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若干年里，每个朝代都会由盛而衰。从未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有无可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稍稍熟悉国史的人都知晓这个著名的设问。那是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考察时对毛泽东提出的。
　　这个设问关乎几个历史命题：黄炎培所谓的周期律是怎样的制度设置造成的？为什么历代都没有办法打破之？如果要跳出周期律，制度创新是什么？进而放到今日中国，是否出现了新的突破可能？
　　从制度设置上看，中国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故乡”，从公元前三世纪之后，这一政体几乎没有大变，它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大抵与人文、地理和军事条件有关，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曾给出过一个很简洁且准确的结论——“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从经济治理的角度来看，大一统让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统一的生产和消费市场，因此带来繁荣的商业文明，与此同时，政治集权所形成的集约性能量也与市场发展所需要的自由化诉求构成一对“天然”的冲突关系，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便有了“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过往的汉、唐宋、明清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黄炎培向毛泽东提问的1945年，便正处在这一历史逻辑的“再现时刻”——此前三十年，中华民族告别帝制、创建民国、发生了猛烈的新文化运动、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空间，可是同时也出现了中央权威赢弱、地方军阀割据、贫富差距悬殊以及外敌入侵等等景象，因此“黄炎培之问”在当时引起强烈关注，自是全民焦虑的体现。
　　历史的车轮开到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这个设问时，恍惚间又会生出“我们迄今是否仍有陷入历史闭环逻辑的危险”这样的困惑。1978年之后，以放权让利为主题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自由的市场力量让这个国家焕然一新，全体国人都成为这场变革的获益者。然而，在经济复苏、民间壮大的同时，
　　“统一的文化”仍如幽灵般地徘徊，为了防止治理失控和地方主义，管制与集权的需求和呼声也在日渐加大。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依宪治国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妥协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1945年，毛泽东是如此回答黄炎培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们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话在今天仍散发着政治家的智慧，也是破解当今人们心中之惑的思想路标。
　　毛泽东所谓的“人人起来负责”，在当今环境中的解读，便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力量，发挥民间的柔性力量，让变革在社会各个阶层如细胞再造般地萌芽与成长。2014年的中国，与帝制中国乃至1945年的中国相比，社会组织的构造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有四股新力量的出现尤其值得关注，它们分别是：
　　——互联网的力量。自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引爆了一场渠道变革和消费者革命，同时，互联网更是重构了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生态，成为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推动政务公开的新土壤。
　　——非政府组织（NGO）的力量。近十年来，各种NGO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是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和中产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们在上百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展现了民间自主的力量。
　　——企业家阶层的力量。截止到2013年底，中国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总数突破5000万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人数庞大、富有和拥有力量的有产者阶层，可谓“千年之一大变”，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改变中国。
　　——自由知识分子的力量。近年来，在民间出现了众多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谋生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以思想研究为己任的民间智库层出不穷。
　　上述四股新势力，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模式构成了致命性的挑战，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造，其博弈過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历程，而中国改革最终能否跳出黄炎培所提出的“历史周期律”，实取决于执政党的改革决心以及四股民间新力量的良性成长。
　　一言以蔽之，我们对改革的信心，始终来自于对市场的信心，而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则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信心。
　　摘自《投资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