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是中国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在这块热土上形成、发展的海派文化源自何处？长三角地区持续发展的文化支撑力又在哪里？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主攻史学与CIS理论的邹身城先生。
吴越文化是长三角和海派文化发展的根基
谈经济社会，必言及文化。当我问及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时，邹身城教授的回答很直接，也很切中要害：“吴越文化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根源，吴越文化是传统的区域文化，长三角文化则是现代的区域文化，两者之间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长三角文化承袭着吴越文化的基因。广而言之，浙江文化、苏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均源于吴越文化。”
邹身城说，所谓吴越文化，一般是指长江下游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文化。历史上，吴越之地分分合合，在战乱之中难以建成稳定的区域文化，但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它们以共同的生产方式、生活风俗和语言体系为吴越文化的形成、发展打下了基础。
以水为本、稻作文明是吴越传统生产方式的共同特色，以后又以多种经营、农商并起的发展模式，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发达的民族工业开创了现代的工商文化。此外，古时的吴国和越国所使用的语言同属吴语体系。在吴、越两国，语言文化并无差异。历史证明，从古代、近代、现代到当代，吴越文化历经沉浮、开拓、革新和发展。在近代，吴越文化的开放性又使它率先吸纳、善于吸纳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并衍生了海派文化。正是在这种共同的自然禀赋与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中，到当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环太湖流域的吴越文化区域又一次焕发了生机。在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对话中，再次形成了一种环太湖流域的区域性文化生态环境，又一次促成了江浙沪长三角区域经济的亲密合作，并因此逐步形成了长三角强势经济圈。
邹教授说，吴越文化的核心地区——后起的钱唐县（杭州的前身）在隋唐之前只是一个小县。近代勃兴的上海，在古代近似荒野沙丘，至五代吴越国开拓新置的秀州（今嘉兴）时，长江口暴露的滩地统归秀州属下的松江县管辖。现今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核心区块是进入五代吴越国钱氏治下开始启动拓展的。
谈及吴越文化影响的区域，也就是如今的长三角地区，邹身城兴致勃勃地拿出了一张他收藏的地图，向我介绍了吴越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走向、形态、特色和发展：“其实上海从无到有、松江从小到大、嘉兴从县置州，均发轫于五代吴越国。钱镠先采用军事、政治手段把两浙（浙西与浙东）加以统一；然后取两个区块之间的杭州建为国都，并扩城改制，繁荣市场，从经济、文化着手加强国都的建设，巩固两浙的核心；进而有步骤地把吴越文化辐射于苏、秀、湖、睦、越、明以及婺、处、台、温、衢诸州，后又扩及福州。”
而这一切，恰恰构成了如今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大致格局。
从吴越国看吴越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
“说起江浙一带，外地人往往觉得这里出来的人头脑灵活、有创造性、识大局。其实这和吴越文化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邹身城说，区域文化的认定，主要取决于区域内的地域特色、环境特色和人文特色所共同孕育的文化特质。
自古以来，吴越两地的水乡泽国，盛产鱼米丝绸，仕女如云，秀服软语，市镇密集，商贸兴旺，自然成为吴越之地的精华所在，也为长三角的孕育提供了有利环境。江南物产丰富，民间习于精巧工艺，茶叶果蔬驰名内外。特殊的山水地理环境，孕育了吴越文化的特质。
邹教授说，吴越文化的勃兴还主要得益于人文与天时，以及特殊的历史机遇。五代十国期间，天下分裂动荡，惟吴越钱氏坚持保境安民，在两浙营造一方乐土。本地人安乐祥和，外来移民也可受到安置。“以杭州人口的增长为例，建州之初户籍仅15380户，至而钱氏吴越国纳土归宋时，杭州的总户数多达17万余户，如此短期速效的‘中世纪城市化’业绩，几乎史无前例。”
正是这种兼容性与开放性，诞生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文化”。“东南佛国”，“佛教文化”在吴越境内大为昌盛；吴越书市和雕版印刷启动较早，是全中国印刷中心之一；茶圣陆羽在余杭著成中国第一部茶的专著《茶经》，其年代与钱鏐几乎同时；吴越园林蔚然兴起，民间相应催生了栽花、养花、插花的习俗，以及修饰庭院的风气，著名的沧浪亭园林即始建于吴越，至今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代表作之一；大量烧制秘色瓷作为贡品，至今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五代吴越瓷器精品，专家有言“四大越窑青瓷极品，三件出在钱氏故乡”；钱王对杭州“五水”的大力整治，推广到举国兴修水利，尤其组合苏、杭、湖、秀、越各州形成大片鱼米之乡，“水乡文化”富有特色；越州、湖州、杭州、苏州的丝绸织品始于晚唐而盛于五代吴越，至北宋时期成全国贡品中之最佳者，苏杭“丝绸之府”由此驰名中外；钱鏐亲自主修钱氏宗谱，影响极为广泛，不少世家大族群相效尤，繁荣了江南的“谱牒文化”。
