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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博物馆而言，100年的历史，是政治与文化的较量，也是摆脱意识形态，逐渐回归博物馆定位的过程。
2012年7月，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建馆100周年。同时举行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建筑设计展”，向观众呈现了2007年新馆建筑设计、实施方案的整个产生过程。在那次改造完成后，国博一跃成为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半个世纪前，当苏东海刚来到这里工作时，这座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宏伟建筑还在打地基，即将入驻这里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
“向前看的文化”
1959年初，32岁的苏东海从部队转业来京工作，由于身上有参加朝鲜战争时留下的旧伤，他想找一个干起来“省劲”的活儿。正好他的一个老首长在“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当办公室主任，说“你到我这儿来吧”。
那时，苏东海的爱人在《北京日报》社上班，苏东海选择来北京，主要是为了与爱人会合，解决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至于博物馆事业，他原以为不过是个“养老”的地方，就去了。“没想到博物馆比任何地方都忙，没日没夜。”
就在几个月前的1958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兴建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两个单位一体建筑，1959年国庆节前完工。广场上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
同时，两馆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又从全国各地借调干部进京参加筹备工作，“那个时候抽的都是中央党校的、中宣部研究室的人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另外吸收人民大学的一批党史研究生，从全国又收集了一些研究党史的人，我是在那个时候从部队抽来的一批人。”苏东海回忆道。这批人汇聚在故宫的武英殿办公，“一个是研究党史，另一个就是围绕着党史找东西。”根据上级要求，新馆中须按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来陈列。
1959年7月，新馆的陈列室建成，这批人从武英殿搬到新馆。为了尽快把陈列布置就绪，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调集文物局里全部人员来馆支援，大家日以继夜地在陈列室里加班，汗流浃背地干。
当年9月22日，中央政治局对革命博物馆的工作做出新指示：“应强调政治挂帅，以毛主席正确思想和路线为纲，用这条红线贯穿各个革命时期、各个方面的斗争，把关键性的环节，陈列在显著地位。”因此，“1960年‘十一’修改的陈列，为了突出毛泽东思想，用了过多的毛泽东照片和毛泽东语录，甚至把毛泽东著作做成放大的假本，突出陈列，在形式上用了过多的红色。”当年在筹备处工作的沈庆林回忆。
分配在“解放战争”版块军事组的苏东海，则对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有了新的认识，“它的题目是随着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向前发展??所以博物馆不是一个向后看的文化，它是一个向前看的文化，所以它特别忙，不像我想象的是一个养老的地方。”
政治启蒙
早在1950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就已经成立，负责人王冶秋也是第一个建议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人。
在筹备处陈列部主任谢炳志回忆中，王冶秋在北平解放后便有了征集革命文物的想法，比如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他说：“我一进北平城首先就想到这个绞架,我决心无论如何要找到它。我们党内多少好同志被敌人残杀,那真是惨不忍睹!”后来，他借了辆自行车，从东城跑到西城，终于在德胜门外北平第二监狱的草丛中，找到了这个绞刑架。
对于刚刚建立新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博物馆是宣示自己的历史和政策的场所。1951年，筹备处筹办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纪念展览”，经过党中央审查后，于内部开放。这也是筹备处最早组织的一个陈列，在苏东海看来，它担当的就是“政治启蒙”的功能。
新博物馆如此，从民国遗留下来的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开始染上“革命”的色彩。北平历史博物馆的前身是建立于1912年7 月9 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当初创办的宗旨为“搜集历代文物, 增进社会教育”，归教育部管辖。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创办的博物馆。1917年, 教育部决定将该馆迁往故宫午门，1926年，经过多年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在午门城楼及东西雁翅楼向观众开放。1933年起，更名为北平历史博物馆。
从创建伊始，历史博物馆致力于文物的收集，其中主要是古器。截至1925年, 历史博物馆藏品总计达21 万5千余件, 分为石器、玉类、陶器、兵器等26类。“过去在国民政府时代，（博物馆）学的是英美。像南通博物苑是中西结合得比较好的。其他一些省博物馆，比较多的是学日本的经验。”苏东海指出。
