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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一场民间自发组织的大规模比赛
2018年9月29日—10月1日，“首届中国汉乐（十番音乐）大赛”在福建上杭县举行。大赛由民间自发组织，自筹经费，比赛得到了福建上杭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的支持。闽粤赣三省客家族群共有49支民间乐队报名，经过筛选，最终39支队伍、198人参赛。笔者亲历大赛，期间许多现象值得当下“非遗”传承以及乐种学研究的深入思考。
现象：“大赛”简介
此次大赛的主办者是获得香港注册的民间社团“中国汉乐学会”，首任会长黄伟群。该学会以“传承、弘扬、发展”汉乐为宗旨，“艺术范畴包含广东汉乐、福建十番、江西汉调”①。39支参赛队伍来自广东省28支，来自福建省10支，来自江西省1支。代表性的队伍如深圳市客家汉乐协会、广州羊城汉乐民族乐团、大埔县城老友汉乐坊、厦门市客家汉乐队、江西省会昌县汉调传习所等。
比赛的筹划组织过程规范，制定有完整的比赛《章程》，详细规定了比赛的时间地点、参赛选手、评分规则、比赛流程、乐器安排、奖项奖金等。实际参赛曲目重复性比较高，其中以《怀古》（5次）、《柳叶金》（3次）、《平山乐》（3次）、《小桃红》（3次）、《落地金钱》（3次）等曲目出现频率最高，《出水莲》《寒鸦戏水》《翠子登潭》《将军令》等其他广东汉乐的名曲也悉数在列。
大赛经费主要为自筹，有参赛人员的报名费，也有大赛组织者的个人赞助，还包括福建省上杭县文广新局免费提供了颁奖晚会的会场以及所有获奖队伍的奖金。最终，根据事先公布的比赛规则，评出8个一等奖，12个二等奖，19个三等奖。
疑惑：这是乐种族还是同一乐种？
根据笔者在现场仔细的聆听与辨别，发现如果依照传统乐种的分类去考察本次同场竞技的广东汉乐、十番音乐、江西汉调这“三个”乐种，似乎很难辨别其间的差别。其一，乐队的组合形式基本相同，除有一支队伍是古筝、琵琶、二胡的“清乐”组合之外，其他乐队都以“吊圭子”（又称“头弦”）为主奏乐器;其二，演奏樂谱统一化，代表曲目统一化;其三，音乐风格统一。难道它们就是同一个乐种？它们仅仅是因为各自所在地的称谓不同，而被人为地划分成了“三个”乐种？
汉乐界最早提及此现象的是罗德栽，“福建闽西一带……客家流行的器乐曲与广东客家地区流行的汉乐，其曲目《小桃红》……都与汉乐完全一样;他们使用的乐器与汉乐基本一样，也用汉乐的领奏乐器头弦等”②。
关于乐种的界定，学界早已达成普遍的共识：“历史传承于某一地域（或宫廷、寺院、道观）内的，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典型的音乐形态构架，规范化的序列表演程序，并以音乐（主要是器乐）为其表现主体的各种艺术形式，均可成为乐种。” ③笔者便以此经典论述为理论依据，从乐种的基本特征所包含的主要方面去逐一论证，来解答心中疑惑。
根据各省份《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的整理和收录，广东汉乐（广东）、十番音乐（福建）、汉调音乐（江西）被分为三个不同的乐种。
广东汉乐
1962年第一届羊城音乐花会，当时被人称作“客家音乐”的丝弦乐和中军班同台演出，专家们观后研究决定一并冠上“广东汉乐”之名④，这一称谓的诞生到如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广东汉乐是与潮州弦诗乐、广东音乐并列的广东省三大乐种，但同时又认为其包括“丝弦乐、中军班、八音大锣鼓、庙堂音乐”等多种类型。笔者根据丝弦乐与中军班在历史源流、吹奏场合、乐器组合、代表曲目、社会功能等多方面的明显差异，认为广东汉乐不是一个乐种，而是一个乐种群落。其中，广东汉乐丝弦乐属“丝弦乐”乐种系，中军班属“鼓吹乐”乐种系。故本文其后所指的广东汉乐，仅为广东汉乐之丝弦乐，不包括中军班等其他种类。
从古至今“十番”所指甚广、甚杂⑤，用于乐种的命名也非常多，仅在福建省，以“十番”命名的就有截然不同的数个乐种：闽西十番（丝竹乐）、福州十番（吹打乐）、永定十番调（鼓吹乐）、武夷山十番锣鼓（吹打乐）等。参加本次比赛的十番音乐是闽西十番，又称闽西客家十番、闽西十班。为了行文统一，笔者拟采用“闽西十班”来称呼本次参赛的十番音乐。王卓模（1983，2000）⑥和王耀华（1986）⑦是早期研究闽西十班的专家，闽西十班在福建省龙岩地区又曾被称为“龙岩静板”。后文笔者拟参考由王耀华执笔撰写的《闽西十班述略》⑧来描述闽西十班的乐种基本特征。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江西卷》中曾介绍到：“汉调主要以广东汉剧中的一些器乐曲牌为主，也有一部分是由唱腔音乐予以器乐化而形成。