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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日期的逼近，抽象的劳资关系忽然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案例。
先是9月底有消息传出，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为”）鼓励7000余名工作满8年的老员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办理主动辞职手续，竞聘后再与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
10月22日，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发出裁员通知，全球共有200多名员工将被“无原则解雇”，其中中国员工占总数一半左右。
11月8日，日本媒体报道称，因中国《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奥林巴斯公司将不能再随意解雇工人及雇佣临时工，奥林巴斯即将关闭位于中国的一家相机工厂，并迁往越南建厂。奥林巴斯公司迅速对此事做出回应，称其在中国的任何一家工厂都不会被关闭，也不会裁员，但确实计划在越南建设一个新的相机工厂。
这些敏感事件的发生一次次撩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
有人表达对于劳动者被“资本”随意“蹂躏”的愤怒；有人认为，不必为企业的正常战略调整而过度敏感；还有人担心，华为打响了企业“反击《劳动合同法》的第一枪”，如果法律不作调整，将会有大量的企业紧随其后......
因为《劳动合同法》，人们再一次审视着自己或者别人的劳资关系和劳资“命运”。
从改革开放前的“铁饭碗”，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年代的“资本强势”，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劳动者感受着完全不同的劳资关系。
低薪欠薪、加班没有加班费，短期合同甚至没有合同，毫无理由的解雇，不知猴年马月的休假权利，“血汗工厂”、“民工讨薪”......
据劳动保障部统计，1995-2006年的12年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13.5倍，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5.4倍。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全国劳动法执法检查显示，中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调查还显示，60%以上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是短期合同，大多是一年一签，有的甚至一年几签。
专家认为，1995年至今，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形成了由所有权和经营权联合起来的利益主体和集团，他们共同面对劳动者，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主要的矛盾，但现实中劳动者的权利却一直被忽视。在此背景下起草的《劳动合同法》，将有利于保证劳动者的稳定感并进而促进企业劳动关系和谐。
包括《劳动合同法》在内，许多为保护劳动者、改善劳资关系而付出的努力都在进行中。
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者的饭碗不应该是易碎的。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劳动关系。
劳资新关系：
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许浩/北京报道
随着11月7日华为对外宣布“7000人集体辞职事件”已结束，被媒体称为华为“裁员门”的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由此事引发的紧张、焦虑情绪却并没有消退。
有学者认为，华为打响了企业反击《劳动合同法》的第一枪。如果法律不作调整，将会有大量的企业紧随其后，一场大规模的企业反击《劳动合同法》的举动行将开始。
《新京报》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自《劳动合同法》颁布以来，上海一些企业因为对《劳动合同法》的反应不同而形成了三大群体：第一类是本已大面积实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大型国有企业及跨国公司，面对劳资新规反应平静；第二类以一些二流跨国公司为代表，他们目前虽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正积极“研究”新政；第三类是一些守法意识欠缺的中小民营企业，对新法的实施漠然视之。
一部共8章98条的《劳动合同法》，从起草之初就牵动了所有中国劳动者和“资方”的神经。随着实施日期的临近，关于这部法律的争论却没有平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充满博弈的法律，就是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博弈的缩影。
立法过程中的博弈
《劳动合同法》的起草工作开始于2004年，当时正是其母法——《劳动法》颁布10周年之际。10年间，我国的经济体制、企业形式和劳动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劳动争议纠纷也在大幅度增加。
而众多劳动争议案件中的核心便是合同问题。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全国劳动法执法检查发现，中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调查还显示，60%以上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是短期合同，大多是一年一签，有的甚至一年几签。
劳动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实际上是《劳动法》的具体化。它的直接动因是劳动合同制度实施得并不理想，针对没合同、合同短期化、合同不规范、合同不落实等基本状况。
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立法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目前中国劳动关系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从1995年至今，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有很大变化，产权结构中私产已经占据相当大的地位，经营权也已市场化，中国由此形成了由所有权和经营权联合起来的利益主体和集团，他们共同面对劳动者。在此情况下，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主要的矛盾。同时，现实中劳动者的权利却一直被忽视。旧体制不复存在，新体制下的权利没有建立，这种权利真空会导致激进行为，导致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劳动合同法》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形式平等达至实质平等，公权介入是一大特点。
常凯对媒体表示，在此情况下，《劳动合同法》力推无固定期限合同，以达到有利于保证劳动者的稳定感并进而促进企业劳动关系和谐。而无固定期限合同却使得企业惴惴不安。
2005年12月24日，《劳动合同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于2006年3月20日将一审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并征求意见。这几乎牵动了所有中国劳动者和资方的神经。截至2006年4月20日，通过网络、报刊、信件等各种渠道表达的意见多达19万余件，这在新中国立法史上实属罕见。
许多外资企业在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和上海的美国商会，以及广州的外商投资商会等等，向立法机关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如果实施过分强调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会增加劳动成本，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造成消极的影响。来自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更是发出了“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的言论。
2007年6月19日，《劳动合同法》获得通过。各种关于《劳动合同法》不利于企业发展、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消极影响的言论也随之铺天盖地而来。
《劳动合同法》颁布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开展的一项主题为“对您所在企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参加调查的522位HR（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中，近1/3的HR认为，“员工辞退成本增加，选人压力加大”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因如此，在各地培训市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众多的劳动合同法培训课程，内容多为“如何规避新《劳动合同法》”、“怎样应对新《劳动合同法》”等。
