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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国乐”观念出现伊始，音乐学界对于国乐振兴、传承之路的探索便从未停止过，期间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方方面面的设想和措施，中国音乐也在这不断的探索与尝试中得以迂回前行。
关键词：国乐 国乐观 振兴 传承
中图分类号：J69 文献标识码：A
音乐学家黄祥鹏先生曾经提出“传统是一条河”的论断，成为音乐学界对待“传统”的一种普遍观念。既是一条河，就包含了无穷的“动因”。应着数不尽的动因，传统得以在接受—批判—继承—更新的道路上前行，呈献给不同时间段中关注“传统”的世人一个“新与旧、变与不变”的传统。“传统”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指目前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中的、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依此观念来看，“中国音乐”即是一个大的传统，在这个大的传统长河中，又有多个不同的分支，如长江、黄河一般，终将汇入“中国音乐”这一传统。
一 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音乐观”
在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国门被炮火击开以前，中国音乐没有“国乐”和“洋乐”的分别。尽管在我国现存的乐器中，有些是从西域传入的，但是由于传入时间久远，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国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真正出现“国乐”的观念是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时期，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为谋求“国乐”振兴之路而奋斗终身的文人志士，由此展开了一百多年来在此条道路上前仆后继的追寻。
1 鸦片战争后，“中国音乐”内涵与外延的转变
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境地。虽然在各个历史朝代中，也有与外国相互交流，但交流的基础是我国处于不可撼动的强国之势，此种交流是“顺差”大于“逆差”。因而，在音乐交流的范畴内，中国音乐亦不用考虑“国乐”与“洋乐”之差别。
鸦片战争以降，列强的炮火不仅打开了清政府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也带来了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新鲜的思想，“新音乐”即在此种环境中应运而生。“‘新音乐’是指晚清以来随着西洋音乐的传入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不同于此前中国传统音乐的新音乐。”据此不难看出，晚清以前，中国音乐实指中国传统音乐，“新音乐”观念的提出，也是相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顾名思义，新音乐是在西学东渐后，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借鉴或按照西方音乐的技术和基础理论创作出来的音乐。新音乐虽然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但却并不能将之剔除于中国音乐之外。笔者认为，“新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观念的提出，可以作为“中国音乐”内涵与外延转变的开始。
2 二十世纪初，“国乐”观念初露端倪
如前所述，“新音乐”虽然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但是却并未被拒之于“中国音乐”之外。人们当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如何用新音乐将刚刚起步的学校音乐教育走上正轨，而鲜少考虑这一音乐类型的地位、作用、价值以及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区别，更加难以思考两者如何共同融合于“中国音乐”这个大传统中。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音乐文化影响几十年后，中国音乐学界开始有人就“国乐”的观念提出看法，如王光祈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一书中写道：“著书人的最后目的是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国乐，就是一种音乐，足以发扬光大该民族的向上精神，而其价值又同时为国际之间所公认。”又如陈洪在《国乐的定义》一文中指出：“在闭关自守的时代，乐便是乐，无所谓中西，海禁开，‘西乐’来，才有人给它起个称号，叫‘中乐’，藉以区别于‘西乐’，和用‘中文’、‘中画’、‘中医’等名词用以区别于‘西文’、‘西画’、‘西医’等一样……于是，‘国文’、‘国画’、‘国医’、‘国术’等名称乃相继出现，‘中乐’也便改成了‘国乐’。”新音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中国已初具规模，此时，人们便不再满足于仅仅知道新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不同，而是开始关注二者的区别，并有意将二者的内涵加以深化，并据此提出“国乐”的观念。
3 二十世纪末，“国乐振兴”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自中华民国的建立至新中国成立之初，音乐学界对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期间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了数次的危机、变革、更新、发展，国乐也在一次次的斗争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时而作为“保守派”因循祖辈传统的“尚方宝剑”，时而成为“革新派”寻求“救亡图存”时射出的一支长矛，时而又化身“破四旧”时期的“封建糟粕”……然而，作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依存的国乐，并没有因为观测者对其身份的强加定位而迷失自身原有的方向。这与不同时期音乐学界都存在头脑清晰、思维稳重的仁人志士分不开，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坚持与抗争，国乐才不至于被时事带得“极左”或是“极右”。
