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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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标音,主体由“四曾”“四基”“四角”构成,可称为“角-曾”十二音(或十二声).关于“角”“曾”,学界有不同解释.有的认为“角”同于“(甫页)”,代表“基”上方纯律大三度;有的认为“角”代表“基”上方五度律大三度.关于“曾”,有的认为是“角”上大三度,有的认为是“基”下大三度,又分别有纯律和五度相生律两种律制判断.从测音数据分析“曾”“基”角“术语的律学内涵,是曾钟律制研究不可回避的环节.通过观察”基-角“”曾-墓\"音程测音数据所体现音程值与纯律和五度相生律大三度的亲近关系,文章认为从测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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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标音,主体由“四曾”“四基”“四角”构成,可称为“角-曾”十二音(或十二声).关于“角”“曾”,学界有不同解释.有的认为“角”同于“(甫页)”,代表“基”上方纯律大三度;有的认为“角”代表“基”上方五度律大三度.关于“曾”,有的认为是“角”上大三度,有的认为是“基”下大三度,又分别有纯律和五度相生律两种律制判断.从测音数据分析“曾”“基”角“术语的律学内涵,是曾钟律制研究不可回避的环节.通过观察”基-角“”曾-墓\"音程测音数据所体现音程值与纯律和五度相生律大三度的亲近关系,文章认为从测音数据不能明确分析出曾钟的律制倾向.曾钟律制归属的认知共识,还需要通过对铭文原典深入研究才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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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郎木卡姆旋律性伴奏乐器有卡龙琴、刀郎艾捷克与刀郎热瓦普,乐器在表演进程中围绕歌唱音调以一定模式进行不完全跟腔伴奏,从而产生了特有的多声形态.以“套”为单位的刀郎木卡姆在表演进程中随着节拍与速度发展,伴奏音调由丰富多变逐步转向简单固化,织体形态历经自由复调、支声复调、综合过渡、音型化主调四个阶段.和音类型在“即兴模式”与“稳态结构”二者间不断转换,伴随着“即兴模式”由强至弱,“稳态结构”逐渐凸显.量化显示,刀郎木卡姆的多声形态具有规律,但“混杂”依然是其音响的典型特征.文章从群体内隐的文化观念、客观局限的
材料、工艺,造就了声音的“形状”.在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它们遵循求同存异、以“人”为本的应用逻辑,凭借技术“在场”实现乐器个体、乐种、组合乃至知识体系的积极意义,在实践过程中显露尚待处理的“缺位”,也因人的选择而带有色彩.新技术条件下,在乐器已经突破物理层面限制的当下,如何选择合宜材料、工艺,留住声音传统?国人再次面临认识、界定、发展民族乐器的应用性问题.
目前宗教世俗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大背景,而神圣与世俗从二元对立到日益弥合也成为“后世俗化”阶段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民族音乐学界,虽然在对宗教音乐文化等传统音乐文化事项的研究中,有关传统与变迁、传承与发展的讨论日益成为热点,但却鲜少从世俗化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当代社会发展语境中传统宗教(仪式)音乐文化发展变迁的必然性及其成因,并总结宗教音乐传承发展的趋势和方法.因此,文章以宗教仪式音乐构成受到世俗化影响的实际出发,通过对中国西双版纳景洪市和泰国清迈府清迈市的泼水节仪式音乐个案进行比较研究,从国家(政治)、城市
文章以土默特地区杨家堡村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土默特地区蒙汉杂居村落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结构,考察了现代社会下村落的居住人群和他们的音乐生活,论述了音乐群体地缘和业缘的关系,阐释了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蒙汉杂居村落的音乐生活及其文化认同.从而全面地分析当下村落多元文化的共存,解读多元民族同一区域的文化认同,最终回到民众音乐生活的本真.
四、西周“周乐”的历史与其文化特质由上可知,“三礼”所载西周“周乐”其实就是“六乐”以及“诗乐”中的《雅》《周颂》及二《南》.这一发现表明:《雅》《周颂》和二《南》即西周“周乐”的主体.这意味着西周“周乐”是有文化根基的,而此根基即是姬周人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本节拟对其文化特质略加概论.如果说文化图式与其历史有着正相关①,那么,姬周历史脉络的梳理当可使西周“周乐”的文化特质更为彰显.笔者以为,西周历史中两大基本史事——“姬周王朝”和“礼乐制度”尤应得到关注,此乃西周“周乐”文化特质形成的两块基石.
中国近现代史分期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音乐史著作(尤其是断代史)的撰写,首先就是要界定著作历史叙事的时间方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包括地域音乐史)更是需要我们认识“近代”“现代”与“当代”的时间断代划分.除此以外,地域音乐史研究更依赖对地域音乐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利用,也离不开对这些史料的理性认识.
释开霁是清末民初的一位重要琴僧,祖籍安徽,一生经历坎坷,曾在浙江多个寺院任住持.以往琴界多认为他与“新浙派”有关.本文认为开霁的古琴主要师承自安徽严仿石、山西范季英、范退庵,其谱系主要源自《春草堂琴谱》,与浙派并无关联.师从释开霁学琴的人很多,除了释家子弟,主要有温州的马元熙、安徽的释根如、浙江嵊县的张味真等,由此而形成了一个较广泛的师承体系,对近代浙江乃至江南地区的琴学传承,具有一定的影响.
图林·哆是蒙古族各部共享且各具特色的艺术形态,是具庄重典雅、威严肃穆的仪式性长调歌曲.随着历史变迁,乌珠穆沁部图林·哆的内涵与外延也经历了三次变迁:一是清朝前的乌珠穆沁部图林·哆《圣主成吉思汗》《亦禾宝格德宝勒根杭盖》《无比尊贵的喇嘛》是兼具民族认同和部落认同的重要表现形式;二是清朝对乌珠穆沁部进行行政划分后,另出现了一套图林·哆与之并存,同时,图林·哆逐步失去了严格的“朝政歌曲”“宫廷歌曲”之意,转向成为各王府礼仪性长调歌曲;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乌珠穆沁部重新进行了行政划分和疆土划分,使今东乌旗
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是一位有原创力的哲学家,在其著作中阐述了天道观、心性论与工夫论,并进而论述了礼乐、刑政、教化等方面的内容,从而建构了一个贯通内圣外王的完整思想体系,重心落在伦理道德的阐发上,而礼乐是伦理心性修养的一个路径.其礼乐的“淡和”思想内涵具有自身发展逻辑,既表现为乐声淡,也表现为人心淡,涉及音乐风格及人格诸层面,“淡和”观的思想动因一是与“主静”思想有关,其静异于道家之静,乃儒家修为去欲之静;二是体现为以儒为主、融合道佛的思想特色,其“淡和”观在中国音乐思想史上有深远影响.
徐渭是明代著名的文人,也是中国戏曲史上极其重要的剧作家,其以“自然人性论”为指导的戏曲思想,尊重个性,肯定人欲,提倡人情,不失为明中后期戏曲界的一股新流.本文以徐渭最具代表性的杂剧《四声猿》为例,通过对其戏曲思想的解读,揭示出哲学思想对文艺产生的影响,其不但丰富了中国音乐思想史宝库,而且至今仍昭示着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