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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清河——共和国第一座劳改农场的历史与现实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势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押改造了人批反革命分子，还使十余万市荒滩变成了良田。
1949年初，北平。北新桥炮局胡同集中收押点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越来越多。和平解放的北平正处于解放军军事管制状态。当时，对这些旧政权的残余势力采取集中收押的管理方式，是形势所需。
2月25日，新成立的军管会在这座古城的墙壁上贴出布告，限令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等人员到指定地点报到。新政权已经作出决定，在国民党炮局监狱的原址成立“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前来报到的人员进行“强制集训”。军管会公安局为此专门设置了登记处，等待旧政权遗留人员前来验明正身。
新政权布告的威力很快显现，打破沉默的是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这位国民党少将特务，带着被褥毯子，坐着自己的黑色轿车，直接开到登记处，在新政权工作人员核对姓名之后，走进清河训练大队。
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是自己要求参加“集训”的——在他们想来，随着旧政权的败退，他们所谓的“合法身份”已被剥夺，而新成立的政权急需“人才”，或许在“训练”结束后，新政府还能给他们一官半职。一个名叫徐太麟的军统特务，甚至为此编造假履历，“自首”说当过国民政府大官——他以为这样就能在“训练”结束后获得更高的职位。
原本清河训练大队计划只是“强制集训”300人左右重要的国民党特务，但这个数字却不断被突破。至临近开国大典时，清河训练大队已经集中了1000余人。
但这些特务们很快发现，现实与想象完全不同。他们被安排居住的是铁窗监房，一切行动都须依循各项纪律，整个训练大队形同监狱。“上当了!”特务们陷入恐慌。
“晚上能听到有人在偷偷哭，还有些特务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原清河农场监察科科长、85岁的卢凤来回忆说，这些特务在被集中之后，在一次与外界通话时，有人拿着电话机哭起来。私底下，特务们认为这是“变相集中”。
“训练大队为什么起名叫‘清河’?就是要特务们将自己身上的罪恶、灰尘、不干净的东西清洗清洗。”卢风来说，国民党特务们幻想轻松通过集训，继续做官，未免过于天真。
第一座劳改农场
那时的卢凤来只有二十四五岁，是清河训练大队第一批工作人员。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他隶属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一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掌握了一些国民党特务的资料。
清河训练大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基本选自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清河训练大队大队长安林就是情报委员会负责人。
国民党特务源源不断走进清河训练大队，这给卢凤来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工作压力。当时，清河大队只有17名干部，而国民党特务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当这些历史反革命分子发现这里并不是什么镀金之地时，气氛越来越紧张。
起初，国民党特务们私下还保持着原来的组织关系，彼此互称官衔，上下级关系明确。大特务大都端着架子，沉默不语；小特务们则打水扫地，甚至给‘官长”铺床叠被。清河训练大队让他们自选班长，结果选出来的都是大特务。
“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安林每周都会讲一次大课，主要是对比说理，让这些特务认识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卢风来回忆，安林讲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美帝侵华史》、《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为了摸清特务们的底细，194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清河训练大队号召“受训人员”用坦白检举的立功行动，争取做一名新中国公民。这种以敌制敌的方法非常有效，“他们开始主动坦白，并肛相咬、互相揭发。”
“交枪支弹药，交财产，金戒指、金镯子、金条、钻石……有的是他们写信让家人送过来，有的是我们派人去取。”时任清河训练大队某中队伙食管理员的王根富回忆，军统北平特务组长曲福乐交了几十支曲尺手枪。
根据“受训人员”交待的材料，清河训练大队编写出《军统概况》、《中统概况》等特务组织资料，它们至今仍保存在清河农场的档案室里，书本已然卷曲泛黄，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当年特务们的姓名及其组织结构关系。
到1949年底，狭小的炮局胡同监狱有些不敷使用。“最多的时候，炮局胡同集中训练了2000多人，已经放不下了。”卢凤来说。此时，新政权正在学习毛泽东于1949年10月發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根据这一文章的精神，1949年底，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不能使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坐吃闲饭，要通过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新人”的指示。
劳改农场的成立呼之欲出。
1949年11月，受当时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委托，安林来到了天津以东一片30多万亩、从未有人开垦过的荒滩上。这里被称为茶淀地区，属于河北省宁河县，处于三条大河围成的三角地带。这块盐碱荒地就像一座孤岛，远远漂浮在与首都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劳改农场——清河农场，就在这里诞生。
1949年11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派出几名先遣队员深入渤海滩涂的茶淀地区，为“清河训练大队”考察选址。12月27日，46名干部、警卫战士、技术人员押解25名敌特分子，第一批开赴这里，拉开了清河农场的建设序幕。此时，寒风席卷大地，这里除了白茫茫的积雪和盐碱，只有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红蒿。
