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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罢官”的概念应予以推广，因为在权力缺乏监督约束的当下，网络恐怕是民权限制公权的最低门槛和最方便手段，也是“顶层”体察民情民意以保持执政合法性的最真实平台。
互联网进入中国以及所带来的变化是“一场复杂的信息革命”，许多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它的神奇与伟大。自从普通民众也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活动以来，网络力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在不断呈现，网络上体现的民权与公权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日益彰显。
2011年1月8日，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重庆同创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明渝网络实名举报了重庆市正厅级官员翁振杰“受贿涉黑等犯罪事实和线索”。后者头衔众多且身份显赫，分别为重庆市第三届人大常委、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由于事发重庆市“两会”期间，且举报人和被举报人都在参会，其造成的轰动效应可想而知。有与会代表透露，张明渝在分组讨论会上也向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做了说明。随后，翁振杰对被举报的事实进行了否认，“张明渝利用重庆‘两会’特殊敏感时刻，利用‘两会’代表身份进行造谣污蔑、恶意中伤”。
类似使用实名或虚名的网络举报事件已经在中国层出不穷，网络监督是继传统媒体监督后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是中国社会民主发展的一部分，其公开、及时、不受他人左右、敢说真话、敢讲实话等特点，以及相较传统媒体在理念、手段、技术和不可阻挡性，均体现了现代文明和现代制度的特征。
“对于网络上反映出来的众多社会舆论，不疏导肯定不行，但是完全放开了又麻烦，如何掌握尺度很困难。”北京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说，“不过言论自由也是有边界的，网络的监督力量只应该针对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涉及个人权利的问题也有相关的法律处理，对于官员个人的情况也一样。”
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曾表示，不能因为出现一些不实内容就否定网络的监督作用，而且网民的自身素质也会不断提高。
“没有互联网该多好”
2010年末，云南省知名网友“边民”对云南省环保厅一名副厅长“持续开炮”，指出后者涉嫌以亲属的名义购买昂贵别墅，还违章搭建，抗拒城管执法。不过，该副厅长并没有公开身份到网络上“应战”，使得“边民”的吵闹始终是一场“独角戏”。
“虽然他没有公开回应，暗地里却发动了各种关系来‘劝服’我，但我不吃那一套。”“边民”说，“许多网友都问我‘这名副厅长到底有没有问题’，作为网民我只能尽量公布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其它方面必须由纪委检察院去调查才会清楚。”
他表示，如果自己所说的内容有失实之处，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与责任，绝不临阵脱逃。曾经参与“躲猫猫事件”调查的“边民”“网战”厅官已经不是第一次，云南省中医学院原院长就是被其穷追猛打成“李抄抄”，“战火”甚至烧到云南省教育厅，最后以该院长被调离了结。
另外，“边民”在网络上指责了一起发生在昆明的官商勾结，涉嫌破坏国家历史文化建筑的事件中，已有人发帖说“要在街上亲手击杀边民老贼”。“边民”随即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单位和真实姓名，却一直没有人敢找他取命。
“边民”是近几年来中国网民通过网络力量解决问题的典型代表之一，当然他表示自己“最有兴趣的是对官员行为进行监督，对被滥用的公权力进行批判”。而众所周知的情况是，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巨大的舆论压力，媒体的追踪报道，使得各地纪委检察院和相关管理部门不得不着手调查，尽快给网民一个说法，一些官员因此立马被免职、查办。
刘德良说：“传统的媒体途径有限，而网络的开放、虚拟性，发表言论不需要实名，不需要面对面，有一种‘我是躲起来的，找到我不容易’的心态。网络使用方便，门槛很低，而且有互动，是监督、批评都很有效的平台，甚至都有人认为当今‘上访不如上网’了。”
2009年初的“周久耕事件”，到2010年初的“香艳日记”、2010年9月的“北大女生自称被州长强奸”网帖事件，网民借助互联网的技术越来越娴熟，致使一批批问题官员先后落下马来。
“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大骂屁民”、“内蒙古贫困县女检察长开百万豪车”、“河南省新密市安监局长十不知道”、“湖南省永兴县财政局副局长摆宴敛财”、“成都交警中队长只为领导服务”……数不胜数的事件、官员都因为网友的举报、披露而迅速蹿红各大网站。
