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因为我专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对西学完全谈不上有什么独到的认识，这里只能从考古学科的特性出发，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人们通常把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就曾经比较过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和清代端方的《陶斋吉金录》，发现八百年间中国的古器物学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大大退步了。虽然清末有罗振玉、王国维的横空出世，但“罗王之学”依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主旨一是取地下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二是为了“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大抵属于“证经补史”的范畴。
一九二八年，傅斯年以其“纵横捭阖之才”，“无中生有”地缔造了中研院史语所这一现代学术机构。傅氏反复强调，该机构之建设，就是要与传统的“抱残守缺”式的国故研究划清界限，“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则是史语所的旨趣所在。傅斯年堅信，“史学的对象是史料”，或者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考古学在提供大量“新材料”的同时，也发挥着“新工具”的功能，从而在相当的程度上满足了傅斯年“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之愿望。
史语所成立伊始，傅斯年即聘李济为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这一略带偶然的人事安排却深远地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走向。李济虽然没有经过专门的考古学训练，但他深谙以“精密的方法”发掘出的地下古物才具有科学价值的道理，并将田野考古的职责定义为“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采用”，他的这一理念简直就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的具体诠释。随后，梁思永从哈佛毕业回国加盟史语所，作为中国第一个专攻考古学的学者，他几乎以一己之力规范了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关键步骤—资料采集、资料整理以及资料研究。可以说，中国考古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门用新方法获取新材料来研究中国“老问题”的学科。从这层意义上讲，它是典型的“西学在中国”。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史语所考古组连续在殷墟进行了十五个季度的发掘，除了那些刻字甲骨、刻花骨片和白陶等精美之物，殷墟的“基本材料仍是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但李济却信心满满地展望，“在这种材料上我们希望能渐渐地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很显然，李济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材料的提供者，更希望考古界同仁同时也是材料的使用者，或者说古史的重建者。从这层意义上讲，古史重建堪称中国考古学的“初心”。
李济身体力行，数十年之后，他交出答卷—《安阳》—一部用考古出土材料来书写的殷商历史。但此时，李济的理想早已超越“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而是要利用可观的考古资料来“编辑一部比较可信的中国上古史”，以此考察“民族的发展与文化的演进”，并最终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上古史》（待定稿）。
几乎在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的同时，曾经留学法国的哲学学者徐旭生出于对“疑古”思潮的极大不满，也投身到古史研究的队伍中来。徐旭生主张历史研究不能“专在斗室故纸堆中绕弯子”，因此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下创设了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在陕西开展考古工作，意欲寻找“丰镐，咸阳，犬丘，岐下，平阳，雍，及汧渭之会”等周秦都邑，并最终选择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发掘。徐旭生和他的学生苏秉琦相信，一部理想的中国上古史必须将文献、传说和遗物三种材料综合运用来书写，并且坚信“将来必有一天，我们可能根据丰富可靠的地下遗物遗迹，和考古学的成就，来描述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抗战期间，为了巩固国人对于古史的信心并探寻正确的古史研究方法，徐旭生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此书堪称文献和传说材料综合利用的典范，但很少涉及考古材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秉琦晚年完成的重要著作—《中国远古时代》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才是真正意义上扎根于考古材料的古史重建，所以他由衷地感慨这是“六十年圆一梦”。
但并非所有学者都主张中国考古学应该以古史重建为学科使命。张光直就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中国考古学家最初是在周口店、仰韶或其他史前遗址而非殷墟进行大规模发掘的话，那么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能会从历史学的范围中走出来，而与自然科学做比较密切的结合。而在另外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中国考古学更是沦为“维护传统”的“证史工具”，这无疑是误解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如上所述，中国考古学的两个源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的创办者在学科萌芽之际即勾画出强烈的古史重建的愿景。从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到李济的《安阳》，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苏秉琦的《中国远古时代》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一流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一直胸怀大志，立意高远，“建体系”“修国史”，都堪称是在为《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写中国续篇”，中国考古学何尝仅仅满足于“证经补史”呢？中国考古学的当务之急其实是如何“不忘初心”，牢记学科使命，为重建系统可靠的古史贡献力量，避免学科研究陷入碎片化、技术化的泥淖。