1950年2月2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以2400万斤小米作为启动经费，“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正式成立。安林任场长。2月24日至3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清河训教大队管训的敌特分子，分三批计1950名押解到这块远离北京的蛮荒之地，实行劳动改造。
“坐火车去的，列车上挂五六节车厢，从北京永定门开到茶淀车站。”卢凤来说。北京市公安总队调来了500多人的一个营兵力负责武装看押。
当时，清河农场的武装看押显得十分重要，一个中队收押100多人，干警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五六名小队长，每人配备一支长枪，他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面对看押改造的敌特人员，时刻得握紧枪杆子，不是闹着玩的。”王根富说。
对于过惯城市生活的特务们来说，劳动改造简直是一场磨难。建场初期，这块盐碱地上根本没有住的地方，农场干警和敌特人员只能一起搭席棚子。缝子都有一指宽，大风不停地往里灌。
敌特分子中能人很多，有人十多岁就开始玩枪，有的是京城纨绔，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对于干农活，他们简直是“五谷不分”。扶犁耕地的不会吆喝牲口，手里摇着鞭子，嘴里却对着耕牛喊着“兄弟向南，哥们向北”。几个人抓着骡子的笼头，急得脸红脖子粗却套不上车。“出尽洋相。”卢凤来说。 出工不到两天，大部分特务手上即磨出了血泡。为了逃避这种超负荷的劳动，有人甚至蹲在别人解的大便上假装方便耗时间，也有人假病装傻、吞食异物。
一位军统特务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荒漠席棚，风雨不遮，一日三餐高粱米，名为管训，实则受难，晚间肢体疼痛，辗转不能成眠……”
犯人争先恐后“露鼻子”
现在的人也许很难想象那时的干部觉悟。当时的劳改干部与这些历史反革命们几乎同吃同住。干部还要带头。挖水渠时，许多干部把裤脚一挽，赤脚下到冰冷的烂泥里带头排水挖泥。
劳改干部大都出身贫寒，一个个身经百战，但却没有文化。“当时我们属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因为没文化，被人称为‘傻老五’。”卢凤来说。
国民党特务们却正好相反，他们当中不少都是官富子弟、大学生。“说实在的，因为咱们掌握政权了，所以才管教他们，要是论文化，咱比不了人家。”后来当了清河农场副场长的王根福说。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历史反革命，清河农场决定“能用的就都用上”，并公开宣布“改造态度、表现好坏，出勤与劳动工效高低，是决定将来对其量刑轻重的条件之一”。这对已被关押了一年的“犯人”来说，震动可想而知。他们的干劲很快上来了，“都争先恐后‘露鼻子’。”
在一份“关于茶淀农场筹备工作汇报”中，对他们的表现这样描述，“孙继英认为在设计方面比别人都强，但郑君成和陈子厚就不服。纪鸣远在农田水利上有经验，但为了表现自己，就不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苏金城为了表现自己，直接给干警写建议书……”
当时清河农场的基建处，可以说掌握了旧中国最高的技术水平。“尽力争取，提前释放，毕业之后拿薪金”的呼声，使得历史反革命们的情绪空前高涨。
整个50年代，清河农场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广为人知。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押改造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还使十余万亩荒滩变成了良田。
到1951年6月，清河农场已收押了5000多名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劳动改造换来了一条中心干渠，两座大型扬水站，还有纵横农场的大小渠道。“渠道设计得相当科学，有的是自己设计的，有的是请苏联专家设计的，也有的是被改造的反革命分子设计实施的。”卢凤来说。
反革命分子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生产劳动，这在清河农场的领导层中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包括是否要使用有文化的反革命分子，都成为争论焦点。在当时清河农场分管管教工作的副场长李一平看来，管教永远是第一位的，干部与反革命分子之间毕竟是“敌我矛盾”。这个矛盾经常表现得非常极端。
1950年3月，军统特务兴安站少将站长冯兰亭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认为时机已到，纠集6名同犯建立“蒙难同志会”，密谋潜逃后拉几百人到太行山打游击，被其他特务告发。同月，军统塘大分局长杜锡进密谋集体越狱，亦被告发。后杜锡进再次潜逃，被抓后执行法办。
不过，大部分特务已经接受了“改造是唯一出路”的观念，在劳动中等待着新政权给予宣判。1950年7月12日，清河农场举行第一次全场宣判大会，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440名国民党特务宣判了劳动年限，刑期最长的五年，最短的半年。
当时的清河农场，识字的干部就没有几个，更不用说熟悉法律的。而判决程序一般都是由清河农场管教科写出建议書，由北京市法院最终核准盖章、下达。
1950年～1953年，作为开国“三大运动”之一的“大镇反”拉开帷幕。在《清河农场五十周年大事记》一书中，第一次提到“镇反”是在1951年4月25日：“清河农场根据市局指示将镇反运动中应镇压的399名罪犯押解进京。于当晚7：00时安全抵京。”卢凤来和王根福都亲自押解过要被“镇反”的罪犯，“用的是火车”，从茶淀车站拉到北京。
“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初期，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专政机关的性质鲜明，这是当时执政的需要，也是革命形势和国际形势及国家安全的需要。”现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提起这段历史时说。
实有犯人曾经为“零”
“革命需要”在1957年之后愈发强烈。那一年，又一批“专政对政”被送入清河洗涤罪恶，他们被称作“右派”。清河农场首次分五批接收了3000多名“右派”。
此刻清河农场内部早已滚动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成分复杂。院内的人是服刑人员。而院外的人则要丰富得多，一部分是干部职工，而另外一部分是“就业人员”(这里是指刑满释放后的“留场就业人员”，户口落在农场当“合同工”)。
再加上干部职工的家属子女，就业人员的家属子女，清河农场最多的时候能分出九种不同成分的人来。“那个时候，我们一度被戏称为‘清河国’。”原清河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73岁的崔乃贵说。