到了新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北平刚一解放，王冶秋便以北平历史博物馆的名义起草了“征集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各种文献、实物”的启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杀害李大钊的那个绞刑架，当年便直接运往了历史博物馆保管。北平解放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历史博物馆便收集了1933年徐向前退守大巴山脉时所铸的铜钱一枚，范文澜捐赠的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照片底片八张，张仲锐捐赠的李大钊与八位同难者合影的照片一份，凌昌炎捐赠的各种有关革命图书杂志一百三十二册，以及各方捐献的许多资料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同一天，该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于文化部。两个月后，为了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北京历史博物馆举行了签名祝寿，并集资制锦旗送礼。
这一系列举动的背景，是苏联博物馆思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向苏联学习
1949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平的图书博物工作》一文，指出“历史博物馆过去好像是古董铺，东西不少，但完全是不科学地摆在那里”，“今后的图书博物工作，同样的应该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几十年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图博工作经验。”1955年8月，文化部还派了一个博物馆代表团，以王冶秋为团长，赴苏联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考察。
所谓“向苏联学习”，其实就是突出博物馆的意识形态色彩。1956年7月，历史博物馆设立在北京午门上的中国近代史陈列室正式开放，这个展览介绍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的历史情况，林则徐提出禁烟的奏折原件，太平天国“资政新篇”孤本都在此展出，完全按照课本上宣传的革命史观进行设计与陈列。 同一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制作长征路线图时，将张国焘所制定的四方面军的“错误路线”使用了黄色进行标注。
高度计划性是从苏联博物馆学到的另一项经验。当时强调“全国一盘棋”，各地文物机构都要将征集到的流散文物，按照国家文物局确定的“充实中央，照顾地方”的原则进行分配。特别是在1959年历史与革命博物馆落成完工前，各地区博物馆向中央“输血”达到了一个高潮，像湖北省向历史与革命博物馆捐献了战国、三国等时期墓葬的文物，上海博物馆捐献了三千年前西周时代的许多珍贵文物。“后来邓小平有一个批示，还是要还给人家，或者给人家复制品。那时候革命博物馆有一批借的档案馆的东西，复制以后把原件还了。”苏东海回忆道。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在文化部约在京文物专家举行座谈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沈从文还专门提到文物流动的问题，他说，他到几个省市视察，发现许多师范学院和综合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和学生希望出土文物作实物教材而不可得，“这是因为文化部规定的制度太死，使得文物不能调动。”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唐兰提到“文物局借东北博物馆的四张画，但久不归还，说是调，但又不办手续，已经拖了四年了。东北博物馆对文物局很有意见”。
在这次会上，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马非百还抨击了当前工作教条主义严重的问题，“例如历史地图，为了怕影响与越南、朝鲜兄弟国家的关系，汉代的交趾九郡和乐浪四郡都不许画，辛亥革命以前的地图不许画外蒙古”，再比如，历史博物馆设计员孙作云研究古代神话，他提出应将我国有关图腾的神话传说作为原始社会的辅助陈列，但在会上遭到了批评，从此再也不敢说了。
结果，“反右”一开始，风向陡转，《文物》期刊很快发表《驳斥右派分子马非百对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污蔑》一文，称其言论“忘恩背德，信口雌黄”，马非百不得不离开博物馆，去了中华书局。沈从文也做了思想检查才过关。
1959年8月，随着人民大会堂东侧新馆落成，北京历史博物馆迁入，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当年10月开始预展。1961年7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一起正式对外开放。一位参观者在留言簿上写道：“参观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更加增强了建设祖国的信心，我们一定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高举三面红旗，胜利前进。”
特别任务
1965年，正在革命博物馆保管部工作的苏东海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征集两项革命文物。
一个是关于“洋油”的史料。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提出“自力更生”口号，期间大庆石油的发现，是一个很突出的典型，代表着现在“自给自足”，因此征集洋油的史料，就是要配合“自力更生”方针的宣传。另一个是“美帝侵华”的史料，这件事情的背景是1965年2月10日北京举行百万人集会示威，抗议美国侵略罪行，支持越南反美斗争。两项征集工作均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无疑，它们标志着博物馆进一步为阶级斗争提供服务。
苏东海首先用了十天半个月，到社科院近代史所、经济所，北京图书馆、新华社了解线索，然后去了上海和南京。上海石油的资料多，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东西多，苏东海穿梭于两个城市，在南京找到东西便要求直接复制，然后到上海去找，南京这边复制好了，又坐夜车回来再开一批东西，“在宁沪之间来回都是利用夜间坐车，不耽误工作。”
在上海司法局，苏东海找到了一张“会审公堂”照片，所谓会审公堂，就是租界里面的外国人设立的法庭，“会审公堂的一张照片，中国人跪在地上，法官是外国人，这张照片以后用了很出名。”