被误读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企业集中反映最强烈的是《劳动合同法》的第十四条，即：劳动者在符合“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用人单位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从《劳动合同法》起草到颁布的过程中，无固定期限合同就一直是争议焦点。有人认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虽然有利于保证劳动者的稳定感，但是加重企业的负担，僵化劳资关系，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而企业则普遍担心，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会使其成为企业的“永久员工”，是否意味着“铁饭碗”时代“回归”？
劳动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教授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无固定期限合同就是劳动合同主体双方没有约定合同终止期限的合同，其它的地方和固定期限合同一样，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如果遇到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可以解除的条件，或者可以裁员的状况下，仍然和固定期限合同一样需要解除就得解除，需要裁员就得裁员，不是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就是终身了，企业就得养着了。
常凯指出，固定期限合同终止有一个补偿，而无固定期限合同终止之后没有补偿，这对于企业来说是降低成本，立法希望引导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为这种合同从长期看对于员工和企业都是有价值的，都是有利的。
常凯认为，企业误读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没有理解新《劳动合同法》是促进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的立法目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是一种普遍采用的劳动合同形式，这并不是我们的独创。
立法的目标是“稳定劳动关系”
在学术界，也有学者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前景表示出了忧虑。
“有人认为华为‘裁员门’事件对劳动者来说只是阵痛，但是我认为华为‘裁员门’事件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不改变立法思路，《劳动合同法》带给普通劳动者的就不仅是‘阵痛’了，很有可能是‘长痛’。”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劳动法专家董保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从华为事件来看，《劳动合同法》的实际操作结果可能与预期事与愿违。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在《劳动法》的基础上对企业实行‘严出’政策，对企业的结束劳动关系的措施设置了重重‘关卡’，这令劳动关系僵化。企业必定采取更加严格的‘严进’政策应对。这就使得企业会尽量招有经验的员工，不但初次就业或缺乏职业技能的劳动者就业更困难，就是已经就业的普通劳动者上升发展空间也将受到限制。劳动者是分层的，对中上层劳动者可能是福音，对底层劳动者则可能恰恰相反，甚至是灾难。”董保华向《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表示。
董保华认为，《劳动法》本身也是宽进严出的，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在《劳动法》的基础上再度收紧。劳动力市场就如同一个蓄水池，本来其具有流动性，有进水阀和出水阀。但是《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将出水阀门关闭了，只进不出就会使劳动力市场变成一潭死水。
“立法需要在劳动者、企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过分向一方倾斜。我认为立法的平衡点是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但恰恰现在的立法思路不能保护最普通的劳动者。”董保华认为，正是由于平衡点倾斜，导致立法的失控，实际上使得中高层劳动者也得不到保护（比如华为事件），更别说保护底层劳动者了。这使得劳动关系从短期化变得更短期化，并没有实现立法者的稳定劳动关系的意图。
董保华表示，劳动法是以“强资本、弱劳工”作为基本状态来进行研究的，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种常识，甚至进一步将这一命题演变为劳资对立，对劳动者缺乏更精细的分层研究，则会流于表面，一部原本应该雪中送炭的法律，变成了一部在《劳动法》基础上锦上添花的‘贵族法’、‘观赏法’。
“我们不能够用一种对立的、此消彼长的理念去起草法律，在当今社会只有共赢才是真赢。”董保华对《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说。
《劳动合同法》就是保护劳动者的
面对各方对《劳动合同法》发出的种种质疑，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就是保护劳动者的，而不是劳资双方同时都保护，这一点非常明确。劳动关系是一个双方形式上平等实际上并不平等的关系，劳动者是弱势，法律的作用是扶持弱势达到双方权利的平衡。《劳动合同法》一个基本的主旨就是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具体说来，就是在劳动合同制度当中，要能够通过《劳动合同法》的制订实施来保证就业的稳定、职业的安定。劳方的“宽进严出”是《劳动合同法》的特点，各国劳动立法都是这样，“进来的时候有个就业权的问题，解雇的时候有解雇限制，工人不能随意被解雇，这是基本的要求”。
常凯认为，中国短期劳动合同是我们现在劳动合同的一个特点。劳动力低成本在劳动力资源充分的中国是一个优势，不能轻易放弃，但是劳动力成本低到什么程度，持续多长时间，需要认真思考。《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中国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将面临重大历史转型，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的低劳动成本竞争思路，不光国内外不允许了，而且法律规定也不允许了，所以如何建立劳动法制条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是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选择。
常凯认为，很多企业担心《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企业的成本，认为是企业的枷锁，其实是对《劳动合同法》的误读。“《劳动合同法》加大了企业负担的说法是很不公正的，因为我们原来的成本很低，没有达到适度的成本或者公平的成本，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高速发展，低劳动成本几乎已经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另外，中国加入WTO后，国际经济贸易和劳工标准必须挂钩；同时，低劳动成本的恶果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比如反倾销、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质疑等，所以，这种以低劳动成本为竞争手段的现状必须改变。”
常凯表示，适度提高劳动力成本对于企业来说确实是加重负担，但是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因为成本不是压得越低越好，适度成本可能对于企业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常凯特意举了两个例子：麦当劳已经宣布9月份全面增加员工工资12%-56%，平均30%；上海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今年4月份全员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
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企业的发展将有新趋向，整个市场恐怕也面临着洗牌，谁能适应这一点谁就能有发展，有竞争力，这个严峻的挑战企业应该注意把握。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过程中，企业要有自己的劳动关系战略的构建，与此同时HR要提出具体的劳动关系战略下的新策略。这一方面，对于众多企业来说都是薄弱点甚至空白点，这也是它们感到压力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压力，恰恰应该成为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契机。
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专访劳动法专家常凯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许浩
《劳动合同法》决不是“观赏法”、“贵族法”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劳动合同法》颁布后，一些企业采取了规避手段，特别是华为“裁员门”事件爆发后，有人担心会引发裁员潮。您对此怎么看？
常凯：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肯定会有一些企业出现加紧裁员的情况，这是在立法时就预料到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裁员潮。无论是在《劳动合同法》还是《劳动法》的规定中，企业都是可以裁员的，但是不能违法裁员。如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只能证明它原来的用工机制非常不合理；再者，现在距离《劳动合同法》实施还有一个多月，在它颁布后的4个月里企业不裁员，非要等到实施前一起裁员，可能吗？
