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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概念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个具有煽动性的词。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学术界对何谓全球化有三种解释，一是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二是认为全球化是对经济技术资源进行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三是认为全球化是为了解决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以及毒品和犯罪的跨国泛滥等等。笔者认为抛开技术进步因素，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亦是关于资本之“主义”的全球化，即利润至上观的全球化——马克思在150年前就讨论了全球化的这个本质。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除了战争时期，资本在全球范围里疯狂地追逐利润，每天24小时，从不疲倦。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体现为市场经济体系在全世界的扩张。其他一切方面的全球化，包括国际化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从资本全球化衍生而来。若世界市场的扩张是必然的，全球化也是必然的。既然全球化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人们当然希望拥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里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其中变量无限多，既然人们无法预知所有的变量，只好依赖意识形态决定自己的立场。
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制、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趋势是必然的，它对我们的教育事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所谓的教育全球化。那什么是教育全球化？教育全球化给我们的教育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教育全球化的概念解析
在学术界，人们认可的提法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由于教育属于文化范畴，所以“教育全球化”概念的使用引起了许多争议。笔者倾向于使用教育全球化概念主要不是因为笔者赞同全球教育应当趋同，而是它能概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新教育现象，这种新现象就是教育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国际性教育组织的出现、全球教育共享技术发展、全球教育相互依赖性的加强、教育本土化和教育相似性并存的趋势等等。但是，教育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完成了的过程（globalized），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globalizing）。作为一个复杂体，教育全球化是利弊互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对于教育的全球化趋势，我们既要积极应对，也要冷静思考。
教育全球化是教育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人们对它的研究尚显薄弱。在学术界，对教育全球化似乎也没有明晰的定义，存在着多种概念，比如说它是教育国际化、教育一体化、教育现代化等。这些概念在特定的背景下，就其所指向的目标而言，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如果被用来描述教育全球化这一特定对象，就显得过于偏狭或含糊了。由于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多重性和模糊性，目前很难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最广义的理解为：教育全球化是一种社会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教育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和共同行动，同时不断获致和深化现代性的过程。教育全球化是一个包罗广阔、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笔者认为，对教育全球化内涵的揭示可以从以下五个层面进行。
1.教育全球化是教育的全球性变革过程。教育全球化意味着教育的变迁与转型。教育变迁是指教育在某一情景中的最初状态与今后状态之间的差异。教育全球化不是某一时段上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通过教育变革，我们正在迈入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中，这种新的秩序尽管还没有完全被理解，但是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在产生影响。我们是生活在全球性的学习化社会中的第一代人，现在我们只能模糊地看到全球化教育的轮廊。
2.教育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过程。教育全球化不仅指全球化在多领域、多层面上发生，而且还指全球化的参与者是多元的，既有国家、民族、国际组织、学校，还有各种各样的共同体（communities）以及个人。教育全球化已经深深触及人的生活的许多领域与层面。由于个人和群体在教育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受冲击的程度以及各自的价值、传统和认知背景等情况的不同，对教育全球化给出的解释也会有所差别。
3.教育全球化是教育生活时空的巨变。时空关系是分析和描绘所有社会的基本参照系。任何社会活动都是在时间、空间和结构中进行的，人们在考察教育转变的时候必须把它们定位在时空关系中。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指的是基于社会互动与系统互动机制上的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扩展程度。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时空延伸的程度不同，教育全球化是时空延伸最突出的表现。今天，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教育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教育决定，其结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教育全球化不仅指什么是“在那以外”、什么是遥远偏僻以及什么是远离个人的，它也是一种“在其中”的现象，影响着与我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各个方面。
