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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为蓝本，关注她的上海，把握文字密码后的时代线索。王安忆努力地以乡土和城市二元叙事为工具载体，力图呈现出非宏达叙事体系下的时代变迁。从早期的《流逝》到其扛鼎之作《长恨歌》，王安忆一直偏好把上海里弄作为自己叙述野心的选材范围。《骄傲的皮匠》依然如此：记录发生在上海弄堂中的琐碎。王安忆把一名来自苏北盐城乡下的小皮匠和20世纪日新月异的上海联系在一起，作为这一次自己记录城市秉性的着眼点，这一层身份上的特殊便和以前作者笔下的王琦瑶们作出分别。
关键词： 王安忆 爱情故事 城市秉性 《骄傲的皮匠》
1.文本俯瞰下的作者意图
从2008年发表的《骄傲的皮匠》可以看出王安忆野心依旧，除了艺术手法上再一次让人见识了王安忆写城与人的功底外，历史的宏达叙事也同样隐藏在文章的每一个细节之处。小说开篇即说，小皮匠对上海方寸之地的拥有大约“涉及这近代城市的发展史”，一个乡下的修鞋皮匠与上海的发展史相关由此看来顺其自然。接下来王安忆把目光投向小皮匠所在的弄堂，用条分缕析的细节写他的敬业、他的矜持、他的洞达及作为点睛之笔——他的骄傲。比如他和根娣的爱情并不源于根娣帮他热中饭的直接原因，而是弄堂老太制造的根娣和另一个男人的“绯闻”。两个人热络的偷情突然中断并不因为东窗事发，而是因为出租屋男人把根娣误认为“那种女人”。故事沿着这样的主线有条不紊地发展，看似戏剧性的变化看不出任何有意为之的文学技巧，一切仿佛就是上海这座城市之下的平常生活。而且在这样的情节之外，作为中国俚俗哲学浓缩的麻将，作者更是运用到极致，把这样的一个叙事单元作为自己观察城市弄堂生存的舞台。文中人物，他们或被城市变迁裹挟，工作、房子、家庭关系、情感重心都在不断变化，而在其背后所看不见的那只手正是城市秉性对每个个体命运的操纵、干涉。
在《骄傲的皮匠》中，她以小皮匠的那个摊子作为时代的窥探口，用平静的方式讲述那个最激荡的年代。也许那一方弄堂口的皮匠摊过于平静，可于平淡之下隐藏了多少触目惊心的故事和社会变革的风起云涌。她愈发平静愈发显出了不可言说的残酷，这种平淡是无声之处有惊雷。
2.文本概貌后的峥嵘时代
小说为叙述人设定的叙述语言是当下社会的流行语言，一般反映了当下的社会风气和世俗观念。小说背景设置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从“文革”的余波中走出，这段时期正是和改革开放的对冲重叠期，逐步形成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话语系统。相应的，当资本进入市场，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会发生变化。在《骄傲的皮匠》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乡村原始道德体系正在受到冲击与质疑。看似作者在给我们讲述两个不同阶层背景之下的小人物的爱恨悲欢。究其根本，当我们置身于小说背景下的时代格局，文本关注的重点是其中人性向善的道德体系正在瓦解。正是通过这一层被有意无意地进行的大众误读和主动的肤浅化，文本目的正是设置这样一种矛盾：当皮匠这样一个小人物在短时间里身份和遭遇突遭变化的时候，时代道德体系受到质疑的时候，所著意反应的时代印记会出现荒诞化倾向。
在这种语言模式之下，无论是从文本出发还是置身于当时的大时代风貌看，把上海这样一座典型化城市作为自己关注时代变迁的窗口，都会给读者留有一种阅读和思想上的空间余地。时代除了对于英雄有一种呼唤外，更多的是历史车轮、商业大潮之下小人物演绎的自己命运的微历史。文本正是从巷子口的那个皮匠摊讲开去，诉说大历史碾过的痕迹。
因为故事背景是置于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通过《骄傲的皮匠》的故事叙述，貌似表现家长里短和儿女情长，进而重述那个时代下承载的情怀。其实作品是在用商品经济下一些人的世界观质疑雷锋精神，使作品的设定和大众一厢情愿的解读之间产生一种矛盾和误判。文本通过错误解读的叙述形式表现人性高贵的隐形内核和外在现实的冲突。并且这段经济腾飞时期和上海浦东发展的时间重合，把人性和经济浪潮对冲下所表现的群体性创伤和失落，置于那段波谲云诡的背景下，除了读出人性从初原形态下的一种转变，这种人性的创伤更加显得刺眼。