华为事件出来后，很多人担心华为会起到带头作用，引发其他企业效仿。但是，华为却一再声明它不是在规避《劳动合同法》。其实，华为这件事反而使得社会各界对必须执行《劳动合同法》的认识更清晰了。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有人担心《劳动合同法》会变成“观赏法”、“贵族法”，难以起到实际作用，特别是难以保护广大的底层劳动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常凯：我个人不认同所谓‘观赏法’这个提法。以前的《劳动法》为什么执行不好，是因为这部法律在具体责任和可操作性方面规定得不够。而《劳动合同法》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作了加强。比如，你不跟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你就要支付两倍的工资。这样不但制裁了违法者，也调动起了劳动者维权的积极性。我们就是要用利益驱动机制，让劳动者可以用法律保障自己的利益。所以，真正督促实施这部法律的不是劳动执法部门而是工人。
此外，这部法律不但具有可操作性而且针对的正是底层的劳动者，比如这部法中对于高收入的劳动者在补偿问题上，是封顶并且限制年限的。这部法不是从什么“贵族劳动者”的利益出发的法律。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有专家认为《劳动合同法》中的一些规定比较模糊，导致一些企业纷纷出台措施，“规避”法律责任；比如说，哪些情况才算企业真正中断了与员工的劳动关系；哪些情况下，工龄是必须连续计算的。目前正在采取哪些措施对类似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常凯：这部法律总体上是符合现在中国的劳资关系调整的实际需求的，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规定不是很明确，有些地方表述不够明确。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相应的措施来完善弥补。目前国家立法机关、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地方立法机构正在抓紧制定法律解释、司法解释、实施细则及规章、文件，对诸如集体辞职、成立子公司与员工签合同等蓄意“规避法律”的行为会做出相关的规定，对某些企业规避的措施采取了应对措施，将会使违法的企业更加得不偿失。这些相应的配套措施在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肯定能够出台。
让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成果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劳动合同法》中提出了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概念，请介绍一下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
常凯：和谐劳动关系是《劳动合同法》第一条规定的，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因为劳动关系是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不和谐的话，这个社会就无法和谐。
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劳资双方在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的基础上，去处理双方的关系，而不是基于双方现有的经济地位与经济实力来处理。在保障劳动者权利的同时，也保障企业的权利。要改变以前那种“强资本、弱劳工”的状态。要实现和谐，不是说双方权利都一样，双方都保护才叫和谐，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是要根据现状。
劳资关系不和谐的原因在哪里呢？劳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劳工权益被侵害是最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劳动标准太低。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初次分配机制不公平，也都是造成劳资不和谐的因素。
我们要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就要改变这些现状。而过去造成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定得不好，而是没有落实好，所以现在要着重落实。
另一个问题是劳动标准太低，要相应地提高。不要说和日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比，就是和印度、越南这些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的劳动标准还是很低的。
不平衡肯定不能建立和谐社会，而要实现平衡，就要扶助弱者限制强者。《劳动合同法》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劳动法以前在法学界很边缘化，也不受外界的关注，但是对于《劳动合同法》，公众的高度参与以及立法机关的谨慎态度，都充分表明这部法律的重要性；这是不是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劳资时代呢？
常凯：《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劳动法制向健全迈进了一大步，使得中国劳动法制更加严格、规范。实际上《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有一个大的背景：过去我们过分强调效率优先，过分追求GDP的增长，忽略了公平，忽略了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如何保障劳工权益，使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成果。现在政府调整了GDP至上的考评机制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战略，这一点在《劳动合同法》的起草制定工作中有所反映。
“我们希望在员工和企业之间达到双赢。”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首先使职工满意，职工满意是我们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通过协商方式化解劳资纠纷，最大限度的推动企业的发展。”
广东三企业谈和谐劳资关系： “员工与企业可以双赢”
吴尚清黄新玉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在享受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劳资关系的复杂和多元化，也使得广东成
为了劳资问题出现最早、最集中的爆发地。在社会各界的理解、误解等各种复杂的态度中，广东省各级工会也在努力为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努力创造和谐劳资关系做着有益而艰难的探索……
广州石化工会主席陆建明：
“工会，有为才会有位”
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工会的偏见，广州石化工会主席陆建明说“有为才会有位。作为一个企业的群众组织，要想有位，自己先要有所作为。”陆建明在接受采访时说：“以前我们是等职工来反映问题，再去解决问题，现在是我们主动下去发现问题，排除问题，解决问题。”从普通工人到工会主席，工人出身的陆建明似乎比一般人更了解工人的需求。
针对一些过度保护职工利益的个案，广州石化宣传部部长、工会副主席吴鹤民说：“工会工作凡事不能过，过犹不及，对于一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没有上进意识的职工过度的保护，会造成职工市场意识的薄弱，一旦发生风吹草动，就不能适应社会的竞争。”
对于这一点，陆建明表示：“职工的根本利益和个别职工的具体利益有时不会完全重合，要注意维护整体职工、包括职工个人的根本利益。”
香港珍宝集团总裁范水煌：
“现在是我们主动找工会”
“现在是我们有事主动找工会。”７月23日下午，珍宝集团总裁范水煌谈起工会，言辞中禁不住有些激动，“工会对我们集团发展作用太大了，对于一个拥有将近２万工人的企业，工会在协调劳资矛盾、稳定劳资关系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回忆起当初成立工会时众人的不理解的遭遇，珍宝集团工会主席曾燕至今颇有感触，她说： “非公有制企业工会作用的发挥，不能仅靠法律和行政的力量，归根到底要靠工会的内在动力及其与企业的亲和力。也就是说，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服务职工、服务企业上。”
如今珍宝的《基层员工建议反馈表》成了工会了解解决基层员工需求的重要渠道，与众不同的珍宝巴士车身玻璃上的遮阳布和坐架旁边的水杯就是打通这条渠道后的一个小成果。
对于“工会对企业能否起到作用”的提问，范水煌回答说：“之前我不敢说,可是今天,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工会在企业中能起到作用,而且是很大的作用。珍宝公司工会所取得的成绩，上到董事会，下到基层员工，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好迪公司董事长黄家武：
“员工应该从企业的发展中获益”
“如果我们的员工不能从公司的发展中获益，那么关注弱势群体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句空话。”好迪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家武说。
