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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长虹，作为“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文坛上较为活跃的文学人之一，他倡导的“狂飙运动”和“狂飙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对当时乃至之后的文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以高长虹“狂飙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从“五四”新文化、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三个方面揭示其思想背后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渊源，试图恢复现代文坛一个真实的高长虹，为之后的系列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高长虹狂飙思想 历史渊源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高长虹，一生倡导一种“勇猛精进”“舍命苦斗”的狂飙精神，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狂飙运动”，并试图将这种“狂飙”的热情推向民众，使之成为一种全民“狂飙”的热潮。对于这样的一个独特存在，长期以来研究界给予的关注却很少，特别是对高长虹“狂飙思想”的探析，研究者们谈论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尼采超人哲学等西方现代文化对他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高长虹作品的深入阅读、分析与研究，对其“狂飙思想”的历史渊源进行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论述。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在社会层面，更在思想文化层面改变着国人的精神面貌。青年时期的高长虹便生活在这样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并深受影响。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各种理论，如李大钊的《青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不断影响并冲击着高长虹的思想；而中国社会的黑暗更从否定的方面推动着高长虹思想的转变。“人的发现”促进了高长虹个体意识的觉醒，他不断追寻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什么是生命呢?生命是不断的努力，更高的享乐的追求，永无止境的向上。”这里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一个依附他物的被动者，而是一个有着充分生命自觉的现代人。他反对封建传统，认为封建传统文化是国家新生的绊脚石，它麻木着国民的灵魂，控制着他们的思想，使社会变成一座死城。而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们也是“死到心上的民族”。所以，他热切地呼喊着“让我们解剖民族的心理吧!”在此，我们会不禁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关于“铁屋子”的比喻：“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面对这样沉闷的世界，高长虹和鲁迅一样勇敢地承担着启蒙者的责任，他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飙运动”，希望将这些沉睡的人们唤醒。所以，他和五四同仁一样，选择了将“民主”和“科学”作为“立人”“立国”的利器。特别是在“狂飙运动”的后期，这几乎成了他衡量一切的标准。他憎恶那些生活、思想乃至文化艺术上的“酋长主义”“权威主义”，而主张不管何时何地的“德莫克拉西”。“民主”在这里成了他思想的一个支点，成了他评判一切的标准。相对于对“民主”的追求来说，“科学”似乎在高长虹这里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狂飙运动”南移上海之后，在上海《狂飙》周刊和北京《狂飙》周刊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其周刊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个文艺性的刊物变为文艺与科学刊物。在上海版《狂飙》周刊上，高长虹喜爱并擅长的散文诗和散文几乎绝迹，代之而来的是大量的科学论文。在他看来，“科学”对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能够指导人类的行为，并使其走向进步与和谐，所以他才发出了“总有一天要用我自己的手把这宝贵的科学建设在民间”的呼声。总之，五四文化与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高长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狂飙运动”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而高长虹则是“五四”精神与文化的传播者。
