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四刊论坛”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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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2—13同,由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研究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与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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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民主在中国不断发展,并且超越了简单的协商范畴,而它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来自民间的抗议。从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社会协商等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及实践来看,中国的协商民主确实具有创新性,这些协商制度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不满情绪的释放和疏解提供了渠道。西方的左翼不应该对中国协商民主的探索视而不见,甚至去批评,而是要对其进行认真研究,加强信息的交流。
《比无还少》所阐述的根本问题为“主体性”的本体论问题,即齐泽克所说的“前—先验的裂隙或断裂”,但是,基于想象的统觉性,即每个意识的行为都是一个自我意识的行为,只有一个行为。因此,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悖论性的否定的本体论。而且,以此方式理解的自我意识与理性存在着必然关联。齐泽克对黑格尔的理解在如下三个方面上是准确的:黑格尔关于历史合理性的断言是回溯性的;精神是一种“自身的产物”;黑格尔绝非“同一性思维”的典范。齐泽克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在根本上是矛盾的,因而主张“深渊的行动”,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如果这样一个社会
1949年5月23日,"轻娱乐"节目《孩子你好》(Hello Children)节目的制作人莱昂内尔·甘林(LionelGamlin)写信给伊尼德·布莱顿(EnidBlyton),问她是否愿意就记忆中最美好的假期接受采访。第二天,布莱顿回信说:"亲爱的甘林(Gamlin),谢谢你的来信,你的建议听起来十分有趣,但是我应该提醒一些你没有注意到,
恩格斯生命的最后岁月(1891--1895)正值法国社会主义迈出决定性步伐的时期。在1893年,社会主义代表在国民议会中获取了显著的席位。许多研究者已经对恩格斯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评价进行了研究,但是最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中有关恩格斯在1891年和1895年之间的所有文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路径。我们将恩格斯的著作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最新的历史文献进行对比来研究恩格斯的著作,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与推广,以及马克思的法语译著的重要性。最后,我们通过对比恩格斯与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
他者和他异性在现代哲学话语中越来越凸显出它的重要性,而这些概念的出场是可以在梅洛一庞蒂的身体哲学中找到其理论源头的。重新梳理和检讨梅洛一庞蒂的身体哲学在建构他者方面的理论,对于在哲学史角度上深切地理解他者和他异性等流行概念具有基础性的价值。梅洛一庞蒂把身体和他者概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突破了胡塞尔现象学所陷入的唯我论,从知觉和生存两个角度把身体和他者交融在一起,为说明世界和他者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阐发视角。
本文中心议题是维特根斯坦与阿尔都塞立场之间的聚合。对维特根斯坦思想政治内涵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来展开,即将他的思想作为立足点,用于批判性地审视其社会维度、其合法性、范围与强度。然而,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翻译成阿尔都塞式的唯物主义立场会导致在前者研究中对其批判形成某种理解。当然,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工作并不取决于它们作为某个观点的保证,而是取决于解构政治话语的效果,这些话语寻求统一并分层级地安排证据(确定性),而这些证据正是由不同语言游戏构成,社会性则在这样的游戏中得以展现。本文最后针对源自于维特
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2000年以来的十余年是社会市场经济下德国社会改革的重要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变迁和人口结构转型中,德国福利国家制度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条件发生新的变化,使得德国社会政策发生着适应性的嬗变和调整。本文以21世纪以来德国社会变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分析了德国福利国家社会改革所面临的特定条件和政策环境,以及德国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变革发展。本文认为,德国在承继其社会市场经济道路和社会政策传统下,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着力推动以工作福利为目标的社会政策转型,在维持较
2015年7月11日,“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青年学术论坛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共同主办。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方工业大学、西南大学、辽宁大学等单位的8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
在早期著述《伊壁鸠鲁哲学》中,马克思通过比较分析在幸福问题上伊壁鸠鲁式的重视形而下层面的“身体健康,内心宁静”和普卢塔克式的关注形而上层面的“精神自由,神性境界”各自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强调必须坚持主体与对象、个体与普遍、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现实与超现实、日常意识与哲学意识等方面的对立统一,坚持理论逻辑与现实生活的一致,否则就会造成极端和错位。回过头来,反思目前社会上关于“什么是幸福”、“以什么标准衡量幸福”讨论中出现的众声喧哗而莫衷一是的情形,马克思提出的“从哲学上进行思考,而且要十分彻底”的教诲仍具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大同思想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问题,学界存在两方面的分歧,即是拉近还是疏远了马克思主义;是推动还是阻碍了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大同思想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双向的。从正向来说,由于大同思想沟通了早期知识分子同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的联系,架起了早期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桥梁,联结了早期知识分子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纽带,因而从正向上推进了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反向来说,由于大同思想在理论上造成了早期知识分子对部分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