“这些年好迪的经济效益一直都是向上的，这给我们做好工会工作奠定了很好的经济基础。工会要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就是企业赢利和企业领导者的境界。”黄家武告诉记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出来打工真的不容易。更何况好迪的效益也是好迪所有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财富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所以必须按劳分配，有这样的心态，才能真正支持工会的发展，做好工会工作首先要从内心尊重员工，不管是高级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
“有这样一个老板，我们下面的工作当然就好做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工作虽然繁杂但相对其他企业来说确实好做”。如今在好迪工作了10年，2002年当选为好迪工会主席的姜家东坦称自己做工会主席做得很开心，他说，“你在好迪会发现公司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员工，这对于一个民营企业真的是很难得的。好迪靠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使每个人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仅能够尽可能实现个人的理想和人生价值，而且在另一方面会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作为工会主席，姜家东希望自己能够在员工和老总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在尽可能保障员工赢得的利益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做到员工满意，老板满意。”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种自上而下形成的企业理念，使好迪成了许多员工向往工作的地方。在好迪，许多老员工的兄弟姐妹，甚至全家一直都在好迪做，上班不打卡，工人干活不计件，就餐不凭票……人性化的科学管理、超强的企业凝聚力如今已成为好迪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上海全面实施欠薪保障金制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俊才/上海报道
上海市长宁区的周女士，在一家印务公司做业务。被拖欠3个月的工资后，法人突然逃匿。后来，她偶然在账册中看到一张“上海市小企业欠薪保障金专用收据”，经多方咨询，才知道公司缴过“欠薪保障金”，周女士找到欠薪受理点，经该受理点核实，11月3日，她领回了2820元欠薪补偿。
目前，不仅是小企业的员工，上海市和周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企业员工，都可以凭借和企业的劳动关系证明及欠薪事实依据等相关材料，交相关受理点审核，经审核确认后，便可以追回自己的那份劳动报酬。
“欠薪保障金”全面铺开
11月14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上海市劳动保障局”）相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表示：“根据规定，今年10月1日起，上海市所有企业均须交纳欠薪保障金。我局已经陆续向企业寄出欠薪保障金缴纳通知单。”
该人士解释，“所有企业是指，所有在上海工商局登记的企业”，这和以往仅限定“300人以下小企业”不同，范围扩大，更能全方位确保上海地区劳动者的工资安全。
目前，上海市正加大全面缴纳欠薪保障金的宣传力度，上海市政府及市劳动保障局网站首页重要的位置，均挂着《上海市企业欠薪保障金筹集和垫付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该《规定》经上海市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通过，由韩正市长签署实施。
企业欠薪保障金由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算管理中心（下称“上海市社保中心”）负责征收，然后报市劳动保障局，由市局复审并作出处理决定。
上海市劳动保障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目前沪上企业正在办理缴纳手续，如果在规定时间未能缴费的，则将由市社保中心移送市劳动保障局实施监察，并处以每日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和最高3000元的罚款，以确保《规定》实施到每一个企业。”
据记者了解，上海市是全国最早实施欠薪保障金的城市。199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小企业欠薪基金试行办法》，2000年批转《关于本市小企业欠薪保障金收缴的实施意见》，正式实行欠薪保障金制度。2007年10月1日起，这两个文件同时废止。
所有企业今年一律交840元
此次上海“扩版”的欠薪保障金实行的是“一刀切”，即所有注册的沪上企业均须缴纳，“无所例外”。而缴纳标准均按照当年上海最低工资标准。“2007年，上海市政府规定实行的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840元，就是说，每个企业今年需要缴纳840元的欠薪保障金。不论企业属性、规模大小，都是一个标准。2008年的交纳标准将根据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市劳动保障局负责该项缴费咨询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该工作人员称，这是“社会共济”，一个企业缴纳840元，全市积累起来也是很大一笔资金。该项资金将以“企业欠薪保障金”的形式全部纳入“社会统筹”，用做发不起工资的企业垫付拖欠的工资。
据《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了解，欠薪保障金的管理和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程序，各级劳动部门在确认企业的确因破产、或法人逃逸等原因无力支付员工工资之后，再核实该员工和企业的劳动关系、欠薪事实后方可获得。但并非所有的欠薪人员都可以被垫付欠薪。“欠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经营者以及和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拥有欠薪企业10%以上股份的、月工资超过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水平3倍的、累计欠薪数额不到200元的，市劳动保障局将不予垫付欠薪。”
据介绍，上海地区的欠薪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为了确保2008年元旦、春节期间不再出现拖欠工资现象，维护社会稳定，上海市正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企业员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活动，重点检查食品、纺织服装、玩具、家具制造、金属加工以及电子产品装配等企业和建筑施工、餐饮服务及其他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个体工商户，以配合全面实施欠薪保障金制度的推行。
专家：应该出台《欠薪保障法》
上海市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9月，劳动报酬及拖欠工资争议仍为全市受理各劳动争议案件中的主要争议。劳动报酬争议3262件，比去年同期增长33.8%，其中，拖欠工资争议2601件，比去年同期增长48%。工资拖欠涉及各种类型的企业。
上海有关方面称，此次欠薪保障金扩大到所有企业，有着实践依据。中国目前实行欠薪保障金的还有北京和广州等地，但扩大到所有企业范围，上海走在了前列。
专家分析，上海推出的欠薪保障金缴纳制度，有点像汽车保险，企业“有投无回，但是，可以确保真正付不起工资的企业的员工拿回自己的合法报酬”。《劳动法》等相关法规中，对企业欠薪也有相应处罚规定，但由于欠薪欠保的情况很复杂，也有专家称，要把法定权利变成现实工资，还有赖于专门的法规保障。从保证劳动者实际获得报酬，解决基本生活、避免社会矛盾的目的出发，国家应当制定《欠薪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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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9月底有消息传出，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为”）鼓励7000余名工作满8年的老员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办理主动辞职手续，竞聘后再与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
10月22日，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发出裁员通知，全球共有200多名员工将被“无原则解雇”，其中中国员工占总数一半左右。
11月8日，日本媒体报道称，因中国《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奥林巴斯公司将不能再随意解雇工人及雇佣临时工，奥林巴斯即将关闭位于中国的一家相机工厂，并迁往越南建厂。奥林巴斯公司迅速对此事做出回应，称其在中国的任何一家工厂都不会被关闭，也不会裁员，但确实计划在越南建设一个新的相机工厂。
这些敏感事件的发生一次次撩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
有人表达对于劳动者被“资本”随意“蹂躏”的愤怒；有人认为，不必为企业的正常战略调整而过度敏感；还有人担心，华为打响了企业“反击《劳动合同法》的第一枪”，如果法律不作调整，将会有大量的企业紧随其后......
