诗，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受近体诗格律的束缚。我们可以说凡是不受近体诗格律束缚的都是古体诗”。[18]不受格律束缚，不是没有格律，古体诗的格律是自由的，这跟《诗品》追求的“清浊通流，口吻调利”的自然声律相契合。有一个我们容易忽略的事实：新体诗的兴起并不代表古体诗的停滞，古体诗成为传统悠久的一支历代不衰。[19]就在永明声律论完全运用于实践的唐朝，古诗、歌行的优秀之作也频频出现。古体诗的自由格律和钟嵘所言“韵入歌唱”的诗歌传统相符合，不拘繁琐，押韵自由。齐梁当时追捧永明声律论，并热衷于“四声八病”的研究的世风之下，鐘嵘对声律自然自由的坚持就显得格外珍贵和重要。《诗品》列为上品的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等创作有古体诗的精品之作。永明体新诗冉冉升起的背景下，《诗品》更加坚持对古体诗的重视和偏爱，其独特性价值不言而喻。
注释：
[1]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400页。
[2]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爱如生数据库.第775 页。
[3]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4]卢盛江.齐梁声律论几个问题新探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0）。
[5]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6]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7]李延寿《南史.钟嵘传》.卷二十七.爱如生数据库.第 786页。
[8]谢文学.钟嵘《诗品》与沈约考论.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9）。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爱如生数据库.第3486页。
[10]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11]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
[12]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
[13]马燕鑫.六朝文学批评术语中的声律蕴义.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7）。 [14]龚珏.浅谈《诗品》中的自然声律论.大众文艺。
[1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16]陈元胜.《诗品下.序》疑难问题辩说（上）.许昌学院学报.2004（6）。
[17]李晓红.永明声律审美的继古与新变化——兼及谢灵运文学地位之失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18]王力.《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80年版。
[19]陈元胜.自然声律论与新诗体辩说——诗歌自然英旨之“真美”通论。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1]沈约.《宋书.谢灵运传》[M]. 爱如生数据库.
[2]李延寿.《南史.钟嵘传》[M]. 爱如生数据库.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M]. 爱如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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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旭.《诗品集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7]王力.《诗词格律》[M].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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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娟.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11]孙慧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之文章声律论[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关键词：《诗品》；钟嵘；声律论；自然
作者简介：何雪莲（1994.10-），女，汉族，四川广元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03
永明声律论的出现，在我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四声八病”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的运用，催生了新体诗，为盛唐大雅之音提供了理论指导。但声律论在出现初期，即齐梁时期，却饱受争议。王融、沈约、谢朓大力提倡声律论的运用，而陆厥、钟嵘等却对繁琐的声律规则略有微词。钟嵘在《诗品》中明确表达了他在声律方面的追求：自然声律之美。自然声律并不是没有音韵规律，而是在人工协律之后达到一种金石之音的和谐，经由人工而至于自然。从这个视角出发，钟嵘并不是永明声律论的反对者，他对于声律论有辩证和清醒的认知。
一、是声律论之内涵
声律论，即永明声律论，是南朝齐永明年间以“四声八病”为中心的关于诗歌声调韵的理论。运用该理论创作出的符合声律规则的诗歌，称为“永明体”，也称“新体诗”。声律论的核心是“四声八病”说。“四声”是指文字的声调，即平、上、去、入四声。“八病”指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这是创作时需要避开的文病，《文镜秘府论》较早详细描述了“八病”。[1]关于该核心问题，最著名的阐述是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诗歌创作不仅一句之内要有音声的起伏，出句与对句之间也要有韵律的变化，在严格规范内形成合律的作品。由此，永明声律论的进步意义在任何时候都毋庸置疑。
