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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身体语言，发掘多样化的戏剧表达，尤其是深入话语所无力抵达的戏剧意境，这些都不失为积极的艺术探索，原本无可厚非。然而，当戏剧人集体对身体戏剧趋之如鹜，甚至将之抬举到一统之位时，就不得不让人心生警惕了，这究竟是潮流还是跟风，是趋势还是盲从？
民国上海题材的电影，像一个时隐时现的美人，屡屡致命地诱惑着当代中国电影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张艺谋导演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新世纪初关锦鹏导演的《长恨歌》，到前两年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去年的《罗曼蒂克消亡史》，那些优秀的导演们争相把镜头对准了这一领域。如今，我们又看到了《上海王》，一位出自上海导演胡雪桦的作品。这是值得上海电影人小小欢呼的事，更是对在上海文化中成长的我们的一种提醒。上海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当然今天也是），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她曾经被冠以各种称呼，从“冒险家的乐园”“千面美人”“远东第一城市”到“东方巴黎”“堕落之城”等不一而足。重新挖掘上海的历史，让其独有的魅力在电影中展现，不仅是上海电影人的责任，同时也是其电影创作的天然优势之一。在上海出生或成长，对于这座城市从肌肤到精神的深入感受，使得上海电影人对于表达这个城市的岁月与风貌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正是《上海王》的启示，也是胡雪桦这部作品对于上海电影界的重要意义所在。
在中国电影史中，有许多作品是表现上海市民生活的。改革开放以来，表現上海现实生活的作品也不在少数。然而，这些作品并不能让观众满足，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大陆观众对于民国上海（过去称为“旧上海”）的想象居然是由香港电视剧《上海滩》所塑造的。剧中以民国上海为背景，讲述了帮会中兄弟情仇的故事，但最让大陆观众念念不忘的则是剧中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和赵雅芝饰演的冯程程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下民国上海影视作品的叙事模式，在令人感叹这一模式超强塑型能力的同时，也不免给人一种千人一面的感觉。电影《上海王》也表现了帮会，但是，却有着与之前表现帮会和黑帮中人不同的新鲜东西，这就是帮会与革命的关系。电影的一开始，就是清政府的上海道台派兵到十六浦码头捉拿革命党人黄佩玉，而洪门大哥常力雄却派自己最善战的手下扬子鳄上船营救他，这是过去黑帮题材电影基本不涉及的领域。其实翻看中国洪帮的历史，就知道在清末的革命中，洪帮一直是孙中山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也是孙中山为进行革命活动募集经费的主要来源，将这一关系在电影中加以正面表现，既是《上海王》重要的出新之处，也是尊重历史的一种态度。
如果说表现帮会与革命的关系，是《上海王》第一个突破的话，那么表现租界与上海，则是《上海王》的第二个突破。从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时起，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海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通商港口，而随着大批外国商人来到上海做生意，租界也就成为上海的重要标记。租界既是中国半殖民地的象征，也是中国诸多新事物的发源地，在过去的政治话语中，前者说得很多，而后者则较少提到，因为租界是“丧权辱国”的象征，是被否定和被批判的事物。而在中国强大的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看待这一客观的存在，可以用一种更为大气的眼光去发现其对上海的意义。在《上海王》中，我们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眼光和气度。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道台带着清兵正在一品楼抓人时，英国工商局巡捕房的头目汤普森也带着人来了，声称房子有五分之一在公共租界，这是他管理的地域，面对汤普森的强硬态度，道台无奈，只能带着手下清兵悻悻而去。表现租界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或限制了清政府（以及之后民国政府）对于革命党人的受害和抓捕，是影片的精彩之处，也是对历史的客观表达。
《上海王》中最有趣的一个角色是杀手余其扬。他是一个孤儿，生母死在妓院，父亲不知是谁，甚至不知是哪国人，一品楼老鸨新黛玉是他的养母，他是在妓院这个环境里长大，后来成为洪门帮主常力雄的跟班。从外貌看，他是一个混血儿，俗称“杂种”。他先是为了给常力雄报仇杀死了道台大人，之后在黄佩玉的关照下避难去了日本。其后，因为小月桂发现黄佩玉也是杀死常力雄的同谋，他又炸死了第二任帮主黄佩玉，并成为第三任帮主，同时从小倾慕的小月桂成了他的女人。这个人物表现了华洋杂处的上海一个特有的现象——中外通婚。余其扬既是一个具体的片中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隐喻。上海是中国最“洋”的城市，而这种城市色彩正是170多年来欧风美雨沐浴的结果，因此上海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混合了中外文化的“杂合”文化。如果说片中的黑帮老大、杀手、官员、百姓、妓女、嫖客、老鸨等都曾在其他作品中出现过的话，那么，余其扬这个人物则可以说横空出世，完全令人没有想到，但仔细一想，这个人物又是那么合理、真实、有特色、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是《上海王》区别于其他上海题材电影之处，也是本片最精彩的设计。
