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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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作家杨仕芳的小说以湘黔桂边区为背景,表现社会转型中乡村秩序的失序和重建,乡村伦理的沉沦和救赎,乡村人性的堕落、挣扎、忏悔、重塑。“救赎”始终是其小说的主题,包括乡村的自我救赎和人生的自我救赎。在他的作品中,边地叙事不单纯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人物命运和作家生命情怀的书写和诠释方式,是观照生活与体验生命的一种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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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作家杨仕芳的小说以湘黔桂边区为背景,表现社会转型中乡村秩序的失序和重建,乡村伦理的沉沦和救赎,乡村人性的堕落、挣扎、忏悔、重塑。“救赎”始终是其小说的主题,包括乡村的自我救赎和人生的自我救赎。在他的作品中,边地叙事不单纯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人物命运和作家生命情怀的书写和诠释方式,是观照生活与体验生命的一种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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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诗坛尚古师古之风盛行,濡染时风,法式善即是学陶诗人中较独特的一位。法式善身为蒙古八旗中为数不多的文官,三十余载的仕宦生涯,不曾离开官场半步,却在生活上、创作上时刻流露出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这种趣尚渗透在其日常生活的书斋装饰设计上,表达在其诗歌创作的意象选择、艺术追求以及选评诗作旨趣方面。究其原因,除去民族个性、家学环境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当与其仕宦遭际以及乾嘉时期的时政气候不无关系,借此亦可窥见乾嘉士林的隐逸之风。
从清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历史实际来看,少数民族女性诗人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创作群体。清人编选的女性诗歌总集中,黄秩模《国朝闺秀诗柳絮集》规模最大,存录的少数民族女性诗作数量最多。在对少数民族女性诗作的辑选中,黄秩模秉持儒家诗学观念,以“风雅正声”标准来选择和塑造这一群体。《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存录少数民族女性诗人民族、身份多样,以诗人姓氏依韵编次,各民族融于一体,女性诗人身上的民族、身份和等级界限消弭。清代27位少数民族女性诗人所作的236首诗歌,表现出相当的典型性,既有对于传统女性文学主题的延续,又具有鲜明的
在布洛陀史诗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强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壮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布洛陀史诗中有关多民族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及制度交融等的记载都保存了相关信息。这成为壮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之历史佐证,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此外,搜集整理“布洛陀史诗”的历程也是对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发现过程。
古代朝鲜半岛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元好问,其作品自14世纪中后期便陆续传至朝鲜半岛,在此后五百余年间,对朝鲜半岛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半岛文人不仅关注元好问丧乱诗、论诗诗,还接受了他的诗学思想,并极为推崇元好问的七律诗。他们在现实创作中不仅化用其写景状物类诗歌的经典诗语,还仿效论诗绝句体式进行创作。同时,元好问的史学著述也为朝鲜后期实学者编著大型百科全书提供了史料依据。朝鲜半岛文人对元好问诗文的积极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是间接发生的。
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文章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放置在范式转换的学术视野中,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史范式转换的关键意义,提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文学史书写亟需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旋律,探索民族文学“入史”的适当路径。
文章通过分析穆儒丐1918—1925年间的作品,展现民初旗人作家穆儒丐作品中守护旗人记忆、言说族群伤痛的遗民心态,思考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新民立场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考察穆儒丐以自身族群经历为视角,反思辛亥革命,为中国摆脱民初军阀混战现状寻找思想资源的复杂情感和心理轨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值得关注,即对地方性知识、边缘文化、弱势族群关注的作品越来越多,这些作品在对巫术、神话、宗教等的充分展示中表现了对“他者”的关注和认同。更重要的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往往运用人类学的思想和手段,从书斋走向田野,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人类学家的角色,而且最终的作品也呈现为具有民族志性质的文化文本。目前,批评家将这类作品称作“人类学写作”或“民族志写作”。
精通汉语使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既为本民族文学书写找到了绝佳表达方式,又能够在多民族接触与交融的场域中自由穿行,从而赋予其文学叙事一种自由品格。尤为重要的是,通晓汉语言,自如运用汉语创作,为他赢得了宏阔世界,也濡化了他宽广的文化胸襟和廓大的现代民族观。在描写和展示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同时,他善于不断跨越本民族,追求中华民族的相融相合,唱出一曲曲多民族休戚与共、亲如一家的和谐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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