4.教育全球化是一种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在全球教育、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教育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教育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随着教育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无边界的教育将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教育全球化在推动统一性加强的同时，也为更多的参与主体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和展示的舞台，使它们有可能根据其他参与者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身份。教育全球化是一种普遍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上的某种趋同。譬如终身学习和全民教育思想已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义务教育制度成为全球性的教育政策。国际组织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国家的整合程度也日益提高。
5.教育全球化的核心是教育现代性的全面张扬。现代性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具有历史性影响的教育行为制度与模式。从制度的角度看，现代性包括四种维度：一是技术主义，指的是蕴含于教育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及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二是市场主义，指的是包含竞争性的教育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教育商品生产体系的形成。三是干预主义，指的是国家和民族对教育的直接或间接的调控，其调控的手段包括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四是理性主义，指的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从事教育，对教育进行合理的分工与组织，以获得较大的效率与效益。上述四个维度组成了四个系统，即世界教育的科学技术系统，世界教育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世界的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及国际教育劳动分工体系。
教育全球化给中国教育的发展带来的挑战
1.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的产生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全球化教育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教育。在全球化浪潮中，国际性和地区性的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组织不断产生。这些组织在协调不断产生的国际教育的新问题、制定国际教育活动规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育全球化也给政治带来了一个新变化，即国家主权和职能在主动和被动两种形式下向外部转移。跨国界的教育要求国家交出部分教育决策权，要求民族国家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而由国际协调机构行使。随着全球化的演进，民族国家主权会遭到侵蚀，这样就使得国家教育主权弱化，也使得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性质、能力、作用和责任等发生重要的改变。一向由本国行使的象征国家主权的一些政府权力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或者与国际组织来共同行使权力。但国家主权的嬗变是否如《大前沿》（Kenichi Ohmae）所说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某种虚构，政治家们在这里也已经丧失了一切有效的权力”呢？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民族、国家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们说，全球化正是从民族国家中“脱离”出来的，同时全球化也在“向下渗透”，它创造了新的需求，也创造了重建地方认同的新的可能性。国家权力有主权和治权：主权是最高权力，是国家的固有属性，包括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等；治权是指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力，主权决定治权的性质，但在量上并非是对称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是主权，主权不容丧失。在全球化中可以提出对各国的治权即政府管理国家的权力进行有限自主限制的要求，要其让出部分治权，使各国能共同行使这部分权力并分享其利益，但治权的出让必须把握不损害国家主权这一“度”。随着教育的不断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将有更多的西方教育组织机构介入我国的教育，并产生思想和文化上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性的教育组织和机构也会趁机进入，所以说教育领域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对西化、分化的任务十分艰巨。
2.发展差距的扩大。吉登斯指出：“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跨国的教育生产要素组合和市场的扩大为教育资本利润的迅速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教育资本的高额利润使以资本禀赋为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993年世界教育报告》指出，按照9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世界发展的新的看法，知识、创造力、想象力和友善精神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几股力量。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提供教育方面各国国内以及国与国之间都存在着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较穷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从研究与发展能力方面的差异这一狭义角度来说，北、南之间的“知识差距”是很大的，而且没有缩小的迹象。另一方面南方本身也存在着教育差距，这日益成为消除南、北之间尚存的“知识差距”的基本障碍。美国高等教育学家P·G·阿尔特巴赫认为，国际知识系统的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这种不平等不仅得到了来自大学自身的有力支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往往是由于当权者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造成的。在现行国际教育有机体中存在着某些大学和知识“中心”，它们指出方向、提供样板、开展研究，一言以蔽之，它们处于学术系统“金字塔”的顶端，起着领导作用；而这一“金字塔”的底部则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大学，它们照搬国外大学的发展模式，很少产出原创性成果，一般不能涉足知识前沿。