演奏时以马蹄子（小唢呐）为主奏乐器，其他乐器做伴奏，颇似卡戏的形式。流传于会昌县和寻乌县。其主要曲目有《相见》《剥十字》《汉调二黄》《平沙落雁》。”实际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江西卷》中就只收录了以上四首汉调音乐的谱例。曲目量如此少，显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乐种形成所必须的条件之一——“本乐种特有的一套曲目传世”⑨。仅从这一点上看，汉调音乐能否称之为独立的器乐乐种，已经成疑了。
（一）流传区域
根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各卷中所记录的广东汉乐（广东卷）、闽西十班（福建卷）、汉调音乐（江西卷）的分布区域以及笔者近年来考察所得广东汉乐的传播实况，将之绘于地图，得到如下结果（见图一）：
显然，这“三个”乐种集中流传在闽粤赣客家人聚居区。其中，深色区域是核心流传区域，浅色区域则表示有部分变异现象。广东汉乐目前除了大埔县为核心流传区域以外，已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第二个核心区域，笔者调查到珠三角有四十余支民间汉乐乐社。
（二）历史源流与组织体系
先考察“乐种名称”。广东汉乐丝弦乐历史上又被称为儒乐、清乐、国乐等。闽西十班的名称也有不同叫法，如闽西十番、龙岩静板。至于本次大赛所谓的“十番音乐”，则是2005年为了撰写国家“非遗”申报书，强行把“福州十番”和“闽西十番”糅合而“新造”的。历史上，闽西十班并没有被称过“十番音乐”，这是一个比“广东汉乐”更“新”的名字。相对来说，“汉调音乐”的名称倒是一直比较统一，大概是因为它在江西的流传区域较小、较偏僻，流传曲目少，没有引起“关注”吧。因此，不论是“广东汉乐”还是“十番音乐”，其“乐种名称”都是由“局外人”命名的。 再考察“表演组织”。广东汉乐的合奏表演组织历史悠久。有据可考的最早“乐社弦馆”为成立于清末民初的“汕头公益社”。目前活跃在大埔民间较大规模的乐社为“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会员达三百余众⑩。民间乐社“深圳市（布吉）客家音乐联谊会”曾经参加过广州亚运会（2010）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11）的表演，并应邀在中央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表演。
闽西十班发展源头的考察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一说其有“近千年的历史”{11};一说“龙岩静板是由永定坎市所传来的”{12}。“千年历史说”没有任何考证，故无法采信，单论“龙岩静板源自永定”。上文图一清晰显示，汕头、潮州、大埔、永定、上杭几乎成一条直线，南北相连。百余年来，潮州和汕头是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心和重要出海口，客家人四处谋生，大埔是永定、上杭等地客家人前往潮州和汕头的必经之地。因此，既然五十余年前当地的民间艺人称龙岩静板和上杭十班的源头是永定十班，那永定十班的源头就应该是其紧密相邻且为往返潮州汕头必经之地的广东大埔（见图二）。至于江西汉调的历史源流，最新观点认为：“大约清末民初，由汪观圣（1851—1926年）、曾万石（1880—？）等人从闽西带入会昌。”{13}由上可知，闽西十班源自广东大埔，而江西汉调音乐则源自闽西十班。
（三）音乐形态构架
乐队编制
根据笔者统计，本次参赛队伍中有33支乐队使用了吊圭子{14}、扬琴、提胡这“三大件”，其他出现较多的乐器有二胡、椰胡、竹笛、三弦、古筝，另外还有大胖胡、大椰胡、冇胡等乐器，大提琴出现了5次。如不看节目单后参赛乐队的来源，很难从乐器组合上判断其为哪个省份的乐种。早期广东汉乐的“‘和弦索’是指用头弦领奏，由月琴、琵琶、椰胡、三弦、笛子等乐器组成合奏的丝弦乐形式”{15}，现在广东汉乐的乐器有“头弦、提胡、椰胡、二胡、中胡、三弦、扬琴、琵琶、古箏、月琴、竹笛、笙、洞箫”{16}早期龙岩静板“常用的乐器有吊规、二胡、椰胡、琵琶、三弦、扬琴、曲笛等，配以小锣、小鼓板等轻型打击乐器”{17}很明显，不论是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比赛现场观察都可判断：广东汉乐与闽西十班的乐队组合没有明显区别，头弦、提胡和扬琴是最主要的“三大件”。江西汉调音乐的乐器组合为“马蹄子（唢呐）、鼓、拍板（俗称过山板）、潮锣、钹、三弦、笛子、弦子（俗称吊圭子）、汉胡、秦琴、扬琴、梆子等”{18}，这几乎是广东汉乐丝弦乐与中军班（鼓吹乐）的“综合版”乐器组合。本次比赛中的“江西汉调”乐队的乐器组合为：头弦、提胡、扬琴、椰胡和响板，并无马蹄子。