与国民党特务被押送清河的情形类似，这些“右派”大都是从北京坐火车到茶淀，“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乘客，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右派’。”只是，当他们走出车厢，看到的不再只是莽莽荒野。此时，清河农场四周岗哨林立，不远处还有一支支马队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在纵横交错的岗楼和铁丝网之外，那时的清河农场是“绿野平畴、水渠纵横、房舍叠起、鱼肥虾鲜的‘北国鱼米之乡”’。“丰衣足食，要什么有什么。但这些都被1958年到1977年的自然灾害、浮夸风、‘文革’、唐山大地震，毁坏殆尽。”卢凤来说。
从1959年开始，与全国其他农场一样，富足的清河农场也开始实行粮食定量。“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新中国初步恢复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人陷入饥荒。
1960年前后，全国饥馑，劳改农场自然是首先削减粮食供应的地方。从1957年底开始，每个犯人的月定量由145斤降到了21斤。
随着灾荒严重，代食品也愈加多样化，豆秆、榆树皮、稻草，以及其他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茎都变成代食品。《北京市监狱劳改志》记载，1960年，因饥饿而浮肿的犯人数以千计。
灾荒带来了平静，“大跃进”的锣鼓平息下来，这是一段罕见的没有政治运动的日子。“右派”们不止一次看到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在押的前国民党人员宣布大赦令。“中央政策要宽大”的传言不胫而走。
这是“右派”们被劳教以来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转的希望。但这一切很快成为幻影。1966年“文革”发动，“这一次，整个清河农场都被打散了。”王金亮回忆说。
1967年1月，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到清河农场夺权，成立了一个“革命办公室”，把当时的清河农场领导挨个批斗一遍。这种混乱状态持续了一个月。2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直接接管了清河农场的党政大权。
清河农场进人了军管时期，一个分场一名军代表。在“砸烂公检法”的指导 方针下，军代表一年多时间内就在清河农场揪出了所谓现行反革命134人，其中清河农场干部84人，工人50人。整个“文革”期间，清河农场有530名在职干警受到冲击。随后，这些人被揪斗、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遣送回乡，有的被下放农村。
1969年，军代表对当时清河农场所管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战备疏散，在38天内，将13000多人疏散到了河北、山西等25个省区。1969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仅2人，无劳动教养人员。1970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为“零”。此时，绝大部分劳改干警也被遣散到北京周边县区劳动。
直到1976年，老干警从北京周边县区逐渐调回，清河农场的“元气”才慢慢恢复。
刑事犯没有政治犯好管
1979年，当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在建国30年后终于出台，自此，“刑事犯”逐渐成为清河农场收押的主流。
或许是“文革”后遗症，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突出问题。1983年7月，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邓小平指示“从重从快从严”，“严打”由此拉开帷幕。
还在艰难恢复过程中的清河农场，用它那颤巍巍的老监舍，再一次接受了一大批“严打”所收押的需要“洗涤罪恶”犯罪分子。
如今的清河农场还残留着几处当时的老监合，杂草丛生，断壁残垣，看上去就像废弃的乡镇工厂。那围墙的墙体并不高，厚度也只有一砖，倘若没有墙上架设的铁丝网，你很难相信这里曾经是关押罪犯的监狱。
“当时的老监台围墙只有2.2米。1996年，一夜大风就吹倒了一大片围墙。条件可想而知。”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说，看押罪犯的任务十分艰苦、艰巨，一到下半年，玉米、高梁等高秆农作物长起来，如同“青纱帐”罪犯逃跑风险很大，
犯罪分子当时都在大田劳动改造，而那时的监狱警察连一辆像样的车都没有。更可怕的是，甚至有犯人挖洞已经挖到大墙之外，暴狱的危险随时存在。
此时清河农场的犯人与以前收押的两批“知识分子”已然不同。“文革”期间学校停课，这批犯罪分子不可能学到文化，法纪观念也很差。“这些罪犯恶习深、性情粗野，在监狱里的纪律意识差，管理难度也大。”王金亮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犯人的素质降到谷底。
老一辈清河干警比较怀念有文化的“监管对象”，“听话，懂道理，讲清楚了就会干得很好，累得直不起腰来也没有怨言。”崔乃贵说，而这些刑事犯，“没有文化，就知道闹”，有时稍有口角，拿起砖头、铁锹就打架。
整个80年代，上级对清河农场的要求是“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但1983年“严打”刚开始一个多月，清河农场已经人满为患。
当年9月，根据司法部向西北调运犯人的通知和劳改局押运犯人的工作方案，清河农场将700多名犯人押运至青海西宁。同年10月20日，清河农场又将720名犯人造送至新疆。如此大规模、长途押送犯人，在清河监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遣送犯人去西北的列车都是绿皮火车，车窗用钢筋焊着栏杆，每一节车厢门口都有持枪的警察站岗。”崔乃贵回忆说。
清河农场随着这次运动再次恢复生机，清河中学1978年、1979年、1980年三届毕业学生加入到监狱干警队伍之后，清河农场的干警数量稳定，也适时满足了对全北京市一半多罪犯的管理改造工作。直到现在，清河农场常年在押犯人数仍然占北京市服刑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新鲜的法治试验
1983年，老公安魏相如主政北京市劳改局时，“严打”正如火如荼。刚刚从北京市公安局独立出来的劳改局，已划归正在重建的司法系统。
魏相如担负的是监狱整顿与改革的重任，没有人告诉他到底朝哪个方向走，而他发布的第一个革新之举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不准给犯人剃光头”。
“好多人不同意!”魏相如回忆说，一直以来都是给犯人剃光头，他们认为这样容易识别，便于管理。而在魏相如看来，“靠剃光头来识别犯人，不是根本。”
他的改革有了些人性化，“但还不敢讲以人为本，只能讲人道，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仍然还在。”魏相如说。
魏相如的“不准给犯人剃光头”推行了一年多。1985年，清河农场某中队跑了一个犯人，农场政委一怒之下，犯人一夜间又全被剃了光头。“我讲了一年多的道理，还是没能把他们的观念扭转过来。”魏相如非常恼火。
1985年初，魏相如再次提出了革新举措——给将要刑满释放且一贯改造表现好的犯人，按照一定比例放假三天，让他们直接回家过年。北京市公安局对此顾虑重重，害怕给北京的治安带来麻烦，但魏相如没有给他们讨论的机会。“我就说我在搞试点!”