“现在政府对网络的监控难度很大，而且政府自身也在利用网络工作。”刘德良说，“传统的知情权只能靠政府的信息公开，现在却是知情者就可以公开，公众就有机会了解。除了普通信息，违纪违法、贪污腐败都会被披露，而且很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后期如果纪检、司法力量介入查处，‘网络罢官’就可以形成。”
“边民”认为，“网络罢官”是一种通俗说法，其实不够严谨和准确，毕竟网络是不能直接罢免任何官员的；但网络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有时可以促使当局“丢卒保车”、“挥泪斩马谡”，将确有劣迹影响到政府形象和不利于“维稳”大局的某些官员进行“组织抛弃”，相当于为了保持“组织肌体”的健康，必须割除一些“坏死细胞”。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罢官便有了高层和底层的双重需要。
他建议“网络罢官”的概念应予以推广，因为在权力缺乏监督约束的当下，网络恐怕是民权限制公权的最低门槛和最方便手段，也是“顶层”体察民情民意以保持执政合法性的最真实平台。
“没有互联网该多好!”在网络的巨大力量下，已经有不少官员发出如此叹息。《人民论坛》在2010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70％的受调查者认同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88％的网友认为官员“网络恐惧”是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
截至2010年4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达4.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28.9％，网络规模居世界首位，网民监督、反腐的力量已不可忽视。国务院新闻办在2010年末发表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中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网络监督日益成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
需要公权力出手处置
不出门、不露面，敲动键盘、点击鼠标就能完成举报，这种风险很低的网络监督形式已成为中国网民越来越熟练的技能。
多种元素决定了爆料之后的传播速度、传播面以及跟进评论的反复发酵二次、三次、多次传播。当舆论达到一定规模一点击量、跟帖量、传统媒体介入数量和深度等参数，政府或出于“维稳”需要或出于清理组织肌体病毒需要，“罢官”就成为平息舆论的重要选项。“边民”表示：“网络罢官这事，网民能做的只是爆料和形成一定规模的‘舆论引导’，然而这只是一种 效果而非结果。‘罢官’的结果，最终是需要公权力出手处置才能形成。”
不过，也并非所有“被上网”的官员都会落得不利的结局，有许多官员也没有受到实质影响。
2010年11月，湖北省恩施州公安局副局长谭志国也成为新版“日记门”的主角，不过谭随即公开接受了媒体采访，表示帖子中反映的情况是有人故意对自己侮辱毁谤，其已向上级领导汇报，当地政府已经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
还有利用网络“弄巧成拙”的。2010年7月，一篇网上盛传的帖子以报料的方式，将矛头直接指向国家药监局最高领导，中纪委经过调查发现是身为药监局副局长的张敬礼指派其秘书发布，同时还发现张敬礼涉及“强生贿赂案”，使其成了药监系统继郑筱萸之后又一被双规的高官。
另外，曾因质问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而爆红网络的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已经于2010年3月份恢复工作，仍然分管后勤，职务不变，显然其并没有受过什么实质性的处分。
目前，独立域名的廉政网站和各种网站内的自由论坛已经数不胜数，相较官方网站，民间网络发帖举报更受网民青睐。温州一家民间网站(www.703804.net)已经成为全国关注的“最猛料网站”：温州前副市长杨秀珠出逃、鹿城原区委书记杨湘洪滞法不归、温州官员低价购房、一些高官成为高尔夫协会会员等，它的爆料甚至数次引发温州官场动荡。不过这个网站成立不久，相关部门常以“涉嫌金融诈骗”或“非法运营”的名义欲将其彻底关闭。
刘德良认为，民间人士反腐无可非议，网络上进行的活动会有适当的成本支出，这样的情况应该被容忍，犹如请人代笔写信、写材料需要付费一样，关键在于言论内容和行为本身是否合法，最终通过网络表现的是不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网络反腐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反腐形式，它只能依附于制度反腐，或是一个有益补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以往社会民众只能通过信访、检举等方式揭露腐败，成效很低，往往是“知道情况的人没有权力办案，有权力办案的人又不知道情况”，而且举报人很容易遭受打击报复。
“网络反腐可以达到民意期望的效果，并且对举报人的保护也更到位。”他说，“当然，也不能将受影响的官员完全以‘贪腐’定论，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工作失误或能力不足等原因。”
“网络是一种工具、一种平台，当然也要搞清楚是什么人在用，为什么用，相比传统媒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刘德良说，“网络对于老百姓非常方便，所以官员们都不喜欢，原因是权力不想被监督，官员们经常打着整顿网络秩序的旗号，其实是希望能够控制它。”