定律乐器
广东汉乐丝弦乐在早期的“儒乐期”筝（古筝）琶（琵琶）胡（椰胡）箫（横箫）“四件套”乐器组合中，四件乐器几乎同等重要，讲究各乐器的协调配合，不提倡某一件乐器的“独领风骚”，谓之“和弦索”。这时候的乐器定律“一般来说都是以横箫（笛）为准，全按作‘2’（G调）是正指，又称正工调;全按作‘5’（D调）是反指，又称小工调。”{19}闽西十班早期的定律乐器与广东汉乐完全一样：“笛子为首把、京胡次之……笛全按为bB作合（5）……”{20}笔者尚未查阅到早期江西汉调定律乐器的有关文献，此次前来参赛的“江西会昌汉调传习所”乐队组合则与广东汉乐完全一样。可见，早期广东汉乐、闽西十班的定律乐器皆为竹笛。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广东卷》中收录的广东汉乐丝弦乐合奏（215首）与《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福建卷》中收录的闽西十班丝竹乐合奏（33首），完全重复的曲目有10首，相近的有4首。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江西卷》中收录的江西汉调丝竹乐合奏仅有4首，从统计学的角度暂且忽略。比较之一的曲目来源虽然权威，但样本数量有限，故不宜妄出结论。
《广东汉乐曲库》{23}由梅州广东汉乐协会历时五年录音编辑而成，是目前广东汉乐曲谱的权威版本，完整地收录了广东汉乐丝弦乐791首。《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一）（二）》{24}则收录了闽西十班丝竹乐392首（编号：68—459）。将这两本曲集进行比较，发现完全重名的超过二百余首，其中广东汉乐名曲《平山乐》《将军令》《翠子登潭》等悉数重合。再进一步比较乐谱，板式、旋律也一致，仅某些乐曲稍有细微变化（如旋律的加花，板式的扩减）。
可见，闽西十班丝竹乐的曲目与广东汉乐丝弦乐的现有曲目大量重合，特别是代表性曲目《出水莲》《寒鸦戏水》等，则完全一样。
（四）表演程序
广东汉乐丝弦乐和闽西十班都是文人雅士的休闲音乐。广东汉乐“乐人见面后不妨客气寒暄一番，有条件时先饮几杯茶，心绪平和之后，才来操琴弄弦”。{25}“（闽西）十班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娱自乐，活动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或时间性”，“演奏活动不以获取酬金为目的，主要是自娱……十班乐队按番规不参与白事活动……”。{26}而江西会昌的汉调音乐，一说为“民间鼓吹班”{27}，但尚未有文献记录此“民间鼓吹班”的仪式过程。可见，广东汉乐丝弦乐和闽西十班没有固定的表演程式，江西汉调的表演程式不详。
综上所述，我们将广东汉乐、福建十番、江西汉调这“三个”乐种的特征归纳如下：
由此可以认定：广东汉乐的丝弦乐和闽西十班是同一个乐种。福建省闽西十班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张堂珍也认为：“客家十番、龙岩静板、广东汉乐三者更没有本质的区别。”{28}他们目前称谓的种种不同，都是“国家在场”的外力所造成。至于江西汉调，基本上也可认为是广东汉乐在赣南客家地区的流传和变化，由于流传曲目的样本太少，尚不能进行深入分析。
广东汉乐丝弦乐和闽西十班是同一个乐种在相连不同省份的客家县的不同叫法而已，但因省级行政区划的缘故被“分割”成两个乐种。为了“申遗”，“国家在场”的力量又再一次把闽西十班（客家）和福州十番（闽南）强行糅合在一起，取了一个新名字：十番音乐。于是，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里，广东有了广东汉乐，福建有了十番音乐，两省皆大欢喜。 “首届中国汉乐（十番音乐）大赛”的成功举办，在中国汉乐的传承发展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是民间乐人对因“国家在场”而人为造成的艺术割裂的一次自我修复。这一呼声应该引起“非遗”申报、立项、传承的深度思考。“非遗”项目传承要保持其最具特色的文化多样性，首先得明确所保护的“非遗”项目的对象定位，这也是“非遗”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工作。