时至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欧洲中心论”的动摇，以及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中国音乐学界对于国乐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潮，即“国乐振兴”。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音乐学界出现了一大批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致力于对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搜集、整理、保护，并确立了多个音乐范畴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国乐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振兴之路。
4 新世纪之初，新型“国乐观”成为主流意识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知识爆炸、资讯盛行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国人对待中国音乐的态度出现了新的变化：相对于以前恪守传统，“保守派”开始思索国乐如何不止留存在历史或典籍中，如何使国乐能“古为今用”；而之前那些对西方音乐文化顶礼膜拜的“革新派”也逐渐对西洋音乐文化体系丧失兴趣，进而在通晓西方音乐文化体系后，思索如何使其“洋为中用”。一种兼容并包、雅俗共赏的新型“国乐观”逐渐成为音乐学界乃至国人中的主流意识。时光倒退几十年，这样的转变必定会被讥讽为没有性格，然而，身处新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转变却会为国乐的真正振兴提供巨大的精神支持。几十年来，保护与革新两个不同的阵营首度在思想层面产生了较为相同的认知，那就是：传统要传承，既要传承在历史和典籍中，又要传承在现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心中。国乐要传承、要发展，必须在这动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国乐在不失传统的同时，得以活态地传承。
二 新世纪国乐振兴之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这样的声音响起：“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We are family.”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现状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音乐如何独具个性地屹立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是所有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音乐工作者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国人从未停止过对国乐振兴之路的探索，为中国音乐的振兴总结了相当数量的经验，中国音乐也在迂回中得以保护与传承，使我们今人在探寻国乐振兴之路上少走弯路，早日找到理想的国乐振兴之路。
1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
国乐振兴之路上，人们一直都是迂回前行的，这也符合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1840年为界，在此之前，国乐可以说未经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一直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常态”传承的。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传习音乐之人一直都是弱势群体的代名词，这个阶层的人不受官方和民间的重视，他们选择传习音乐之路，尽管有个人爱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为生计所迫，如此一来，欣赏音乐的人主要关注的是音乐的娱乐功能，鲜少有人就音乐能如何更好地传承耗费心思，而传习音乐的人也会因生计、知识结构、个人爱好等因素而对音乐的传承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度。传习音乐的人因为处于弱势，因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自信去主动挑战传统，对传统进行创新的音乐传习者更是屈指可数。
1840年后，列强的炮火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国人在寻找政治经济自强的同时，也在思考中国音乐的发展之路，并为此做了诸多的尝试，如学堂乐歌运动、二胡的形制改良等。把诸如此类的举措放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可能会遭到一些固守传统人士的顽抗抵触，但是时间证明，这些尝试是值得推荐的，正是有了这样一些尝试，国乐得以在短短的一百年里前进了一大步。
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或是官僚均以通晓音律为一项必备的素养，却鲜少致力于音乐事业，这与国乐在古代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分不开。然而今天的中国，情况却大有不同，一是出现了以音乐为终身事业的音乐思想家，二是这些音乐家在面对和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之后，开始思考中国音乐的发展之路，他们与中国古代的兼职音乐思想家和专职音乐传习者相比，自身的文化底蕴、知识结构、自信心、精力等诸方面都更有优势，有利于全心考虑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国乐要振兴，传统要继承，更要对传统进行创新，较之盛唐时期的琵琶形制与演奏方法，谁又能说现行的琵琶形制与演奏方法不是传统的国乐呢？
2 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
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传统也仅能在经济稍欠发达的农村才偶得一见，民族音乐学界也在几十年如一日地对这些将要消失于今人视野的“传统”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抢救性保护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虽为地方高校的音乐工作者，但也倍感责任重大，对于这些被音乐界同仁耗费巨大精力保护下来的传统，我们将以何种方式使其继续传承下去呢？难道仅仅让这些传统存活于音乐工作者的保护中，而不能将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难道就任由这些传统失去“现代”的话语权吗？笔者认为，面对人们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对国乐不自信、不重视的现象，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平衡点，对传统的创新仍然要大力提倡。我们今天所做的尝试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若干年后依然会成为后人所信奉的传统。国乐应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在“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中振兴、传承和发展。
