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掘汉字的文化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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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是记录、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中华文化之一种。汉字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能读会认几千个汉字,理想的状态是让儿童获得较为全面的汉字认知,即在积累一定数量汉字的同时,养成汉字思维,积淀与汉字相关的中华文化,能够运用汉字进行契合其身心需要的阅读与写作,继而促进认知、情感的全面发展。下面将从汉字认知的视角谈谈识字教材(不含写字)编写的相关问题。
  一、汉字认知视角下的教材状况
  我们认为汉字认知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积累一定数量的汉字,掌握其形音义,并能运用于契合儿童身心需要的阅读和书面表达。按照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小学阶段(第一、二、三学段)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000个左右,其中2500个左右会写,至初中阶段(第四学段)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500个左右。
  第二,获得汉字思维,树立汉字规则意识,具有自主识字的能力。汉字是目前世界上仅存且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是形音义的综合体。它以象形字为基础,继而构造出指事字和会意字,又进一步向半表音半表意的形声字发展,具有以形表义的特征。汉字的形体逐步演变发展,从原始表意性图画到甲骨文,历经金文、篆书、隶书,直至楷书。汉字教育,须遵循汉字整合性与具象性的特点,也应符合汉字发展的规律,使儿童充分感受、认识汉字构造特点,能够运用汉字构造的思维方式自主识字。
  第三,积淀传统文化,了解与汉字相关的文化知识,亲近传统文化。汉字文化,既包含有关汉字起源、演变、构造、书写、规范等文字知识,也包括与汉字关联的历史、经济、宗教、民俗与艺术等文化内涵,其中蕴含着汉民族的文化、行为与思维模式。汉字学习,除了掌握汉字的形音义,养成汉字思维,还应在一定程度上感知汉字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获得对汉字及其相关艺术的审美体验。
  以汉字认知的内涵衡量现行小学语文教材,普遍存在着汉字意识不强的问题,即对汉字认知的内涵认识不足或不全面,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对汉字构造特征关注不足。汉字是源于象形的文字,以形表义,现行教材并非没有注意到汉字的构造特征,如基本上都阶段性地设计有形声字归类、形近字辨析等练习,有的教材还注重引导儿童关注偏旁与字词意义的联系,也不乏诸如“日月明,鱼羊鲜”“二木林,三木森”之类的识字歌,但总体而言,若从字种选择、汉字识读内容与顺序的安排来看,大多数缺乏一以贯之的汉字特征逻辑。这就在教材内容层面减弱了从本体特征人手培养儿童汉字思维的基础。
  对汉字认知缺乏文化维度。一方面表现为凭借字源及其字形演变学习汉字文化。尽管各家教材都会不同程度地呈现一些象形字、指事字的字源,有的也包括字形演变,但往往是举例性质的几个或十几个字,如“日、月、山、水、石、田、火、人”等,大多数汉字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都处于被忽略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处理汉字与汉语拼音学习的关系不当。除了少数的几家,多数教材的教学顺序是汉语拼音学习先于汉字学习,这一设计显然忽视了汉字认知和汉语阅读的特点。因为汉字的形体特征,汉语阅读者最终一般会获得由视觉符号关联概念的认知方式,而汉语拼音是拉丁字母,形体与意义之间并无联系。儿童入学之初,首先接受的是非汉字的认知方式,且不论拼音学习的难度,从母语教育的角度来说,母语特性的缺失是毋庸置疑的。
  二、识字教材内容的组织要旨
  教材内容必须反映、体现课程内容,其组织依据由特定的教育价值观以及相应的课程目标决定。识字教材内容的基本组织取向有三种:社会需要取向(以汉字的使用能够满足参与成人社会生活的需要为基本依据)、汉字特征取向(以汉字构形系统、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的特点为组织依据)、儿童特点取向(以儿童的语言和生活经验、发展需要以及学习心理为组织依据)。基于现代教育理念,以整合取向组织识字教材内容成为越来越多汉字教育研究与实践者的共识。整合取向并非各个维度平均用力,而是以其中一个取向为核心来整合其他维度。通过汉字教育传承传统文化的根本是以汉字特征为基点整合组织教材内容,把汉字应有的文化内蕴充分地发掘出来。
