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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需要一个“欧洲财政部”
《博鳌观察》：作为“欧元之父”，你肯定一直密切关注着欧洲目前的形势。许多经济学家都试图找出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和解决方案。在你看来，什么是最佳解决方案？
蒙代尔：此次危机的根源是缺乏财政纪律。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一条“不纾困”条款，但各国可以诉诸于另一条允许相互帮助的条款，这就影响了前一个条款的效力。这意味着各国在没有向一家中央权力机构进行充分转移的情况下，多少移除了一些财政责任。这一问题目前仍然存在，如果不可能将（财政）责任重新放在各个单一国家肩上——从目前看有这种可能——就将需要把财政主权向着一个财政联盟的方向转移。
在目前阶段，从政治角度讲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财政联盟。但创建一个欧洲财政当局（EFA）将是必要的，该机构将为各国提供债务担保，而作为回报，也将对各国预算握有否决权。因为许多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府已打破了经济平衡，随之所需的全面调整，要求整个欧洲地区对政府支出加以限制。
《博鳌观察》：我们注意到，你在2012年6月份的一次访谈中提及欧元已“出色地度过了青春期”，同时预言这种单一货币将“不会消失”。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是否还像几个月前那么乐观呢？
蒙代尔：在2009年10岁“生日”之际，欧元似乎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此次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影响有所滞后，是因为之前欧元兑美元汇率已大幅走低，从6月份1.64美元的高位，降至10月份时的1.23美元。目前对于欧洲形势的乐观看法，是基于欧元区目前旨在解决问题的一些制度进展，比如欧洲稳定机制（ESM）和银行业联盟。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迄今的进展，表明了德国和法国对于欧元区的承诺之深。或许可能有一两个较小的成员国决定脱离，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大多数成员国都将留在欧元区。
美元：目前没有直接威胁
《博鳌观察》：欧元面临的麻烦让我们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美元的问题，但我觉得有个问题仍然值得一问：你如何看待美元的问题以及美元的未来？
蒙代尔：美元有着逾250年的伟大历史，一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货币都要稳定。在此次大危机中，汇率有一些重大波动，但一直不存在通胀威胁。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实施了非常积极的政策以应对这场去杠杆化危机，结合这种情况考虑，美元資产较低的利率水平十分难得。美元资产在海外大幅增长，并成为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同时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一致反对。虽然一些国家担心美元资产的长期稳定性，但仍在累积美元。这表明对美元资产的渴望强于对过度供应将压低债券价格或美元汇率的担忧。
当然，前期推出的第三轮量化宽松令美元兑欧元汇率走低，这或许令人感到不安，但同时，这有利于中国等国家摆脱增长低谷。不过，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对美元近乎完全的依赖不是一个健康的信号，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博鳌观察》：你认为新一轮量化宽松会引发新一轮的大宗商品繁荣以及通胀吗？
蒙代尔：我认为，如果量化宽松开始成就一轮新的大宗商品繁荣，美联储将不得不收手。通胀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有可能引发又一轮兴衰周期。当2012年10月出台量化宽松时，我认为这将令美元贬值，事实也的确如此。起初在极短的时间内，它就将欧元汇率推高了10％。我主要担心的是这将对欧洲不利。我希望欧洲央行（ECB）采取措施，将欧元兑美元汇率控制在1.30美元之内，以免赤字形势恶化和债务危机加剧。现在，你在欧洲能够听到这样的消息，赤字比预想的还要多。
但就美国和中国而言，量化宽松是有利之举。我曾经说过，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是个好消息。由于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美元贬值就意味着人民币将对欧元贬值，这有可能会重新恢复一些在欧洲损失的出口，因为中国出口的弹性很大，且受汇率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多少较为固定，而欧洲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因此，当美元兑欧元汇率走高，中国和美国就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一些中国人存在悲观消极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永久性地大幅降至7.5％一线。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GDP将以一种较为正常的水平（8-10％）增长，部分源于美元和人民币兑欧元汇率的下行。
亚洲，第三极？
《博鳌观察》：欧洲危机伊始，许多人就提出新兴世界尤其是中国，应向欧洲国家施以援手。他们指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帮助他国与帮助自己同样重要。你如何看待亚洲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在解决欧洲危机问题上应该发挥的作用？