3 深入人民内部，积累后续力量
面对某些传统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现象，有部分音乐工作者认为，这样的传统既然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人们的喜爱，那就说明它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就该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笔者在多年来的工作学习中经常听到此类声音，也许这样的声音在学术大家的生活中鲜少听到，但是却经常出现在普通民众中。很多地方高校的音乐工作者在进行地方音乐传统的挖掘与拯救工作时，经常会被民间的音乐传统传习者问及：如此大费周章地进行这些工作值得吗？这样的疑惑至少告诉我们：国乐要振兴，必须俯下身子，还原其在基层人民中的生存土壤，使其得以“常态”传承。
人的观念意识的形成往往从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这也可以说是台湾多次要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笔者认为，国乐振兴之路，亦可以利用好这个客观规律，将国乐与国乐传统细致、系统地植入中小学音乐教育中，从小培养青少年对国乐与国乐传统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少年强则国强”，国乐振兴不是朝夕之事，青少年的成长势必为国乐振兴积累充足的后续力量。
三 结语
国乐振兴之路的探讨可谓老生常谈，纵观音乐大家的专著和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有关国乐的研究比比皆是，但是时间、空间等条件不同，研究的侧重也各有不同。笔者认为，如此这般地对同一问题进行反复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相对于西方音乐史的条理性和系统性，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音乐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却没有形成完备的系统，面对由上至下、由官方到民间所大范围使用的西方音乐理论基础，我们不能仅仅发出责难声，需要做的应是在反复的研究与争鸣中，寻求国乐振兴之路，以期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中，可以使用经过创新与融合、系统性与实用性兼具的中国音乐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杜亚雄：《探索的脚步》，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2] 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 樊祖荫：《音乐与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周琼，女，1979—，湖北襄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音乐教育学，工作单位：襄樊学院音乐学院。
关键词：国乐 国乐观 振兴 传承
中图分类号：J69 文献标识码：A
音乐学家黄祥鹏先生曾经提出“传统是一条河”的论断，成为音乐学界对待“传统”的一种普遍观念。既是一条河，就包含了无穷的“动因”。应着数不尽的动因，传统得以在接受—批判—继承—更新的道路上前行，呈献给不同时间段中关注“传统”的世人一个“新与旧、变与不变”的传统。“传统”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指目前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中的、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依此观念来看，“中国音乐”即是一个大的传统，在这个大的传统长河中，又有多个不同的分支，如长江、黄河一般，终将汇入“中国音乐”这一传统。
一 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音乐观”
在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国门被炮火击开以前，中国音乐没有“国乐”和“洋乐”的分别。尽管在我国现存的乐器中，有些是从西域传入的，但是由于传入时间久远，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国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真正出现“国乐”的观念是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时期，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为谋求“国乐”振兴之路而奋斗终身的文人志士，由此展开了一百多年来在此条道路上前仆后继的追寻。
1 鸦片战争后，“中国音乐”内涵与外延的转变
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境地。虽然在各个历史朝代中，也有与外国相互交流，但交流的基础是我国处于不可撼动的强国之势，此种交流是“顺差”大于“逆差”。因而，在音乐交流的范畴内，中国音乐亦不用考虑“国乐”与“洋乐”之差别。
鸦片战争以降，列强的炮火不仅打开了清政府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也带来了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新鲜的思想，“新音乐”即在此种环境中应运而生。“‘新音乐’是指晚清以来随着西洋音乐的传入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不同于此前中国传统音乐的新音乐。”据此不难看出，晚清以前，中国音乐实指中国传统音乐，“新音乐”观念的提出，也是相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顾名思义，新音乐是在西学东渐后，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借鉴或按照西方音乐的技术和基础理论创作出来的音乐。新音乐虽然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但却并不能将之剔除于中国音乐之外。笔者认为，“新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观念的提出，可以作为“中国音乐”内涵与外延转变的开始。