本次比赛由民间自发组织，没有专家意见，没有“国家在场”，反而得以体现广东汉乐的“非遗”文化核心基因——丝弦乐合奏、客家文人音乐、休闲音乐。笔者认为，“与其争论‘非遗’保护该是要‘传统’还是要‘改良’，还不如主动增强场域中某关键位置的资本，以增强其在场域斗争中的力量，发挥其在场域中的话语权。一个以生产者（“非遗”传承人）为主导的“非遗”传承场域，自然会尽力保持‘传统’;而一个以批评家（文化管理部门）为主导的“非遗”传承场域，难免会不断进行‘改良’”。{29}把“非遗”传承的任务交给民间吧，过多的专家指导和政府干预，恐怕会不断造成新的“文化转基因”。
① 黄伟群《首届中国汉乐（十番音乐）大赛纪念特刊》（比赛资料），第33页。
② 罗德栽《汉乐定名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10页转第6页。
③ 袁静芳《乐种学构想》，《音乐研究》1998年第2期，第17页。
④ 丘煌《“广东汉乐”不是源于潮州汉剧中的器乐曲牌而是源于“中
州古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59页。
⑤ 崔晓娜《“十番”释义》，《艺术探索》2018年第3期，第96—102页
⑥ 王卓模编审，福建省龙岩地区民间音乐编辑小组编印《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一）（二）》，1983年油印本;王卓模《闽西汉剧与民间音乐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⑦ 刘春曙、王耀华编著《福建民间音乐简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⑧《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福建卷》，中国ISBN中心2001年版，第437—449页。
⑨ 黄翔鹏《传统乐种召唤着研究工作》，《中国音乐年鉴（1990）》。
⑩ 曾璐莹、马达《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人民音乐》2012年第8期，第53页。
{11} 王聪生《闽西客家十番音乐现状及其保护传承之对策》，《龙岩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2} 李佺民、王耀华、章文松《龙岩静板采访报告》（1962），载王卓模编审《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二）》，1983年油印本，第590页。
{13} 肖艳平《从文武场到鼓吹班》，《贵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72页。
{14} 吊圭子，广东汉乐特色乐器，在汉剧伴奏中称头弦，民间又称吊规子、吊龟子、吊龟。
{15} 居文郁《广东汉乐的历史源流及其“清乐”的流变》，《天津音乐学
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28页。
{16} 张高徊《广东汉乐基本知识百问》，广大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
{17} 王卓模《龙岩的“静板”和“饶平吹”》（原载《福州晚报》1983年3月5日），王卓模编审《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二）》，1983年油印本，第598页。
{18} 肖艳平《从文武场到鼓吹班》，《贵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72页。
{19} 张高徊《广东汉乐基本知识百问》，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20} 佚名《永定〈十班〉》，载王卓模编审，福建省龙岩地区民间音乐编辑小组编印《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一）（二）》，1983年油印本，第582页。
{21} 同{16}，第122—126页。
{22} 王聪生《闽西客家十番音乐的正与反》，《中国音乐》2013年第4期。
{23} 丘定环主编《广东汉乐曲库》，广东嘉应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
{24} 王卓模编审，福建省龙岩地区民间音乐编辑小组编印《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一）（二）》，1983年油印本。