由于在以上三个方面的突破，可以说《上海王》是2017年度上海电影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一部新角度的、对中国当代电影有启发的“黑帮”电影。
民国上海题材的电影，像一个时隐时现的美人，屡屡致命地诱惑着当代中国电影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张艺谋导演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新世纪初关锦鹏导演的《长恨歌》，到前两年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去年的《罗曼蒂克消亡史》，那些优秀的导演们争相把镜头对准了这一领域。如今，我们又看到了《上海王》，一位出自上海导演胡雪桦的作品。这是值得上海电影人小小欢呼的事，更是对在上海文化中成长的我们的一种提醒。上海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当然今天也是），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她曾经被冠以各种称呼，从“冒险家的乐园”“千面美人”“远东第一城市”到“东方巴黎”“堕落之城”等不一而足。重新挖掘上海的历史，让其独有的魅力在电影中展现，不仅是上海电影人的责任，同时也是其电影创作的天然优势之一。在上海出生或成长，对于这座城市从肌肤到精神的深入感受，使得上海电影人对于表达这个城市的岁月与风貌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正是《上海王》的启示，也是胡雪桦这部作品对于上海电影界的重要意义所在。
在中国电影史中，有许多作品是表现上海市民生活的。改革开放以来，表現上海现实生活的作品也不在少数。然而，这些作品并不能让观众满足，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大陆观众对于民国上海（过去称为“旧上海”）的想象居然是由香港电视剧《上海滩》所塑造的。剧中以民国上海为背景，讲述了帮会中兄弟情仇的故事，但最让大陆观众念念不忘的则是剧中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和赵雅芝饰演的冯程程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下民国上海影视作品的叙事模式，在令人感叹这一模式超强塑型能力的同时，也不免给人一种千人一面的感觉。电影《上海王》也表现了帮会，但是，却有着与之前表现帮会和黑帮中人不同的新鲜东西，这就是帮会与革命的关系。电影的一开始，就是清政府的上海道台派兵到十六浦码头捉拿革命党人黄佩玉，而洪门大哥常力雄却派自己最善战的手下扬子鳄上船营救他，这是过去黑帮题材电影基本不涉及的领域。其实翻看中国洪帮的历史，就知道在清末的革命中，洪帮一直是孙中山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也是孙中山为进行革命活动募集经费的主要来源，将这一关系在电影中加以正面表现，既是《上海王》重要的出新之处，也是尊重历史的一种态度。
如果说表现帮会与革命的关系，是《上海王》第一个突破的话，那么表现租界与上海，则是《上海王》的第二个突破。从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时起，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海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通商港口，而随着大批外国商人来到上海做生意，租界也就成为上海的重要标记。租界既是中国半殖民地的象征，也是中国诸多新事物的发源地，在过去的政治话语中，前者说得很多，而后者则较少提到，因为租界是“丧权辱国”的象征，是被否定和被批判的事物。而在中国强大的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看待这一客观的存在，可以用一种更为大气的眼光去发现其对上海的意义。在《上海王》中，我们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眼光和气度。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道台带着清兵正在一品楼抓人时，英国工商局巡捕房的头目汤普森也带着人来了，声称房子有五分之一在公共租界，这是他管理的地域，面对汤普森的强硬态度，道台无奈，只能带着手下清兵悻悻而去。表现租界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或限制了清政府（以及之后民国政府）对于革命党人的受害和抓捕，是影片的精彩之处，也是对历史的客观表达。
《上海王》中最有趣的一个角色是杀手余其扬。他是一个孤儿，生母死在妓院，父亲不知是谁，甚至不知是哪国人，一品楼老鸨新黛玉是他的养母，他是在妓院这个环境里长大，后来成为洪门帮主常力雄的跟班。从外貌看，他是一个混血儿，俗称“杂种”。他先是为了给常力雄报仇杀死了道台大人，之后在黄佩玉的关照下避难去了日本。其后，因为小月桂发现黄佩玉也是杀死常力雄的同谋，他又炸死了第二任帮主黄佩玉，并成为第三任帮主，同时从小倾慕的小月桂成了他的女人。这个人物表现了华洋杂处的上海一个特有的现象——中外通婚。余其扬既是一个具体的片中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隐喻。上海是中国最“洋”的城市，而这种城市色彩正是170多年来欧风美雨沐浴的结果，因此上海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混合了中外文化的“杂合”文化。如果说片中的黑帮老大、杀手、官员、百姓、妓女、嫖客、老鸨等都曾在其他作品中出现过的话，那么，余其扬这个人物则可以说横空出世，完全令人没有想到，但仔细一想，这个人物又是那么合理、真实、有特色、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是《上海王》区别于其他上海题材电影之处，也是本片最精彩的设计。
由于在以上三个方面的突破，可以说《上海王》是2017年度上海电影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一部新角度的、对中国当代电影有启发的“黑帮”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