魏相如认为自己这个试点是根据社会学、心理学而来，并不盲目。“有家里人作担保，犯人回到家，街坊邻居都来看他，他还能把人扒拉开，出去干一票?”如今24年过去了，这个试点运行完好。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踩着脚印走，那还怎么改革。”魏相如说。同样是在1985年，他甚至批准了两名犯人在服刑期间结婚。为此，他亲自找到北京市民政局协商。“他们说没有法律规定可以这么做，我说也没有法律规定不可以这样做，我这是做试验。”
从劳改农场步入“监狱”角色的清河农场，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补。整个80年代，改革空气弥漫在整个监狱系统上空。1986年底，清河农场主抓管教工作的政委邵义山、陈祉盯上了调查中得来的两个事实。
——韩某，一名表现较好的服刑人员，释放后回到北京，原单位某玩具厂却不肯接收。在当地街道推荐下，韩某参加了招工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而当他拿着录用通知来到某变电器厂报到的时候，却被婉拒，原因不言而喻。
——1985年和1986年，北京两个城区释放的近千名刑滿人员中，有15％由于种种原因成为无业游民。有人闲居家中消沉度日，有人重操旧业违法犯罪。
清河农场离北京180多公里，有些干警甚至一辈子都没到过北京城，监狱与社会的隔绝程度可见一斑。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监狱从来都是与世隔绝的。如果遇到一位服过刑的人，人们多会投以异样的眼光、甚至歧视。
一个在当时特别大胆的设想开始实施——监狱要走向社会。清河农场与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门头沟区政协签订了“帮教协议”，犯人改造第一次成为全社会的任务。
魏相如对此大加赞赏。1988年7月7日，他把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和司法部部长请到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签约活动”——北京市18个区县全都与劳改局签订了“帮教安置协议”。
“当时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和支持监狱改造工作，特许我们有‘一票否决权’。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区的帮教和安置工作达不到指标，即便其他方面工 作都好，也不能评先进。”魏相如说，这被司法部称为“北京模式”，轰动了全社会，司法部也把这个办法推广到了全国。
从“报告政府”到“报告警官”
如今，清河分局各监狱崭新的监台看上去更像是一所大学。两道宽约十米的大铁门，混砖结构五六米高的围墙，上面密布电网。走进清河农场清园监狱，就会看到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广场，两边是一色的三四层崭新楼房。每个监台30余平米，住着8～12名犯人。监舍里有电视，有独立洗手间。
这就是现代化的监狱。从上世纪90年末开始，司法部提出建立现代化文明监狱，清河分局开始大规模调整监狱布局、实施监狱改扩建工程。到2004年8月清河分局监狱布局调整工作基本完成，由原来16所监狱合并搬迁进目前5座(另有第六座监狱正在建设之中)现代化文明监狱。
反革命的罪名早已消失，现在关押的主要是刑事犯。清河农场的正式名称已经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但在监狱管理局内部，它仍然是偏远的北京“飞地”，人们仍然习惯称之为清河农场。实际上，这里已经是一个特殊的监狱群，是北京市监狱系统的“半壁江山”。
这个偏远的“小岛”，早已告别了农业改造的时期，犯人劳动不再出监，监狱干警不再是“劳改干部”，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人民警察——1994年《监狱法》颁布实施后，国家正式取消“劳改”一词，一律以“监狱”来称呼各式各样的监狱。劳改农场成为历史。
中国开始提倡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开始注重服刑人员的心理转化和改造，着眼于服刑人员在服刑期满后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大环境。
在与西方现代监狱的交流过程，中国的监狱也在摸索自己的道路。相对于短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工作史来说，西方已经有了丰富而系统的经验。但魏相如不认为可以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
“有些经验可能永远都不能学。”魏相如说，虽然一些西方国家自认为他们的监狱理念先进，但社会制度不同，法律背景迥异，有些所谓的“理念”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国外居然有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坐监的惩罚方式，这在魏相如看來不可思议。
按照他的理解，西方的那些做法已经使监狱的性质变了。“监狱首先是惩罚、是刑罚。但不是简单的惩罚，而是在惩罚过程中对犯人进行各种教育改造，包括政治、法制、劳动、技能等等全方面的教育。”
“惩罚和教育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是我国监狱工作的基本原则。”魏相如说，西方是不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
清河农场走过了60年风云。在相当一段时期，专政观念致使所有到大墙里的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罪犯，统统被列为专政对象。而专政管理对象只能遵循一个规律——我说你做，只许你这样，不允许你那样。由于监狱是专政机关，这种性质更加强烈。
然而，1994年《监狱法》的出台，直接改变了清河农场的行刑理念，监狱的刑罚特征逐渐取代政治性特征。一个细微但却鲜明的特征是，犯人有事以前喊“报告政府”，现在是“报告警官”。当然，清河监狱60年的变化绝不仅仅止于此。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势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押改造了人批反革命分子，还使十余万市荒滩变成了良田。
1949年初，北平。北新桥炮局胡同集中收押点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越来越多。和平解放的北平正处于解放军军事管制状态。当时，对这些旧政权的残余势力采取集中收押的管理方式，是形势所需。
2月25日，新成立的军管会在这座古城的墙壁上贴出布告，限令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等人员到指定地点报到。新政权已经作出决定，在国民党炮局监狱的原址成立“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前来报到的人员进行“强制集训”。军管会公安局为此专门设置了登记处，等待旧政权遗留人员前来验明正身。