由此，一些官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挑网络监督的毛病，甚至罗列罪名以期把网络置于他们可以管控的范围里，从而最终达到封锁网络监督的目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抓捕网民和揭露事实真相的人，追究发帖人的法律责任，自创所谓的“诽谤政府罪”、“跨省追捕”等，有些其实是在制造冤假错案。
一切都必须依法进行
目前，网络反腐究竟应该由哪级机构、何种机构受理，相关制度方面尚属空白。在既有的“网络罢官”事件中，有的由同级机构来追查，有的则由更高级别的机构来指示下级机构或直接由自己负责追查。
与网络上民间自发反腐之踊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的民众举报热情已经有所降温。例如实名举报从举报到受理再到最后查处和告知结果都要经过较长时间，而且半路夭折或石沉大海的情况很普遍；而网络发帖却可以轻松地把举报事实“晒”于网上，一方面提高了举报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对执法部门的作为程度及受理速度也是一种监督。
刘德良表示，网络反腐必须解决好与专门机构在反腐制度上如何衔接的问题，“民众在网络、新闻媒体等民间公共领域展开的讨论和交锋，对发现腐败线索、揭露腐败丑闻能够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为这些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友善的政策环境，它们会自下而上地给党政权力监督提供强有力支持”。
2009年6月，最高检察院将举报网站网址作了更新，因点击率过高，首日该网站一度陷入瘫痪。2010年7月，重庆市检察院试行《网络举报(控告、申诉)信息处置试行办法》，重庆市的法律专家认为，检察院的做法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举报，避免了“在网络上闹大了才有人管”的路径依赖，检方第一时间介入，既可以避免事态逐步扩大，也会减少各方的实际损失。
目前，对于网络上出现的种种情况，大多数相关官员、单位不回应，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但是如此只会让问题久拖不决，或者越闹越大。刘德良认为，有必要对已经形成影响的事件进行澄清，要么由组织出面，要么由个人出面；尤其应该鼓励官员出来说话，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都应该站出来说清楚，完全不回应，或者部分回应、选择性回应都是不恰当的。
“要改变以往传统上遮掩的心态和方式，主动回应和披露，不能因为网络中存在一些消极内容就拼命抵制。”
正处于网络举报官员漩涡之中的“边民”则表示，网络力量的成长显而易见，这种成长是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提升，中国互联网15年，它对中国网民的教育作用可能超出了以往几百年。
互联网进入中国以及所带来的变化是“一场复杂的信息革命”，许多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它的神奇与伟大。自从普通民众也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活动以来，网络力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在不断呈现，网络上体现的民权与公权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日益彰显。
2011年1月8日，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重庆同创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明渝网络实名举报了重庆市正厅级官员翁振杰“受贿涉黑等犯罪事实和线索”。后者头衔众多且身份显赫，分别为重庆市第三届人大常委、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由于事发重庆市“两会”期间，且举报人和被举报人都在参会，其造成的轰动效应可想而知。有与会代表透露，张明渝在分组讨论会上也向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做了说明。随后，翁振杰对被举报的事实进行了否认，“张明渝利用重庆‘两会’特殊敏感时刻，利用‘两会’代表身份进行造谣污蔑、恶意中伤”。
类似使用实名或虚名的网络举报事件已经在中国层出不穷，网络监督是继传统媒体监督后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是中国社会民主发展的一部分，其公开、及时、不受他人左右、敢说真话、敢讲实话等特点，以及相较传统媒体在理念、手段、技术和不可阻挡性，均体现了现代文明和现代制度的特征。
“对于网络上反映出来的众多社会舆论，不疏导肯定不行，但是完全放开了又麻烦，如何掌握尺度很困难。”北京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说，“不过言论自由也是有边界的，网络的监督力量只应该针对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涉及个人权利的问题也有相关的法律处理，对于官员个人的情况也一样。”
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曾表示，不能因为出现一些不实内容就否定网络的监督作用，而且网民的自身素质也会不断提高。
“没有互联网该多好”