因为《劳动合同法》，人们再一次审视着自己或者别人的劳资关系和劳资“命运”。
从改革开放前的“铁饭碗”，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年代的“资本强势”，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劳动者感受着完全不同的劳资关系。
低薪欠薪、加班没有加班费，短期合同甚至没有合同，毫无理由的解雇，不知猴年马月的休假权利，“血汗工厂”、“民工讨薪”......
据劳动保障部统计，1995-2006年的12年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13.5倍，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5.4倍。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全国劳动法执法检查显示，中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调查还显示，60%以上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是短期合同，大多是一年一签，有的甚至一年几签。
专家认为，1995年至今，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形成了由所有权和经营权联合起来的利益主体和集团，他们共同面对劳动者，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主要的矛盾，但现实中劳动者的权利却一直被忽视。在此背景下起草的《劳动合同法》，将有利于保证劳动者的稳定感并进而促进企业劳动关系和谐。
包括《劳动合同法》在内，许多为保护劳动者、改善劳资关系而付出的努力都在进行中。
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者的饭碗不应该是易碎的。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劳动关系。
劳资新关系：
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许浩/北京报道
随着11月7日华为对外宣布“7000人集体辞职事件”已结束，被媒体称为华为“裁员门”的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由此事引发的紧张、焦虑情绪却并没有消退。
有学者认为，华为打响了企业反击《劳动合同法》的第一枪。如果法律不作调整，将会有大量的企业紧随其后，一场大规模的企业反击《劳动合同法》的举动行将开始。
《新京报》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自《劳动合同法》颁布以来，上海一些企业因为对《劳动合同法》的反应不同而形成了三大群体：第一类是本已大面积实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大型国有企业及跨国公司，面对劳资新规反应平静；第二类以一些二流跨国公司为代表，他们目前虽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正积极“研究”新政；第三类是一些守法意识欠缺的中小民营企业，对新法的实施漠然视之。
一部共8章98条的《劳动合同法》，从起草之初就牵动了所有中国劳动者和“资方”的神经。随着实施日期的临近，关于这部法律的争论却没有平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充满博弈的法律，就是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博弈的缩影。
立法过程中的博弈
《劳动合同法》的起草工作开始于2004年，当时正是其母法——《劳动法》颁布10周年之际。10年间，我国的经济体制、企业形式和劳动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劳动争议纠纷也在大幅度增加。
而众多劳动争议案件中的核心便是合同问题。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全国劳动法执法检查发现，中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调查还显示，60%以上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是短期合同，大多是一年一签，有的甚至一年几签。
劳动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实际上是《劳动法》的具体化。它的直接动因是劳动合同制度实施得并不理想，针对没合同、合同短期化、合同不规范、合同不落实等基本状况。
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立法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目前中国劳动关系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从1995年至今，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有很大变化，产权结构中私产已经占据相当大的地位，经营权也已市场化，中国由此形成了由所有权和经营权联合起来的利益主体和集团，他们共同面对劳动者。在此情况下，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主要的矛盾。同时，现实中劳动者的权利却一直被忽视。旧体制不复存在，新体制下的权利没有建立，这种权利真空会导致激进行为，导致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劳动合同法》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形式平等达至实质平等，公权介入是一大特点。
常凯对媒体表示，在此情况下，《劳动合同法》力推无固定期限合同，以达到有利于保证劳动者的稳定感并进而促进企业劳动关系和谐。而无固定期限合同却使得企业惴惴不安。
2005年12月24日，《劳动合同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于2006年3月20日将一审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并征求意见。这几乎牵动了所有中国劳动者和资方的神经。截至2006年4月20日，通过网络、报刊、信件等各种渠道表达的意见多达19万余件，这在新中国立法史上实属罕见。
许多外资企业在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和上海的美国商会，以及广州的外商投资商会等等，向立法机关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如果实施过分强调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会增加劳动成本，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造成消极的影响。来自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更是发出了“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的言论。
2007年6月19日，《劳动合同法》获得通过。各种关于《劳动合同法》不利于企业发展、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消极影响的言论也随之铺天盖地而来。
《劳动合同法》颁布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开展的一项主题为“对您所在企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参加调查的522位HR（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中，近1/3的HR认为，“员工辞退成本增加，选人压力加大”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因如此，在各地培训市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众多的劳动合同法培训课程，内容多为“如何规避新《劳动合同法》”、“怎样应对新《劳动合同法》”等。
被误读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企业集中反映最强烈的是《劳动合同法》的第十四条，即：劳动者在符合“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用人单位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从《劳动合同法》起草到颁布的过程中，无固定期限合同就一直是争议焦点。有人认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虽然有利于保证劳动者的稳定感，但是加重企业的负担，僵化劳资关系，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而企业则普遍担心，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会使其成为企业的“永久员工”，是否意味着“铁饭碗”时代“回归”？
