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致力于研究人将自己转变成主体的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性经验领域所进行的分析,并通过西方性经验史的描述和追踪,将其理论思考的重点转到了所谓自我为核心的主体问题上来。福柯深刻地感受到了现代社会中知识与生存关系的吊诡。表面上看,知识是生存的手段,人们拼命追求知识似乎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实际上,人们的生存空间与目的早已为知识所预先覆盖和确定,现代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真理”。因为真理不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还裹着权利的硬壳,逼迫我们顺从并作出生存轨迹的改变、转化和移位。这在哲学层面上揭示出生命的现实挣扎,同时也为生命主体的自我救赎张开了空间:人们应该怎样活着,是成就知识做一个坚定的殉道者,还是逃离知识的控制,勇于离经叛道?福柯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他要打破旧的知识教条,恢复知识与生命的真实关系,把知识从一种自洽式的理性活动变为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就是在优越性上,用感性的身体主体代替理性的意识主体,以生命伦理学取代科学知识论。因此,在福柯看来,就主体生存而言,“关注你自己”比“认识你自己”更为根本。他把对主体与真理、生存与审美问题的思考放在关于主体的历史中进行研究,试图用其生命伦理思想来解决这种难题,从而把主体从知识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自我不是一种现成在手的东西,就生命而言,它既不是一个抽象人性概念,也不是盲目的意志冲动,而是一种发明,是由各种要素构成、富有张力的整体结构。在生命内部有着精神——身体——能量诸要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要把握这个概念,就必须从其内在张力入手,沿着生命技术的历史通道,将其自身展现和恢复出来。自我通过各种实践技艺,让真理进入主体,完成主体的自我塑造,把自我打造成一种“道德主体”,于是一条通向自我风格化的美学之路就此打开。这条道路需要身体的尤其是性的极限体验来不断佐证,因为在无孔不入的权利控制下,身体与性已变得极其脆弱,它已在漫长的历史中被摧垮,早已失去了无坚不摧的生产性或者破坏性。因此,要把性恢复为一种“自我实践”、“自我艺术”来对待。在福柯的主体理论方法中,体现出强烈的辩证特征。按照福柯的生命伦理思想理论,自我在与自我的关系中,由于脱离了唯智论的纠缠,它的一种富有张力的内在架构也就完成了:自由构成了生命伦理学的存在条件;而伦理学就是自由所采取的反身形式。这样看来,主体不是实体,实体化的人是在”知识一权力“的构架下制造出来的,它产生的同时也就被客体化,离心化和工具化了,所以福柯揭示了“人之死”。真正的主体只能通过各种“主体化方式”,在身体或生命的“自我实践”中现身。而身体作为生命形式,要想摆脱被宰制,矫正和蹂躏的命运,最终的出路只能是隐秘的伦理改造。但这种改造不是根据其自身的主动力量展开的,而是基于美学目标的发明,它要借着自我技术与生命风格的中介,将伦理性自我自由地从差异化的生命实践中释放。这样历史中的生命主体就落入了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博弈游戏之中,它永远都在矛盾的漩涡中沉浮,自由不是一个可能性设定,而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现实过程,它直接就在实践中被问题化成伦理,在伦理实践中,生命主体自我塑造又自我剥除,自我认同又自我否定,自我享乐有自我调控。生命就在这种伦理的技术中介中得到不断超越。最后,福柯得出结论:“问题在于自己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更美。我想要达成的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自我实践,从而让自身成为自己更美生活的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