2010年末，云南省知名网友“边民”对云南省环保厅一名副厅长“持续开炮”，指出后者涉嫌以亲属的名义购买昂贵别墅，还违章搭建，抗拒城管执法。不过，该副厅长并没有公开身份到网络上“应战”，使得“边民”的吵闹始终是一场“独角戏”。
“虽然他没有公开回应，暗地里却发动了各种关系来‘劝服’我，但我不吃那一套。”“边民”说，“许多网友都问我‘这名副厅长到底有没有问题’，作为网民我只能尽量公布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其它方面必须由纪委检察院去调查才会清楚。”
他表示，如果自己所说的内容有失实之处，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与责任，绝不临阵脱逃。曾经参与“躲猫猫事件”调查的“边民”“网战”厅官已经不是第一次，云南省中医学院原院长就是被其穷追猛打成“李抄抄”，“战火”甚至烧到云南省教育厅，最后以该院长被调离了结。
另外，“边民”在网络上指责了一起发生在昆明的官商勾结，涉嫌破坏国家历史文化建筑的事件中，已有人发帖说“要在街上亲手击杀边民老贼”。“边民”随即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单位和真实姓名，却一直没有人敢找他取命。
“边民”是近几年来中国网民通过网络力量解决问题的典型代表之一，当然他表示自己“最有兴趣的是对官员行为进行监督，对被滥用的公权力进行批判”。而众所周知的情况是，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巨大的舆论压力，媒体的追踪报道，使得各地纪委检察院和相关管理部门不得不着手调查，尽快给网民一个说法，一些官员因此立马被免职、查办。
刘德良说：“传统的媒体途径有限，而网络的开放、虚拟性，发表言论不需要实名，不需要面对面，有一种‘我是躲起来的，找到我不容易’的心态。网络使用方便，门槛很低，而且有互动，是监督、批评都很有效的平台，甚至都有人认为当今‘上访不如上网’了。”
2009年初的“周久耕事件”，到2010年初的“香艳日记”、2010年9月的“北大女生自称被州长强奸”网帖事件，网民借助互联网的技术越来越娴熟，致使一批批问题官员先后落下马来。
“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大骂屁民”、“内蒙古贫困县女检察长开百万豪车”、“河南省新密市安监局长十不知道”、“湖南省永兴县财政局副局长摆宴敛财”、“成都交警中队长只为领导服务”……数不胜数的事件、官员都因为网友的举报、披露而迅速蹿红各大网站。
“现在政府对网络的监控难度很大，而且政府自身也在利用网络工作。”刘德良说，“传统的知情权只能靠政府的信息公开，现在却是知情者就可以公开，公众就有机会了解。除了普通信息，违纪违法、贪污腐败都会被披露，而且很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后期如果纪检、司法力量介入查处，‘网络罢官’就可以形成。”
“边民”认为，“网络罢官”是一种通俗说法，其实不够严谨和准确，毕竟网络是不能直接罢免任何官员的；但网络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有时可以促使当局“丢卒保车”、“挥泪斩马谡”，将确有劣迹影响到政府形象和不利于“维稳”大局的某些官员进行“组织抛弃”，相当于为了保持“组织肌体”的健康，必须割除一些“坏死细胞”。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罢官便有了高层和底层的双重需要。
他建议“网络罢官”的概念应予以推广，因为在权力缺乏监督约束的当下，网络恐怕是民权限制公权的最低门槛和最方便手段，也是“顶层”体察民情民意以保持执政合法性的最真实平台。
“没有互联网该多好!”在网络的巨大力量下，已经有不少官员发出如此叹息。《人民论坛》在2010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70％的受调查者认同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88％的网友认为官员“网络恐惧”是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
截至2010年4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达4.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28.9％，网络规模居世界首位，网民监督、反腐的力量已不可忽视。国务院新闻办在2010年末发表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中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网络监督日益成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
需要公权力出手处置
不出门、不露面，敲动键盘、点击鼠标就能完成举报，这种风险很低的网络监督形式已成为中国网民越来越熟练的技能。
多种元素决定了爆料之后的传播速度、传播面以及跟进评论的反复发酵二次、三次、多次传播。当舆论达到一定规模一点击量、跟帖量、传统媒体介入数量和深度等参数，政府或出于“维稳”需要或出于清理组织肌体病毒需要，“罢官”就成为平息舆论的重要选项。“边民”表示：“网络罢官这事，网民能做的只是爆料和形成一定规模的‘舆论引导’，然而这只是一种 效果而非结果。‘罢官’的结果，最终是需要公权力出手处置才能形成。”
不过，也并非所有“被上网”的官员都会落得不利的结局，有许多官员也没有受到实质影响。
2010年11月，湖北省恩施州公安局副局长谭志国也成为新版“日记门”的主角，不过谭随即公开接受了媒体采访，表示帖子中反映的情况是有人故意对自己侮辱毁谤，其已向上级领导汇报，当地政府已经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
