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困境和发展新方向

来源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aibo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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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在大陆恢复重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近40年的努力探索,虽然总体上而言,中国人类学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时至今日,仍未完全解决学科生存的问题。中国人类学还处于由生存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面临着"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具体表现在理论依附和学科依附两个方面。那么,如何摆脱"依附式发展"的困境,探索中国特色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使之成为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一门显学,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的时代使命。要想摆脱人类学"依附式发展"的困境,首先,需要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在前辈学者如乔健、费孝通、李亦园等人的思考和努力的基础之上,沿着跨学科综合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轨迹继续探索行进。其次,需要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积极探索本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即一方面要从社会层面上直面现代社会,研究和解释由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重大现实议题;另一方面要从国家层面上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在此探索过程中,逐渐地把中国人类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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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康区甘孜县境内大金寺与白利地方因十五户差民归属问题发生纠纷,由于大金寺武装侵入白利以及该寺与西藏政教系统的特殊联系,纠纷升级成川康边防军和西藏驻德格藏军参与其中的武装冲突,在班禅方面意图介入、藏方在康扩张的野心和刘文辉方面对康区势力范围的捍卫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又演变成涉及汉藏关系、边防安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等国家政治层面重大问题的事件。地方传统和现代行政两套权力运行机制的错位以及各行动主体视角、视域的差异使康区传统纠纷调解机制在"大白事件"中近乎失效。总体来看,权力碎片化是该地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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