新政权布告的威力很快显现，打破沉默的是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这位国民党少将特务，带着被褥毯子，坐着自己的黑色轿车，直接开到登记处，在新政权工作人员核对姓名之后，走进清河训练大队。
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是自己要求参加“集训”的——在他们想来，随着旧政权的败退，他们所谓的“合法身份”已被剥夺，而新成立的政权急需“人才”，或许在“训练”结束后，新政府还能给他们一官半职。一个名叫徐太麟的军统特务，甚至为此编造假履历，“自首”说当过国民政府大官——他以为这样就能在“训练”结束后获得更高的职位。
原本清河训练大队计划只是“强制集训”300人左右重要的国民党特务，但这个数字却不断被突破。至临近开国大典时，清河训练大队已经集中了1000余人。
但这些特务们很快发现，现实与想象完全不同。他们被安排居住的是铁窗监房，一切行动都须依循各项纪律，整个训练大队形同监狱。“上当了!”特务们陷入恐慌。
“晚上能听到有人在偷偷哭，还有些特务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原清河农场监察科科长、85岁的卢凤来回忆说，这些特务在被集中之后，在一次与外界通话时，有人拿着电话机哭起来。私底下，特务们认为这是“变相集中”。
“训练大队为什么起名叫‘清河’?就是要特务们将自己身上的罪恶、灰尘、不干净的东西清洗清洗。”卢风来说，国民党特务们幻想轻松通过集训，继续做官，未免过于天真。
第一座劳改农场
那时的卢凤来只有二十四五岁，是清河训练大队第一批工作人员。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他隶属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一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掌握了一些国民党特务的资料。
清河训练大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基本选自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清河训练大队大队长安林就是情报委员会负责人。
国民党特务源源不断走进清河训练大队，这给卢凤来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工作压力。当时，清河大队只有17名干部，而国民党特务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当这些历史反革命分子发现这里并不是什么镀金之地时，气氛越来越紧张。
起初，国民党特务们私下还保持着原来的组织关系，彼此互称官衔，上下级关系明确。大特务大都端着架子，沉默不语；小特务们则打水扫地，甚至给‘官长”铺床叠被。清河训练大队让他们自选班长，结果选出来的都是大特务。
“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安林每周都会讲一次大课，主要是对比说理，让这些特务认识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卢风来回忆，安林讲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美帝侵华史》、《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为了摸清特务们的底细，194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清河训练大队号召“受训人员”用坦白检举的立功行动，争取做一名新中国公民。这种以敌制敌的方法非常有效，“他们开始主动坦白，并肛相咬、互相揭发。”
“交枪支弹药，交财产，金戒指、金镯子、金条、钻石……有的是他们写信让家人送过来，有的是我们派人去取。”时任清河训练大队某中队伙食管理员的王根富回忆，军统北平特务组长曲福乐交了几十支曲尺手枪。
根据“受训人员”交待的材料，清河训练大队编写出《军统概况》、《中统概况》等特务组织资料，它们至今仍保存在清河农场的档案室里，书本已然卷曲泛黄，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当年特务们的姓名及其组织结构关系。
到1949年底，狭小的炮局胡同监狱有些不敷使用。“最多的时候，炮局胡同集中训练了2000多人，已经放不下了。”卢凤来说。此时，新政权正在学习毛泽东于1949年10月發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根据这一文章的精神，1949年底，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不能使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坐吃闲饭，要通过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新人”的指示。
劳改农场的成立呼之欲出。
1949年11月，受当时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委托，安林来到了天津以东一片30多万亩、从未有人开垦过的荒滩上。这里被称为茶淀地区，属于河北省宁河县，处于三条大河围成的三角地带。这块盐碱荒地就像一座孤岛，远远漂浮在与首都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劳改农场——清河农场，就在这里诞生。
1949年11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派出几名先遣队员深入渤海滩涂的茶淀地区，为“清河训练大队”考察选址。12月27日，46名干部、警卫战士、技术人员押解25名敌特分子，第一批开赴这里，拉开了清河农场的建设序幕。此时，寒风席卷大地，这里除了白茫茫的积雪和盐碱，只有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红蒿。
1950年2月2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以2400万斤小米作为启动经费，“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正式成立。安林任场长。2月24日至3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清河训教大队管训的敌特分子，分三批计1950名押解到这块远离北京的蛮荒之地，实行劳动改造。
“坐火车去的，列车上挂五六节车厢，从北京永定门开到茶淀车站。”卢凤来说。北京市公安总队调来了500多人的一个营兵力负责武装看押。