二、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底蕴，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正如季进在《陈铨：异邦的借镜》中说的：“生活在传统与现代更替的时代氛围之中，无论如何批判传统，传统也不会一下子就从他们身上消失。”高长虹，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始终挣扎在传统和现代更替的历史旋涡之中，传统的影响始终没有消退过。首先是来自家庭的影响，“长虹之家，有耕读之风，种田之外，就是读书、教书、行医。因而他的家庭中保留着浓厚的劳动人民淳朴、勤劳、诚实、和睦的传统美德。两代秀才，使这个家庭既没有堕入官场的腐败，又摆脱了愚昧与粗俗，是知识化了的劳动人民。”祖父给高长虹的不仅是爱的温暖，更有知识的熏陶。“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传统诗词以及传统戏曲中的故事传说一一子都暗算公孙元帅、妲己谋害比干丞相等使高长虹有了许多不曾有过的感受。而祖母则堪称民间文学的圣手，《糊涂官》《白龙庙》《长工戏老财》《猫鬼神上当》《压油子》等民间故事给幼小的长虹以很大的心灵冲击。而大伯给高长虹的则是关于大禹治水、武王伐纣、孙庞斗智、荆轲刺秦、悬梁刺股、封神西游等历史故事。总之，在与这三位启蒙老师相濡以沫的生活中，高长虹获得了爱憎、知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滋养。其次是对“屈子精神”的延续，高长虹在上学期间便十分喜爱屈原的《楚辞》，《离骚》他也背得滚瓜烂熟，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使他感动得热泪纵横，而楚怀王的昏庸和靳尚的贪鄙又让他恨得咬牙切齿。1925年3月，高长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共收长诗4首，均为骚体或古体。郝雨在谈到其中的长诗《离魂曲》时有这样的论述：“该诗不仅在句式上全仿《离骚》，而且其精神特质与情感内涵乃至意象使用和象征范式，也都与《离骚》无二。但是，它又绝不简单地只是一首古人《离骚》的毫无新意的模仿和翻版，而是加入了强烈的现代人的情感体验与思想意识，是一首完全现代化的《离骚》。”在白话诗盛行的时代，这一现象恰恰透露着一种潜在的信息：即诗人的内心或意识深处，积淀着与潜藏着的正是那种强烈的屈子精神。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仅应该有浪漫的、热情的梦，还应该有着现实的土壤，而这现实的土壤便是“人民”。除此之外，他还应该是一个行动家。而屈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是一个诗人，最后他还是一个有着“人民情绪”的诗人。这就使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高长虹和古代文人的屈原在思想意识方面得到了深层次的契合。在1940～1941年间，他曾写过《纪念屈原》的讲稿和《论屈原》的长篇论文，说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个诗人，不只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个抒情诗人，而更因为他具备中国诗人的传统作风：善良的心、诗的政治性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并指出屈原的根本 精神就是“以民族的心为心，民族的生命为生命”，并表示要学习屈原，要“用诗来唤醒民众……也要在诗里采纳人民的语言，来教育培植人民中的屈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高长虹这里得到了继承与表现，特别是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人民情结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三、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
高长虹，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非常向往代表现代的西方文化，他尽可能地学习、接受这些先进的观念和理论。其中德国“狂飙运动”、无政府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进化论”、行为主义等均对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德国“狂飙运动”中青年们对激情的讴歌和由此而表现出的激烈反抗与变革精神、那种对人个性意识的推崇、对“自然”的尊崇都深深地吸引着高长虹。董大中先生曾十分明确地指出高长虹的“狂飙运动”完全可以称做是歌德“狂飙运动”的中国版。在高长虹看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已被黑暗、专制、愚昧所占据，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形成了一座没有任何气息与活力的“死城”。而要想冲破这座死城，那种改良的、温吞水式渐进的社会变革是远远不够的，他期待着一种激烈的、暴发性强的变革行动的出现。高长虹追寻一种“人生，爱，真与美，以相辅而递禅”“只余着自然”的生存状态，正如郝雨所说的高长虹：“对自然的崇尚，完全是基于对全社会、全人类、全世界以及整个大自然本身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与向往。”这些都与德国的“狂飙运动”不谋而合。而在无政府主义那里，高长虹看到了更多的是那种狂热的斗争精神，那种对黑暗社会政治现实与权威的反抗以及对个性完全自由的不懈追求，更有对乌托邦式的人类美好未来的遐想。他看中的是无政府主义中于人民、人类社会有利的因子，而并不像一个完完全全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不要一切政府，对政府的权威性和私有财产的合理『生持否定态度。尼采的“超人哲学”也同样对高长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殷克琪在她的博士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曾以专节的形式对此进行了阐述。高长虹不仅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超人”出现在世界之上，并且希望自己便是这样一个超人。