当这样一种表现模式设置于20世纪80年代，并对以后30年的中国环境下加以预判，更加衬托王安忆创作手法中这样一种小人物下不合时宜的悲剧形象。
3.人物性格下的城市写真
回到文本，脱胎于作者的语境，立于纸面之外读者的上帝视角，不妨说“皮匠的骄傲”，是一首不合时宜的民谣。在混沌的年代中自认为他人都守在蒙昧的快乐中，而只是坚守着属于自己的“清醒”，或者说“只能”坚守在自己的清醒之中更确切。转回头，当皮匠的矜持成为一种骄傲因子的时候，潜意识之下，皮匠和作者都是对于价值观转变的一种妥协：“消灭怀疑，个性和自我，与众人一起狂欢”，当物质上的弱者，赶不上变动的潮流，“道德”底线只是一厢情愿和清高的自我说辞。即使迈过底线，皮匠越会痛苦，哪怕有几分自恋的矫揉造作。所以当根海带着两个女儿，在弄堂口重新立业的时候，他只能把女儿作为对根娣的一种无声回答和自我约束，而根娣只能自己重新走向弄堂深处。自由、自尊、温柔，而这样的女人是很难遇到的。即使如王安忆这样一个冷静的写者，她笔下的人物也不例外。
男与女在一起，先动情的永远是男人，而最后奋不顾身的永远是女人。当皮匠把借口放在“儿女”上的时候，根海的骄傲究竟客从何处来呢？抛开当时的语境，即使在物质上何种弱势，男性总是能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大男子主义找到托词。这样的结局，看似是根海的再次醒悟和悬崖勒马，其实他已经失去独立的能力。披上“骄傲的大旗”，能做的只是对于自己良心上的一种自弃和自欺。
不做底层命运和城乡关系这种形而上的探讨，在平民道德这个维度层面之上，很多共鸣来自于这种苦难所塑造出的自尊和自足。但是皮匠对于根海，根海对于根娣的自身就是一种不完全对立，既矛盾又融合的一种意象。
当根娣知道小皮匠叫作席根海，这时候的小皮匠就已经完成形式意义上的转变及自身角色的升华。他将不再仅仅是弄堂口那个时代变迁的见证者，他是另一个女人的希望，甚至于此时，他有了真正的人格，无论是对于自身的一种禁欲，还是在根娣家中吃饭的束手束脚，都是大都市上海给予各层次角色的一种人格和阶层特质上的丰富。这点并不鲜见：因为只有弱势群体才会考虑自尊与否，以及自己的行为在各种场合下是否得当。上海赋予的人格，既有老派金蓉的自尊、自恃、自骄，又有小皮匠这种嘴上不认同上海，其实内心极度企及而又碍于开口的底层角色。根娣满足了他的一定程度上的征服欲，所以他会害怕、兴奋、不容人玷污。因为对于皮匠，根娣就是上海的一分子。
4.结语
王安忆用手术刀一样的笔触，切入纹理，以弄堂口的皮匠作为突破口，展现大时代碾过的痕迹，剖开一个地域，一段历史纵向交错的人文和社会百态。在角色设计上，根娣是上海人吗，她是，她也不是。王安忆的文章大多无事，写得一些平常。可平常之下的人物越是平常见，平凡演绎身后的是越多的触目惊心。往往这些故事对于人物的发展，对于其他作者已经是一场结局和了断，而对于王安忆这不过是一场开始和周而复始的循环。借着根娣人设的矛盾性，我们想象：（1）如果她是上海人，则满足了小皮匠的一种征服欲。（2）她和金蓉如此不同：她有着苏北人南征上海那段周知历史，以及为了在上海立足，所必须演绎出的迥异于金蓉的那种泼辣人格。同时根娣也借由和小弟的结婚，进一步坐实自己是上海人的证据。这种越是刻意越是心虚的生活人物，更表现了那个“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城市变迁心理。
上海与否的争辩，并非是本文设置的初衷。王安忆正视的是一个时期和一座城市。在情感上她握住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一个时期。她对于那一个城市的人情风物的理解不仅是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的成功，在认识之外更有着更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的是这些日子的可爱和复杂。
参考文献：
[1]赵晖.论王安忆小说中主体性立场的转变[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8.