在一个老石油代销站，苏东海找到了大批的旧照片，“美孚油和英国的壳牌”，还搜集了很多的小洋油灯和洋油招牌。
顺着代销站的线索，苏东海继续找当年的资本家“代办”，“代办”住在宁波，苏东海到了宁波后，在统战部文管会的协助下找到他，要当时的代理合同。“这资本家吓得不得了，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后来统战部给他做工作，说没有关系。但他怕过去没交，现在再交的话不得了，他坚决不说，所以我们没有挖出来。”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历史博物馆首先遭到波及。“五一六”通知发出前后，《人民日报》上陆续刊登文章，指出邓拓在1959年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筹备组组长期间，在馆内增加陈列正被狠批的明代历史人物海瑞的内容，“把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他攻击党的又一据点”。
为了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文革”期间博物馆内很多文物甚至遭到了篡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在刘少奇被打倒后，收藏于革命博物馆的油画《开国大典》上刘少奇的形象也相应地“消失”，一些有张国焘名字布告，也要将其名字抠掉。1969年8月，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似乎显示着，“革命”与“历史”仅存的分水岭已经不存在了。
国家文化平台
“文革”后期，随着政治气氛初步缓和，陷于停滞的两馆工作也有了一些解冻的迹象，1975年，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下成立了考古征集组，1979年正式恢复了考古部，这意味着停滞已久的博物馆科研工作重新启动。1983年初革博历博两馆恢复独立建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品经济不再是禁忌的话题，1982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介绍了收藏在历史博物馆中我国已知最早的商标——宋朝“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白兔商标”。文章结尾提到：“我们应该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商标形式，使它在扩大商品宣传，提高商品质量，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促进四化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八十年代拨乱反正，停止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博物馆又回到文化本质上来，强调了文化性。”苏东海说。
当时革博的藏品，从革命文物，逐步偏向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留下的物证，例如三大改造与合作化运动中的报喜信等。到了90年代，馆内“中国革命史陈列”改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成“当代中国”。用一个比较宽松的概念，介绍近代以来的历史。
而历史博物馆则在新世纪初，对1959年开馆以来便设置的“中国通史陈列”进行了最大一次修改，从过去单一的依照时代顺序和断代发展史，改为以断代史为主，结合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以及中国古代货币史等若干专门史，教科书色彩进一步减退。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要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用于重要的文化单位和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文化设施建设上。有计划地建成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2003年2月28日，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为全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对于“国家博物馆”这个提法，现任国博馆长吕章申曾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解释道：“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感觉博物馆都是有历史有艺术的，是综合性的博物馆。如果我们还叫历史馆，还叫革命馆，可能就与现在中国的形象不符。”
事实上，就在国家博物馆挂牌后不久，国博的改扩建工程已经由国务院批准立项。在这个规划中，国家博物馆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博物馆，曾经参与新国博改扩建可行性研究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认为，博物馆说教性质的减弱，公共娱乐性的提升是建筑师重新考虑设计的切入点。这也与吕章申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指出，新国博除了要有丰富的藏品和好的展厅，还要有一个新功能就是休闲，“大众来了，看完后得有个休息的空间”。
相比之下，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博物馆，也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例如调集文物。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认为, 从根本上说，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 组建国家博物馆应当支持。但像过去的一纸征调，现在绝不会再这样做了。
然而，这似乎也正是告别过去，和未来接轨的象征。
2011年3月1日，改扩建完成的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率先迎接观众的，是旧馆二层北侧长期陈列的“复兴之路”展览，与潘天寿、李可染、黄胄三位国画大家的专题展，这似乎明白地暗示着今天国家博物馆的定位，“不仅在文化上担当了（展现）国家的任务，而且雅俗共赏，科学与艺术并重，它是个综合性更高的国家文化平台。”苏东海说。