在当时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的年代，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个体力量在这强大的势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尼采的“超人哲学”却在此时为高长虹提供了精神遨游的广阔空间。在“超人”的身上，高长虹实现着反抗封建和黑暗统治的理想，也将自我对个体绝对自由的憧憬与向往发挥到了极致。“超人”在高长虹这里一开始便具有了一种“利他”性，一种对个体、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一种对人类社会真、善、美与自由的无限向往。他无数遍地希望出现一个时代的超人，他不是那种统治、欺压人类的独裁者，也不是那种视民众为奴隶的剥削者，而是一个“献身于全人类的幸福、工作与劳动、生活、艺术，向着一个最高的理想而驰突”的超人。“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期的《新青年》便是一个进化论的传播基地，鲁迅则更是一个进化论的提倡者和奉行者。高长虹也不例外，早在上中学期间，他便通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深受其影响。在后来的《答国民大学x君》一文中他便说：“‘生存竞争，天演公例’十一二岁时我就已经从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课本上知道了，大而国籍，小至当家，谁又能逃得了它?”但“进化论”在高长虹这里少了那种竞争的残酷性，而代之以物种间的和谐与自然。他认为达尔文所谓的生物生存竞争只是一种“自然法则”，是生物的一种客观存在方式，而不是各种生物可以为了自身的生存或存在为所欲为的主张，不是“一种决斗，亦即相互的自杀”。也就是说，生物的存在与否只有靠提高自身的生存实力和适应力来得到保障，而不是以破坏、危害他者来实现的。在高长虹看来，现在的人类社会并不像达尔文那样有科学的明达，所以他们只把“生存竞争”狭隘地理解为相互间的尔虞我诈、互相蚕食。此外，美国的行为主义也对高长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曾写有长篇论文《论人类的行为》，认为人类是没有心理的，我们只能研究人类的行为，人生的真相要有行为的实验才能获得。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高长虹对事实、实验、行为的极端注重，可以说几乎达到了机械、僵化的地步。高长虹还将行为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扩大，引申到人类的其他领域中。首先便是人生命的存在形式与意义，在他看来，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是存在主要取决于人的行为。而人生的实际意义，无论是科学发明还是艺术创作，都是彻头彻尾的从行到行，并且号召一种“狂飙式”的做事方式，即“立刻去做，立刻，立刻!”也就是一种“动且速”的实干精神。
综上所述，高长虹“狂飙思想”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其中“五四”新文化是其思想形成的直接资源，传统文化是其思想的隐性出发点与归宿，而西方现代文化中的有关学说则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构建了高长虹“狂飙思想”的文化背景和主体构架。因此，我们不难感觉出高长虹思想中传统文化底蕴与异质文化的丰富内涵，博杂的西方文化结构中又昭示着他固有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
关键词：高长虹狂飙思想 历史渊源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高长虹，一生倡导一种“勇猛精进”“舍命苦斗”的狂飙精神，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狂飙运动”，并试图将这种“狂飙”的热情推向民众，使之成为一种全民“狂飙”的热潮。对于这样的一个独特存在，长期以来研究界给予的关注却很少，特别是对高长虹“狂飙思想”的探析，研究者们谈论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尼采超人哲学等西方现代文化对他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高长虹作品的深入阅读、分析与研究，对其“狂飙思想”的历史渊源进行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论述。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在社会层面，更在思想文化层面改变着国人的精神面貌。青年时期的高长虹便生活在这样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并深受影响。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各种理论，如李大钊的《青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不断影响并冲击着高长虹的思想；而中国社会的黑暗更从否定的方面推动着高长虹思想的转变。“人的发现”促进了高长虹个体意识的觉醒，他不断追寻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什么是生命呢?生命是不断的努力，更高的享乐的追求，永无止境的向上。”这里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一个依附他物的被动者，而是一个有着充分生命自觉的现代人。他反对封建传统，认为封建传统文化是国家新生的绊脚石，它麻木着国民的灵魂，控制着他们的思想，使社会变成一座死城。而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们也是“死到心上的民族”。所以，他热切地呼喊着“让我们解剖民族的心理吧!”