[2]韩笑.弄堂人生——试论王安忆上海题材小说的城市文化书写[D].长春：吉林大学，2007.
[3]郑积梅.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的上海叙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4]陈秀云.论王安忆小说中的情爱观[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6.
关键词： 王安忆 爱情故事 城市秉性 《骄傲的皮匠》
1.文本俯瞰下的作者意图
从2008年发表的《骄傲的皮匠》可以看出王安忆野心依旧，除了艺术手法上再一次让人见识了王安忆写城与人的功底外，历史的宏达叙事也同样隐藏在文章的每一个细节之处。小说开篇即说，小皮匠对上海方寸之地的拥有大约“涉及这近代城市的发展史”，一个乡下的修鞋皮匠与上海的发展史相关由此看来顺其自然。接下来王安忆把目光投向小皮匠所在的弄堂，用条分缕析的细节写他的敬业、他的矜持、他的洞达及作为点睛之笔——他的骄傲。比如他和根娣的爱情并不源于根娣帮他热中饭的直接原因，而是弄堂老太制造的根娣和另一个男人的“绯闻”。两个人热络的偷情突然中断并不因为东窗事发，而是因为出租屋男人把根娣误认为“那种女人”。故事沿着这样的主线有条不紊地发展，看似戏剧性的变化看不出任何有意为之的文学技巧，一切仿佛就是上海这座城市之下的平常生活。而且在这样的情节之外，作为中国俚俗哲学浓缩的麻将，作者更是运用到极致，把这样的一个叙事单元作为自己观察城市弄堂生存的舞台。文中人物，他们或被城市变迁裹挟，工作、房子、家庭关系、情感重心都在不断变化，而在其背后所看不见的那只手正是城市秉性对每个个体命运的操纵、干涉。
在《骄傲的皮匠》中，她以小皮匠的那个摊子作为时代的窥探口，用平静的方式讲述那个最激荡的年代。也许那一方弄堂口的皮匠摊过于平静，可于平淡之下隐藏了多少触目惊心的故事和社会变革的风起云涌。她愈发平静愈发显出了不可言说的残酷，这种平淡是无声之处有惊雷。
2.文本概貌后的峥嵘时代
小说为叙述人设定的叙述语言是当下社会的流行语言，一般反映了当下的社会风气和世俗观念。小说背景设置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从“文革”的余波中走出，这段时期正是和改革开放的对冲重叠期，逐步形成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话语系统。相应的，当资本进入市场，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会发生变化。在《骄傲的皮匠》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乡村原始道德体系正在受到冲击与质疑。看似作者在给我们讲述两个不同阶层背景之下的小人物的爱恨悲欢。究其根本，当我们置身于小说背景下的时代格局，文本关注的重点是其中人性向善的道德体系正在瓦解。正是通过这一层被有意无意地进行的大众误读和主动的肤浅化，文本目的正是设置这样一种矛盾：当皮匠这样一个小人物在短时间里身份和遭遇突遭变化的时候，时代道德体系受到质疑的时候，所著意反应的时代印记会出现荒诞化倾向。
在这种语言模式之下，无论是从文本出发还是置身于当时的大时代风貌看，把上海这样一座典型化城市作为自己关注时代变迁的窗口，都会给读者留有一种阅读和思想上的空间余地。时代除了对于英雄有一种呼唤外，更多的是历史车轮、商业大潮之下小人物演绎的自己命运的微历史。文本正是从巷子口的那个皮匠摊讲开去，诉说大历史碾过的痕迹。
因为故事背景是置于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通过《骄傲的皮匠》的故事叙述，貌似表现家长里短和儿女情长，进而重述那个时代下承载的情怀。其实作品是在用商品经济下一些人的世界观质疑雷锋精神，使作品的设定和大众一厢情愿的解读之间产生一种矛盾和误判。文本通过错误解读的叙述形式表现人性高贵的隐形内核和外在现实的冲突。并且这段经济腾飞时期和上海浦东发展的时间重合，把人性和经济浪潮对冲下所表现的群体性创伤和失落，置于那段波谲云诡的背景下，除了读出人性从初原形态下的一种转变，这种人性的创伤更加显得刺眼。
当这样一种表现模式设置于20世纪80年代，并对以后30年的中国环境下加以预判，更加衬托王安忆创作手法中这样一种小人物下不合时宜的悲剧形象。
3.人物性格下的城市写真
