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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请求策略对人际交往至关重要，而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差异又造成了不同主体往往采取不同的面子保全策略来促成请求行为的有效实施。 本研究从代际间文化差异的视角，以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理论为基本框架，以“语篇补全测试”为调查工具，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汉语语境下当代中国两代年轻人的请求策略的特点，并浅析了代际差异背后的文化根源。文章着重分析了“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强加程度”三个语境变量对两代人的不同影响力，从而探究中西方文化对不同年代人群的影响差异。
【关键词】请求策略；代际差异；面子保全策略；语境
【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2-0035-03
注：本课题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a201008002。
作者简介：徐慧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文化商务交际；跨文化交际语用,导师：朱晓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跨文化交际方向）。
1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反映, 言语策略的选择和使用更是文化作用的结果。Blum-Kulka （1989）等一批学者实施了一项称作“跨文化言语行为表现方式计划”的国际间合作研究计划，旨在调查研究不同语言文化中言语行为表现方式的异同，主要涉及请求言语行为和道歉言语行为。研究发现，请求言语行为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此后，中国学者也以此为参照对汉语语境下的请求言语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但还较少针对当代中国年轻人展开专门性的研究。那么，作为当代中国年轻人的代表，“70后”，“80后”两代人与父辈们的请求策略是否有所不同呢？两代年轻人的请求策略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呢？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呢？本研究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基础:本研究主要采用了Brown 和 Levinson的面子保全策略（Brown & Levinson 1978）对被调查者的请求策略进行归类：A. 直接性策略：即说话人不采取任何避讳措施，直接对对方提出要求； B. 正面礼貌策略：通过使听话人产生好感或使自己的价值观得到对方的认同；C. 负面礼貌策略：给听话人留有选择余地或明确表示不希望影响对方行动的自由；D. 间接性策略：采取隐含的手段，使对方自行领会说话人的意图；E. 不实施威胁面子行为的策略：说话人由于感觉自己的请求可能严重威胁听话人面子而放弃执行该行为。
请求策略的选择与语境紧密相关的。在实施言语行为时，说话人往往会根据具体的语境来选择恰当的请求策略。本文中主要通过“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强加程度”三个变量的变化来分析语境对请求策略的影响。
2.2 调查对象: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中国的“70后”，“80后”两代人。由于调查对象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因此，笔者特别注重以下两点：(1) 调查对象的广泛性：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约200人，分别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领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程度和背景；(2) 调查对象的均衡性：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的出生年份均介于1970年与1990之间，每个代群的人数基本相等，男女比例大致相同。
2.3 问卷设计: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分析法。问卷问题共12道，内容涉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常见的请求情景，每个情景中的语境各不相同（由不同的“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和“强加程度”组合而成）。问卷形式参照了Kasper (1991) 进行有关项目研究所通常遵循的惯例，即“语篇补全测试”(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以下简称DCT)。为了尽可能减小这种题型的局限性，使调查对象能完全按个人经验自由回答问题，笔者做了一些修正，即先详细地描述出请求言语行为发生的前提情景，然后提出问题，让被调查者完全根据问题情景和个人经验自行做出回答，再由笔者对调查对象的答案进行归类。为了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笔者在正式调研前先选择了20名受试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情况对问卷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最终形成正式调研采用的问卷。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260份，回收220份，其中有效问卷（答题率在80%以上的）200份。
2.4 统计工具:本研究采用SPSS 13.0和Excel 软件包对调查结果进行处理。
3 调查结果
3.1 “70后” 请求策略的使用情况,图1。
图1 五种策略被“70后”选中的机率统计
3.2 “80后” 请求策略的使用情况,图2。
图2 五种策略被“80后”选中的机率统计
3.3 语境因素对两代人请求策略的影响力
3.3.1 “PD”的影响力,见图3、图4。
图3 PD对“70后”的影响力
图4 PD对“80后”的影响力
3.3.2 “SD”的影响力,见图5、图6。
图5 “SD”对 “70后”的影响力
图6 “SD”对 “80后”的影响力
3.3.3 “ID”的影响力,见图7、图8。
图7 “ID”对 “70后”的影响力
图8 “ID”对 “80后”的影响力
4 数据分析
请求策略的差异源于文化的差异，而当代中国年轻人的请求策略的选择和使用更是中西方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飞速发展中西方的交流的日益扩大，尤其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换句话说，西方文化的不断楔入，给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文化观念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4.1 总体分布比较: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70后”与“80后”的请求策略的总体分布大致相同（详见表2）。使用最多的均为消极礼貌策略，分别占到59%和66%；使用得最少的都是不实施策略，都仅占2%；间接性策略的使用略多于不实施策略，各占4%和3%；直接性策略和积极礼貌策略的使用频率差不多，分别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值得注意的是，“70后”的积极礼貌策略的使用略多于直接性策略，而“80后”的直接性策略的使用略多于积极礼貌策略。
