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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有两个层次，即中共中央高级干部整风和全党的普遍整风。全党的普遍整风，实际上又分为整顿“三风”和审查干部两个阶段，而从整顿“三风”转变为审查干部的起始点，或者说起因，就是“王实味事件”。
王实味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全党普遍整风发动初期，王实味在1942年3月13日、23日的延安 《解放日报》 文艺栏上发表了 《野百合花》 一文，揭露延安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陋”现象；在3月18日召开的中央研究院全院大会上，王实味又提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检查委员会成员都应该由民主选举产生，各研究室主任，即使是院长，也要由群众选举产生才行。墙报上的文章可以匿名，目的是为了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权利。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 《矢与的》 上发表了 《硬骨头与软骨病》 等小杂文，从而遭到了批判。
王实味的上述言论和活动，原本属于全党普遍整风的范畴。开始，毛泽东并没在意。
据李维汉回忆，毛泽东亲自去中央研究院看了 《矢与的》 墙报，并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所謂“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无非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等。为此，毛泽东曾派胡乔木与王实味谈过话。
范文澜在批判王实味时说，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以后，乔木同志曾和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问题。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危险，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
但是，王实味坚持己见，拒不认错。其实，他本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由于康生的插手，牵涉到了王实味与托派分子的关系，他被打成了“反革命托派分子”。
在康生的指令下，1942年6月1日至11日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大会，给其戴上了“反革命托派”的帽子。从此，王实味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王实味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分子”以后，1942年6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整风学习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提出了审查干部的问题。
其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吴奚如写了一篇纪实小说 《未了的旅程》 发表在1942年7月19日、20日的 《解放日报》 文艺栏上。为此，吴奚如被打成了“叛徒”加“特务”。接着，在中央党校又“揪”出了十几个人。
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说：“我们党内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五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一个叫吴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这是应该审查的。”
12月16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 《关于锄奸斗争》 的报告，开始宣传“特务如麻”。
据师哲回忆，康生的报告认为：“特务，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随后，高岗 《在西北局高干会的结论》 中说：“康生同志在高干会的报告，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年来敌人特务破坏活动的猛烈，土匪及武装便衣的骚扰，组织暴动，组织兵变，及勾引我干部逃跑之事，层出不穷；特别是他们的内奸工作，已深入到我党政军学校机关内部，我们领导薄弱的经济与文化机关，更容易被这些破坏分子混入。……因此，我们万万不能睡觉，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锄奸保卫工作。”
对此，胡乔木写的 《关于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经过及其经验的总结》，在谈到同党外反革命斗争问题时说：“当时边区内外形势，都迫切要求提出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所以，12月16日大会邀请康生同志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17、18两日在各小组会和大会上进行了专门讨论。后来，彭真同志在大会报告 （1943年1月4日） 介绍了如何与反革命作斗争的实际经验，又给了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
这样，西北局高干会便揭开了延安审查干部运动的序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 （以下简称“总学委”），康生成为毛泽东的“副手”，实际上主持总学委的日常工作，领导整风运动。同时，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主持审干运动，大搞“逼、供、信”，逼出了一个“红旗党”。
事情的起因，是从审查一个叫张克勤的小青年开始的。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性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谢觉哉的同意，被调到延安，在西北公学学习。在张克勤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抓了其父樊执一和其妻朱方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李矩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另外，西安“三青团”办的报纸曾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名单的第一个人就是张克勤。这时，从鲁艺转来与张克勤一起到延安的人的一份揭发材料，检举张克勤是特务。把这几件事连在一起，便认定张克勤是“特务”了。 据参加审讯的当事人李逸民回忆：就在李克农布置完任务的当天晚上，张克勤被带到汪东兴办公的窑洞，在我和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等 （均为西北公学的工作人员） 的参加下，审查开始了。……到了凌晨五点，张克勤渐渐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于是，张克勤交代了以下情况：其父在给一个国民党大官看病的时候，经那大官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父亲的关系，自己也就加入了特务组织。僵局终于打破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又问他来延安干什么。他说自己来延安就是受特务组织的派遣，专门来搜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的，说得有鼻子有眼。“你的党组织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又问他，他说：“甘肃地下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口头交代完了，我们又让他写成书面材料，他一口气就写了出来。
