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常常将“治病救人”作为自己的事业和职责，所以不论她的社会工作职务怎么转变、时间怎么改变，她一直有一个恒久不变、却又日日常新的职业。她给病人做手术，给犯人做心理辅导，和大学生共谈生死，创办心理诊所，做客《艺术人生》，在《百家讲坛》做节目，甚至在非典、四川地震以及南方大风雪等非常时期，她也始终坚持以关注和帮助的形式来救赎人的物质生命和心理的健康，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她对生命的关注和浓烈的生命意识。　　浓烈的生命意识使迫切的救赎行为转化为写作的动力，这种救赎的行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出现在她的小说长篇中，使作品有了救赎的内容和意义。“拯救是涉及人类整个生命意义的获救”，所以她说:“我只敢写我大致经历过的事情，我只敢描述我确有把握的感觉和记忆”，“我属于不怎么会虚构的作家，经历为我的创作涂上了浓厚的背景”。本文试图将作家本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经历与作品研究结合起来，用她的经历看她的作品，考察救赎与自我救赎对毕淑敏的生命意识和写作的建构。不仅要揭示出毕淑敏选择写作与救赎表现出来的属于外在的社会、时代原因和文化原因，还试图将作家回归历史，在历史的坐标系里从纵向和横向延伸中参照、对比寻求作家自身的内在动因。通过对于救赎文化的传承与衍生看她救赎的选择和赋予小说人物救赎的选择，把握住毕淑敏的生命意识的核心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