回到文本，脱胎于作者的语境，立于纸面之外读者的上帝视角，不妨说“皮匠的骄傲”，是一首不合时宜的民谣。在混沌的年代中自认为他人都守在蒙昧的快乐中，而只是坚守着属于自己的“清醒”，或者说“只能”坚守在自己的清醒之中更确切。转回头，当皮匠的矜持成为一种骄傲因子的时候，潜意识之下，皮匠和作者都是对于价值观转变的一种妥协：“消灭怀疑，个性和自我，与众人一起狂欢”，当物质上的弱者，赶不上变动的潮流，“道德”底线只是一厢情愿和清高的自我说辞。即使迈过底线，皮匠越会痛苦，哪怕有几分自恋的矫揉造作。所以当根海带着两个女儿，在弄堂口重新立业的时候，他只能把女儿作为对根娣的一种无声回答和自我约束，而根娣只能自己重新走向弄堂深处。自由、自尊、温柔，而这样的女人是很难遇到的。即使如王安忆这样一个冷静的写者，她笔下的人物也不例外。
男与女在一起，先动情的永远是男人，而最后奋不顾身的永远是女人。当皮匠把借口放在“儿女”上的时候，根海的骄傲究竟客从何处来呢？抛开当时的语境，即使在物质上何种弱势，男性总是能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大男子主义找到托词。这样的结局，看似是根海的再次醒悟和悬崖勒马，其实他已经失去独立的能力。披上“骄傲的大旗”，能做的只是对于自己良心上的一种自弃和自欺。
不做底层命运和城乡关系这种形而上的探讨，在平民道德这个维度层面之上，很多共鸣来自于这种苦难所塑造出的自尊和自足。但是皮匠对于根海，根海对于根娣的自身就是一种不完全对立，既矛盾又融合的一种意象。
当根娣知道小皮匠叫作席根海，这时候的小皮匠就已经完成形式意义上的转变及自身角色的升华。他将不再仅仅是弄堂口那个时代变迁的见证者，他是另一个女人的希望，甚至于此时，他有了真正的人格，无论是对于自身的一种禁欲，还是在根娣家中吃饭的束手束脚，都是大都市上海给予各层次角色的一种人格和阶层特质上的丰富。这点并不鲜见：因为只有弱势群体才会考虑自尊与否，以及自己的行为在各种场合下是否得当。上海赋予的人格，既有老派金蓉的自尊、自恃、自骄，又有小皮匠这种嘴上不认同上海，其实内心极度企及而又碍于开口的底层角色。根娣满足了他的一定程度上的征服欲，所以他会害怕、兴奋、不容人玷污。因为对于皮匠，根娣就是上海的一分子。
4.结语
王安忆用手术刀一样的笔触，切入纹理，以弄堂口的皮匠作为突破口，展现大时代碾过的痕迹，剖开一个地域，一段历史纵向交错的人文和社会百态。在角色设计上，根娣是上海人吗，她是，她也不是。王安忆的文章大多无事，写得一些平常。可平常之下的人物越是平常见，平凡演绎身后的是越多的触目惊心。往往这些故事对于人物的发展，对于其他作者已经是一场结局和了断，而对于王安忆这不过是一场开始和周而复始的循环。借着根娣人设的矛盾性，我们想象：（1）如果她是上海人，则满足了小皮匠的一种征服欲。（2）她和金蓉如此不同：她有着苏北人南征上海那段周知历史，以及为了在上海立足，所必须演绎出的迥异于金蓉的那种泼辣人格。同时根娣也借由和小弟的结婚，进一步坐实自己是上海人的证据。这种越是刻意越是心虚的生活人物，更表现了那个“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城市变迁心理。
上海与否的争辩，并非是本文设置的初衷。王安忆正视的是一个时期和一座城市。在情感上她握住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一个时期。她对于那一个城市的人情风物的理解不仅是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的成功，在认识之外更有着更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的是这些日子的可爱和复杂。
参考文献：
[1]赵晖.论王安忆小说中主体性立场的转变[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8.
[2]韩笑.弄堂人生——试论王安忆上海题材小说的城市文化书写[D].长春：吉林大学，2007.
[3]郑积梅.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的上海叙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4]陈秀云.论王安忆小说中的情爱观[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