  以汉字特征为基点组织识字教材内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初始阶段的字种选择。目前义务教育阶段识字教材的字种选择依据当然主要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附录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共3500字),那么初始阶段学习哪些汉字比较合适呢?我们认为初始阶段的字种选择应整合汉字特征和儿童特点。从汉字特征而言,如清代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所主张的“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即先学习构字能力较强的象形、指事字等;从儿童特点而言,则是选择儿童心理词典中已经储存了音、义的字词。所谓整合,便是尽可能地择取二者的交集部分(下文将增加新的维度)。
  第二,汉字的呈现形式。通常第一学段儿童所要认读的汉字组织在两类材料中,一是篇幅短小的诗文,一是词或短语等。从文化传承而言,应较大幅度地增加韵文的数量,除了儿童文学作品,还可以借鉴古代声律启蒙读物的编写经验,使儿童在学习汉字的同时充分感受汉语的节律。
  第三,识字的内容与方式。教材内容及其组织的理想状态,“是形成可供选择的教学设计”,组织识字教材内容需要考虑识字内容与方式。识字是在一个汉字的音形义三者之间建立联系,以汉字特征为基点组织教材内容的要旨是:有助于明字源、讲字理。明字源,即把汉字的字形演化过程呈现出来;讲字理,即阐明汉字字形与意义的关系。
  明字源、讲字理是符合儿童认知特征的组织方式。儿童时期的思维与记忆模式以形象性为主,而汉字起源于图画,具有象形和表意的特点,恰与儿童心理发展阶段的认知特征相吻合。基于汉字构造特征明字源、讲字理,在汉字教育中可谓一举两得。
  一方面,有助于培养汉字思维。儿童在感知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可以学得汉字的构造方式。象形、指事、会意是图画式的纯表意文字,古象形字能准确描画出事物的典型特征,指事字用象征性符号,或在象形字基础上加指事性符号来表示意义,古象形、指事字的意义往往一目了然,儿童可轻松识别。会意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形字组成,也有的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象形字以象形方式组合起来的(如上“小”下“大”为“尖”),解析会意字的构件就能推测其意义。形声字是半表意半表音的表意文字,儿童基于象形字、指事字与会意字的经验,可以很好地理解形声字。由于长期演变,形声字的许多形旁和具体事物的形态已有较大差别,借助对字源和字形演变的追溯,可以帮助儿童形成这些形旁的具象性表征。如“宀”在甲骨文中为一尖顶房屋形状“ ”,儿童掌握其演变后,就能通过“宀”提取出尖顶房屋的心理表征,从而迅速理解形旁宝盖头的含义。汉字大多数部首都是表意的形旁,儿童了解字形的演变后,就可识别很多部首的形义关系,提高自主识字的能力。   另一方面,有助于传承汉字文化。若能理解和欣赏古文字,表意的汉字在儿童眼中就能成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同时,追溯汉字字源,实质上也是引领儿童感受中华文化,文字起源与演变的信息中蕴含着汉民族的文化、行为与思维模式,这种熏陶与浸染正是文化的传承。
  对于可以依据明确和明显理据明字源、讲字理的汉字,教材应呈现相应的学习材料。
  明字源、讲字理的方式因字而异。如象形字、指事字可以通过追溯字源来讲字理,会意字可以通过拆分、组合构件来讲字理,形声字则可以依据形旁归类来实现。在教材的组织中,对于象形字、指事字可以用直观的方式把字形演变的过程呈现给儿童:原始表意性图画→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会意字也跟图画有密切联系,呈现的应是各构件及其关系,若其中的构件是尚未学习的内容,同时呈现这一构件的字形演变过程,让儿童明了各个构件的形义关系以及构形的依据;形声字要呈现的则主要是形旁的字源以及结构关系。
  何时呈现明字源、讲字理的材料比较合适?并非每认读一个汉字就必须呈现相关材料,这一时机应根据汉字特点和儿童经验来确定。大致可以分为两档,一档是汉字认读当下就出现,如象形字、指事字;另一档是阶段性地呈现,教材可以按照一定的周期设置特定的明字源、讲字理专题。阶段性呈现适合各种类型的汉字。
  组织明字源、讲字理的材料需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识字初期少一些,具有一定的识字量后可以大面积地呈现;二是应从象形字和指事字开始。另外,有些形声字的声符与意义也有一定的联系,这些汉字可在中学阶段的教材中适时归类介绍。