4.2 语境因素对两代人的影响力的比较: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整体来说，“70后”和“80后”的请求策略都随着话说人与听话人之间相对权势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当听话人的权力地位较高时，说话人的请求策略都偏向于消极，间接甚至不实施；而当听话人的权力地位由高到低的变化，说话人的请求策略也越来越积极直接。有所不同的是，面对相对权势的变化，“70后”请求策略的变化要大于对“80后”的变化。换句话说，相对权势对于“70后”的影响力大于对“80后”的影响力。
此外，“70后”和“80后”的请求策略都随着话说人与听话人之间社会距离的变化而变化。 当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较疏远时，说话人的请求策略都偏向于消极，间接甚至不实施；当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较亲密时，说话人的请求策略也变得更积极，直接。有所不同的是，面对社会距离的变化，“70后”请求策略的变化要大于对“80后”的变化。换句话说，社会距离对于“70后”的影响力大于对“80后”的影响力。
最后，“70后”和“80后”的请求策略都随着请求内容的强加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当强加程度较高时，说话人的请求策略都偏向于消极，间接甚至不实施；当强加程度较低时，说话人的请求策略也变得更积极，直接。有所不同的是，面对强加程度的变化，“80后”请求策略的变化要大于对“70后”的变化。换句话说，强加程度对于“80后”的影响力大于对“70后”的影响力。
4.3 文化根源:正如Brown和Levinson（1976）所说，“面子的概念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代际间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不同代人面子保全策略的不同。而对“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强加程度”的不同敏感度正是代际间文化差异的重要体现，也直接影响着说话人请求策略的选择和使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增多，中国人尤其是当代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也越来越受西方影响。“70后”和“80后”都生长于西方文化大批涌入的现代社会，他们更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对“相对权势”“社会距离”的敏感度大为减弱。因此，在实施请求行为时，不论“相对权势”和“社会距离”的大小，他们都更普遍地使用了消极礼貌策略。消极礼貌策略一方面可使人听起来语气缓和，不给人以强加感，另一方面又采用附加问句的方式减缓冒犯他人的程度, 比如“好吗?”、“行吗?”、“可以吗?” 、“你同意吗?”、“你看怎么样?”等等，给对方(至少在表面上)留有选择同意或否定的余地。当然，他们也会根据“相对权势”和“社会距离”的变化对请求策略做出一些调整，但并不十分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起“70后”，“80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大些。 “70后”出生于文革结束前后，孩童时期还较多地受到中国传统式的教育，因而骨子里还留有一些父辈们的长幼尊卑的关念，对相对权势比较敏感。而“80后”完全生长于改革开放以后，不管是社会环境还是学校教育都较多地渗入了西方的色彩，“民主”“平等”“自由”的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相对权势的影响力也日益减弱。而且，与“80后”有所不同的是，“70后”一般来自非独生子女家庭，七十年代的亲朋关系也相对现在复杂，因而“70后”对社会距离的敏感度也高于“80后”。“80后”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又多成长于有别于传统大家族式的“小家庭”，人际关系相对独立，对社会距离的敏感度也有所减弱。尽管“80后”对“相对权势”“社会距离”表现得更不敏感，但他们更关心请求内容的“强加程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80后”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直线性思维”的影响，对事情的判断更加直接，客观。“80后”比“70后”减少了直接性策略，积极礼貌策略和间接性策略的使用，增加了消极礼貌策略和不实施策略的使用，也说明了他们更加注重个体的独立性，既以自我为中心，又不愿过多地依赖他人，因此尽量不做有损自己和他人面子的事情。
5 结语
影响请求策略的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对“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强加程度”的敏感度研究代际间请求策略的差异是一种新的尝试，很值得语言学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对代际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进行学习和研究，既能增进不同代人间的相互了解，又能从另一个侧面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Blum_Kulka, Shoshana, House, Juliane & G.Kasper, 1989.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Requests and Apologies.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2] Brown&Levinson, 1978. Universals of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ed. E. Goody. Cambridge: CUP.
[3] Brown&Levinson, 1978.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 Cambridge: CUP.
[4] Gao,Hong, 1999. Features of Request Strategies in Chinese [J].Working Papers,1999(47):73-86
[5] Kasper, Gabriele & M. Dahl, 1991. Research Methods in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Hawaii:UHP.
[6] Lakoff, 1975. Language and Women’ s Place [M]. New York: Harper&Row Publishers.
[7] Lee-Wong, Song Mei 2000. Politeness and Face in Chinese Culture [M].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GmbH,2000
[8] Scollon&Scollon, 1995.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Oxford: Blackwell.