{25}同{16}，第36页。
{26}
2018年9月29日—10月1日，“首届中国汉乐（十番音乐）大赛”在福建上杭县举行。大赛由民间自发组织，自筹经费，比赛得到了福建上杭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的支持。闽粤赣三省客家族群共有49支民间乐队报名，经过筛选，最终39支队伍、198人参赛。笔者亲历大赛，期间许多现象值得当下“非遗”传承以及乐种学研究的深入思考。
现象：“大赛”简介
此次大赛的主办者是获得香港注册的民间社团“中国汉乐学会”，首任会长黄伟群。该学会以“传承、弘扬、发展”汉乐为宗旨，“艺术范畴包含广东汉乐、福建十番、江西汉调”①。39支参赛队伍来自广东省28支，来自福建省10支，来自江西省1支。代表性的队伍如深圳市客家汉乐协会、广州羊城汉乐民族乐团、大埔县城老友汉乐坊、厦门市客家汉乐队、江西省会昌县汉调传习所等。
比赛的筹划组织过程规范，制定有完整的比赛《章程》，详细规定了比赛的时间地点、参赛选手、评分规则、比赛流程、乐器安排、奖项奖金等。实际参赛曲目重复性比较高，其中以《怀古》（5次）、《柳叶金》（3次）、《平山乐》（3次）、《小桃红》（3次）、《落地金钱》（3次）等曲目出现频率最高，《出水莲》《寒鸦戏水》《翠子登潭》《将军令》等其他广东汉乐的名曲也悉数在列。
大赛经费主要为自筹，有参赛人员的报名费，也有大赛组织者的个人赞助，还包括福建省上杭县文广新局免费提供了颁奖晚会的会场以及所有获奖队伍的奖金。最终，根据事先公布的比赛规则，评出8个一等奖，12个二等奖，19个三等奖。
疑惑：这是乐种族还是同一乐种？
根据笔者在现场仔细的聆听与辨别，发现如果依照传统乐种的分类去考察本次同场竞技的广东汉乐、十番音乐、江西汉调这“三个”乐种，似乎很难辨别其间的差别。其一，乐队的组合形式基本相同，除有一支队伍是古筝、琵琶、二胡的“清乐”组合之外，其他乐队都以“吊圭子”（又称“头弦”）为主奏乐器;其二，演奏樂谱统一化，代表曲目统一化;其三，音乐风格统一。难道它们就是同一个乐种？它们仅仅是因为各自所在地的称谓不同，而被人为地划分成了“三个”乐种？
汉乐界最早提及此现象的是罗德栽，“福建闽西一带……客家流行的器乐曲与广东客家地区流行的汉乐，其曲目《小桃红》……都与汉乐完全一样;他们使用的乐器与汉乐基本一样，也用汉乐的领奏乐器头弦等”②。
关于乐种的界定，学界早已达成普遍的共识：“历史传承于某一地域（或宫廷、寺院、道观）内的，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典型的音乐形态构架，规范化的序列表演程序，并以音乐（主要是器乐）为其表现主体的各种艺术形式，均可成为乐种。” ③笔者便以此经典论述为理论依据，从乐种的基本特征所包含的主要方面去逐一论证，来解答心中疑惑。
根据各省份《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的整理和收录，广东汉乐（广东）、十番音乐（福建）、汉调音乐（江西）被分为三个不同的乐种。
广东汉乐
1962年第一届羊城音乐花会，当时被人称作“客家音乐”的丝弦乐和中军班同台演出，专家们观后研究决定一并冠上“广东汉乐”之名④，这一称谓的诞生到如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广东汉乐是与潮州弦诗乐、广东音乐并列的广东省三大乐种，但同时又认为其包括“丝弦乐、中军班、八音大锣鼓、庙堂音乐”等多种类型。笔者根据丝弦乐与中军班在历史源流、吹奏场合、乐器组合、代表曲目、社会功能等多方面的明显差异，认为广东汉乐不是一个乐种，而是一个乐种群落。其中，广东汉乐丝弦乐属“丝弦乐”乐种系，中军班属“鼓吹乐”乐种系。故本文其后所指的广东汉乐，仅为广东汉乐之丝弦乐，不包括中军班等其他种类。
从古至今“十番”所指甚广、甚杂⑤，用于乐种的命名也非常多，仅在福建省，以“十番”命名的就有截然不同的数个乐种：闽西十番（丝竹乐）、福州十番（吹打乐）、永定十番调（鼓吹乐）、武夷山十番锣鼓（吹打乐）等。参加本次比赛的十番音乐是闽西十番，又称闽西客家十番、闽西十班。为了行文统一，笔者拟采用“闽西十班”来称呼本次参赛的十番音乐。王卓模（1983，2000）⑥和王耀华（1986）⑦是早期研究闽西十班的专家，闽西十班在福建省龙岩地区又曾被称为“龙岩静板”。后文笔者拟参考由王耀华执笔撰写的《闽西十班述略》⑧来描述闽西十班的乐种基本特征。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江西卷》中曾介绍到：“汉调主要以广东汉剧中的一些器乐曲牌为主，也有一部分是由唱腔音乐予以器乐化而形成。演奏时以马蹄子（小唢呐）为主奏乐器，其他乐器做伴奏，颇似卡戏的形式。流传于会昌县和寻乌县。其主要曲目有《相见》《剥十字》《汉调二黄》《平沙落雁》。”实际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江西卷》中就只收录了以上四首汉调音乐的谱例。曲目量如此少，显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乐种形成所必须的条件之一——“本乐种特有的一套曲目传世”⑨。仅从这一点上看，汉调音乐能否称之为独立的器乐乐种，已经成疑了。