吴越国凭着海路的优势，与海外各国进行商品贸易与文化交流。据日本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载：“五代时开到日本的中国商船，似乎大都从吴越出发，横渡东中国海，经过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进入博多津港（今福冈市）。”另外，吴越国也与印度等国开展交往。
从吴越国的这些成就，足可见吴越文化具有充分的兼容性和开放性。
海派文化的底色始终是吴越文化
邹教授说，今天的长三角，到处都能找到吴越文化的影子。
作为长三角龙头的上海，历史较短。它在发展过程中所移入的人口，主要来自江浙一带。上海在立县建市后孕育产生的海派文化，虽然也吸纳了国内其他区域文化（如京、闽、粤、皖文化等），也与外来异质文化交流、融汇，但从语言、风俗、人脉等文化要素来看，吴越文化一直是它的文化根底。
《长江文明史》曾论述：“被西方资本主义强行开放的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都有可能成为西学东渐的中心环节，但历史最终选择了上海这片热土，这是因为上海具有地理、交通、人文、物产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上海的人文环境，也为西学东渐提供了生长发育的条件。近代中国以来，上海不仅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也是一个对内开放的城市。”上海开埠后，全国的文化精英向上海集聚。以上海为中心的吴越，人文素质较高，在西学传播中更有吸纳性和开放度。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产生的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独树一帜的新型文化流派。这种文化既不排斥西方文化，又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的根就是吴越文化。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其一翼为苏、锡、常和湖州等地，正是传统的“吴文化”的核心区域；而另一翼即杭州、绍兴、宁波等地，正是历史上“越文化”的核心区域。“后来，吴越文化在上海这块特殊的地方的高度融合，形成了海派文化，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和交融，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了高潮，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地理和文化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崛起的海派文化有着鲜明的特征，那就是不受陈规约束，敢于探索创新，兼收并蓄，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但不管西方文化如何冲撞、交锋，始终未能动摇海派文化的基石——吴越文化。”邹身城说。
邹教授从吴越文化的生态环境点评了海派文化在美术、戏剧、音乐、民俗文化等领域的代表人物、表现形态，阐述了吴越文化衍生海派文化的过程。
从凝固了的文化——建筑艺术角度看，上海的外滩就综合性地反映了“海派文化”的特质，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博弈过程中慢慢融合，才造就了今天的浦西外滩的华美，才造就了经常可以在电影和电视里看到的上海街道上的有轨电车、人力三轮车、轿子、外国租界、大世界、跑马厅、戏院、石库门、亭子间、上海小姐的月份牌等老上海的表情。这些和谐相处而又各行其道的景象，催生了上海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包容、开放的文化理念。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繁华正是这些理念和传统吴越文化兼容并蓄的共同作用所致。
新中国成立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历史境遇中屡经周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邹身城认为：“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专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应当被视为吴越文化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新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涵盖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率与辐射功能。”邹身城认为，由吴越文化支撑的海派文化，日益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邹身城教授最后说：“今天不论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还是海派文化，都必须将其置于吴越文明的历史背景中。吴越精神与时俱进，海派文化引领长三角地区持续发展。这正是习近平同志所嘱咐的：‘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息，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习近平同志的话引自《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主攻史学与CIS理论的邹身城先生。