康生对张克勤所谓的“红旗政策”十分欣赏，说：“从去年 （1942年）12月1号以后到今年4月1号，这5个月是发现 （特务） 时期，发现了一些成型的案件，陕南的案件 （即戴笠特务案），甘肃的案子，云南的案子张富成，湖北的案子卫泽同，陇海铁路的案子姚以清，还有文化人特务，就是鲁艺的邓甲，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案子。在所有的案子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内容说不了好多；蓝洋远的案子，证实了国民党‘红旗政策’很具体的内容。”
接着，康生用张克勤这根“棍子”，不但把甘肃的地下党，而且把河南、四川等省的地下党都打成了“红旗党”。
其间，康生对“揪出来”的大批的“托派”“反革命”“叛徒”“汉奸”“日特”“国特”等，在1943年4月1日实行了一次“大逮捕”。
据师哲回忆：一天 （1943年4月1日） 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〇”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着重号） 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我问：“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从这一天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整整一夜没有休息。一夜之间抓了260多人。
王实味及“五人反党集团”成员成全、王里、潘芳、宗铮和吴奚如等，都是这天晚上被逮捕的。唯有张克勤沒有被逮捕。
对于这件事，康生说：“到了4月1号来了一个突变，一夜鸡犬不闻，就捉了200多人。捉人是突破阶段。”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 《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一年前，即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过一个 《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因为是4月3日发出的，所以简称“四三”决定。一年后，即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一个 《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因此，人们便习惯地称这个决定为新“四三”决定。
新“四三”决定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 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对整风运动的这一性质上的界定，大大地扩大了整风运动的内涵。1942年的“四三”决定把整风运动界定为“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就是说，它的主要任务是要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但是在整风过程中，“揪”出了王实味、吴奚如等一批“奸细”分子，挖出了“红旗党”。于是，新“四三”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一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
这样，新“四三”决定便把“肃清内奸分子”作为整风运动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同时还指出：“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
为了同时完成这双重任务，新“四三”决定强调：“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也不能发现与肃清。”
为此，新“四三”决定规定：“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 （特殊情况例外） 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而对于该决定上要求注意领导方面，则暂时不予强调。”并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第一，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第二，“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
新“四三”决定强调：“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以便“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
新“四三”决定是不公开的，只发到各地学习单位的领导人，不与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见面。由于延安的整风已经过了所谓的“暴露”阶段，因此贯彻新“四三”决定的重点是“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
1943年4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随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于4月9日和12日，召开了坦白动员大会。 5月17日，边区召开党政军系统工作人员会议，动员进行“坦白运动”。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在会上作了《关于宽大政策的报告》。
报告一开头，高岗就说：“最近延安捉了几百人，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还在检查每个人的历史和思想。”
自此，延安机关学校的审干运动迅速全面展开。用康生的话说，过去是“少数人少数机关作”，即党内的社会部、保安处锄奸部或有个别的机关，像鲁艺、青委、延大，少数机关少数人，“那时绝对秘密”，而且是“以镇压为主”。这时，审查干部变成所有机关学校，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并且是完全公开的事，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变成了群众运动。其结果是，问题丛生。
为此，毛泽东于7月1日致信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 第6期上登载以下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但是，康生把它完全变了“味”。笔者只就“首长负责，自己动手”看看康生是怎样做的。
1943年8月，康生在西北公学训练班上作了 《关于整风、审干问题》 的报告，說：“这次你们（指从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延安参加审查干部训练班的同志） 回去首先一个任务，就是要去各地推动各地负责同志他们自己觉悟起来，亲自负责，亲自动手，这是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哪怕那个同志思想不通，你要使他觉悟起来，自己动手，自己亲自负责，以身作则，然后才能根据中央这个整风精神来改造那方面整风学习的工作，你在延安所见所闻的一些事情，这次你回去给人家提供意见，人家不一定同意你的意见，人家和你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你不同意你就是反抗中央’，是不是可以这样？要使他自然而然革命化，用革命的风格去改进他的工作，你首先把那个负责同志的思想说通，他自然而然就和你的意见一致了。”那么，康生又怎样使那里的负责同志“自然而然”地“自己觉悟起来”呢？康生介绍了延安的“经验”：“首长负责，你们到前方，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首长倘若不负责怎么办？我看这个问题中央有决议，不负责不行，首长可以负责，你要强迫他负责，是勉强的都不行。”
中央医院是当时延安最大的医疗单位，主要为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看病，院长傅连暲，有大夫、护士和杂务人员120多人。孙力余是中央医院的党总支书记，是中央医院整风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领导全院的整风运动。当审干、“抢救运动”开始后，孙力余认为不能像康生要求的那样做，一直未抓一个“特务”。在康生作报告后，孙力余被撤销了学委会负责人的职务，“靠边站”了。康生派了中央党校的两个学员去中央医院搞“抢救运动”。于是，在中央医院“挖”出了83个“特务”“内奸”，占了医院全体人员的2/3。在中央发出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后，无法收拾，那两个学员拍拍屁股走了，只好请孙力余出来，负责进行甄别工作，但是困难很大，直至1945年才甄别完毕。83个“特务”“内奸”，除两个同志有些历史上的问题，在延安无法查清，“挂起来”以外，其余全部甄别平反，恢复名誉。