2012年7月，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建馆100周年。同时举行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建筑设计展”，向观众呈现了2007年新馆建筑设计、实施方案的整个产生过程。在那次改造完成后，国博一跃成为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半个世纪前，当苏东海刚来到这里工作时，这座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宏伟建筑还在打地基，即将入驻这里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
“向前看的文化”
1959年初，32岁的苏东海从部队转业来京工作，由于身上有参加朝鲜战争时留下的旧伤，他想找一个干起来“省劲”的活儿。正好他的一个老首长在“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当办公室主任，说“你到我这儿来吧”。
那时，苏东海的爱人在《北京日报》社上班，苏东海选择来北京，主要是为了与爱人会合，解决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至于博物馆事业，他原以为不过是个“养老”的地方，就去了。“没想到博物馆比任何地方都忙，没日没夜。”
就在几个月前的1958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兴建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两个单位一体建筑，1959年国庆节前完工。广场上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
同时，两馆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又从全国各地借调干部进京参加筹备工作，“那个时候抽的都是中央党校的、中宣部研究室的人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另外吸收人民大学的一批党史研究生，从全国又收集了一些研究党史的人，我是在那个时候从部队抽来的一批人。”苏东海回忆道。这批人汇聚在故宫的武英殿办公，“一个是研究党史，另一个就是围绕着党史找东西。”根据上级要求，新馆中须按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来陈列。
1959年7月，新馆的陈列室建成，这批人从武英殿搬到新馆。为了尽快把陈列布置就绪，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调集文物局里全部人员来馆支援，大家日以继夜地在陈列室里加班，汗流浃背地干。
当年9月22日，中央政治局对革命博物馆的工作做出新指示：“应强调政治挂帅，以毛主席正确思想和路线为纲，用这条红线贯穿各个革命时期、各个方面的斗争，把关键性的环节，陈列在显著地位。”因此，“1960年‘十一’修改的陈列，为了突出毛泽东思想，用了过多的毛泽东照片和毛泽东语录，甚至把毛泽东著作做成放大的假本，突出陈列，在形式上用了过多的红色。”当年在筹备处工作的沈庆林回忆。
分配在“解放战争”版块军事组的苏东海，则对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有了新的认识，“它的题目是随着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向前发展??所以博物馆不是一个向后看的文化，它是一个向前看的文化，所以它特别忙，不像我想象的是一个养老的地方。”
政治启蒙
早在1950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就已经成立，负责人王冶秋也是第一个建议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人。
在筹备处陈列部主任谢炳志回忆中，王冶秋在北平解放后便有了征集革命文物的想法，比如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他说：“我一进北平城首先就想到这个绞架,我决心无论如何要找到它。我们党内多少好同志被敌人残杀,那真是惨不忍睹!”后来，他借了辆自行车，从东城跑到西城，终于在德胜门外北平第二监狱的草丛中，找到了这个绞刑架。
对于刚刚建立新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博物馆是宣示自己的历史和政策的场所。1951年，筹备处筹办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纪念展览”，经过党中央审查后，于内部开放。这也是筹备处最早组织的一个陈列，在苏东海看来，它担当的就是“政治启蒙”的功能。
新博物馆如此，从民国遗留下来的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开始染上“革命”的色彩。北平历史博物馆的前身是建立于1912年7 月9 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当初创办的宗旨为“搜集历代文物, 增进社会教育”，归教育部管辖。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创办的博物馆。1917年, 教育部决定将该馆迁往故宫午门，1926年，经过多年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在午门城楼及东西雁翅楼向观众开放。1933年起，更名为北平历史博物馆。
从创建伊始，历史博物馆致力于文物的收集，其中主要是古器。截至1925年, 历史博物馆藏品总计达21 万5千余件, 分为石器、玉类、陶器、兵器等26类。“过去在国民政府时代，（博物馆）学的是英美。像南通博物苑是中西结合得比较好的。其他一些省博物馆，比较多的是学日本的经验。”苏东海指出。