钟嵘在《诗品》中提倡自然声律论，主张追求诗歌的“真美”。“王云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擗绩细微，专相凌驾。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3]这是钟嵘关于声律论立场的自述。他批评声律论“擗绩细微，專相凌驾”，其规则细微繁琐，成为文人相互竞技的手段，使诗歌拘束做作，没有显示出自然之美。[4] “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5]钟嵘认为诗歌是用于诵读的音声文学，不可以阻滞拗口，要求朗朗上口，和谐流畅。
但这绝不代表钟嵘反对永明声律论，请看《诗品》中的叙述：“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二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为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音。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意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于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6]这一段纵然有将四声和五音混为一谈的迹象，但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姑且忽略之。钟嵘认为前贤也能写出音韵婉转的诗歌，并未被琐碎细微的声律规定而拘束；诗歌自古就是音声文学，需要和谐的音律；如今的诗歌渐渐与音乐分离，不需要再与律吕相合。综合考虑钟嵘的观点，“韵入歌唱”是他所坚持的原则，诗歌需要音韵和谐。也可以理解为诗歌需要“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而这个目标需要运用声律规律才能达成。由此，钟嵘客观上已经认识到了声律论的重要作用，只是主观未曾表达对其支持和称赞。
二、《诗品》关于声律论的表述
王融、沈约、谢朓是永明声律论的先锋人物，从钟嵘对他们的评价可以窥见其对声律论的态度。历史上的沈约与《诗品》作者之间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南史.钟嵘传》载有轶闻：“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评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7]《南史》以为钟嵘在《诗品》中将沈约列为中品是出于打击报复的心理，并未客观评价。[8]笔者以为这样的观点可以当作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该问题也有阐释：“约诗列为中品，未为排抑”，认为列沈约为中品并非出于私人恩怨，根绝钟嵘的评价标准，沈诗当居中品。[9]钟嵘在《诗品》沈约的本传中也并未有明言批评声律论的言语，反而肯定了其诗作清新凄怨的特点，评价他“五言最优”、“长于清怨”。只是在《诗品》序言中有批评之语：“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10]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阐述，钟嵘在此批判的是声律论繁杂琐碎的规定。他攻击的绝不是整个声律论系统，而是该系统中“有伤真美”的部分。
《诗品》将谢脁列为中品，王融列为下品，但钟嵘并未因此而批判声律论。“脁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情辞激昂，声调顿挫，持论超过了其诗歌创作实践。此处钟嵘认可了谢脁诗歌在声律方面“顿挫”的特点。《诗品》将王融和刘绘放在同一个条目，《诗品集注》引《南齐书.刘绘传》“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11]这则材料说刘绘言吐“顿挫”亦是指音律之美。钟嵘并未批评二人在诗歌韵律上的追求，而是赞美其“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词美”反而略微表明其对二人音律上的认可。钟嵘言二人“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低卧龙”，这是紧跟前面“几乎尺有所短”的叙述，也大略是王融居下品的原因。《诗品集注》作者曹旭案曰：《诗品》评先君、恩师、挚友诗，语皆委婉，作退一步讲，此其证。[12]钟嵘《诗品》有关声律论倡导者的本传中都以肯定为主，并伴随着些许对声律论的客观认可。 六朝文学批评中，时人频繁地使用清、丽、绮、靡、藻、蔚等字眼来评价文学作品。这些评价除了表示文辞的华美和形式的骈俪之外，更有一部分是指诗歌在声律上的美感。[13]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关照《诗品》，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还原钟嵘对于声律论的一些真实看法。鲍照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钟嵘评价其“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过于追求写景状物的逼真，不避险僻的词句，颇有点损伤清新典雅的格调，“不避危仄”，方伤“清雅”，那么“清雅”便是与声律和谐相关的形容词了。除此之外，《诗品》中类似表述颇多，其中以“清”为主。“清音独远”（言古诗），“辞旨清捷”（言班婕妤），“颇为清切”（言左思），“风华清靡”（言陶渊明），“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言范云），“有清工之句”（言戴逵），“崭绝清巧”（言鲍令晖），“猗猗清润”（言江祏）。“清音”指声调的清新流畅；“清捷”符合钟嵘所言“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清切”更多指音韵的铿锵顿挫，声调清澈激越；“清靡”指声调之华美跌宕；“清巧”更多指向声律技巧的讲究；“清润”、“清便”等则指音声婉转，和谐流畅。诸如“音韵铿锵”（言张协）、“赏心流亮”（言范缜）更是直言其对声律的追求，与前代“赋体物而浏亮”之“浏亮”同义。综观《诗品》，钟嵘众多表述都在称赞声律和谐带来的利好之处，声律和谐成为诗人能够名列其中的原因之一。由此，更能说明钟嵘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永明声律论，他对声律有追求。