2 二十世纪初，“国乐”观念初露端倪
如前所述，“新音乐”虽然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但是却并未被拒之于“中国音乐”之外。人们当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如何用新音乐将刚刚起步的学校音乐教育走上正轨，而鲜少考虑这一音乐类型的地位、作用、价值以及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区别，更加难以思考两者如何共同融合于“中国音乐”这个大传统中。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音乐文化影响几十年后，中国音乐学界开始有人就“国乐”的观念提出看法，如王光祈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一书中写道：“著书人的最后目的是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国乐，就是一种音乐，足以发扬光大该民族的向上精神，而其价值又同时为国际之间所公认。”又如陈洪在《国乐的定义》一文中指出：“在闭关自守的时代，乐便是乐，无所谓中西，海禁开，‘西乐’来，才有人给它起个称号，叫‘中乐’，藉以区别于‘西乐’，和用‘中文’、‘中画’、‘中医’等名词用以区别于‘西文’、‘西画’、‘西医’等一样……于是，‘国文’、‘国画’、‘国医’、‘国术’等名称乃相继出现，‘中乐’也便改成了‘国乐’。”新音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中国已初具规模，此时，人们便不再满足于仅仅知道新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不同，而是开始关注二者的区别，并有意将二者的内涵加以深化，并据此提出“国乐”的观念。
3 二十世纪末，“国乐振兴”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自中华民国的建立至新中国成立之初，音乐学界对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期间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了数次的危机、变革、更新、发展，国乐也在一次次的斗争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时而作为“保守派”因循祖辈传统的“尚方宝剑”，时而成为“革新派”寻求“救亡图存”时射出的一支长矛，时而又化身“破四旧”时期的“封建糟粕”……然而，作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依存的国乐，并没有因为观测者对其身份的强加定位而迷失自身原有的方向。这与不同时期音乐学界都存在头脑清晰、思维稳重的仁人志士分不开，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坚持与抗争，国乐才不至于被时事带得“极左”或是“极右”。
时至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欧洲中心论”的动摇，以及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中国音乐学界对于国乐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潮，即“国乐振兴”。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音乐学界出现了一大批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致力于对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搜集、整理、保护，并确立了多个音乐范畴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国乐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振兴之路。
4 新世纪之初，新型“国乐观”成为主流意识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知识爆炸、资讯盛行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国人对待中国音乐的态度出现了新的变化：相对于以前恪守传统，“保守派”开始思索国乐如何不止留存在历史或典籍中，如何使国乐能“古为今用”；而之前那些对西方音乐文化顶礼膜拜的“革新派”也逐渐对西洋音乐文化体系丧失兴趣，进而在通晓西方音乐文化体系后，思索如何使其“洋为中用”。一种兼容并包、雅俗共赏的新型“国乐观”逐渐成为音乐学界乃至国人中的主流意识。时光倒退几十年，这样的转变必定会被讥讽为没有性格，然而，身处新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转变却会为国乐的真正振兴提供巨大的精神支持。几十年来，保护与革新两个不同的阵营首度在思想层面产生了较为相同的认知，那就是：传统要传承，既要传承在历史和典籍中，又要传承在现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心中。国乐要传承、要发展，必须在这动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国乐在不失传统的同时，得以活态地传承。
二 新世纪国乐振兴之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这样的声音响起：“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We are family.”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现状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音乐如何独具个性地屹立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是所有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音乐工作者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国人从未停止过对国乐振兴之路的探索，为中国音乐的振兴总结了相当数量的经验，中国音乐也在迂回中得以保护与传承，使我们今人在探寻国乐振兴之路上少走弯路，早日找到理想的国乐振兴之路。
1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