到了新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北平刚一解放，王冶秋便以北平历史博物馆的名义起草了“征集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各种文献、实物”的启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杀害李大钊的那个绞刑架，当年便直接运往了历史博物馆保管。北平解放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历史博物馆便收集了1933年徐向前退守大巴山脉时所铸的铜钱一枚，范文澜捐赠的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照片底片八张，张仲锐捐赠的李大钊与八位同难者合影的照片一份，凌昌炎捐赠的各种有关革命图书杂志一百三十二册，以及各方捐献的许多资料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同一天，该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于文化部。两个月后，为了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北京历史博物馆举行了签名祝寿，并集资制锦旗送礼。
这一系列举动的背景，是苏联博物馆思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向苏联学习
1949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平的图书博物工作》一文，指出“历史博物馆过去好像是古董铺，东西不少，但完全是不科学地摆在那里”，“今后的图书博物工作，同样的应该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几十年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图博工作经验。”1955年8月，文化部还派了一个博物馆代表团，以王冶秋为团长，赴苏联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考察。
所谓“向苏联学习”，其实就是突出博物馆的意识形态色彩。1956年7月，历史博物馆设立在北京午门上的中国近代史陈列室正式开放，这个展览介绍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的历史情况，林则徐提出禁烟的奏折原件，太平天国“资政新篇”孤本都在此展出，完全按照课本上宣传的革命史观进行设计与陈列。 同一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制作长征路线图时，将张国焘所制定的四方面军的“错误路线”使用了黄色进行标注。
高度计划性是从苏联博物馆学到的另一项经验。当时强调“全国一盘棋”，各地文物机构都要将征集到的流散文物，按照国家文物局确定的“充实中央，照顾地方”的原则进行分配。特别是在1959年历史与革命博物馆落成完工前，各地区博物馆向中央“输血”达到了一个高潮，像湖北省向历史与革命博物馆捐献了战国、三国等时期墓葬的文物，上海博物馆捐献了三千年前西周时代的许多珍贵文物。“后来邓小平有一个批示，还是要还给人家，或者给人家复制品。那时候革命博物馆有一批借的档案馆的东西，复制以后把原件还了。”苏东海回忆道。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在文化部约在京文物专家举行座谈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沈从文还专门提到文物流动的问题，他说，他到几个省市视察，发现许多师范学院和综合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和学生希望出土文物作实物教材而不可得，“这是因为文化部规定的制度太死，使得文物不能调动。”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唐兰提到“文物局借东北博物馆的四张画，但久不归还，说是调，但又不办手续，已经拖了四年了。东北博物馆对文物局很有意见”。
在这次会上，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马非百还抨击了当前工作教条主义严重的问题，“例如历史地图，为了怕影响与越南、朝鲜兄弟国家的关系，汉代的交趾九郡和乐浪四郡都不许画，辛亥革命以前的地图不许画外蒙古”，再比如，历史博物馆设计员孙作云研究古代神话，他提出应将我国有关图腾的神话传说作为原始社会的辅助陈列，但在会上遭到了批评，从此再也不敢说了。
结果，“反右”一开始，风向陡转，《文物》期刊很快发表《驳斥右派分子马非百对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污蔑》一文，称其言论“忘恩背德，信口雌黄”，马非百不得不离开博物馆，去了中华书局。沈从文也做了思想检查才过关。
1959年8月，随着人民大会堂东侧新馆落成，北京历史博物馆迁入，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当年10月开始预展。1961年7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一起正式对外开放。一位参观者在留言簿上写道：“参观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更加增强了建设祖国的信心，我们一定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高举三面红旗，胜利前进。”
特别任务
1965年，正在革命博物馆保管部工作的苏东海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征集两项革命文物。
一个是关于“洋油”的史料。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提出“自力更生”口号，期间大庆石油的发现，是一个很突出的典型，代表着现在“自给自足”，因此征集洋油的史料，就是要配合“自力更生”方针的宣传。另一个是“美帝侵华”的史料，这件事情的背景是1965年2月10日北京举行百万人集会示威，抗议美国侵略罪行，支持越南反美斗争。两项征集工作均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无疑，它们标志着博物馆进一步为阶级斗争提供服务。
苏东海首先用了十天半个月，到社科院近代史所、经济所，北京图书馆、新华社了解线索，然后去了上海和南京。上海石油的资料多，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东西多，苏东海穿梭于两个城市，在南京找到东西便要求直接复制，然后到上海去找，南京这边复制好了，又坐夜车回来再开一批东西，“在宁沪之间来回都是利用夜间坐车，不耽误工作。”
在上海司法局，苏东海找到了一张“会审公堂”照片，所谓会审公堂，就是租界里面的外国人设立的法庭，“会审公堂的一张照片，中国人跪在地上，法官是外国人，这张照片以后用了很出名。”
在一个老石油代销站，苏东海找到了大批的旧照片，“美孚油和英国的壳牌”，还搜集了很多的小洋油灯和洋油招牌。