蒙代尔：作为一种普遍原则，各国应同时关注国家安全和国家繁荣——用老话说，就是“权力”与“财富”。我们也应该考虑帮助他人的问题。但西方有句谚语“自助者天助”（God helps those whohelp themselves）。因此，中国首先应该处理好自身在“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平衡，然后再考虑如何助人的问题。我认为亚洲需要深入思考此次危机以及亚洲在危机中的立场。欧洲的问题部分在于其经济衰退和不景气。亚洲如果能在促进欧洲出口上有所作为，将颇受欢迎。但我认为双边借贷并不是欧洲所需要的，也对欧洲无益。因为借贷能提供短期帮助，但会提高负债水平。而像中国从空客（Airbus）购买更多飞机的交易，确实对欧洲有所帮助，而且是帮助欧洲的最佳方式。
但亚洲自身也需要有所提防，以免发生欧洲遭遇过的一些问题。就某些方面而言，欧洲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说明了那些事情不该做。不要让福利政府主宰国家预算。转型经济体存在很严重的缺陷。
我认为亚洲应该创立一个供亚洲使用的大型货币基金，一个稳定基金。我将亚洲视为北美、欧洲之外的第三极。日本和中国当然都是强国，各自的经济规模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就经济规模、贸易和持有的储备来说，韩国和东盟（ASEAN）国家也非常重要。我知道一直有人关注创设亚洲单一货币的问题，但我认为目前并不恰当。相反，亚洲可以合作开发出一个大型多边应急机构，提供资源和资金。当然，主要资金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我觉得，亚洲应该建立一个规模差不多1万亿美元的此类基金，当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需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博鳌观察》：你刚刚提到了亚洲货币基金。2001年的上海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你谈到需要建立一种亚洲货币。10年过去了，你认为亚洲还需要单一货币吗？如果需要，亚洲该怎么做？
蒙代尔：对于创设亚洲单一货币的问题，我仔细考虑了大概十几年时间。2001年，我在香港演讲时谈论了这种货币的优点。这一想法最先是日本在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香港会议上提出的，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但非常不幸，这个想法被否定了。说的委婉一点，是因为美国不太喜欢这个想法，认为这会与IMF形成竞争，并削弱多边主义。这很糟糕，因为如果接受了这个想法，各国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应对亚洲危机，我认为会处理得更加成功。我觉得，正因如此，亚洲才要继续推动建立一种防御机制，以应对未来的危机。
但我认为目前创立一种单一货币并不可行。因为单一货币意味着一种像欧洲那样更为紧密的联盟。如果不辅之以国家安全和防卫安排，共同货币的安排就行不通。没有防务协议，就不会有货币联盟。以欧洲为例，1949年起就有了北约（NATO），而没有北约，就不可能有欧洲货币联盟（EMU）和欧盟（EU）！北约不仅仅是一个防务联盟，最最重要的是它拥有“山姆大叔”的支持！北约确保了欧洲两大对头——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平。但目前，亚洲做不到这一点，中日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钓鱼岛的争议表明，亚洲尚未达到形成一种单一货币所需的政治（融合）水平。
不过，亚洲可以做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汇率区，如果中日之间（当然还包括韩国）尚可合作，这一目标就有实现的可能。现在，日元兑美元汇率相当稳定，中国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非常稳定。因此，中日两国能够稳定美元与欧元的汇率。亚洲必须通过一种协议的形式，让美元加入其中。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拥有这个汇率稳定区将意义重大。这可能是通向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或全球货币的途径。因为让美元担任实际上的全球货币，是出于聊胜于无的想法。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在历史上，这些顶级货币都是先升值，在经历一段压力和疲软期后，开始贬值。或许，美元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际货币就不得不换成另一種货币，而接下来的主导货币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这种过程，创造出一种21世纪的全球货币。正如1979-1987年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所言：全球经济需要一种全球货币。我在过去40年里一直赞同这种说法。因此，如果亚洲可以在这方面带头，建立一个大规模的货币基金，然后讨论人民币和日元兑换美元汇率的稳定性（开始时可以通过不那么正式的方式），这样，就有了一个占全球经济35％到40％的巨大阵营，然后可以和欧洲一起采取行动，稳定这个创造出一种真正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础。
人民币：品牌创造之路
《博鳌观察》：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你认为加速这一进程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
蒙代尔：你知道，伟大的货币伴随着伟大的经济而崛起。有了伟大的经济才会有伟大的货币。这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在19世纪，英镑成为实际上的全球货币，超越了其他所有货币。英国曾拥有一个伟大的帝国，让英语以及英镑的使用遍及全球。英国曾有过两百年左右的长期稳定，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所取代，当时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数倍于英国。在一战过后，美元取代了英镑。伟大货币的兴衰需要很长的时间。