当时，清河农场的武装看押显得十分重要，一个中队收押100多人，干警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五六名小队长，每人配备一支长枪，他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面对看押改造的敌特人员，时刻得握紧枪杆子，不是闹着玩的。”王根富说。
对于过惯城市生活的特务们来说，劳动改造简直是一场磨难。建场初期，这块盐碱地上根本没有住的地方，农场干警和敌特人员只能一起搭席棚子。缝子都有一指宽，大风不停地往里灌。
敌特分子中能人很多，有人十多岁就开始玩枪，有的是京城纨绔，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对于干农活，他们简直是“五谷不分”。扶犁耕地的不会吆喝牲口，手里摇着鞭子，嘴里却对着耕牛喊着“兄弟向南，哥们向北”。几个人抓着骡子的笼头，急得脸红脖子粗却套不上车。“出尽洋相。”卢凤来说。 出工不到两天，大部分特务手上即磨出了血泡。为了逃避这种超负荷的劳动，有人甚至蹲在别人解的大便上假装方便耗时间，也有人假病装傻、吞食异物。
一位军统特务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荒漠席棚，风雨不遮，一日三餐高粱米，名为管训，实则受难，晚间肢体疼痛，辗转不能成眠……”
犯人争先恐后“露鼻子”
现在的人也许很难想象那时的干部觉悟。当时的劳改干部与这些历史反革命们几乎同吃同住。干部还要带头。挖水渠时，许多干部把裤脚一挽，赤脚下到冰冷的烂泥里带头排水挖泥。
劳改干部大都出身贫寒，一个个身经百战，但却没有文化。“当时我们属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因为没文化，被人称为‘傻老五’。”卢凤来说。
国民党特务们却正好相反，他们当中不少都是官富子弟、大学生。“说实在的，因为咱们掌握政权了，所以才管教他们，要是论文化，咱比不了人家。”后来当了清河农场副场长的王根福说。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历史反革命，清河农场决定“能用的就都用上”，并公开宣布“改造态度、表现好坏，出勤与劳动工效高低，是决定将来对其量刑轻重的条件之一”。这对已被关押了一年的“犯人”来说，震动可想而知。他们的干劲很快上来了，“都争先恐后‘露鼻子’。”
在一份“关于茶淀农场筹备工作汇报”中，对他们的表现这样描述，“孙继英认为在设计方面比别人都强，但郑君成和陈子厚就不服。纪鸣远在农田水利上有经验，但为了表现自己，就不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苏金城为了表现自己，直接给干警写建议书……”
当时清河农场的基建处，可以说掌握了旧中国最高的技术水平。“尽力争取，提前释放，毕业之后拿薪金”的呼声，使得历史反革命们的情绪空前高涨。
整个50年代，清河农场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广为人知。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押改造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还使十余万亩荒滩变成了良田。
到1951年6月，清河农场已收押了5000多名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劳动改造换来了一条中心干渠，两座大型扬水站，还有纵横农场的大小渠道。“渠道设计得相当科学，有的是自己设计的，有的是请苏联专家设计的，也有的是被改造的反革命分子设计实施的。”卢凤来说。
反革命分子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生产劳动，这在清河农场的领导层中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包括是否要使用有文化的反革命分子，都成为争论焦点。在当时清河农场分管管教工作的副场长李一平看来，管教永远是第一位的，干部与反革命分子之间毕竟是“敌我矛盾”。这个矛盾经常表现得非常极端。
1950年3月，军统特务兴安站少将站长冯兰亭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认为时机已到，纠集6名同犯建立“蒙难同志会”，密谋潜逃后拉几百人到太行山打游击，被其他特务告发。同月，军统塘大分局长杜锡进密谋集体越狱，亦被告发。后杜锡进再次潜逃，被抓后执行法办。
不过，大部分特务已经接受了“改造是唯一出路”的观念，在劳动中等待着新政权给予宣判。1950年7月12日，清河农场举行第一次全场宣判大会，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440名国民党特务宣判了劳动年限，刑期最长的五年，最短的半年。
当时的清河农场，识字的干部就没有几个，更不用说熟悉法律的。而判决程序一般都是由清河农场管教科写出建议書，由北京市法院最终核准盖章、下达。
1950年～1953年，作为开国“三大运动”之一的“大镇反”拉开帷幕。在《清河农场五十周年大事记》一书中，第一次提到“镇反”是在1951年4月25日：“清河农场根据市局指示将镇反运动中应镇压的399名罪犯押解进京。于当晚7：00时安全抵京。”卢凤来和王根福都亲自押解过要被“镇反”的罪犯，“用的是火车”，从茶淀车站拉到北京。
“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初期，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专政机关的性质鲜明，这是当时执政的需要，也是革命形势和国际形势及国家安全的需要。”现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提起这段历史时说。
实有犯人曾经为“零”
“革命需要”在1957年之后愈发强烈。那一年，又一批“专政对政”被送入清河洗涤罪恶，他们被称作“右派”。清河农场首次分五批接收了3000多名“右派”。
此刻清河农场内部早已滚动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成分复杂。院内的人是服刑人员。而院外的人则要丰富得多，一部分是干部职工，而另外一部分是“就业人员”(这里是指刑满释放后的“留场就业人员”，户口落在农场当“合同工”)。
再加上干部职工的家属子女，就业人员的家属子女，清河农场最多的时候能分出九种不同成分的人来。“那个时候，我们一度被戏称为‘清河国’。”原清河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73岁的崔乃贵说。
与国民党特务被押送清河的情形类似，这些“右派”大都是从北京坐火车到茶淀，“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乘客，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右派’。”只是，当他们走出车厢，看到的不再只是莽莽荒野。此时，清河农场四周岗哨林立，不远处还有一支支马队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在纵横交错的岗楼和铁丝网之外，那时的清河农场是“绿野平畴、水渠纵横、房舍叠起、鱼肥虾鲜的‘北国鱼米之乡”’。“丰衣足食，要什么有什么。但这些都被1958年到1977年的自然灾害、浮夸风、‘文革’、唐山大地震，毁坏殆尽。”卢凤来说。