吴越文化是长三角和海派文化发展的根基
谈经济社会，必言及文化。当我问及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时，邹身城教授的回答很直接，也很切中要害：“吴越文化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根源，吴越文化是传统的区域文化，长三角文化则是现代的区域文化，两者之间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长三角文化承袭着吴越文化的基因。广而言之，浙江文化、苏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均源于吴越文化。”
邹身城说，所谓吴越文化，一般是指长江下游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文化。历史上，吴越之地分分合合，在战乱之中难以建成稳定的区域文化，但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它们以共同的生产方式、生活风俗和语言体系为吴越文化的形成、发展打下了基础。
以水为本、稻作文明是吴越传统生产方式的共同特色，以后又以多种经营、农商并起的发展模式，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发达的民族工业开创了现代的工商文化。此外，古时的吴国和越国所使用的语言同属吴语体系。在吴、越两国，语言文化并无差异。历史证明，从古代、近代、现代到当代，吴越文化历经沉浮、开拓、革新和发展。在近代，吴越文化的开放性又使它率先吸纳、善于吸纳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并衍生了海派文化。正是在这种共同的自然禀赋与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中，到当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环太湖流域的吴越文化区域又一次焕发了生机。在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对话中，再次形成了一种环太湖流域的区域性文化生态环境，又一次促成了江浙沪长三角区域经济的亲密合作，并因此逐步形成了长三角强势经济圈。
邹教授说，吴越文化的核心地区——后起的钱唐县（杭州的前身）在隋唐之前只是一个小县。近代勃兴的上海，在古代近似荒野沙丘，至五代吴越国开拓新置的秀州（今嘉兴）时，长江口暴露的滩地统归秀州属下的松江县管辖。现今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核心区块是进入五代吴越国钱氏治下开始启动拓展的。
谈及吴越文化影响的区域，也就是如今的长三角地区，邹身城兴致勃勃地拿出了一张他收藏的地图，向我介绍了吴越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走向、形态、特色和发展：“其实上海从无到有、松江从小到大、嘉兴从县置州，均发轫于五代吴越国。钱镠先采用军事、政治手段把两浙（浙西与浙东）加以统一；然后取两个区块之间的杭州建为国都，并扩城改制，繁荣市场，从经济、文化着手加强国都的建设，巩固两浙的核心；进而有步骤地把吴越文化辐射于苏、秀、湖、睦、越、明以及婺、处、台、温、衢诸州，后又扩及福州。”
而这一切，恰恰构成了如今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大致格局。
从吴越国看吴越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
“说起江浙一带，外地人往往觉得这里出来的人头脑灵活、有创造性、识大局。其实这和吴越文化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邹身城说，区域文化的认定，主要取决于区域内的地域特色、环境特色和人文特色所共同孕育的文化特质。
自古以来，吴越两地的水乡泽国，盛产鱼米丝绸，仕女如云，秀服软语，市镇密集，商贸兴旺，自然成为吴越之地的精华所在，也为长三角的孕育提供了有利环境。江南物产丰富，民间习于精巧工艺，茶叶果蔬驰名内外。特殊的山水地理环境，孕育了吴越文化的特质。
邹教授说，吴越文化的勃兴还主要得益于人文与天时，以及特殊的历史机遇。五代十国期间，天下分裂动荡，惟吴越钱氏坚持保境安民，在两浙营造一方乐土。本地人安乐祥和，外来移民也可受到安置。“以杭州人口的增长为例，建州之初户籍仅15380户，至而钱氏吴越国纳土归宋时，杭州的总户数多达17万余户，如此短期速效的‘中世纪城市化’业绩，几乎史无前例。”
正是这种兼容性与开放性，诞生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文化”。“东南佛国”，“佛教文化”在吴越境内大为昌盛；吴越书市和雕版印刷启动较早，是全中国印刷中心之一；茶圣陆羽在余杭著成中国第一部茶的专著《茶经》，其年代与钱鏐几乎同时；吴越园林蔚然兴起，民间相应催生了栽花、养花、插花的习俗，以及修饰庭院的风气，著名的沧浪亭园林即始建于吴越，至今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代表作之一；大量烧制秘色瓷作为贡品，至今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五代吴越瓷器精品，专家有言“四大越窑青瓷极品，三件出在钱氏故乡”；钱王对杭州“五水”的大力整治，推广到举国兴修水利，尤其组合苏、杭、湖、秀、越各州形成大片鱼米之乡，“水乡文化”富有特色；越州、湖州、杭州、苏州的丝绸织品始于晚唐而盛于五代吴越，至北宋时期成全国贡品中之最佳者，苏杭“丝绸之府”由此驰名中外；钱鏐亲自主修钱氏宗谱，影响极为广泛，不少世家大族群相效尤，繁荣了江南的“谱牒文化”。