[9] 顾曰国.礼貌、语川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
[10] 何兆熊.语用学文献选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11] 贾玉新.中国人的面子和冲突协商模式（未出版）.
[12]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3] 张绍杰，王晓彤.“请求”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J].《现代外语》第3期，1997
【关键词】请求策略；代际差异；面子保全策略；语境
【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2-0035-03
注：本课题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a201008002。
作者简介：徐慧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文化商务交际；跨文化交际语用,导师：朱晓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跨文化交际方向）。
1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反映, 言语策略的选择和使用更是文化作用的结果。Blum-Kulka （1989）等一批学者实施了一项称作“跨文化言语行为表现方式计划”的国际间合作研究计划，旨在调查研究不同语言文化中言语行为表现方式的异同，主要涉及请求言语行为和道歉言语行为。研究发现，请求言语行为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此后，中国学者也以此为参照对汉语语境下的请求言语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但还较少针对当代中国年轻人展开专门性的研究。那么，作为当代中国年轻人的代表，“70后”，“80后”两代人与父辈们的请求策略是否有所不同呢？两代年轻人的请求策略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呢？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呢？本研究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基础:本研究主要采用了Brown 和 Levinson的面子保全策略（Brown & Levinson 1978）对被调查者的请求策略进行归类：A. 直接性策略：即说话人不采取任何避讳措施，直接对对方提出要求； B. 正面礼貌策略：通过使听话人产生好感或使自己的价值观得到对方的认同；C. 负面礼貌策略：给听话人留有选择余地或明确表示不希望影响对方行动的自由；D. 间接性策略：采取隐含的手段，使对方自行领会说话人的意图；E. 不实施威胁面子行为的策略：说话人由于感觉自己的请求可能严重威胁听话人面子而放弃执行该行为。
请求策略的选择与语境紧密相关的。在实施言语行为时，说话人往往会根据具体的语境来选择恰当的请求策略。本文中主要通过“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强加程度”三个变量的变化来分析语境对请求策略的影响。
2.2 调查对象: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中国的“70后”，“80后”两代人。由于调查对象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因此，笔者特别注重以下两点：(1) 调查对象的广泛性：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约200人，分别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领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程度和背景；(2) 调查对象的均衡性：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的出生年份均介于1970年与1990之间，每个代群的人数基本相等，男女比例大致相同。
2.3 问卷设计: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分析法。问卷问题共12道，内容涉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常见的请求情景，每个情景中的语境各不相同（由不同的“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和“强加程度”组合而成）。问卷形式参照了Kasper (1991) 进行有关项目研究所通常遵循的惯例，即“语篇补全测试”(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以下简称DCT)。为了尽可能减小这种题型的局限性，使调查对象能完全按个人经验自由回答问题，笔者做了一些修正，即先详细地描述出请求言语行为发生的前提情景，然后提出问题，让被调查者完全根据问题情景和个人经验自行做出回答，再由笔者对调查对象的答案进行归类。为了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笔者在正式调研前先选择了20名受试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情况对问卷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最终形成正式调研采用的问卷。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260份，回收220份，其中有效问卷（答题率在80%以上的）200份。
2.4 统计工具:本研究采用SPSS 13.0和Excel 软件包对调查结果进行处理。
3 调查结果
3.1 “70后” 请求策略的使用情况,图1。
图1 五种策略被“70后”选中的机率统计
3.2 “80后” 请求策略的使用情况,图2。
图2 五种策略被“80后”选中的机率统计
3.3 语境因素对两代人请求策略的影响力
3.3.1 “PD”的影响力,见图3、图4。
图3 PD对“70后”的影响力
图4 PD对“80后”的影响力
3.3.2 “SD”的影响力,见图5、图6。
图5 “SD”对 “70后”的影响力
图6 “SD”对 “80后”的影响力
3.3.3 “ID”的影响力,见图7、图8。
图7 “ID”对 “70后”的影响力
图8 “ID”对 “80后”的影响力
4 数据分析
请求策略的差异源于文化的差异，而当代中国年轻人的请求策略的选择和使用更是中西方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飞速发展中西方的交流的日益扩大，尤其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换句话说，西方文化的不断楔入，给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文化观念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4.1 总体分布比较: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70后”与“80后”的请求策略的总体分布大致相同（详见表2）。使用最多的均为消极礼貌策略，分别占到59%和66%；使用得最少的都是不实施策略，都仅占2%；间接性策略的使用略多于不实施策略，各占4%和3%；直接性策略和积极礼貌策略的使用频率差不多，分别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值得注意的是，“70后”的积极礼貌策略的使用略多于直接性策略，而“80后”的直接性策略的使用略多于积极礼貌策略。