在此，我们会不禁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关于“铁屋子”的比喻：“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面对这样沉闷的世界，高长虹和鲁迅一样勇敢地承担着启蒙者的责任，他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飙运动”，希望将这些沉睡的人们唤醒。所以，他和五四同仁一样，选择了将“民主”和“科学”作为“立人”“立国”的利器。特别是在“狂飙运动”的后期，这几乎成了他衡量一切的标准。他憎恶那些生活、思想乃至文化艺术上的“酋长主义”“权威主义”，而主张不管何时何地的“德莫克拉西”。“民主”在这里成了他思想的一个支点，成了他评判一切的标准。相对于对“民主”的追求来说，“科学”似乎在高长虹这里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狂飙运动”南移上海之后，在上海《狂飙》周刊和北京《狂飙》周刊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其周刊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个文艺性的刊物变为文艺与科学刊物。在上海版《狂飙》周刊上，高长虹喜爱并擅长的散文诗和散文几乎绝迹，代之而来的是大量的科学论文。在他看来，“科学”对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能够指导人类的行为，并使其走向进步与和谐，所以他才发出了“总有一天要用我自己的手把这宝贵的科学建设在民间”的呼声。总之，五四文化与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高长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狂飙运动”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而高长虹则是“五四”精神与文化的传播者。
二、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底蕴，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正如季进在《陈铨：异邦的借镜》中说的：“生活在传统与现代更替的时代氛围之中，无论如何批判传统，传统也不会一下子就从他们身上消失。”高长虹，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始终挣扎在传统和现代更替的历史旋涡之中，传统的影响始终没有消退过。首先是来自家庭的影响，“长虹之家，有耕读之风，种田之外，就是读书、教书、行医。因而他的家庭中保留着浓厚的劳动人民淳朴、勤劳、诚实、和睦的传统美德。两代秀才，使这个家庭既没有堕入官场的腐败，又摆脱了愚昧与粗俗，是知识化了的劳动人民。”祖父给高长虹的不仅是爱的温暖，更有知识的熏陶。“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传统诗词以及传统戏曲中的故事传说一一子都暗算公孙元帅、妲己谋害比干丞相等使高长虹有了许多不曾有过的感受。而祖母则堪称民间文学的圣手，《糊涂官》《白龙庙》《长工戏老财》《猫鬼神上当》《压油子》等民间故事给幼小的长虹以很大的心灵冲击。而大伯给高长虹的则是关于大禹治水、武王伐纣、孙庞斗智、荆轲刺秦、悬梁刺股、封神西游等历史故事。总之，在与这三位启蒙老师相濡以沫的生活中，高长虹获得了爱憎、知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滋养。其次是对“屈子精神”的延续，高长虹在上学期间便十分喜爱屈原的《楚辞》，《离骚》他也背得滚瓜烂熟，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使他感动得热泪纵横，而楚怀王的昏庸和靳尚的贪鄙又让他恨得咬牙切齿。1925年3月，高长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共收长诗4首，均为骚体或古体。郝雨在谈到其中的长诗《离魂曲》时有这样的论述：“该诗不仅在句式上全仿《离骚》，而且其精神特质与情感内涵乃至意象使用和象征范式，也都与《离骚》无二。但是，它又绝不简单地只是一首古人《离骚》的毫无新意的模仿和翻版，而是加入了强烈的现代人的情感体验与思想意识，是一首完全现代化的《离骚》。”在白话诗盛行的时代，这一现象恰恰透露着一种潜在的信息：即诗人的内心或意识深处，积淀着与潜藏着的正是那种强烈的屈子精神。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仅应该有浪漫的、热情的梦，还应该有着现实的土壤，而这现实的土壤便是“人民”。除此之外，他还应该是一个行动家。而屈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是一个诗人，最后他还是一个有着“人民情绪”的诗人。这就使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高长虹和古代文人的屈原在思想意识方面得到了深层次的契合。在1940～1941年间，他曾写过《纪念屈原》的讲稿和《论屈原》的长篇论文，说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个诗人，不只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个抒情诗人，而更因为他具备中国诗人的传统作风：善良的心、诗的政治性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并指出屈原的根本 精神就是“以民族的心为心，民族的生命为生命”，并表示要学习屈原，要“用诗来唤醒民众……也要在诗里采纳人民的语言，来教育培植人民中的屈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高长虹这里得到了继承与表现，特别是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人民情结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三、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