劳动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教授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无固定期限合同就是劳动合同主体双方没有约定合同终止期限的合同，其它的地方和固定期限合同一样，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如果遇到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可以解除的条件，或者可以裁员的状况下，仍然和固定期限合同一样需要解除就得解除，需要裁员就得裁员，不是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就是终身了，企业就得养着了。
常凯指出，固定期限合同终止有一个补偿，而无固定期限合同终止之后没有补偿，这对于企业来说是降低成本，立法希望引导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为这种合同从长期看对于员工和企业都是有价值的，都是有利的。
常凯认为，企业误读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没有理解新《劳动合同法》是促进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的立法目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是一种普遍采用的劳动合同形式，这并不是我们的独创。
立法的目标是“稳定劳动关系”
在学术界，也有学者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前景表示出了忧虑。
“有人认为华为‘裁员门’事件对劳动者来说只是阵痛，但是我认为华为‘裁员门’事件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不改变立法思路，《劳动合同法》带给普通劳动者的就不仅是‘阵痛’了，很有可能是‘长痛’。”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劳动法专家董保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从华为事件来看，《劳动合同法》的实际操作结果可能与预期事与愿违。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在《劳动法》的基础上对企业实行‘严出’政策，对企业的结束劳动关系的措施设置了重重‘关卡’，这令劳动关系僵化。企业必定采取更加严格的‘严进’政策应对。这就使得企业会尽量招有经验的员工，不但初次就业或缺乏职业技能的劳动者就业更困难，就是已经就业的普通劳动者上升发展空间也将受到限制。劳动者是分层的，对中上层劳动者可能是福音，对底层劳动者则可能恰恰相反，甚至是灾难。”董保华向《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表示。
董保华认为，《劳动法》本身也是宽进严出的，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在《劳动法》的基础上再度收紧。劳动力市场就如同一个蓄水池，本来其具有流动性，有进水阀和出水阀。但是《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将出水阀门关闭了，只进不出就会使劳动力市场变成一潭死水。
“立法需要在劳动者、企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过分向一方倾斜。我认为立法的平衡点是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但恰恰现在的立法思路不能保护最普通的劳动者。”董保华认为，正是由于平衡点倾斜，导致立法的失控，实际上使得中高层劳动者也得不到保护（比如华为事件），更别说保护底层劳动者了。这使得劳动关系从短期化变得更短期化，并没有实现立法者的稳定劳动关系的意图。
董保华表示，劳动法是以“强资本、弱劳工”作为基本状态来进行研究的，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种常识，甚至进一步将这一命题演变为劳资对立，对劳动者缺乏更精细的分层研究，则会流于表面，一部原本应该雪中送炭的法律，变成了一部在《劳动法》基础上锦上添花的‘贵族法’、‘观赏法’。
“我们不能够用一种对立的、此消彼长的理念去起草法律，在当今社会只有共赢才是真赢。”董保华对《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说。
《劳动合同法》就是保护劳动者的
面对各方对《劳动合同法》发出的种种质疑，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就是保护劳动者的，而不是劳资双方同时都保护，这一点非常明确。劳动关系是一个双方形式上平等实际上并不平等的关系，劳动者是弱势，法律的作用是扶持弱势达到双方权利的平衡。《劳动合同法》一个基本的主旨就是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具体说来，就是在劳动合同制度当中，要能够通过《劳动合同法》的制订实施来保证就业的稳定、职业的安定。劳方的“宽进严出”是《劳动合同法》的特点，各国劳动立法都是这样，“进来的时候有个就业权的问题，解雇的时候有解雇限制，工人不能随意被解雇，这是基本的要求”。
常凯认为，中国短期劳动合同是我们现在劳动合同的一个特点。劳动力低成本在劳动力资源充分的中国是一个优势，不能轻易放弃，但是劳动力成本低到什么程度，持续多长时间，需要认真思考。《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中国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将面临重大历史转型，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的低劳动成本竞争思路，不光国内外不允许了，而且法律规定也不允许了，所以如何建立劳动法制条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是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选择。
常凯认为，很多企业担心《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企业的成本，认为是企业的枷锁，其实是对《劳动合同法》的误读。“《劳动合同法》加大了企业负担的说法是很不公正的，因为我们原来的成本很低，没有达到适度的成本或者公平的成本，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高速发展，低劳动成本几乎已经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另外，中国加入WTO后，国际经济贸易和劳工标准必须挂钩；同时，低劳动成本的恶果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比如反倾销、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质疑等，所以，这种以低劳动成本为竞争手段的现状必须改变。”
常凯表示，适度提高劳动力成本对于企业来说确实是加重负担，但是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因为成本不是压得越低越好，适度成本可能对于企业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常凯特意举了两个例子：麦当劳已经宣布9月份全面增加员工工资12%-56%，平均30%；上海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今年4月份全员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
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企业的发展将有新趋向，整个市场恐怕也面临着洗牌，谁能适应这一点谁就能有发展，有竞争力，这个严峻的挑战企业应该注意把握。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过程中，企业要有自己的劳动关系战略的构建，与此同时HR要提出具体的劳动关系战略下的新策略。这一方面，对于众多企业来说都是薄弱点甚至空白点，这也是它们感到压力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压力，恰恰应该成为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契机。
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专访劳动法专家常凯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许浩
《劳动合同法》决不是“观赏法”、“贵族法”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劳动合同法》颁布后，一些企业采取了规避手段，特别是华为“裁员门”事件爆发后，有人担心会引发裁员潮。您对此怎么看？
常凯：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肯定会有一些企业出现加紧裁员的情况，这是在立法时就预料到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裁员潮。无论是在《劳动合同法》还是《劳动法》的规定中，企业都是可以裁员的，但是不能违法裁员。如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只能证明它原来的用工机制非常不合理；再者，现在距离《劳动合同法》实施还有一个多月，在它颁布后的4个月里企业不裁员，非要等到实施前一起裁员，可能吗？