还有利用网络“弄巧成拙”的。2010年7月，一篇网上盛传的帖子以报料的方式，将矛头直接指向国家药监局最高领导，中纪委经过调查发现是身为药监局副局长的张敬礼指派其秘书发布，同时还发现张敬礼涉及“强生贿赂案”，使其成了药监系统继郑筱萸之后又一被双规的高官。
另外，曾因质问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而爆红网络的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已经于2010年3月份恢复工作，仍然分管后勤，职务不变，显然其并没有受过什么实质性的处分。
目前，独立域名的廉政网站和各种网站内的自由论坛已经数不胜数，相较官方网站，民间网络发帖举报更受网民青睐。温州一家民间网站(www.703804.net)已经成为全国关注的“最猛料网站”：温州前副市长杨秀珠出逃、鹿城原区委书记杨湘洪滞法不归、温州官员低价购房、一些高官成为高尔夫协会会员等，它的爆料甚至数次引发温州官场动荡。不过这个网站成立不久，相关部门常以“涉嫌金融诈骗”或“非法运营”的名义欲将其彻底关闭。
刘德良认为，民间人士反腐无可非议，网络上进行的活动会有适当的成本支出，这样的情况应该被容忍，犹如请人代笔写信、写材料需要付费一样，关键在于言论内容和行为本身是否合法，最终通过网络表现的是不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网络反腐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反腐形式，它只能依附于制度反腐，或是一个有益补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以往社会民众只能通过信访、检举等方式揭露腐败，成效很低，往往是“知道情况的人没有权力办案，有权力办案的人又不知道情况”，而且举报人很容易遭受打击报复。
“网络反腐可以达到民意期望的效果，并且对举报人的保护也更到位。”他说，“当然，也不能将受影响的官员完全以‘贪腐’定论，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工作失误或能力不足等原因。”
“网络是一种工具、一种平台，当然也要搞清楚是什么人在用，为什么用，相比传统媒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刘德良说，“网络对于老百姓非常方便，所以官员们都不喜欢，原因是权力不想被监督，官员们经常打着整顿网络秩序的旗号，其实是希望能够控制它。”
由此，一些官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挑网络监督的毛病，甚至罗列罪名以期把网络置于他们可以管控的范围里，从而最终达到封锁网络监督的目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抓捕网民和揭露事实真相的人，追究发帖人的法律责任，自创所谓的“诽谤政府罪”、“跨省追捕”等，有些其实是在制造冤假错案。
一切都必须依法进行
目前，网络反腐究竟应该由哪级机构、何种机构受理，相关制度方面尚属空白。在既有的“网络罢官”事件中，有的由同级机构来追查，有的则由更高级别的机构来指示下级机构或直接由自己负责追查。
与网络上民间自发反腐之踊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的民众举报热情已经有所降温。例如实名举报从举报到受理再到最后查处和告知结果都要经过较长时间，而且半路夭折或石沉大海的情况很普遍；而网络发帖却可以轻松地把举报事实“晒”于网上，一方面提高了举报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对执法部门的作为程度及受理速度也是一种监督。
刘德良表示，网络反腐必须解决好与专门机构在反腐制度上如何衔接的问题，“民众在网络、新闻媒体等民间公共领域展开的讨论和交锋，对发现腐败线索、揭露腐败丑闻能够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为这些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友善的政策环境，它们会自下而上地给党政权力监督提供强有力支持”。
2009年6月，最高检察院将举报网站网址作了更新，因点击率过高，首日该网站一度陷入瘫痪。2010年7月，重庆市检察院试行《网络举报(控告、申诉)信息处置试行办法》，重庆市的法律专家认为，检察院的做法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举报，避免了“在网络上闹大了才有人管”的路径依赖，检方第一时间介入，既可以避免事态逐步扩大，也会减少各方的实际损失。
目前，对于网络上出现的种种情况，大多数相关官员、单位不回应，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但是如此只会让问题久拖不决，或者越闹越大。刘德良认为，有必要对已经形成影响的事件进行澄清，要么由组织出面，要么由个人出面；尤其应该鼓励官员出来说话，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都应该站出来说清楚，完全不回应，或者部分回应、选择性回应都是不恰当的。
“要改变以往传统上遮掩的心态和方式，主动回应和披露，不能因为网络中存在一些消极内容就拼命抵制。”
正处于网络举报官员漩涡之中的“边民”则表示，网络力量的成长显而易见，这种成长是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提升，中国互联网15年，它对中国网民的教育作用可能超出了以往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