高长虹，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非常向往代表现代的西方文化，他尽可能地学习、接受这些先进的观念和理论。其中德国“狂飙运动”、无政府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进化论”、行为主义等均对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德国“狂飙运动”中青年们对激情的讴歌和由此而表现出的激烈反抗与变革精神、那种对人个性意识的推崇、对“自然”的尊崇都深深地吸引着高长虹。董大中先生曾十分明确地指出高长虹的“狂飙运动”完全可以称做是歌德“狂飙运动”的中国版。在高长虹看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已被黑暗、专制、愚昧所占据，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形成了一座没有任何气息与活力的“死城”。而要想冲破这座死城，那种改良的、温吞水式渐进的社会变革是远远不够的，他期待着一种激烈的、暴发性强的变革行动的出现。高长虹追寻一种“人生，爱，真与美，以相辅而递禅”“只余着自然”的生存状态，正如郝雨所说的高长虹：“对自然的崇尚，完全是基于对全社会、全人类、全世界以及整个大自然本身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与向往。”这些都与德国的“狂飙运动”不谋而合。而在无政府主义那里，高长虹看到了更多的是那种狂热的斗争精神，那种对黑暗社会政治现实与权威的反抗以及对个性完全自由的不懈追求，更有对乌托邦式的人类美好未来的遐想。他看中的是无政府主义中于人民、人类社会有利的因子，而并不像一个完完全全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不要一切政府，对政府的权威性和私有财产的合理『生持否定态度。尼采的“超人哲学”也同样对高长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殷克琪在她的博士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曾以专节的形式对此进行了阐述。高长虹不仅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超人”出现在世界之上，并且希望自己便是这样一个超人。在当时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的年代，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个体力量在这强大的势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尼采的“超人哲学”却在此时为高长虹提供了精神遨游的广阔空间。在“超人”的身上，高长虹实现着反抗封建和黑暗统治的理想，也将自我对个体绝对自由的憧憬与向往发挥到了极致。“超人”在高长虹这里一开始便具有了一种“利他”性，一种对个体、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一种对人类社会真、善、美与自由的无限向往。他无数遍地希望出现一个时代的超人，他不是那种统治、欺压人类的独裁者，也不是那种视民众为奴隶的剥削者，而是一个“献身于全人类的幸福、工作与劳动、生活、艺术，向着一个最高的理想而驰突”的超人。“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期的《新青年》便是一个进化论的传播基地，鲁迅则更是一个进化论的提倡者和奉行者。高长虹也不例外，早在上中学期间，他便通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深受其影响。在后来的《答国民大学x君》一文中他便说：“‘生存竞争，天演公例’十一二岁时我就已经从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课本上知道了，大而国籍，小至当家，谁又能逃得了它?”但“进化论”在高长虹这里少了那种竞争的残酷性，而代之以物种间的和谐与自然。他认为达尔文所谓的生物生存竞争只是一种“自然法则”，是生物的一种客观存在方式，而不是各种生物可以为了自身的生存或存在为所欲为的主张，不是“一种决斗，亦即相互的自杀”。也就是说，生物的存在与否只有靠提高自身的生存实力和适应力来得到保障，而不是以破坏、危害他者来实现的。在高长虹看来，现在的人类社会并不像达尔文那样有科学的明达，所以他们只把“生存竞争”狭隘地理解为相互间的尔虞我诈、互相蚕食。此外，美国的行为主义也对高长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曾写有长篇论文《论人类的行为》，认为人类是没有心理的，我们只能研究人类的行为，人生的真相要有行为的实验才能获得。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高长虹对事实、实验、行为的极端注重，可以说几乎达到了机械、僵化的地步。高长虹还将行为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扩大，引申到人类的其他领域中。首先便是人生命的存在形式与意义，在他看来，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是存在主要取决于人的行为。而人生的实际意义，无论是科学发明还是艺术创作，都是彻头彻尾的从行到行，并且号召一种“狂飙式”的做事方式，即“立刻去做，立刻，立刻!”也就是一种“动且速”的实干精神。
综上所述，高长虹“狂飙思想”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其中“五四”新文化是其思想形成的直接资源，传统文化是其思想的隐性出发点与归宿，而西方现代文化中的有关学说则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构建了高长虹“狂飙思想”的文化背景和主体构架。因此，我们不难感觉出高长虹思想中传统文化底蕴与异质文化的丰富内涵，博杂的西方文化结构中又昭示着他固有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