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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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流”“派”
  京剧的“流派”是指在京剧表演中“流行”的“派别”,既要流行,就要有相当数量的演员来演,还要有相当多的爱好者欣赏。既然是“派”,就要有独特的表演风格或个性。
  京剧是中国戏曲的杰出代表,京剧中的流派,则是中国戏曲的一项独特标志。京剧流派的形成与流变,不论是造成“潮流”,抑或树立“门派”,若从当代京剧发展史试作分类,大致可从“以地立派”“以人立派”“以学立派”三个角度试作说明:首先,以地立派的观点,诚属京剧落地生根区域化之后,通过经年累月的在地人文淬炼,逐日形成的展演美学形貌,主要以讲究中规中矩的“京朝派”(京派),以及求新求变的“外江派”(海派)为主。其次,论到“以人立派”,则是高举“演员中心论”的剧场美学,强调的是表演者的舞台魅力、个人剧艺与人际因素。从以人立派的角度来看,师承与家学实为京剧流派人际网络中最为核心的两大关键因素,主要端视该流派的“宗族血缘传承”(例如:梅兰芳与梅葆玖的父子关系),或是“行当剧艺师承”(例如梅兰芳与其师门弟子)的关系,如此以人立派的建立,多以创始人的姓氏来命名。关于“以学立派”,则是以毕生研究京剧之学人,通过长年系统化的论述所形构而成的学术言论风格,例如:齐如山、张庚、徐城北、曾永义、王安祈、刘慧芬等现当代两岸著名京剧研究学者。
  台湾六十余年历史政经情势的特殊发展,使得京剧自母体发源地流播来台至今,历经一甲子岁月的洗炼,早已变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变种。试问京剧在台湾这些年的发展流变,不论就“以地立派”“以人立派”或“以学立派”的视角观之,究竟构不构成“自成一派”的历史文化条件?这样的文化现象,确实值得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密切关注。
  京剧在台湾的历史足迹
  回顾京剧在台湾的发展历史,早在刘铭传任巡抚时,便从北京城邀请第一个皮黄京班来台湾献艺。当时只是招待官场欣赏,并不公开表演。不过,据具体的史料记载,第一个皮黄戏班出现在台湾,是在1909年8月,由台湾淡水戏馆自上海邀来的“京都鸿福班”,尔后陆续有京班访台巡演的记录。从文献记载得知,自清末至日据时期前,访台演出的京班多是外江派的上海戏班。然而,京剧在台湾正式落地生根,皆因始自战争的历史因缘。尤以当时不少随国民党军队从军(多为京朝派)的年轻戏曲演员,为军中康乐活动的主要骨干。因此,京剧在台湾60余年的成长过程中,自1949年起至1995年三军剧团合并之前,京剧在台湾深受当时主流政权人士与外省居民的喜爱。在独立发展中,一路走过三军京剧队的辉煌岁月,并年年举办文艺金像奖的荣景(1950-1990年代)、郭小庄“雅音小集”老戏新编(1970-1980年代)、吴兴国“当代传奇剧场”移植西方经典戏剧文本(1980年代迄今)、钟传幸与“复兴京剧团”的戏曲创作(1990年代)、李宝春所率领台北新剧团的老戏新唱(1990年代迄今),以及1995年由三军京剧队整并成的“国光剧团”(1990年代迄今)一路走来,始终奉行“维护传统,激励创新”的使命。京剧在宝岛台湾通过一甲子的洗炼,经由在地戏曲从业人员的努力耕耘,如今走出了另一片有别于“京派”与“海派”的戏曲美学全新风景。相较于大陆京剧的发展与流变,由于台湾未受“样板戏”这一特殊京剧形式的影响,故在京剧的表演呈现上,依稀可以循线找到传统京剧原有的韵味风貌。此外,台湾京剧由于大量接受西潮与多元文化的洗礼,不少年轻戏曲从业人员勇于在既有扎实幼功的传统美学上,尝试结合西潮思维与多元舞美声光创意,在文化复兴运动对京剧大力支持与倡导的大好时机中,历经“旧戏修编”“老戏新编”“跨文化文本移植”“台湾京剧三部曲”“女性京剧”“思维京剧”“儿童京剧”“两下锅”“三下锅”等;晚近台湾戏曲生态板块,更出现诸如“京探号”与“栢优座”团体,由一群青春版京剧演员作为班底,藉由“京剧小剧场”与“话剧式京剧”的创作,为京剧在一路“改调歌之”的演化进程里,落地生根宝岛台湾,开出不一样的新意花朵,绽放前所未有的不同芬芳。
  台湾京剧演员生态样貌
  京剧演员在台湾,若以1949年作为时间的分界点,大致可分为大陆第一代京剧从业人员(随国民党政府迁徙来台)、台湾第一代本土京剧从业人员(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台湾第二代本土京剧从业人员(1970年代至1990年代)、台湾第三代本土京剧从业人员(1990年代迄今)。一代又一代的演员中,若就既有流派表演艺术来看,这些演员均走在旧有的体制脉络里。只是相较于大陆演员对于流派艺术承袭的地道与宗一,台湾演员在这个部分较没有强制与受限。当然,若从演员流派艺术的创造论来看,尽管像是魏海敏、吴兴国这几位如日中天的成熟台湾演员,他们在表演中不断勇于尝试融合不同元素,但是,他们的艺术核心本体,仍然没有在既有的百家争鸣流派艺术中,真正创造出属于全新的“魏派”或“吴派”的京剧表演艺术。