（选自《党史博览》2018年第7期）
康生把王实味打成“托派”
王实味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全党普遍整风发动初期，王实味在1942年3月13日、23日的延安 《解放日报》 文艺栏上发表了 《野百合花》 一文，揭露延安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陋”现象；在3月18日召开的中央研究院全院大会上，王实味又提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检查委员会成员都应该由民主选举产生，各研究室主任，即使是院长，也要由群众选举产生才行。墙报上的文章可以匿名，目的是为了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权利。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 《矢与的》 上发表了 《硬骨头与软骨病》 等小杂文，从而遭到了批判。
王实味的上述言论和活动，原本属于全党普遍整风的范畴。开始，毛泽东并没在意。
据李维汉回忆，毛泽东亲自去中央研究院看了 《矢与的》 墙报，并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所謂“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无非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等。为此，毛泽东曾派胡乔木与王实味谈过话。
范文澜在批判王实味时说，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以后，乔木同志曾和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问题。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危险，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
但是，王实味坚持己见，拒不认错。其实，他本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由于康生的插手，牵涉到了王实味与托派分子的关系，他被打成了“反革命托派分子”。
在康生的指令下，1942年6月1日至11日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大会，给其戴上了“反革命托派”的帽子。从此，王实味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王实味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分子”以后，1942年6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整风学习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提出了审查干部的问题。
其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吴奚如写了一篇纪实小说 《未了的旅程》 发表在1942年7月19日、20日的 《解放日报》 文艺栏上。为此，吴奚如被打成了“叛徒”加“特务”。接着，在中央党校又“揪”出了十几个人。
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说：“我们党内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五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一个叫吴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这是应该审查的。”
12月16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 《关于锄奸斗争》 的报告，开始宣传“特务如麻”。
据师哲回忆，康生的报告认为：“特务，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随后，高岗 《在西北局高干会的结论》 中说：“康生同志在高干会的报告，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年来敌人特务破坏活动的猛烈，土匪及武装便衣的骚扰，组织暴动，组织兵变，及勾引我干部逃跑之事，层出不穷；特别是他们的内奸工作，已深入到我党政军学校机关内部，我们领导薄弱的经济与文化机关，更容易被这些破坏分子混入。……因此，我们万万不能睡觉，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锄奸保卫工作。”
对此，胡乔木写的 《关于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经过及其经验的总结》，在谈到同党外反革命斗争问题时说：“当时边区内外形势，都迫切要求提出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所以，12月16日大会邀请康生同志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17、18两日在各小组会和大会上进行了专门讨论。后来，彭真同志在大会报告 （1943年1月4日） 介绍了如何与反革命作斗争的实际经验，又给了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
这样，西北局高干会便揭开了延安审查干部运动的序幕。
康生制造“红旗党”，实施大“逮捕”，
新“四三”决定出台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 （以下简称“总学委”），康生成为毛泽东的“副手”，实际上主持总学委的日常工作，领导整风运动。同时，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主持审干运动，大搞“逼、供、信”，逼出了一个“红旗党”。
事情的起因，是从审查一个叫张克勤的小青年开始的。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性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谢觉哉的同意，被调到延安，在西北公学学习。在张克勤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抓了其父樊执一和其妻朱方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李矩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另外，西安“三青团”办的报纸曾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名单的第一个人就是张克勤。这时，从鲁艺转来与张克勤一起到延安的人的一份揭发材料，检举张克勤是特务。把这几件事连在一起，便认定张克勤是“特务”了。 据参加审讯的当事人李逸民回忆：就在李克农布置完任务的当天晚上，张克勤被带到汪东兴办公的窑洞，在我和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等 （均为西北公学的工作人员） 的参加下，审查开始了。……到了凌晨五点，张克勤渐渐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于是，张克勤交代了以下情况：其父在给一个国民党大官看病的时候，经那大官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父亲的关系，自己也就加入了特务组织。僵局终于打破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又问他来延安干什么。他说自己来延安就是受特务组织的派遣，专门来搜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的，说得有鼻子有眼。“你的党组织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又问他，他说：“甘肃地下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口头交代完了，我们又让他写成书面材料，他一口气就写了出来。
康生对张克勤所谓的“红旗政策”十分欣赏，说：“从去年 （1942年）12月1号以后到今年4月1号，这5个月是发现 （特务） 时期，发现了一些成型的案件，陕南的案件 （即戴笠特务案），甘肃的案子，云南的案子张富成，湖北的案子卫泽同，陇海铁路的案子姚以清，还有文化人特务，就是鲁艺的邓甲，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案子。在所有的案子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内容说不了好多；蓝洋远的案子，证实了国民党‘红旗政策’很具体的内容。”