（一）流传区域
根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各卷中所记录的广东汉乐（广东卷）、闽西十班（福建卷）、汉调音乐（江西卷）的分布区域以及笔者近年来考察所得广东汉乐的传播实况，将之绘于地图，得到如下结果（见图一）：
显然，这“三个”乐种集中流传在闽粤赣客家人聚居区。其中，深色区域是核心流传区域，浅色区域则表示有部分变异现象。广东汉乐目前除了大埔县为核心流传区域以外，已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第二个核心区域，笔者调查到珠三角有四十余支民间汉乐乐社。
（二）历史源流与组织体系
先考察“乐种名称”。广东汉乐丝弦乐历史上又被称为儒乐、清乐、国乐等。闽西十班的名称也有不同叫法，如闽西十番、龙岩静板。至于本次大赛所谓的“十番音乐”，则是2005年为了撰写国家“非遗”申报书，强行把“福州十番”和“闽西十番”糅合而“新造”的。历史上，闽西十班并没有被称过“十番音乐”，这是一个比“广东汉乐”更“新”的名字。相对来说，“汉调音乐”的名称倒是一直比较统一，大概是因为它在江西的流传区域较小、较偏僻，流传曲目少，没有引起“关注”吧。因此，不论是“广东汉乐”还是“十番音乐”，其“乐种名称”都是由“局外人”命名的。 再考察“表演组织”。广东汉乐的合奏表演组织历史悠久。有据可考的最早“乐社弦馆”为成立于清末民初的“汕头公益社”。目前活跃在大埔民间较大规模的乐社为“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会员达三百余众⑩。民间乐社“深圳市（布吉）客家音乐联谊会”曾经参加过广州亚运会（2010）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11）的表演，并应邀在中央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表演。
闽西十班发展源头的考察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一说其有“近千年的历史”{11};一说“龙岩静板是由永定坎市所传来的”{12}。“千年历史说”没有任何考证，故无法采信，单论“龙岩静板源自永定”。上文图一清晰显示，汕头、潮州、大埔、永定、上杭几乎成一条直线，南北相连。百余年来，潮州和汕头是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心和重要出海口，客家人四处谋生，大埔是永定、上杭等地客家人前往潮州和汕头的必经之地。因此，既然五十余年前当地的民间艺人称龙岩静板和上杭十班的源头是永定十班，那永定十班的源头就应该是其紧密相邻且为往返潮州汕头必经之地的广东大埔（见图二）。至于江西汉调的历史源流，最新观点认为：“大约清末民初，由汪观圣（1851—1926年）、曾万石（1880—？）等人从闽西带入会昌。”{13}由上可知，闽西十班源自广东大埔，而江西汉调音乐则源自闽西十班。
（三）音乐形态构架
乐队编制
根据笔者统计，本次参赛队伍中有33支乐队使用了吊圭子{14}、扬琴、提胡这“三大件”，其他出现较多的乐器有二胡、椰胡、竹笛、三弦、古筝，另外还有大胖胡、大椰胡、冇胡等乐器，大提琴出现了5次。如不看节目单后参赛乐队的来源，很难从乐器组合上判断其为哪个省份的乐种。早期广东汉乐的“‘和弦索’是指用头弦领奏，由月琴、琵琶、椰胡、三弦、笛子等乐器组成合奏的丝弦乐形式”{15}，现在广东汉乐的乐器有“头弦、提胡、椰胡、二胡、中胡、三弦、扬琴、琵琶、古箏、月琴、竹笛、笙、洞箫”{16}早期龙岩静板“常用的乐器有吊规、二胡、椰胡、琵琶、三弦、扬琴、曲笛等，配以小锣、小鼓板等轻型打击乐器”{17}很明显，不论是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比赛现场观察都可判断：广东汉乐与闽西十班的乐队组合没有明显区别，头弦、提胡和扬琴是最主要的“三大件”。江西汉调音乐的乐器组合为“马蹄子（唢呐）、鼓、拍板（俗称过山板）、潮锣、钹、三弦、笛子、弦子（俗称吊圭子）、汉胡、秦琴、扬琴、梆子等”{18}，这几乎是广东汉乐丝弦乐与中军班（鼓吹乐）的“综合版”乐器组合。本次比赛中的“江西汉调”乐队的乐器组合为：头弦、提胡、扬琴、椰胡和响板，并无马蹄子。