那些处于中心的大学是研究型大学并享有盛誉，它们是国际知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识的创造者。中心大学几乎无一例外地位于中心国家——即那些人均收入高、技术水平高、学术传统深厚的国家，使用某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如英语、法语，并且拥有知识生产的所有基础设施的国家。处于边缘地位的大学为数众多，它们基本上是知识的传播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培养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在重复进行中心大学已经开展过的研究。边缘大学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利条件。第三世界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来说几乎都是边缘大学，在当代，第三世界大学要移向中心地位是非常困难的，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所使用的是某种西方语言。第三世界国家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的“消费者”，而由工业化国家掌握着主要的知识交流途径，大量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都在工业化国家留学。让·巴蒂斯特·梅耶专门研究了技术移民问题，他认为，技术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著地造成科技拥有者与科技匮乏者的两极分化。国际的人才流动有一定的规律，具有地缘政治的方向，一般根据不同地区的知识密集程度，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在知识结构的顶部，端坐着那独一无二的国家，而落在底层的则是那些知识结构和产业薄弱的国家，它们无法留住自己的人才。发展中国家流失技术人才的情况已十分严重，即使传统部门也不例外，技术人才的短缺正日益束缚着其经济的增长。此外，出国发展的机会使那些在国际范围内供不应求的技术人才持观望态度，待价而沽，从而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
3.开放中的教育寻求发展与稳定面临新困难。自1978年至今，中国主动地、深入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的各个领域之中。“世界是中国的，中国也是世界的”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最生动写照，而“改革开放”则是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战略。由中央政府发动的“改革开放”，一方面通过放权赋予了地方、部门、民众等更大的自主权，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国门的打开使中国与世界的全面接触具有了合法性。在经济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为加入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在思想文化方面，“思想解放”运动打开了许多“禁区”，为国外先进思想的引入创造了条件，不断进步的传媒工具和更加频繁的人口跨国流动使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全面扩大；在教育上，中国奉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加强与别国在教育领域的双边和多边的国际教育合作与援助，如交流教育经验、互派留学生、派遣和交换教育专家和教师，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提供教育援助等。在教育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既面临众多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也面临自身独特的问题。所谓的普遍性问题是指，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承受着来自全球背景的沉重压力。一方面中国必须在短时期内实现自身的发展强大，赶上曾经主导、现在依然控制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自身的发展又需要接受主要由西方制定的国际制度、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全球制约。笔者认为，教育的发展包含数量扩张、结构转换、质量提高、速度加快、效益增高、条件改善、成效扩大、平等和稳定程度提高等各方面。随着中国教育的继续改革与开放，发展与平等、稳定的矛盾会日益突出。在WTO的旗帜下，外国可名正言顺地进入我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市场，其直接目的就是要分割我们的教育产业，在获取的市场份额中攫取商机。分割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把国内的学生吸引到国外就学，学生要支付比国内高几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成本完成学业。这种付出所形成的超额利润被国外拿走，从而导致国内教育产业的损失。二是国外教育机构到国内办学，抢占国内教育经费。比如合作办学，一般学生支付的学费要高于国内大学。三是国外公司或在国内的跨国公司以高薪吸引国内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导致国内人才流失。这也是在国外强有力的教育竞争下中国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显然我们对此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首先，中国的教育从总体上看还比较封闭，如工厂化的培养模式、科层化的管理体制、“工具式”的育人方式等比比皆是。虽然我们正在努力改变，然而由于传统教育的价值观的束缚，我们还没有从封闭的教育模式中完全走出来，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高等教育相比仍然有差距。其次，我国的教育管理方式尚缺乏足够的灵活性。目前政府的教育管理方式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尽管进行了很多改革，但到目前为止，管理观念、方式、效率仍难以适应加入WTO后的节奏。我国的教育立法特别是有关外国机构来华办学的立法工作仍比较滞后。教育开放度越高，宏观教育的稳定性受到的冲击就越大，宏观调控的任务也更加艰巨。再次，不断强化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教育改革，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基础上更加向效率方向倾斜。此种改革容易导致教育分层、分化的加剧。
面对教育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必须以全球主义（globalism）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决定取舍，种种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都要进行变革。
参考文献：
[1] 卡迈勒·马尔霍特拉.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的优先事项及其面临的艰巨任务[J].教育展望，2001（3）.