从1959年开始，与全国其他农场一样，富足的清河农场也开始实行粮食定量。“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新中国初步恢复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人陷入饥荒。
1960年前后，全国饥馑，劳改农场自然是首先削减粮食供应的地方。从1957年底开始，每个犯人的月定量由145斤降到了21斤。
随着灾荒严重，代食品也愈加多样化，豆秆、榆树皮、稻草，以及其他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茎都变成代食品。《北京市监狱劳改志》记载，1960年，因饥饿而浮肿的犯人数以千计。
灾荒带来了平静，“大跃进”的锣鼓平息下来，这是一段罕见的没有政治运动的日子。“右派”们不止一次看到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在押的前国民党人员宣布大赦令。“中央政策要宽大”的传言不胫而走。
这是“右派”们被劳教以来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转的希望。但这一切很快成为幻影。1966年“文革”发动，“这一次，整个清河农场都被打散了。”王金亮回忆说。
1967年1月，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到清河农场夺权，成立了一个“革命办公室”，把当时的清河农场领导挨个批斗一遍。这种混乱状态持续了一个月。2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直接接管了清河农场的党政大权。
清河农场进人了军管时期，一个分场一名军代表。在“砸烂公检法”的指导 方针下，军代表一年多时间内就在清河农场揪出了所谓现行反革命134人，其中清河农场干部84人，工人50人。整个“文革”期间，清河农场有530名在职干警受到冲击。随后，这些人被揪斗、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遣送回乡，有的被下放农村。
1969年，军代表对当时清河农场所管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战备疏散，在38天内，将13000多人疏散到了河北、山西等25个省区。1969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仅2人，无劳动教养人员。1970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为“零”。此时，绝大部分劳改干警也被遣散到北京周边县区劳动。
直到1976年，老干警从北京周边县区逐渐调回，清河农场的“元气”才慢慢恢复。
刑事犯没有政治犯好管
1979年，当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在建国30年后终于出台，自此，“刑事犯”逐渐成为清河农场收押的主流。
或许是“文革”后遗症，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突出问题。1983年7月，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邓小平指示“从重从快从严”，“严打”由此拉开帷幕。
还在艰难恢复过程中的清河农场，用它那颤巍巍的老监舍，再一次接受了一大批“严打”所收押的需要“洗涤罪恶”犯罪分子。
如今的清河农场还残留着几处当时的老监合，杂草丛生，断壁残垣，看上去就像废弃的乡镇工厂。那围墙的墙体并不高，厚度也只有一砖，倘若没有墙上架设的铁丝网，你很难相信这里曾经是关押罪犯的监狱。
“当时的老监台围墙只有2.2米。1996年，一夜大风就吹倒了一大片围墙。条件可想而知。”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说，看押罪犯的任务十分艰苦、艰巨，一到下半年，玉米、高梁等高秆农作物长起来，如同“青纱帐”罪犯逃跑风险很大，
犯罪分子当时都在大田劳动改造，而那时的监狱警察连一辆像样的车都没有。更可怕的是，甚至有犯人挖洞已经挖到大墙之外，暴狱的危险随时存在。
此时清河农场的犯人与以前收押的两批“知识分子”已然不同。“文革”期间学校停课，这批犯罪分子不可能学到文化，法纪观念也很差。“这些罪犯恶习深、性情粗野，在监狱里的纪律意识差，管理难度也大。”王金亮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犯人的素质降到谷底。
老一辈清河干警比较怀念有文化的“监管对象”，“听话，懂道理，讲清楚了就会干得很好，累得直不起腰来也没有怨言。”崔乃贵说，而这些刑事犯，“没有文化，就知道闹”，有时稍有口角，拿起砖头、铁锹就打架。
整个80年代，上级对清河农场的要求是“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但1983年“严打”刚开始一个多月，清河农场已经人满为患。
当年9月，根据司法部向西北调运犯人的通知和劳改局押运犯人的工作方案，清河农场将700多名犯人押运至青海西宁。同年10月20日，清河农场又将720名犯人造送至新疆。如此大规模、长途押送犯人，在清河监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遣送犯人去西北的列车都是绿皮火车，车窗用钢筋焊着栏杆，每一节车厢门口都有持枪的警察站岗。”崔乃贵回忆说。
清河农场随着这次运动再次恢复生机，清河中学1978年、1979年、1980年三届毕业学生加入到监狱干警队伍之后，清河农场的干警数量稳定，也适时满足了对全北京市一半多罪犯的管理改造工作。直到现在，清河农场常年在押犯人数仍然占北京市服刑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新鲜的法治试验
1983年，老公安魏相如主政北京市劳改局时，“严打”正如火如荼。刚刚从北京市公安局独立出来的劳改局，已划归正在重建的司法系统。
魏相如担负的是监狱整顿与改革的重任，没有人告诉他到底朝哪个方向走，而他发布的第一个革新之举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不准给犯人剃光头”。
“好多人不同意!”魏相如回忆说，一直以来都是给犯人剃光头，他们认为这样容易识别，便于管理。而在魏相如看来，“靠剃光头来识别犯人，不是根本。”
他的改革有了些人性化，“但还不敢讲以人为本，只能讲人道，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仍然还在。”魏相如说。
魏相如的“不准给犯人剃光头”推行了一年多。1985年，清河农场某中队跑了一个犯人，农场政委一怒之下，犯人一夜间又全被剃了光头。“我讲了一年多的道理，还是没能把他们的观念扭转过来。”魏相如非常恼火。
1985年初，魏相如再次提出了革新举措——给将要刑满释放且一贯改造表现好的犯人，按照一定比例放假三天，让他们直接回家过年。北京市公安局对此顾虑重重，害怕给北京的治安带来麻烦，但魏相如没有给他们讨论的机会。“我就说我在搞试点!”