接着，康生用张克勤这根“棍子”，不但把甘肃的地下党，而且把河南、四川等省的地下党都打成了“红旗党”。
其间，康生对“揪出来”的大批的“托派”“反革命”“叛徒”“汉奸”“日特”“国特”等，在1943年4月1日实行了一次“大逮捕”。
据师哲回忆：一天 （1943年4月1日） 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〇”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着重号） 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我问：“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从这一天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整整一夜没有休息。一夜之间抓了260多人。
王实味及“五人反党集团”成员成全、王里、潘芳、宗铮和吴奚如等，都是这天晚上被逮捕的。唯有张克勤沒有被逮捕。
对于这件事，康生说：“到了4月1号来了一个突变，一夜鸡犬不闻，就捉了200多人。捉人是突破阶段。”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 《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一年前，即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过一个 《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因为是4月3日发出的，所以简称“四三”决定。一年后，即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一个 《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因此，人们便习惯地称这个决定为新“四三”决定。
新“四三”决定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 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对整风运动的这一性质上的界定，大大地扩大了整风运动的内涵。1942年的“四三”决定把整风运动界定为“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就是说，它的主要任务是要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但是在整风过程中，“揪”出了王实味、吴奚如等一批“奸细”分子，挖出了“红旗党”。于是，新“四三”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一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
这样，新“四三”决定便把“肃清内奸分子”作为整风运动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同时还指出：“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
为了同时完成这双重任务，新“四三”决定强调：“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也不能发现与肃清。”
为此，新“四三”决定规定：“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 （特殊情况例外） 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而对于该决定上要求注意领导方面，则暂时不予强调。”并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第一，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第二，“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
新“四三”决定强调：“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以便“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
新“四三”决定是不公开的，只发到各地学习单位的领导人，不与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见面。由于延安的整风已经过了所谓的“暴露”阶段，因此贯彻新“四三”决定的重点是“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
毛泽东提出“九条方针”，
康生把它完全变了“味”
1943年4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随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于4月9日和12日，召开了坦白动员大会。 5月17日，边区召开党政军系统工作人员会议，动员进行“坦白运动”。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在会上作了《关于宽大政策的报告》。
报告一开头，高岗就说：“最近延安捉了几百人，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还在检查每个人的历史和思想。”
自此，延安机关学校的审干运动迅速全面展开。用康生的话说，过去是“少数人少数机关作”，即党内的社会部、保安处锄奸部或有个别的机关，像鲁艺、青委、延大，少数机关少数人，“那时绝对秘密”，而且是“以镇压为主”。这时，审查干部变成所有机关学校，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并且是完全公开的事，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变成了群众运动。其结果是，问题丛生。
为此，毛泽东于7月1日致信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 第6期上登载以下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但是，康生把它完全变了“味”。笔者只就“首长负责，自己动手”看看康生是怎样做的。
1943年8月，康生在西北公学训练班上作了 《关于整风、审干问题》 的报告，說：“这次你们（指从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延安参加审查干部训练班的同志） 回去首先一个任务，就是要去各地推动各地负责同志他们自己觉悟起来，亲自负责，亲自动手，这是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哪怕那个同志思想不通，你要使他觉悟起来，自己动手，自己亲自负责，以身作则，然后才能根据中央这个整风精神来改造那方面整风学习的工作，你在延安所见所闻的一些事情，这次你回去给人家提供意见，人家不一定同意你的意见，人家和你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你不同意你就是反抗中央’，是不是可以这样？要使他自然而然革命化，用革命的风格去改进他的工作，你首先把那个负责同志的思想说通，他自然而然就和你的意见一致了。”那么，康生又怎样使那里的负责同志“自然而然”地“自己觉悟起来”呢？康生介绍了延安的“经验”：“首长负责，你们到前方，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首长倘若不负责怎么办？我看这个问题中央有决议，不负责不行，首长可以负责，你要强迫他负责，是勉强的都不行。”
中央医院是当时延安最大的医疗单位，主要为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看病，院长傅连暲，有大夫、护士和杂务人员120多人。孙力余是中央医院的党总支书记，是中央医院整风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领导全院的整风运动。当审干、“抢救运动”开始后，孙力余认为不能像康生要求的那样做，一直未抓一个“特务”。在康生作报告后，孙力余被撤销了学委会负责人的职务，“靠边站”了。康生派了中央党校的两个学员去中央医院搞“抢救运动”。于是，在中央医院“挖”出了83个“特务”“内奸”，占了医院全体人员的2/3。在中央发出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后，无法收拾，那两个学员拍拍屁股走了，只好请孙力余出来，负责进行甄别工作，但是困难很大，直至1945年才甄别完毕。83个“特务”“内奸”，除两个同志有些历史上的问题，在延安无法查清，“挂起来”以外，其余全部甄别平反，恢复名誉。
（选自《党史博览》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