货币本身就是品牌。在19世纪，体现货币稳定性的顶级品牌是黄金。在1870年之前，英国是金本位的唯一大国，德国、法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逐渐跟随其后。因此，英镑来自于第一军事强国、伦敦金融城作为全球金融首都应拥有声望最佳的货币乃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个品牌，英镑在一战中受到了伤害，因为当时英镑实际上已无法兑换（英国人声称是因为潜艇威胁和运输黄金的风险）。当美国1913年拥有了央行（美联储），美元取代英镑就无法避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元在一战期间几乎都可以兑换，在1933年前外国人和本国公民都可以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之后，当美元表现得与黄金一样好，且美国经济规模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四五倍，美元自然成为了全球主导货币。在浮动数月之后，美元在1934年以较高的价格（每盎司35美元，而非20.67美元）与黄金挂钩。在1934-1971年期间，随着三次战争中的通胀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和黄金价值低估，外国货币当局用美元兑换黄金的难度越来越大。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保持了一些“黄金幽灵”的声望。
在国际货币领域，人民币是一个新面孔。中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把欧元区当成一个经济体，则中国名列第三）。如果我们认为主导货币完全取决于GDP，那么中国应该至少在国际货币中排名第三。但主导货币并非仅仅取决于GDP。在1870年之前，美国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不把整个大英帝国作为一个统计单位），但直到1915年美元才成为了主导货币。1914年一战爆发之初，大批资本还涌向伦敦“避险”！中国将必须与两大对手——美元和欧元——竞争主导地位。
眼下，中国还受制于两大因素：首先是人民币的可兑换性。美元、欧元都可完全自由兑换，但人民币还不行，这是人民币品牌的一个特征。其次是可获得性。如果一种货币要成为储备货币，就必须是可获得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容忍赤字。因为美国有赤字，所以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储备货币，或者反过来说，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所以美国存在赤字。如果其他国家想要购买美元，获得美元的唯一方法就是实现盈余。而中国目前是贸易顺差，且坐拥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这正是问题所在。
《博鳌观察》：作为“欧元之父”，你肯定一直密切关注着欧洲目前的形势。许多经济学家都试图找出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和解决方案。在你看来，什么是最佳解决方案？
蒙代尔：此次危机的根源是缺乏财政纪律。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一条“不纾困”条款，但各国可以诉诸于另一条允许相互帮助的条款，这就影响了前一个条款的效力。这意味着各国在没有向一家中央权力机构进行充分转移的情况下，多少移除了一些财政责任。这一问题目前仍然存在，如果不可能将（财政）责任重新放在各个单一国家肩上——从目前看有这种可能——就将需要把财政主权向着一个财政联盟的方向转移。
在目前阶段，从政治角度讲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财政联盟。但创建一个欧洲财政当局（EFA）将是必要的，该机构将为各国提供债务担保，而作为回报，也将对各国预算握有否决权。因为许多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府已打破了经济平衡，随之所需的全面调整，要求整个欧洲地区对政府支出加以限制。
《博鳌观察》：我们注意到，你在2012年6月份的一次访谈中提及欧元已“出色地度过了青春期”，同时预言这种单一货币将“不会消失”。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是否还像几个月前那么乐观呢？
蒙代尔：在2009年10岁“生日”之际，欧元似乎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此次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影响有所滞后，是因为之前欧元兑美元汇率已大幅走低，从6月份1.64美元的高位，降至10月份时的1.23美元。目前对于欧洲形势的乐观看法，是基于欧元区目前旨在解决问题的一些制度进展，比如欧洲稳定机制（ESM）和银行业联盟。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迄今的进展，表明了德国和法国对于欧元区的承诺之深。或许可能有一两个较小的成员国决定脱离，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大多数成员国都将留在欧元区。
美元：目前没有直接威胁
《博鳌观察》：欧元面临的麻烦让我们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美元的问题，但我觉得有个问题仍然值得一问：你如何看待美元的问题以及美元的未来？
蒙代尔：美元有着逾250年的伟大历史，一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货币都要稳定。在此次大危机中，汇率有一些重大波动，但一直不存在通胀威胁。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实施了非常积极的政策以应对这场去杠杆化危机，结合这种情况考虑，美元資产较低的利率水平十分难得。美元资产在海外大幅增长，并成为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同时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一致反对。虽然一些国家担心美元资产的长期稳定性，但仍在累积美元。这表明对美元资产的渴望强于对过度供应将压低债券价格或美元汇率的担忧。