[2] 邬志辉著. 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 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个具有煽动性的词。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学术界对何谓全球化有三种解释，一是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二是认为全球化是对经济技术资源进行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三是认为全球化是为了解决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以及毒品和犯罪的跨国泛滥等等。笔者认为抛开技术进步因素，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亦是关于资本之“主义”的全球化，即利润至上观的全球化——马克思在150年前就讨论了全球化的这个本质。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除了战争时期，资本在全球范围里疯狂地追逐利润，每天24小时，从不疲倦。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体现为市场经济体系在全世界的扩张。其他一切方面的全球化，包括国际化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从资本全球化衍生而来。若世界市场的扩张是必然的，全球化也是必然的。既然全球化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人们当然希望拥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里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其中变量无限多，既然人们无法预知所有的变量，只好依赖意识形态决定自己的立场。
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制、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趋势是必然的，它对我们的教育事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所谓的教育全球化。那什么是教育全球化？教育全球化给我们的教育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教育全球化的概念解析
在学术界，人们认可的提法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由于教育属于文化范畴，所以“教育全球化”概念的使用引起了许多争议。笔者倾向于使用教育全球化概念主要不是因为笔者赞同全球教育应当趋同，而是它能概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新教育现象，这种新现象就是教育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国际性教育组织的出现、全球教育共享技术发展、全球教育相互依赖性的加强、教育本土化和教育相似性并存的趋势等等。但是，教育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完成了的过程（globalized），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globalizing）。作为一个复杂体，教育全球化是利弊互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对于教育的全球化趋势，我们既要积极应对，也要冷静思考。
教育全球化是教育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人们对它的研究尚显薄弱。在学术界，对教育全球化似乎也没有明晰的定义，存在着多种概念，比如说它是教育国际化、教育一体化、教育现代化等。这些概念在特定的背景下，就其所指向的目标而言，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如果被用来描述教育全球化这一特定对象，就显得过于偏狭或含糊了。由于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多重性和模糊性，目前很难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最广义的理解为：教育全球化是一种社会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教育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和共同行动，同时不断获致和深化现代性的过程。教育全球化是一个包罗广阔、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笔者认为，对教育全球化内涵的揭示可以从以下五个层面进行。
1.教育全球化是教育的全球性变革过程。教育全球化意味着教育的变迁与转型。教育变迁是指教育在某一情景中的最初状态与今后状态之间的差异。教育全球化不是某一时段上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通过教育变革，我们正在迈入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中，这种新的秩序尽管还没有完全被理解，但是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在产生影响。我们是生活在全球性的学习化社会中的第一代人，现在我们只能模糊地看到全球化教育的轮廊。
2.教育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过程。教育全球化不仅指全球化在多领域、多层面上发生，而且还指全球化的参与者是多元的，既有国家、民族、国际组织、学校，还有各种各样的共同体（communities）以及个人。教育全球化已经深深触及人的生活的许多领域与层面。由于个人和群体在教育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受冲击的程度以及各自的价值、传统和认知背景等情况的不同，对教育全球化给出的解释也会有所差别。
3.教育全球化是教育生活时空的巨变。时空关系是分析和描绘所有社会的基本参照系。任何社会活动都是在时间、空间和结构中进行的，人们在考察教育转变的时候必须把它们定位在时空关系中。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指的是基于社会互动与系统互动机制上的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扩展程度。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时空延伸的程度不同，教育全球化是时空延伸最突出的表现。今天，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教育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教育决定，其结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教育全球化不仅指什么是“在那以外”、什么是遥远偏僻以及什么是远离个人的，它也是一种“在其中”的现象，影响着与我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各个方面。