吴越国凭着海路的优势，与海外各国进行商品贸易与文化交流。据日本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载：“五代时开到日本的中国商船，似乎大都从吴越出发，横渡东中国海，经过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进入博多津港（今福冈市）。”另外，吴越国也与印度等国开展交往。
从吴越国的这些成就，足可见吴越文化具有充分的兼容性和开放性。
海派文化的底色始终是吴越文化
邹教授说，今天的长三角，到处都能找到吴越文化的影子。
作为长三角龙头的上海，历史较短。它在发展过程中所移入的人口，主要来自江浙一带。上海在立县建市后孕育产生的海派文化，虽然也吸纳了国内其他区域文化（如京、闽、粤、皖文化等），也与外来异质文化交流、融汇，但从语言、风俗、人脉等文化要素来看，吴越文化一直是它的文化根底。
《长江文明史》曾论述：“被西方资本主义强行开放的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都有可能成为西学东渐的中心环节，但历史最终选择了上海这片热土，这是因为上海具有地理、交通、人文、物产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上海的人文环境，也为西学东渐提供了生长发育的条件。近代中国以来，上海不仅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也是一个对内开放的城市。”上海开埠后，全国的文化精英向上海集聚。以上海为中心的吴越，人文素质较高，在西学传播中更有吸纳性和开放度。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产生的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独树一帜的新型文化流派。这种文化既不排斥西方文化，又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的根就是吴越文化。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其一翼为苏、锡、常和湖州等地，正是传统的“吴文化”的核心区域；而另一翼即杭州、绍兴、宁波等地，正是历史上“越文化”的核心区域。“后来，吴越文化在上海这块特殊的地方的高度融合，形成了海派文化，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和交融，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了高潮，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地理和文化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崛起的海派文化有着鲜明的特征，那就是不受陈规约束，敢于探索创新，兼收并蓄，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但不管西方文化如何冲撞、交锋，始终未能动摇海派文化的基石——吴越文化。”邹身城说。
邹教授从吴越文化的生态环境点评了海派文化在美术、戏剧、音乐、民俗文化等领域的代表人物、表现形态，阐述了吴越文化衍生海派文化的过程。
从凝固了的文化——建筑艺术角度看，上海的外滩就综合性地反映了“海派文化”的特质，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博弈过程中慢慢融合，才造就了今天的浦西外滩的华美，才造就了经常可以在电影和电视里看到的上海街道上的有轨电车、人力三轮车、轿子、外国租界、大世界、跑马厅、戏院、石库门、亭子间、上海小姐的月份牌等老上海的表情。这些和谐相处而又各行其道的景象，催生了上海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包容、开放的文化理念。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繁华正是这些理念和传统吴越文化兼容并蓄的共同作用所致。
新中国成立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历史境遇中屡经周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邹身城认为：“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专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应当被视为吴越文化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新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涵盖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率与辐射功能。”邹身城认为，由吴越文化支撑的海派文化，日益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邹身城教授最后说：“今天不论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还是海派文化，都必须将其置于吴越文明的历史背景中。吴越精神与时俱进，海派文化引领长三角地区持续发展。这正是习近平同志所嘱咐的：‘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息，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习近平同志的话引自《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