当然，前期推出的第三轮量化宽松令美元兑欧元汇率走低，这或许令人感到不安，但同时，这有利于中国等国家摆脱增长低谷。不过，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对美元近乎完全的依赖不是一个健康的信号，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博鳌观察》：你认为新一轮量化宽松会引发新一轮的大宗商品繁荣以及通胀吗？
蒙代尔：我认为，如果量化宽松开始成就一轮新的大宗商品繁荣，美联储将不得不收手。通胀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有可能引发又一轮兴衰周期。当2012年10月出台量化宽松时，我认为这将令美元贬值，事实也的确如此。起初在极短的时间内，它就将欧元汇率推高了10％。我主要担心的是这将对欧洲不利。我希望欧洲央行（ECB）采取措施，将欧元兑美元汇率控制在1.30美元之内，以免赤字形势恶化和债务危机加剧。现在，你在欧洲能够听到这样的消息，赤字比预想的还要多。
但就美国和中国而言，量化宽松是有利之举。我曾经说过，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是个好消息。由于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美元贬值就意味着人民币将对欧元贬值，这有可能会重新恢复一些在欧洲损失的出口，因为中国出口的弹性很大，且受汇率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多少较为固定，而欧洲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因此，当美元兑欧元汇率走高，中国和美国就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一些中国人存在悲观消极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永久性地大幅降至7.5％一线。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GDP将以一种较为正常的水平（8-10％）增长，部分源于美元和人民币兑欧元汇率的下行。
亚洲，第三极？
《博鳌观察》：欧洲危机伊始，许多人就提出新兴世界尤其是中国，应向欧洲国家施以援手。他们指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帮助他国与帮助自己同样重要。你如何看待亚洲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在解决欧洲危机问题上应该发挥的作用？
蒙代尔：作为一种普遍原则，各国应同时关注国家安全和国家繁荣——用老话说，就是“权力”与“财富”。我们也应该考虑帮助他人的问题。但西方有句谚语“自助者天助”（God helps those whohelp themselves）。因此，中国首先应该处理好自身在“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平衡，然后再考虑如何助人的问题。我认为亚洲需要深入思考此次危机以及亚洲在危机中的立场。欧洲的问题部分在于其经济衰退和不景气。亚洲如果能在促进欧洲出口上有所作为，将颇受欢迎。但我认为双边借贷并不是欧洲所需要的，也对欧洲无益。因为借贷能提供短期帮助，但会提高负债水平。而像中国从空客（Airbus）购买更多飞机的交易，确实对欧洲有所帮助，而且是帮助欧洲的最佳方式。
但亚洲自身也需要有所提防，以免发生欧洲遭遇过的一些问题。就某些方面而言，欧洲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说明了那些事情不该做。不要让福利政府主宰国家预算。转型经济体存在很严重的缺陷。
我认为亚洲应该创立一个供亚洲使用的大型货币基金，一个稳定基金。我将亚洲视为北美、欧洲之外的第三极。日本和中国当然都是强国，各自的经济规模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就经济规模、贸易和持有的储备来说，韩国和东盟（ASEAN）国家也非常重要。我知道一直有人关注创设亚洲单一货币的问题，但我认为目前并不恰当。相反，亚洲可以合作开发出一个大型多边应急机构，提供资源和资金。当然，主要资金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我觉得，亚洲应该建立一个规模差不多1万亿美元的此类基金，当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需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博鳌观察》：你刚刚提到了亚洲货币基金。2001年的上海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你谈到需要建立一种亚洲货币。10年过去了，你认为亚洲还需要单一货币吗？如果需要，亚洲该怎么做？
蒙代尔：对于创设亚洲单一货币的问题，我仔细考虑了大概十几年时间。2001年，我在香港演讲时谈论了这种货币的优点。这一想法最先是日本在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香港会议上提出的，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但非常不幸，这个想法被否定了。说的委婉一点，是因为美国不太喜欢这个想法，认为这会与IMF形成竞争，并削弱多边主义。这很糟糕，因为如果接受了这个想法，各国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应对亚洲危机，我认为会处理得更加成功。我觉得，正因如此，亚洲才要继续推动建立一种防御机制，以应对未来的危机。
但我认为目前创立一种单一货币并不可行。因为单一货币意味着一种像欧洲那样更为紧密的联盟。如果不辅之以国家安全和防卫安排，共同货币的安排就行不通。没有防务协议，就不会有货币联盟。以欧洲为例，1949年起就有了北约（NATO），而没有北约，就不可能有欧洲货币联盟（EMU）和欧盟（EU）！北约不仅仅是一个防务联盟，最最重要的是它拥有“山姆大叔”的支持！北约确保了欧洲两大对头——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平。但目前，亚洲做不到这一点，中日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钓鱼岛的争议表明，亚洲尚未达到形成一种单一货币所需的政治（融合）水平。