4.教育全球化是一种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在全球教育、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教育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教育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随着教育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无边界的教育将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教育全球化在推动统一性加强的同时，也为更多的参与主体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和展示的舞台，使它们有可能根据其他参与者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身份。教育全球化是一种普遍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上的某种趋同。譬如终身学习和全民教育思想已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义务教育制度成为全球性的教育政策。国际组织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国家的整合程度也日益提高。
5.教育全球化的核心是教育现代性的全面张扬。现代性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具有历史性影响的教育行为制度与模式。从制度的角度看，现代性包括四种维度：一是技术主义，指的是蕴含于教育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及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二是市场主义，指的是包含竞争性的教育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教育商品生产体系的形成。三是干预主义，指的是国家和民族对教育的直接或间接的调控，其调控的手段包括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四是理性主义，指的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从事教育，对教育进行合理的分工与组织，以获得较大的效率与效益。上述四个维度组成了四个系统，即世界教育的科学技术系统，世界教育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世界的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及国际教育劳动分工体系。
教育全球化给中国教育的发展带来的挑战
1.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的产生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全球化教育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教育。在全球化浪潮中，国际性和地区性的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组织不断产生。这些组织在协调不断产生的国际教育的新问题、制定国际教育活动规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育全球化也给政治带来了一个新变化，即国家主权和职能在主动和被动两种形式下向外部转移。跨国界的教育要求国家交出部分教育决策权，要求民族国家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而由国际协调机构行使。随着全球化的演进，民族国家主权会遭到侵蚀，这样就使得国家教育主权弱化，也使得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性质、能力、作用和责任等发生重要的改变。一向由本国行使的象征国家主权的一些政府权力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或者与国际组织来共同行使权力。但国家主权的嬗变是否如《大前沿》（Kenichi Ohmae）所说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某种虚构，政治家们在这里也已经丧失了一切有效的权力”呢？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民族、国家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们说，全球化正是从民族国家中“脱离”出来的，同时全球化也在“向下渗透”，它创造了新的需求，也创造了重建地方认同的新的可能性。国家权力有主权和治权：主权是最高权力，是国家的固有属性，包括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等；治权是指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力，主权决定治权的性质，但在量上并非是对称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是主权，主权不容丧失。在全球化中可以提出对各国的治权即政府管理国家的权力进行有限自主限制的要求，要其让出部分治权，使各国能共同行使这部分权力并分享其利益，但治权的出让必须把握不损害国家主权这一“度”。随着教育的不断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将有更多的西方教育组织机构介入我国的教育，并产生思想和文化上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性的教育组织和机构也会趁机进入，所以说教育领域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对西化、分化的任务十分艰巨。
2.发展差距的扩大。吉登斯指出：“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跨国的教育生产要素组合和市场的扩大为教育资本利润的迅速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教育资本的高额利润使以资本禀赋为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993年世界教育报告》指出，按照9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世界发展的新的看法，知识、创造力、想象力和友善精神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几股力量。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提供教育方面各国国内以及国与国之间都存在着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较穷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从研究与发展能力方面的差异这一狭义角度来说，北、南之间的“知识差距”是很大的，而且没有缩小的迹象。另一方面南方本身也存在着教育差距，这日益成为消除南、北之间尚存的“知识差距”的基本障碍。美国高等教育学家P·G·阿尔特巴赫认为，国际知识系统的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这种不平等不仅得到了来自大学自身的有力支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往往是由于当权者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造成的。在现行国际教育有机体中存在着某些大学和知识“中心”，它们指出方向、提供样板、开展研究，一言以蔽之，它们处于学术系统“金字塔”的顶端，起着领导作用；而这一“金字塔”的底部则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大学，它们照搬国外大学的发展模式，很少产出原创性成果，一般不能涉足知识前沿。