人们通常把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就曾经比较过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和清代端方的《陶斋吉金录》，发现八百年间中国的古器物学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大大退步了。虽然清末有罗振玉、王国维的横空出世，但“罗王之学”依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主旨一是取地下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二是为了“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大抵属于“证经补史”的范畴。
一九二八年，傅斯年以其“纵横捭阖之才”，“无中生有”地缔造了中研院史语所这一现代学术机构。傅氏反复强调，该机构之建设，就是要与传统的“抱残守缺”式的国故研究划清界限，“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则是史语所的旨趣所在。傅斯年堅信，“史学的对象是史料”，或者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考古学在提供大量“新材料”的同时，也发挥着“新工具”的功能，从而在相当的程度上满足了傅斯年“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之愿望。
史语所成立伊始，傅斯年即聘李济为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这一略带偶然的人事安排却深远地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走向。李济虽然没有经过专门的考古学训练，但他深谙以“精密的方法”发掘出的地下古物才具有科学价值的道理，并将田野考古的职责定义为“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采用”，他的这一理念简直就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的具体诠释。随后，梁思永从哈佛毕业回国加盟史语所，作为中国第一个专攻考古学的学者，他几乎以一己之力规范了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关键步骤—资料采集、资料整理以及资料研究。可以说，中国考古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门用新方法获取新材料来研究中国“老问题”的学科。从这层意义上讲，它是典型的“西学在中国”。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史语所考古组连续在殷墟进行了十五个季度的发掘，除了那些刻字甲骨、刻花骨片和白陶等精美之物，殷墟的“基本材料仍是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但李济却信心满满地展望，“在这种材料上我们希望能渐渐地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很显然，李济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材料的提供者，更希望考古界同仁同时也是材料的使用者，或者说古史的重建者。从这层意义上讲，古史重建堪称中国考古学的“初心”。
李济身体力行，数十年之后，他交出答卷—《安阳》—一部用考古出土材料来书写的殷商历史。但此时，李济的理想早已超越“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而是要利用可观的考古资料来“编辑一部比较可信的中国上古史”，以此考察“民族的发展与文化的演进”，并最终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上古史》（待定稿）。
几乎在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的同时，曾经留学法国的哲学学者徐旭生出于对“疑古”思潮的极大不满，也投身到古史研究的队伍中来。徐旭生主张历史研究不能“专在斗室故纸堆中绕弯子”，因此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下创设了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在陕西开展考古工作，意欲寻找“丰镐，咸阳，犬丘，岐下，平阳，雍，及汧渭之会”等周秦都邑，并最终选择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发掘。徐旭生和他的学生苏秉琦相信，一部理想的中国上古史必须将文献、传说和遗物三种材料综合运用来书写，并且坚信“将来必有一天，我们可能根据丰富可靠的地下遗物遗迹，和考古学的成就，来描述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抗战期间，为了巩固国人对于古史的信心并探寻正确的古史研究方法，徐旭生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此书堪称文献和传说材料综合利用的典范，但很少涉及考古材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秉琦晚年完成的重要著作—《中国远古时代》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才是真正意义上扎根于考古材料的古史重建，所以他由衷地感慨这是“六十年圆一梦”。
但并非所有学者都主张中国考古学应该以古史重建为学科使命。张光直就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中国考古学家最初是在周口店、仰韶或其他史前遗址而非殷墟进行大规模发掘的话，那么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能会从历史学的范围中走出来，而与自然科学做比较密切的结合。而在另外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中国考古学更是沦为“维护传统”的“证史工具”，这无疑是误解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如上所述，中国考古学的两个源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的创办者在学科萌芽之际即勾画出强烈的古史重建的愿景。从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到李济的《安阳》，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苏秉琦的《中国远古时代》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一流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一直胸怀大志，立意高远，“建体系”“修国史”，都堪称是在为《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写中国续篇”，中国考古学何尝仅仅满足于“证经补史”呢？中国考古学的当务之急其实是如何“不忘初心”，牢记学科使命，为重建系统可靠的古史贡献力量，避免学科研究陷入碎片化、技术化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