三、钟嵘声律论观点再探
学界关于钟嵘对待永明声律论的态度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有观点表明，钟嵘明确反对以沈约为首的永明体诗人对诗歌韵律过分重视。也有观点认为，钟嵘冷静看待文学声律，重视诗歌内在美。[14]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声律》中说“当其时独持己说，不随波而靡者，惟钟记室一人。其《诗品》下篇诋诃王、谢、沈三子，皆平心而论，非由于报宿憾而为之”，[15]即在声律论兴盛之时钟嵘能持除肯定以外的态度，是很有远见卓识的。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非常贴切中肯，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和补充。
其一，钟嵘不是永明声律论彻底的反对者。《诗品》全文对“四声八病”说直接的批评只在序言之中：“擗绩细微，专相凌驾。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具体而言，这并不是在批判永明声律论的全部，只是批评其中矫枉过正的部分。[16]四声的规定太过于繁琐，“八病”的创作规范实在细碎，诗歌创作从“吟咏情性”之作变文人炫技竞争的载体，这使诗歌受百般拘束，不能随性释放情感。《诗品》将沈约、谢脁列为中品，将王融列为下品，并非因为三者是永明声律论的倡导者。钟嵘根据“自然英旨”、“直寻”、“风力”、“丹彩”等多重选诗标准衡量，而得出诗人品第，不能简单说这是打击报复异己者。
其二，诗歌的金石之音，穷而后工。欧阳修言“诗穷而后工”，说得是经由人工技巧创作之后诗歌所呈现出的工至天然的状态。《诗品》中提到的“铺排对偶”、“清工之句”、“清巧”都体现了技巧的作用，都是“穷而后工”。《诗品》自然声律说一直为历代文人称道，使诗歌 “看起来”没有格律上拘禁拗口的弊病。自然声律不是永明声律论的对立事物。永明声律论的出发点在于通过人工的协律，通过对“四声八病”的应用，达到人化自然的状态。[17]永明声律论本身追求的并不是繁琐的规则，这些规则是手段，而非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钟嵘和沈约等人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永明声律论运用的理想状态便是钟嵘《诗品》所提倡的自然声律说。
其三，钟嵘的声律观点有利于古体诗的延续发展。古体诗是与新体诗相对应的概念，没有严格的格律要求。王力先生说：“诗人门所写的古体诗，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受近体诗格律的束缚。我们可以说凡是不受近体诗格律束缚的都是古体诗”。[18]不受格律束缚，不是没有格律，古体诗的格律是自由的，这跟《诗品》追求的“清浊通流，口吻调利”的自然声律相契合。有一个我们容易忽略的事实：新体诗的兴起并不代表古体诗的停滞，古体诗成为传统悠久的一支历代不衰。[19]就在永明声律论完全运用于实践的唐朝，古诗、歌行的优秀之作也频频出现。古体诗的自由格律和钟嵘所言“韵入歌唱”的诗歌传统相符合，不拘繁琐，押韵自由。齐梁当时追捧永明声律论，并热衷于“四声八病”的研究的世风之下，鐘嵘对声律自然自由的坚持就显得格外珍贵和重要。《诗品》列为上品的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等创作有古体诗的精品之作。永明体新诗冉冉升起的背景下，《诗品》更加坚持对古体诗的重视和偏爱，其独特性价值不言而喻。
注释：
[1]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400页。
[2]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爱如生数据库.第775 页。
[3]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4]卢盛江.齐梁声律论几个问题新探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0）。
[5]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6]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7]李延寿《南史.钟嵘传》.卷二十七.爱如生数据库.第 786页。
[8]谢文学.钟嵘《诗品》与沈约考论.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9）。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爱如生数据库.第3486页。
[10]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11]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
[12]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
[13]马燕鑫.六朝文学批评术语中的声律蕴义.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7）。 [14]龚珏.浅谈《诗品》中的自然声律论.大众文艺。
[1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16]陈元胜.《诗品下.序》疑难问题辩说（上）.许昌学院学报.2004（6）。
[17]李晓红.永明声律审美的继古与新变化——兼及谢灵运文学地位之失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18]王力.《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80年版。
[19]陈元胜.自然声律论与新诗体辩说——诗歌自然英旨之“真美”通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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