定律乐器
广东汉乐丝弦乐在早期的“儒乐期”筝（古筝）琶（琵琶）胡（椰胡）箫（横箫）“四件套”乐器组合中，四件乐器几乎同等重要，讲究各乐器的协调配合，不提倡某一件乐器的“独领风骚”，谓之“和弦索”。这时候的乐器定律“一般来说都是以横箫（笛）为准，全按作‘2’（G调）是正指，又称正工调;全按作‘5’（D调）是反指，又称小工调。”{19}闽西十班早期的定律乐器与广东汉乐完全一样：“笛子为首把、京胡次之……笛全按为bB作合（5）……”{20}笔者尚未查阅到早期江西汉调定律乐器的有关文献，此次前来参赛的“江西会昌汉调传习所”乐队组合则与广东汉乐完全一样。可见，早期广东汉乐、闽西十班的定律乐器皆为竹笛。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广东卷》中收录的广东汉乐丝弦乐合奏（215首）与《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福建卷》中收录的闽西十班丝竹乐合奏（33首），完全重复的曲目有10首，相近的有4首。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江西卷》中收录的江西汉调丝竹乐合奏仅有4首，从统计学的角度暂且忽略。比较之一的曲目来源虽然权威，但样本数量有限，故不宜妄出结论。
《广东汉乐曲库》{23}由梅州广东汉乐协会历时五年录音编辑而成，是目前广东汉乐曲谱的权威版本，完整地收录了广东汉乐丝弦乐791首。《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一）（二）》{24}则收录了闽西十班丝竹乐392首（编号：68—459）。将这两本曲集进行比较，发现完全重名的超过二百余首，其中广东汉乐名曲《平山乐》《将军令》《翠子登潭》等悉数重合。再进一步比较乐谱，板式、旋律也一致，仅某些乐曲稍有细微变化（如旋律的加花，板式的扩减）。
可见，闽西十班丝竹乐的曲目与广东汉乐丝弦乐的现有曲目大量重合，特别是代表性曲目《出水莲》《寒鸦戏水》等，则完全一样。
（四）表演程序
广东汉乐丝弦乐和闽西十班都是文人雅士的休闲音乐。广东汉乐“乐人见面后不妨客气寒暄一番，有条件时先饮几杯茶，心绪平和之后，才来操琴弄弦”。{25}“（闽西）十班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娱自乐，活动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或时间性”，“演奏活动不以获取酬金为目的，主要是自娱……十班乐队按番规不参与白事活动……”。{26}而江西会昌的汉调音乐，一说为“民间鼓吹班”{27}，但尚未有文献记录此“民间鼓吹班”的仪式过程。可见，广东汉乐丝弦乐和闽西十班没有固定的表演程式，江西汉调的表演程式不详。
综上所述，我们将广东汉乐、福建十番、江西汉调这“三个”乐种的特征归纳如下：
由此可以认定：广东汉乐的丝弦乐和闽西十班是同一个乐种。福建省闽西十班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张堂珍也认为：“客家十番、龙岩静板、广东汉乐三者更没有本质的区别。”{28}他们目前称谓的种种不同，都是“国家在场”的外力所造成。至于江西汉调，基本上也可认为是广东汉乐在赣南客家地区的流传和变化，由于流传曲目的样本太少，尚不能进行深入分析。
广东汉乐丝弦乐和闽西十班是同一个乐种在相连不同省份的客家县的不同叫法而已，但因省级行政区划的缘故被“分割”成两个乐种。为了“申遗”，“国家在场”的力量又再一次把闽西十班（客家）和福州十番（闽南）强行糅合在一起，取了一个新名字：十番音乐。于是，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里，广东有了广东汉乐，福建有了十番音乐，两省皆大欢喜。 “首届中国汉乐（十番音乐）大赛”的成功举办，在中国汉乐的传承发展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是民间乐人对因“国家在场”而人为造成的艺术割裂的一次自我修复。这一呼声应该引起“非遗”申报、立项、传承的深度思考。“非遗”项目传承要保持其最具特色的文化多样性，首先得明确所保护的“非遗”项目的对象定位，这也是“非遗”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工作。