国乐振兴之路上，人们一直都是迂回前行的，这也符合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1840年为界，在此之前，国乐可以说未经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一直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常态”传承的。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传习音乐之人一直都是弱势群体的代名词，这个阶层的人不受官方和民间的重视，他们选择传习音乐之路，尽管有个人爱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为生计所迫，如此一来，欣赏音乐的人主要关注的是音乐的娱乐功能，鲜少有人就音乐能如何更好地传承耗费心思，而传习音乐的人也会因生计、知识结构、个人爱好等因素而对音乐的传承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度。传习音乐的人因为处于弱势，因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自信去主动挑战传统，对传统进行创新的音乐传习者更是屈指可数。
1840年后，列强的炮火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国人在寻找政治经济自强的同时，也在思考中国音乐的发展之路，并为此做了诸多的尝试，如学堂乐歌运动、二胡的形制改良等。把诸如此类的举措放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可能会遭到一些固守传统人士的顽抗抵触，但是时间证明，这些尝试是值得推荐的，正是有了这样一些尝试，国乐得以在短短的一百年里前进了一大步。
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或是官僚均以通晓音律为一项必备的素养，却鲜少致力于音乐事业，这与国乐在古代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分不开。然而今天的中国，情况却大有不同，一是出现了以音乐为终身事业的音乐思想家，二是这些音乐家在面对和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之后，开始思考中国音乐的发展之路，他们与中国古代的兼职音乐思想家和专职音乐传习者相比，自身的文化底蕴、知识结构、自信心、精力等诸方面都更有优势，有利于全心考虑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国乐要振兴，传统要继承，更要对传统进行创新，较之盛唐时期的琵琶形制与演奏方法，谁又能说现行的琵琶形制与演奏方法不是传统的国乐呢？
2 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
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传统也仅能在经济稍欠发达的农村才偶得一见，民族音乐学界也在几十年如一日地对这些将要消失于今人视野的“传统”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抢救性保护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虽为地方高校的音乐工作者，但也倍感责任重大，对于这些被音乐界同仁耗费巨大精力保护下来的传统，我们将以何种方式使其继续传承下去呢？难道仅仅让这些传统存活于音乐工作者的保护中，而不能将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难道就任由这些传统失去“现代”的话语权吗？笔者认为，面对人们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对国乐不自信、不重视的现象，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平衡点，对传统的创新仍然要大力提倡。我们今天所做的尝试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若干年后依然会成为后人所信奉的传统。国乐应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在“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中振兴、传承和发展。
3 深入人民内部，积累后续力量
面对某些传统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现象，有部分音乐工作者认为，这样的传统既然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人们的喜爱，那就说明它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就该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笔者在多年来的工作学习中经常听到此类声音，也许这样的声音在学术大家的生活中鲜少听到，但是却经常出现在普通民众中。很多地方高校的音乐工作者在进行地方音乐传统的挖掘与拯救工作时，经常会被民间的音乐传统传习者问及：如此大费周章地进行这些工作值得吗？这样的疑惑至少告诉我们：国乐要振兴，必须俯下身子，还原其在基层人民中的生存土壤，使其得以“常态”传承。
人的观念意识的形成往往从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这也可以说是台湾多次要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笔者认为，国乐振兴之路，亦可以利用好这个客观规律，将国乐与国乐传统细致、系统地植入中小学音乐教育中，从小培养青少年对国乐与国乐传统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少年强则国强”，国乐振兴不是朝夕之事，青少年的成长势必为国乐振兴积累充足的后续力量。
三 结语
国乐振兴之路的探讨可谓老生常谈，纵观音乐大家的专著和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有关国乐的研究比比皆是，但是时间、空间等条件不同，研究的侧重也各有不同。笔者认为，如此这般地对同一问题进行反复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相对于西方音乐史的条理性和系统性，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音乐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却没有形成完备的系统，面对由上至下、由官方到民间所大范围使用的西方音乐理论基础，我们不能仅仅发出责难声，需要做的应是在反复的研究与争鸣中，寻求国乐振兴之路，以期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中，可以使用经过创新与融合、系统性与实用性兼具的中国音乐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杜亚雄：《探索的脚步》，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2] 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 樊祖荫：《音乐与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周琼，女，1979—，湖北襄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音乐教育学，工作单位：襄樊学院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