不过，亚洲可以做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汇率区，如果中日之间（当然还包括韩国）尚可合作，这一目标就有实现的可能。现在，日元兑美元汇率相当稳定，中国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非常稳定。因此，中日两国能够稳定美元与欧元的汇率。亚洲必须通过一种协议的形式，让美元加入其中。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拥有这个汇率稳定区将意义重大。这可能是通向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或全球货币的途径。因为让美元担任实际上的全球货币，是出于聊胜于无的想法。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在历史上，这些顶级货币都是先升值，在经历一段压力和疲软期后，开始贬值。或许，美元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际货币就不得不换成另一種货币，而接下来的主导货币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这种过程，创造出一种21世纪的全球货币。正如1979-1987年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所言：全球经济需要一种全球货币。我在过去40年里一直赞同这种说法。因此，如果亚洲可以在这方面带头，建立一个大规模的货币基金，然后讨论人民币和日元兑换美元汇率的稳定性（开始时可以通过不那么正式的方式），这样，就有了一个占全球经济35％到40％的巨大阵营，然后可以和欧洲一起采取行动，稳定这个创造出一种真正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础。
人民币：品牌创造之路
《博鳌观察》：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你认为加速这一进程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
蒙代尔：你知道，伟大的货币伴随着伟大的经济而崛起。有了伟大的经济才会有伟大的货币。这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在19世纪，英镑成为实际上的全球货币，超越了其他所有货币。英国曾拥有一个伟大的帝国，让英语以及英镑的使用遍及全球。英国曾有过两百年左右的长期稳定，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所取代，当时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数倍于英国。在一战过后，美元取代了英镑。伟大货币的兴衰需要很长的时间。
货币本身就是品牌。在19世纪，体现货币稳定性的顶级品牌是黄金。在1870年之前，英国是金本位的唯一大国，德国、法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逐渐跟随其后。因此，英镑来自于第一军事强国、伦敦金融城作为全球金融首都应拥有声望最佳的货币乃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个品牌，英镑在一战中受到了伤害，因为当时英镑实际上已无法兑换（英国人声称是因为潜艇威胁和运输黄金的风险）。当美国1913年拥有了央行（美联储），美元取代英镑就无法避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元在一战期间几乎都可以兑换，在1933年前外国人和本国公民都可以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之后，当美元表现得与黄金一样好，且美国经济规模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四五倍，美元自然成为了全球主导货币。在浮动数月之后，美元在1934年以较高的价格（每盎司35美元，而非20.67美元）与黄金挂钩。在1934-1971年期间，随着三次战争中的通胀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和黄金价值低估，外国货币当局用美元兑换黄金的难度越来越大。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保持了一些“黄金幽灵”的声望。
在国际货币领域，人民币是一个新面孔。中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把欧元区当成一个经济体，则中国名列第三）。如果我们认为主导货币完全取决于GDP，那么中国应该至少在国际货币中排名第三。但主导货币并非仅仅取决于GDP。在1870年之前，美国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不把整个大英帝国作为一个统计单位），但直到1915年美元才成为了主导货币。1914年一战爆发之初，大批资本还涌向伦敦“避险”！中国将必须与两大对手——美元和欧元——竞争主导地位。
眼下，中国还受制于两大因素：首先是人民币的可兑换性。美元、欧元都可完全自由兑换，但人民币还不行，这是人民币品牌的一个特征。其次是可获得性。如果一种货币要成为储备货币，就必须是可获得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容忍赤字。因为美国有赤字，所以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储备货币，或者反过来说，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所以美国存在赤字。如果其他国家想要购买美元，获得美元的唯一方法就是实现盈余。而中国目前是贸易顺差，且坐拥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这正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