本次比赛由民间自发组织，没有专家意见，没有“国家在场”，反而得以体现广东汉乐的“非遗”文化核心基因——丝弦乐合奏、客家文人音乐、休闲音乐。笔者认为，“与其争论‘非遗’保护该是要‘传统’还是要‘改良’，还不如主动增强场域中某关键位置的资本，以增强其在场域斗争中的力量，发挥其在场域中的话语权。一个以生产者（“非遗”传承人）为主导的“非遗”传承场域，自然会尽力保持‘传统’;而一个以批评家（文化管理部门）为主导的“非遗”传承场域，难免会不断进行‘改良’”。{29}把“非遗”传承的任务交给民间吧，过多的专家指导和政府干预，恐怕会不断造成新的“文化转基因”。
① 黄伟群《首届中国汉乐（十番音乐）大赛纪念特刊》（比赛资料），第33页。
② 罗德栽《汉乐定名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10页转第6页。
③ 袁静芳《乐种学构想》，《音乐研究》1998年第2期，第17页。
④ 丘煌《“广东汉乐”不是源于潮州汉剧中的器乐曲牌而是源于“中
州古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59页。
⑤ 崔晓娜《“十番”释义》，《艺术探索》2018年第3期，第96—102页
⑥ 王卓模编审，福建省龙岩地区民间音乐编辑小组编印《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一）（二）》，1983年油印本;王卓模《闽西汉剧与民间音乐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⑦ 刘春曙、王耀华编著《福建民间音乐简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⑧《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福建卷》，中国ISBN中心2001年版，第437—449页。
⑨ 黄翔鹏《传统乐种召唤着研究工作》，《中国音乐年鉴（1990）》。
⑩ 曾璐莹、马达《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人民音乐》2012年第8期，第53页。
{11} 王聪生《闽西客家十番音乐现状及其保护传承之对策》，《龙岩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2} 李佺民、王耀华、章文松《龙岩静板采访报告》（1962），载王卓模编审《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二）》，1983年油印本，第590页。
{13} 肖艳平《从文武场到鼓吹班》，《贵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72页。
{14} 吊圭子，广东汉乐特色乐器，在汉剧伴奏中称头弦，民间又称吊规子、吊龟子、吊龟。
{15} 居文郁《广东汉乐的历史源流及其“清乐”的流变》，《天津音乐学
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28页。
{16} 张高徊《广东汉乐基本知识百问》，广大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
{17} 王卓模《龙岩的“静板”和“饶平吹”》（原载《福州晚报》1983年3月5日），王卓模编审《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二）》，1983年油印本，第598页。
{18} 肖艳平《从文武场到鼓吹班》，《贵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72页。
{19} 张高徊《广东汉乐基本知识百问》，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20} 佚名《永定〈十班〉》，载王卓模编审，福建省龙岩地区民间音乐编辑小组编印《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一）（二）》，1983年油印本，第582页。
{21} 同{16}，第122—126页。
{22} 王聪生《闽西客家十番音乐的正与反》，《中国音乐》2013年第4期。
{23} 丘定环主编《广东汉乐曲库》，广东嘉应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
{24} 王卓模编审，福建省龙岩地区民间音乐编辑小组编印《龙岩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一）（二）》，1983年油印本。
{25}同{16}，第36页。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