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设、现代政府和民主之路:六十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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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帝制衰落以后,"强国"一直是中国的普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以强国为目标的国家建设。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强国"建设的结果可以说有得有失、喜忧参半。1978年以后,新政策的推行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自新世纪开始,建设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和经济的高效国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中国的现代政府需要包含高效的市场管理体制、福利国家、法治政府以及透明政府和问责政府的制度化。自2010年前后开始,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将是建设民主政治。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中国可能首先从三个维度取得突破:一是以从法律上承认公民社会的独立性,二是实行党内民主,再有就是逐步放开地方选举,并向上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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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著述《伊壁鸠鲁哲学》中,马克思通过比较分析在幸福问题上伊壁鸠鲁式的重视形而下层面的“身体健康,内心宁静”和普卢塔克式的关注形而上层面的“精神自由,神性境界”各自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强调必须坚持主体与对象、个体与普遍、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现实与超现实、日常意识与哲学意识等方面的对立统一,坚持理论逻辑与现实生活的一致,否则就会造成极端和错位。回过头来,反思目前社会上关于“什么是幸福”、“以什么标准衡量幸福”讨论中出现的众声喧哗而莫衷一是的情形,马克思提出的“从哲学上进行思考,而且要十分彻底”的教诲仍具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大同思想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问题,学界存在两方面的分歧,即是拉近还是疏远了马克思主义;是推动还是阻碍了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大同思想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双向的。从正向来说,由于大同思想沟通了早期知识分子同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的联系,架起了早期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桥梁,联结了早期知识分子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纽带,因而从正向上推进了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反向来说,由于大同思想在理论上造成了早期知识分子对部分马
2015年12月12—13同,由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研究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与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国人民大学、
目前,第二代网络已经慢慢退去。有些人已经开始要求第三代网络了。第三代网络应该摆脱前两个版本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和错误的典型模式。菲利普·穆勒(Philipp Mailer)任职于科技公司,同时在德国及美国多所高校教授政治学。他认为,对于前两种网络给世界带来的变化,许多人还是没有理解。人们的思想层面往往还停留在网络的初级阶段,思想先驱者首先要思考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思想精神上的不足。
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解社会变革动力的重要理论,其最基本的因果作用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然而这种因果作用绝非唯一的单向性路径,同样重要的有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走向。马克思对道德有着深刻的抨击,但又在其著作中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强烈道德评判,似乎显示了其矛盾态度。意识形态对马克思而言只是一个社会学的范畴而非认识论的范畴,道德就是意识形态的断言是道德社会学的主题,它强调的是道德为社会阶级利益服务的客观性社会功能,但同时存在一些在本质上并非意识形态的且作为不依赖于阶级社会的道德判断。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现实境遇
马克思主张道德价值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不能被解释为依赖于某种普遍人性观念的道德自然主义,也不能被解读为对普遍的正义和公正标准的诉求。马克思的方法包含着一种历史的和内在的批判。社会现实是矛盾的,否定和批判的倾向根植于现存社会条件本身的各种力量之中,这种立场为马克思的道德视角提供了基础。马克思思考正义的方式处在黑格尔传统之中。它与后果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也超出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限定的视野。
一、解构的遗产:从德曼到德里达 曹:兰德教授您好!您是保罗·德曼最年长的弟子,是否可以请您先介绍一下您与德曼的师承关系?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断言黑格尔的法哲学乃至他的整个哲学包含一种神秘主义。但是,马克思实际上从三种不同思路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第一种是泛神论的思路。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观念或逻辑观念本身是纯粹的思维抽象,因而必须放弃自身,外化成自然,观念等同于整个世界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观念就是泛神论中的上帝。第二种是一神论的思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把观念理解为"独立的主体"和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观念并不依赖现实世界,而是高于现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观念就相当于一神论意义上的上帝。第三种是"
本文主要讨论马克思民主理论所主要解决的问题,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在赞同黑格尔的基本概念前提同时,通过逻辑倒置的方法和社会唯物主义的观点,用人类存在、类本身、社会的观念取代了黑格尔国家精神的理念至上性,从而否定了黑格尔的主要结论。同时,通过对黑格尔国家意志范畴的批判,马克思逐渐意识到超个体结构关系的存在决定着个体意志的形成。
很多学者一直按照马克思自己所做的说明去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这样就不会看到二者之间在方法上的一致性。只有把马克思和黑格尔放在一起阅读,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各自对批判资本主义所做的贡献,看到他们之间的一致性,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黑格尔法哲学之间的一致性,黑格尔探讨了构成政治现代性的权利诸形式,而马克思探讨了构成经济现代性的价值诸形式。研究马克思时,"回到黑格尔"的意义就是为了发掘出马克思那里更多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