华为事件出来后，很多人担心华为会起到带头作用，引发其他企业效仿。但是，华为却一再声明它不是在规避《劳动合同法》。其实，华为这件事反而使得社会各界对必须执行《劳动合同法》的认识更清晰了。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有人担心《劳动合同法》会变成“观赏法”、“贵族法”，难以起到实际作用，特别是难以保护广大的底层劳动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常凯：我个人不认同所谓‘观赏法’这个提法。以前的《劳动法》为什么执行不好，是因为这部法律在具体责任和可操作性方面规定得不够。而《劳动合同法》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作了加强。比如，你不跟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你就要支付两倍的工资。这样不但制裁了违法者，也调动起了劳动者维权的积极性。我们就是要用利益驱动机制，让劳动者可以用法律保障自己的利益。所以，真正督促实施这部法律的不是劳动执法部门而是工人。
此外，这部法律不但具有可操作性而且针对的正是底层的劳动者，比如这部法中对于高收入的劳动者在补偿问题上，是封顶并且限制年限的。这部法不是从什么“贵族劳动者”的利益出发的法律。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有专家认为《劳动合同法》中的一些规定比较模糊，导致一些企业纷纷出台措施，“规避”法律责任；比如说，哪些情况才算企业真正中断了与员工的劳动关系；哪些情况下，工龄是必须连续计算的。目前正在采取哪些措施对类似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常凯：这部法律总体上是符合现在中国的劳资关系调整的实际需求的，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规定不是很明确，有些地方表述不够明确。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相应的措施来完善弥补。目前国家立法机关、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地方立法机构正在抓紧制定法律解释、司法解释、实施细则及规章、文件，对诸如集体辞职、成立子公司与员工签合同等蓄意“规避法律”的行为会做出相关的规定，对某些企业规避的措施采取了应对措施，将会使违法的企业更加得不偿失。这些相应的配套措施在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肯定能够出台。
让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成果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劳动合同法》中提出了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概念，请介绍一下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
常凯：和谐劳动关系是《劳动合同法》第一条规定的，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因为劳动关系是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不和谐的话，这个社会就无法和谐。
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劳资双方在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的基础上，去处理双方的关系，而不是基于双方现有的经济地位与经济实力来处理。在保障劳动者权利的同时，也保障企业的权利。要改变以前那种“强资本、弱劳工”的状态。要实现和谐，不是说双方权利都一样，双方都保护才叫和谐，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是要根据现状。
劳资关系不和谐的原因在哪里呢？劳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劳工权益被侵害是最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劳动标准太低。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初次分配机制不公平，也都是造成劳资不和谐的因素。
我们要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就要改变这些现状。而过去造成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定得不好，而是没有落实好，所以现在要着重落实。
另一个问题是劳动标准太低，要相应地提高。不要说和日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比，就是和印度、越南这些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的劳动标准还是很低的。
不平衡肯定不能建立和谐社会，而要实现平衡，就要扶助弱者限制强者。《劳动合同法》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劳动法以前在法学界很边缘化，也不受外界的关注，但是对于《劳动合同法》，公众的高度参与以及立法机关的谨慎态度，都充分表明这部法律的重要性；这是不是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劳资时代呢？
常凯：《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劳动法制向健全迈进了一大步，使得中国劳动法制更加严格、规范。实际上《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有一个大的背景：过去我们过分强调效率优先，过分追求GDP的增长，忽略了公平，忽略了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如何保障劳工权益，使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成果。现在政府调整了GDP至上的考评机制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战略，这一点在《劳动合同法》的起草制定工作中有所反映。
“我们希望在员工和企业之间达到双赢。”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首先使职工满意，职工满意是我们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通过协商方式化解劳资纠纷，最大限度的推动企业的发展。”
广东三企业谈和谐劳资关系： “员工与企业可以双赢”
吴尚清黄新玉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在享受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劳资关系的复杂和多元化，也使得广东成
为了劳资问题出现最早、最集中的爆发地。在社会各界的理解、误解等各种复杂的态度中，广东省各级工会也在努力为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努力创造和谐劳资关系做着有益而艰难的探索……
广州石化工会主席陆建明：
“工会，有为才会有位”
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工会的偏见，广州石化工会主席陆建明说“有为才会有位。作为一个企业的群众组织，要想有位，自己先要有所作为。”陆建明在接受采访时说：“以前我们是等职工来反映问题，再去解决问题，现在是我们主动下去发现问题，排除问题，解决问题。”从普通工人到工会主席，工人出身的陆建明似乎比一般人更了解工人的需求。
针对一些过度保护职工利益的个案，广州石化宣传部部长、工会副主席吴鹤民说：“工会工作凡事不能过，过犹不及，对于一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没有上进意识的职工过度的保护，会造成职工市场意识的薄弱，一旦发生风吹草动，就不能适应社会的竞争。”
对于这一点，陆建明表示：“职工的根本利益和个别职工的具体利益有时不会完全重合，要注意维护整体职工、包括职工个人的根本利益。”
香港珍宝集团总裁范水煌：
“现在是我们主动找工会”
“现在是我们有事主动找工会。”７月23日下午，珍宝集团总裁范水煌谈起工会，言辞中禁不住有些激动，“工会对我们集团发展作用太大了，对于一个拥有将近２万工人的企业，工会在协调劳资矛盾、稳定劳资关系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回忆起当初成立工会时众人的不理解的遭遇，珍宝集团工会主席曾燕至今颇有感触，她说： “非公有制企业工会作用的发挥，不能仅靠法律和行政的力量，归根到底要靠工会的内在动力及其与企业的亲和力。也就是说，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服务职工、服务企业上。”
如今珍宝的《基层员工建议反馈表》成了工会了解解决基层员工需求的重要渠道，与众不同的珍宝巴士车身玻璃上的遮阳布和坐架旁边的水杯就是打通这条渠道后的一个小成果。