  台湾京剧编导健将
  剧本创作的文学艺术水平,对于台湾京剧的进化历程,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要素。近年如王安祈、刘慧芬、沈惠如等几位学者型剧作家的作品开始陆续受到两岸戏曲界的重视。此外,戏曲剧本创作朝向文士化发展的现象,亦为台湾京剧界当前所呈现的独特文化风景。沈惠如现为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学生时代热衷参加京剧社,向学之后潜心戏曲研究与剧本编撰。刘慧芬原为大鹏剧校小生演员,演而优向学,曾任国光剧团剧本编撰研究员,44岁荣获薪传奖极高殊荣,现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系系主任,在其任内将戏曲编剧正式纳入高等教育教学范畴中。至于王安祈,则是当今两岸戏曲界家喻户晓的多面手,左手写戏文,右手写论文,同时贵为台大戏剧系教授与国光剧团艺术总监。除了前述几位比较具代表性的当代“戏曲剧作家学者”之外,三少四壮辈有林建华、赵雪君、侯刚本、邢本宁、刘建帼等先后加入京剧编剧的创作阵容。   好的剧本须要有好的导演,相较于文士化现象的台湾京剧编剧人才,导演的部分便略显单薄。放眼望去,目前较具代表性的,不论是以年资、作品、两岸知名度,大致上仍以李小平为主。除李小平之外,论及年轻辈的京剧导演,“栢优座”的座首许栢昂,算是未来值得观察与瞩目的对象。另外,以刘慧芬(系主任)所主导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系,近年新规划的学制中虽有戏曲导演组,且由马来西亚华侨、杰出导演符宏征所主导。然因方兴未艾所致,目前尚未培育出具有代表性的新生代戏曲导演人才,盼望不久的将来,在文大中国戏剧系的摇篮里,李小平与许栢昂能够后继有人,培育出未来具有代表性的台湾京剧导演。
  台湾京剧作为“新京剧美学”的现存样貌
  当台湾的京剧在台海相隔的六十余年中,逐渐走出了一片有别于京派与海派的全新风景,试问台湾的京剧在当代戏曲美学的光谱板块上,是否足以形成一股“台派”京剧的条件?有别于以演员中心剧场作为(流)“派”的系谱承袭脉络,正当台湾的京剧长年走向“编导挂帅,文本中心”的思维性风貌时,一股正在蓄势待发的趋势,随着当下情境脉络的发展,正一步步将台湾的京剧带往一处“似派非派”有待命名的全新时局。然而,回归中国京剧既有演员(行当)中心,台湾的京剧在演员的行当表演风格上,未必能够依循在这样的价值脉络创造全新的流派表演风格。但是,面对这样一股来势汹汹的“戏曲文本编导文士化现象”的机缘浪潮,台湾京剧能否另辟蹊径,以地立派?
  语言学家维根斯坦曾道:“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此外,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对于语言符号的论述中也曾论道,一旦世间万物关于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语言秩序中,若是出现现有符号无法诠释与定义的事物时,便是相关人等必须为这个事物进行定义与命名的时候了。曾经在台湾的戏曲学术界,一度想以“新京剧美学”(或称“台式京剧新美学”“台湾京剧新美学”)来为现今21世纪的台湾京剧正名。然而,在这场尝试为台湾京剧“是什么”的命名讨论中,两岸戏曲学界至今仍未对这个继“京派”“海派”京剧美学现存现象之外,随着历史流变孕育成形的台湾京剧新美学是什么,给予一个验明正身后的安身立命。
  如果说“派”作为京剧术语的专有名词,那么这个在新世纪中逐渐成形的台湾新京剧,在面对命名定义的必须与必然过程中,是否需要避开从前过去高举演员艺术风格的“派”(流派、门派),而为它另取一个全新的关键词或专有名词,作为命名后的界定与辨识?还是干脆也就索性用“派”来为台湾京剧安身立命?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论典范(paradigm)的概念中曾提到,一旦旧有的典范产生了改变,就必须形成新的典范,通过革命的方式逐渐取代旧有的典范。有趣的是,京剧美学在既有的“京派”“海派”典范未曾瓦解的当下,因着独特历史因缘使然,经由一甲子岁月所酿生出今日“台湾新京剧”的全新文化变种时,试问这个正在发展中有待命名的文化现象,有没有可能在现有的京剧美学语义视野(Rhetorical Vision)中,不论是从“以地”“以人”或“以学”的角度,能够给自己一个专有名词,给自己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身份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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