4.2 语境因素对两代人的影响力的比较: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整体来说，“70后”和“80后”的请求策略都随着话说人与听话人之间相对权势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当听话人的权力地位较高时，说话人的请求策略都偏向于消极，间接甚至不实施；而当听话人的权力地位由高到低的变化，说话人的请求策略也越来越积极直接。有所不同的是，面对相对权势的变化，“70后”请求策略的变化要大于对“80后”的变化。换句话说，相对权势对于“70后”的影响力大于对“80后”的影响力。
此外，“70后”和“80后”的请求策略都随着话说人与听话人之间社会距离的变化而变化。 当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较疏远时，说话人的请求策略都偏向于消极，间接甚至不实施；当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较亲密时，说话人的请求策略也变得更积极，直接。有所不同的是，面对社会距离的变化，“70后”请求策略的变化要大于对“80后”的变化。换句话说，社会距离对于“70后”的影响力大于对“80后”的影响力。
最后，“70后”和“80后”的请求策略都随着请求内容的强加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当强加程度较高时，说话人的请求策略都偏向于消极，间接甚至不实施；当强加程度较低时，说话人的请求策略也变得更积极，直接。有所不同的是，面对强加程度的变化，“80后”请求策略的变化要大于对“70后”的变化。换句话说，强加程度对于“80后”的影响力大于对“70后”的影响力。
4.3 文化根源:正如Brown和Levinson（1976）所说，“面子的概念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代际间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不同代人面子保全策略的不同。而对“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强加程度”的不同敏感度正是代际间文化差异的重要体现，也直接影响着说话人请求策略的选择和使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增多，中国人尤其是当代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也越来越受西方影响。“70后”和“80后”都生长于西方文化大批涌入的现代社会，他们更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对“相对权势”“社会距离”的敏感度大为减弱。因此，在实施请求行为时，不论“相对权势”和“社会距离”的大小，他们都更普遍地使用了消极礼貌策略。消极礼貌策略一方面可使人听起来语气缓和，不给人以强加感，另一方面又采用附加问句的方式减缓冒犯他人的程度, 比如“好吗?”、“行吗?”、“可以吗?” 、“你同意吗?”、“你看怎么样?”等等，给对方(至少在表面上)留有选择同意或否定的余地。当然，他们也会根据“相对权势”和“社会距离”的变化对请求策略做出一些调整，但并不十分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起“70后”，“80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大些。 “70后”出生于文革结束前后，孩童时期还较多地受到中国传统式的教育，因而骨子里还留有一些父辈们的长幼尊卑的关念，对相对权势比较敏感。而“80后”完全生长于改革开放以后，不管是社会环境还是学校教育都较多地渗入了西方的色彩，“民主”“平等”“自由”的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相对权势的影响力也日益减弱。而且，与“80后”有所不同的是，“70后”一般来自非独生子女家庭，七十年代的亲朋关系也相对现在复杂，因而“70后”对社会距离的敏感度也高于“80后”。“80后”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又多成长于有别于传统大家族式的“小家庭”，人际关系相对独立，对社会距离的敏感度也有所减弱。尽管“80后”对“相对权势”“社会距离”表现得更不敏感，但他们更关心请求内容的“强加程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80后”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直线性思维”的影响，对事情的判断更加直接，客观。“80后”比“70后”减少了直接性策略，积极礼貌策略和间接性策略的使用，增加了消极礼貌策略和不实施策略的使用，也说明了他们更加注重个体的独立性，既以自我为中心，又不愿过多地依赖他人，因此尽量不做有损自己和他人面子的事情。
5 结语
影响请求策略的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对“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强加程度”的敏感度研究代际间请求策略的差异是一种新的尝试，很值得语言学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对代际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进行学习和研究，既能增进不同代人间的相互了解，又能从另一个侧面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Blum_Kulka, Shoshana, House, Juliane & G.Kasper, 1989.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Requests and Apologies.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2] Brown&Levinson, 1978. Universals of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ed. E. Goody. Cambridge: CUP.
[3] Brown&Levinson, 1978.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 Cambridge: CUP.
[4] Gao,Hong, 1999. Features of Request Strategies in Chinese [J].Working Papers,1999(47):73-86
[5] Kasper, Gabriele & M. Dahl, 1991. Research Methods in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Hawaii:UHP.
[6] Lakoff, 1975. Language and Women’ s Place [M]. New York: Harper&Row Publishers.
[7] Lee-Wong, Song Mei 2000. Politeness and Face in Chinese Culture [M].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GmbH,2000
[8] Scollon&Scollon, 1995.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Oxford: Blackwell.
[9] 顾曰国.礼貌、语川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
[10] 何兆熊.语用学文献选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11] 贾玉新.中国人的面子和冲突协商模式（未出版）.
[12]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3] 张绍杰，王晓彤.“请求”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J].《现代外语》第3期，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