对于“工会对企业能否起到作用”的提问，范水煌回答说：“之前我不敢说,可是今天,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工会在企业中能起到作用,而且是很大的作用。珍宝公司工会所取得的成绩，上到董事会，下到基层员工，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好迪公司董事长黄家武：
“员工应该从企业的发展中获益”
“如果我们的员工不能从公司的发展中获益，那么关注弱势群体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句空话。”好迪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家武说。
“这些年好迪的经济效益一直都是向上的，这给我们做好工会工作奠定了很好的经济基础。工会要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就是企业赢利和企业领导者的境界。”黄家武告诉记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出来打工真的不容易。更何况好迪的效益也是好迪所有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财富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所以必须按劳分配，有这样的心态，才能真正支持工会的发展，做好工会工作首先要从内心尊重员工，不管是高级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
“有这样一个老板，我们下面的工作当然就好做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工作虽然繁杂但相对其他企业来说确实好做”。如今在好迪工作了10年，2002年当选为好迪工会主席的姜家东坦称自己做工会主席做得很开心，他说，“你在好迪会发现公司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员工，这对于一个民营企业真的是很难得的。好迪靠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使每个人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仅能够尽可能实现个人的理想和人生价值，而且在另一方面会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作为工会主席，姜家东希望自己能够在员工和老总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在尽可能保障员工赢得的利益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做到员工满意，老板满意。”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种自上而下形成的企业理念，使好迪成了许多员工向往工作的地方。在好迪，许多老员工的兄弟姐妹，甚至全家一直都在好迪做，上班不打卡，工人干活不计件，就餐不凭票……人性化的科学管理、超强的企业凝聚力如今已成为好迪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上海全面实施欠薪保障金制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俊才/上海报道
上海市长宁区的周女士，在一家印务公司做业务。被拖欠3个月的工资后，法人突然逃匿。后来，她偶然在账册中看到一张“上海市小企业欠薪保障金专用收据”，经多方咨询，才知道公司缴过“欠薪保障金”，周女士找到欠薪受理点，经该受理点核实，11月3日，她领回了2820元欠薪补偿。
目前，不仅是小企业的员工，上海市和周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企业员工，都可以凭借和企业的劳动关系证明及欠薪事实依据等相关材料，交相关受理点审核，经审核确认后，便可以追回自己的那份劳动报酬。
“欠薪保障金”全面铺开
11月14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上海市劳动保障局”）相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表示：“根据规定，今年10月1日起，上海市所有企业均须交纳欠薪保障金。我局已经陆续向企业寄出欠薪保障金缴纳通知单。”
该人士解释，“所有企业是指，所有在上海工商局登记的企业”，这和以往仅限定“300人以下小企业”不同，范围扩大，更能全方位确保上海地区劳动者的工资安全。
目前，上海市正加大全面缴纳欠薪保障金的宣传力度，上海市政府及市劳动保障局网站首页重要的位置，均挂着《上海市企业欠薪保障金筹集和垫付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该《规定》经上海市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通过，由韩正市长签署实施。
企业欠薪保障金由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算管理中心（下称“上海市社保中心”）负责征收，然后报市劳动保障局，由市局复审并作出处理决定。
上海市劳动保障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目前沪上企业正在办理缴纳手续，如果在规定时间未能缴费的，则将由市社保中心移送市劳动保障局实施监察，并处以每日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和最高3000元的罚款，以确保《规定》实施到每一个企业。”
据记者了解，上海市是全国最早实施欠薪保障金的城市。199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小企业欠薪基金试行办法》，2000年批转《关于本市小企业欠薪保障金收缴的实施意见》，正式实行欠薪保障金制度。2007年10月1日起，这两个文件同时废止。
所有企业今年一律交840元
此次上海“扩版”的欠薪保障金实行的是“一刀切”，即所有注册的沪上企业均须缴纳，“无所例外”。而缴纳标准均按照当年上海最低工资标准。“2007年，上海市政府规定实行的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840元，就是说，每个企业今年需要缴纳840元的欠薪保障金。不论企业属性、规模大小，都是一个标准。2008年的交纳标准将根据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市劳动保障局负责该项缴费咨询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该工作人员称，这是“社会共济”，一个企业缴纳840元，全市积累起来也是很大一笔资金。该项资金将以“企业欠薪保障金”的形式全部纳入“社会统筹”，用做发不起工资的企业垫付拖欠的工资。
据《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了解，欠薪保障金的管理和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程序，各级劳动部门在确认企业的确因破产、或法人逃逸等原因无力支付员工工资之后，再核实该员工和企业的劳动关系、欠薪事实后方可获得。但并非所有的欠薪人员都可以被垫付欠薪。“欠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经营者以及和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拥有欠薪企业10%以上股份的、月工资超过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水平3倍的、累计欠薪数额不到200元的，市劳动保障局将不予垫付欠薪。”
据介绍，上海地区的欠薪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为了确保2008年元旦、春节期间不再出现拖欠工资现象，维护社会稳定，上海市正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企业员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活动，重点检查食品、纺织服装、玩具、家具制造、金属加工以及电子产品装配等企业和建筑施工、餐饮服务及其他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个体工商户，以配合全面实施欠薪保障金制度的推行。
专家：应该出台《欠薪保障法》
上海市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9月，劳动报酬及拖欠工资争议仍为全市受理各劳动争议案件中的主要争议。劳动报酬争议3262件，比去年同期增长33.8%，其中，拖欠工资争议2601件，比去年同期增长48%。工资拖欠涉及各种类型的企业。
上海有关方面称，此次欠薪保障金扩大到所有企业，有着实践依据。中国目前实行欠薪保障金的还有北京和广州等地，但扩大到所有企业范围，上海走在了前列。
专家分析，上海推出的欠薪保障金缴纳制度，有点像汽车保险，企业“有投无回，但是，可以确保真正付不起工资的企业的员工拿回自己的合法报酬”。《劳动法》等相关法规中，对企业欠薪也有相应处罚规定，但由于欠薪欠保的情况很复杂，也有专家称，要把法定权利变成现实工资，还有赖于专门的法规保障。从保证劳动者实际获得报酬，解决基本生活、避免社会矛盾的目的出发，国家应当制定《欠薪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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