顺着代销站的线索，苏东海继续找当年的资本家“代办”，“代办”住在宁波，苏东海到了宁波后，在统战部文管会的协助下找到他，要当时的代理合同。“这资本家吓得不得了，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后来统战部给他做工作，说没有关系。但他怕过去没交，现在再交的话不得了，他坚决不说，所以我们没有挖出来。”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历史博物馆首先遭到波及。“五一六”通知发出前后，《人民日报》上陆续刊登文章，指出邓拓在1959年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筹备组组长期间，在馆内增加陈列正被狠批的明代历史人物海瑞的内容，“把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他攻击党的又一据点”。
为了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文革”期间博物馆内很多文物甚至遭到了篡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在刘少奇被打倒后，收藏于革命博物馆的油画《开国大典》上刘少奇的形象也相应地“消失”，一些有张国焘名字布告，也要将其名字抠掉。1969年8月，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似乎显示着，“革命”与“历史”仅存的分水岭已经不存在了。
国家文化平台
“文革”后期，随着政治气氛初步缓和，陷于停滞的两馆工作也有了一些解冻的迹象，1975年，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下成立了考古征集组，1979年正式恢复了考古部，这意味着停滞已久的博物馆科研工作重新启动。1983年初革博历博两馆恢复独立建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品经济不再是禁忌的话题，1982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介绍了收藏在历史博物馆中我国已知最早的商标——宋朝“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白兔商标”。文章结尾提到：“我们应该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商标形式，使它在扩大商品宣传，提高商品质量，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促进四化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八十年代拨乱反正，停止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博物馆又回到文化本质上来，强调了文化性。”苏东海说。
当时革博的藏品，从革命文物，逐步偏向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留下的物证，例如三大改造与合作化运动中的报喜信等。到了90年代，馆内“中国革命史陈列”改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成“当代中国”。用一个比较宽松的概念，介绍近代以来的历史。
而历史博物馆则在新世纪初，对1959年开馆以来便设置的“中国通史陈列”进行了最大一次修改，从过去单一的依照时代顺序和断代发展史，改为以断代史为主，结合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以及中国古代货币史等若干专门史，教科书色彩进一步减退。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要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用于重要的文化单位和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文化设施建设上。有计划地建成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2003年2月28日，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为全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对于“国家博物馆”这个提法，现任国博馆长吕章申曾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解释道：“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感觉博物馆都是有历史有艺术的，是综合性的博物馆。如果我们还叫历史馆，还叫革命馆，可能就与现在中国的形象不符。”
事实上，就在国家博物馆挂牌后不久，国博的改扩建工程已经由国务院批准立项。在这个规划中，国家博物馆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博物馆，曾经参与新国博改扩建可行性研究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认为，博物馆说教性质的减弱，公共娱乐性的提升是建筑师重新考虑设计的切入点。这也与吕章申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指出，新国博除了要有丰富的藏品和好的展厅，还要有一个新功能就是休闲，“大众来了，看完后得有个休息的空间”。
相比之下，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博物馆，也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例如调集文物。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认为, 从根本上说，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 组建国家博物馆应当支持。但像过去的一纸征调，现在绝不会再这样做了。
然而，这似乎也正是告别过去，和未来接轨的象征。
2011年3月1日，改扩建完成的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率先迎接观众的，是旧馆二层北侧长期陈列的“复兴之路”展览，与潘天寿、李可染、黄胄三位国画大家的专题展，这似乎明白地暗示着今天国家博物馆的定位，“不仅在文化上担当了（展现）国家的任务，而且雅俗共赏，科学与艺术并重，它是个综合性更高的国家文化平台。”苏东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