  为使汉字所承载的文化更快更好地内化为儿童的心理结构,教材呈现讲字理的方式宜适当采取整合取向,即追求汉字特征与儿童心理逻辑的契合。汉字学习中引导儿童关注、探究汉字构造方式,旨在传授儿童识字方法,培养儿童自主识字能力,但要求学龄初期的儿童完全按照汉字造字的理据来分析每个汉字形体与意义的联系是不现实的。在明字源、讲字理后,儿童的“说文解字”,只要不对字义的理解造成误导,应鼓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记忆汉字,如:乌鸦太黑了都看不到眼睛了,所以“乌”没有“鸟”中间的一点。这是儿童创造的识记方式,虽然从汉字个体而言并不符合字理,但是不能说不符合汉字构造的思维方式。因而,教材有必要呈现少量的儿童“说文解字”的样例,当然也可将样例编排于配套的教学参考书中,由教师传递给儿童。
  三、汉字与拼音的学习顺序
  汉语拼音是识字阶段儿童学习的重要内容,厘清拼音学习与识字的关系是教材组织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汉字具有独特的形音义结构,尽管关于汉字认知、汉语阅读的心理机制尚无权威定论,但已有研究表明汉字认知、汉语阅读有其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心理特点,汉字认知的脑区、个体发展过程中对字词处理脑区优势的发展路径等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汉语特有的认知方式是母语赋予我们的民族属性,汉字教育有责任保护母语认知特性的传承。我们认为语文学习的起步阶段,先识读一部分汉字再学习拼音有利于儿童亲近汉字。
  汉语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是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汉语拼音是正音、识字、汉字输入的工具,利用汉语拼音可以学习普通话、多识字、快识字,从而及早阅读,但汉语拼音本身不是与汉字相当的学习目的物。
  我们主张识字教材采用先识后拼的编排顺序。例如,某版语文教材一年级上册从第八单元才开始汉语拼音的学习,“先安排学生认识一些常见常用的实词——独体字,而且是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以及一至十的数字,然后再安排拼音学习,再过渡到认字、识字、写字的学习”。编写者如是阐释,“汉字是母语文字,随处可见,应当充分利用”,“拼音不是汉民族的母语,不应当脱离母语环境学习拼音”;“汉字是方块字,像一幅图画,儿童认识汉字比认识拼音字母容易得多”,“儿童学习拼音困难,容易一入学就产生挫折感”;而首先学习汉字是可行的,实践和专家研究都证明,不识拼音直接学汉字可行,“而且比先学拼音效果更好”。
  深圳南山实验学校的实验课程也是先识后拼,其语文学习开始于集中大量识字,识字五六百后开始汉语拼音学习,并与计算机汉字输入学习整合。“在儿童认读一定数量汉字的基础上,习惯于汉字的以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习惯于接受汉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和语义密码后,再来学汉语拼音。从而养成儿童直接认读汉字的阅读习惯。”
  在学习了一部分汉字后再学习拼音,然后在汉字认读、阅读与书面表达等学习活动中继续运用拼音,我们认为这是依循汉字认知心理的学习顺序。同时,从识字心理的角度看,先识后拼还可以充分利用儿童学前的语言经验,激发儿童学习语文的兴趣。识字是在一个字的音形义三者之间建立联系,利用儿童已经具有的口语心理词典,先识已经掌握音、义的字,字形和音、义之间的联系就比较容易建立,可谓事半功倍。另外,从音节拼读的角度看,先识后拼也有助于降低拼音学习的难度。相对于汉字,汉语拼音对儿童来说更为陌生,先期识得的汉字可以成为拼音初学阶段的工具。 综上所述,识字初期教材的字种选择应该从三个维度来考量:一是适合于明字源、讲字理的基本字;二是儿童的口语经验;三是普通话400个基本音节的覆盖率。
  要在汉字教育中比较充分地实现汉字文化的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就教材建设而言,不仅仅是教科书的编撰,相应的教辅资源建设也是必需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为每一个“明字源、讲字理”的汉字设计开发专业性的帮助教与学的资源,因为教科书中呈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帮助儿童学习汉字的除了常规的图书、挂图、音像等产品外,还可以设计成学具,让儿童在操作中明字源,在拆分、组合汉字的构件中讲字理,在快乐的学习中传承汉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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