那些处于中心的大学是研究型大学并享有盛誉，它们是国际知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识的创造者。中心大学几乎无一例外地位于中心国家——即那些人均收入高、技术水平高、学术传统深厚的国家，使用某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如英语、法语，并且拥有知识生产的所有基础设施的国家。处于边缘地位的大学为数众多，它们基本上是知识的传播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培养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在重复进行中心大学已经开展过的研究。边缘大学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利条件。第三世界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来说几乎都是边缘大学，在当代，第三世界大学要移向中心地位是非常困难的，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所使用的是某种西方语言。第三世界国家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的“消费者”，而由工业化国家掌握着主要的知识交流途径，大量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都在工业化国家留学。让·巴蒂斯特·梅耶专门研究了技术移民问题，他认为，技术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著地造成科技拥有者与科技匮乏者的两极分化。国际的人才流动有一定的规律，具有地缘政治的方向，一般根据不同地区的知识密集程度，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在知识结构的顶部，端坐着那独一无二的国家，而落在底层的则是那些知识结构和产业薄弱的国家，它们无法留住自己的人才。发展中国家流失技术人才的情况已十分严重，即使传统部门也不例外，技术人才的短缺正日益束缚着其经济的增长。此外，出国发展的机会使那些在国际范围内供不应求的技术人才持观望态度，待价而沽，从而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
3.开放中的教育寻求发展与稳定面临新困难。自1978年至今，中国主动地、深入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的各个领域之中。“世界是中国的，中国也是世界的”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最生动写照，而“改革开放”则是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战略。由中央政府发动的“改革开放”，一方面通过放权赋予了地方、部门、民众等更大的自主权，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国门的打开使中国与世界的全面接触具有了合法性。在经济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为加入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在思想文化方面，“思想解放”运动打开了许多“禁区”，为国外先进思想的引入创造了条件，不断进步的传媒工具和更加频繁的人口跨国流动使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全面扩大；在教育上，中国奉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加强与别国在教育领域的双边和多边的国际教育合作与援助，如交流教育经验、互派留学生、派遣和交换教育专家和教师，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提供教育援助等。在教育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既面临众多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也面临自身独特的问题。所谓的普遍性问题是指，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承受着来自全球背景的沉重压力。一方面中国必须在短时期内实现自身的发展强大，赶上曾经主导、现在依然控制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自身的发展又需要接受主要由西方制定的国际制度、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全球制约。笔者认为，教育的发展包含数量扩张、结构转换、质量提高、速度加快、效益增高、条件改善、成效扩大、平等和稳定程度提高等各方面。随着中国教育的继续改革与开放，发展与平等、稳定的矛盾会日益突出。在WTO的旗帜下，外国可名正言顺地进入我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市场，其直接目的就是要分割我们的教育产业，在获取的市场份额中攫取商机。分割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把国内的学生吸引到国外就学，学生要支付比国内高几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成本完成学业。这种付出所形成的超额利润被国外拿走，从而导致国内教育产业的损失。二是国外教育机构到国内办学，抢占国内教育经费。比如合作办学，一般学生支付的学费要高于国内大学。三是国外公司或在国内的跨国公司以高薪吸引国内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导致国内人才流失。这也是在国外强有力的教育竞争下中国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显然我们对此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首先，中国的教育从总体上看还比较封闭，如工厂化的培养模式、科层化的管理体制、“工具式”的育人方式等比比皆是。虽然我们正在努力改变，然而由于传统教育的价值观的束缚，我们还没有从封闭的教育模式中完全走出来，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高等教育相比仍然有差距。其次，我国的教育管理方式尚缺乏足够的灵活性。目前政府的教育管理方式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尽管进行了很多改革，但到目前为止，管理观念、方式、效率仍难以适应加入WTO后的节奏。我国的教育立法特别是有关外国机构来华办学的立法工作仍比较滞后。教育开放度越高，宏观教育的稳定性受到的冲击就越大，宏观调控的任务也更加艰巨。再次，不断强化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教育改革，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基础上更加向效率方向倾斜。此种改革容易导致教育分层、分化的加剧。
面对教育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必须以全球主义（globalism）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决定取舍，种种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都要进行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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