魏相如认为自己这个试点是根据社会学、心理学而来，并不盲目。“有家里人作担保，犯人回到家，街坊邻居都来看他，他还能把人扒拉开，出去干一票?”如今24年过去了，这个试点运行完好。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踩着脚印走，那还怎么改革。”魏相如说。同样是在1985年，他甚至批准了两名犯人在服刑期间结婚。为此，他亲自找到北京市民政局协商。“他们说没有法律规定可以这么做，我说也没有法律规定不可以这样做，我这是做试验。”
从劳改农场步入“监狱”角色的清河农场，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补。整个80年代，改革空气弥漫在整个监狱系统上空。1986年底，清河农场主抓管教工作的政委邵义山、陈祉盯上了调查中得来的两个事实。
——韩某，一名表现较好的服刑人员，释放后回到北京，原单位某玩具厂却不肯接收。在当地街道推荐下，韩某参加了招工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而当他拿着录用通知来到某变电器厂报到的时候，却被婉拒，原因不言而喻。
——1985年和1986年，北京两个城区释放的近千名刑滿人员中，有15％由于种种原因成为无业游民。有人闲居家中消沉度日，有人重操旧业违法犯罪。
清河农场离北京180多公里，有些干警甚至一辈子都没到过北京城，监狱与社会的隔绝程度可见一斑。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监狱从来都是与世隔绝的。如果遇到一位服过刑的人，人们多会投以异样的眼光、甚至歧视。
一个在当时特别大胆的设想开始实施——监狱要走向社会。清河农场与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门头沟区政协签订了“帮教协议”，犯人改造第一次成为全社会的任务。
魏相如对此大加赞赏。1988年7月7日，他把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和司法部部长请到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签约活动”——北京市18个区县全都与劳改局签订了“帮教安置协议”。
“当时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和支持监狱改造工作，特许我们有‘一票否决权’。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区的帮教和安置工作达不到指标，即便其他方面工 作都好，也不能评先进。”魏相如说，这被司法部称为“北京模式”，轰动了全社会，司法部也把这个办法推广到了全国。
从“报告政府”到“报告警官”
如今，清河分局各监狱崭新的监台看上去更像是一所大学。两道宽约十米的大铁门，混砖结构五六米高的围墙，上面密布电网。走进清河农场清园监狱，就会看到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广场，两边是一色的三四层崭新楼房。每个监台30余平米，住着8～12名犯人。监舍里有电视，有独立洗手间。
这就是现代化的监狱。从上世纪90年末开始，司法部提出建立现代化文明监狱，清河分局开始大规模调整监狱布局、实施监狱改扩建工程。到2004年8月清河分局监狱布局调整工作基本完成，由原来16所监狱合并搬迁进目前5座(另有第六座监狱正在建设之中)现代化文明监狱。
反革命的罪名早已消失，现在关押的主要是刑事犯。清河农场的正式名称已经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但在监狱管理局内部，它仍然是偏远的北京“飞地”，人们仍然习惯称之为清河农场。实际上，这里已经是一个特殊的监狱群，是北京市监狱系统的“半壁江山”。
这个偏远的“小岛”，早已告别了农业改造的时期，犯人劳动不再出监，监狱干警不再是“劳改干部”，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人民警察——1994年《监狱法》颁布实施后，国家正式取消“劳改”一词，一律以“监狱”来称呼各式各样的监狱。劳改农场成为历史。
中国开始提倡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开始注重服刑人员的心理转化和改造，着眼于服刑人员在服刑期满后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大环境。
在与西方现代监狱的交流过程，中国的监狱也在摸索自己的道路。相对于短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工作史来说，西方已经有了丰富而系统的经验。但魏相如不认为可以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
“有些经验可能永远都不能学。”魏相如说，虽然一些西方国家自认为他们的监狱理念先进，但社会制度不同，法律背景迥异，有些所谓的“理念”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国外居然有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坐监的惩罚方式，这在魏相如看來不可思议。
按照他的理解，西方的那些做法已经使监狱的性质变了。“监狱首先是惩罚、是刑罚。但不是简单的惩罚，而是在惩罚过程中对犯人进行各种教育改造，包括政治、法制、劳动、技能等等全方面的教育。”
“惩罚和教育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是我国监狱工作的基本原则。”魏相如说，西方是不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
清河农场走过了60年风云。在相当一段时期，专政观念致使所有到大墙里的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罪犯，统统被列为专政对象。而专政管理对象只能遵循一个规律——我说你做，只许你这样，不允许你那样。由于监狱是专政机关，这种性质更加强烈。
然而，1994年《监狱法》的出台，直接改变了清河农场的行刑理念，监狱的刑罚特征逐渐取代政治性特征。一个细微但却鲜明的特征是，犯人有事以前喊“报告政府”，现在是“报告警官”。当然，清河监狱60年的变化绝不仅仅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