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映现了大量独具特色的江浙民俗，这与他生活的地域、社会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些作品抓住典型的民俗生活场景及民俗事项，隐含着作家本人对江浙故乡的热爱和眷恋之情，进而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沉情感。
　　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文学的开拓者，所以他的创作常常包含着十分浓郁的民俗色彩。作为从江浙走出来的作家，江浙民俗是他成长的物质精神文化摇篮，也是滋养他文学创作不竭的营养源泉。通过分析研究《呐喊》《彷徨》《朝花夕拾》这三部作品集的民俗事象发现了一个特点，这些作品中既包含了江浙一带的良俗，又包含了陋俗。良俗的描写直接体现了鲁迅对纯真古朴家乡的怀念之情，而陋俗展示的是当地封建落后的传统和愚昧麻木的国民性。作者通过对社会陋俗的揭露和批判，来表现其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底层社会民众“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深沉情感。
　　从许寿裳先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分析，早在“弘文学院”时，鲁迅就提出了关于中国国民精神改造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在鲁迅思想的发展中就看出他对国民人性的残缺有着深刻的认识，之后才到日本留学的。自当初父亲病逝之后，便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示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找到了中国人民之所以变得愚昧麻木的根源，那便是长期受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所致。鲁迅决绝的“弃医从文”，是因为他晓得医学只能治疗人身体上的病痛，却无法拯救国民的精神世界，动摇不了戕害国民的根本，而文学则可以。于是他勇敢地拿起文学之笔，企图从思想上去唤醒愚昧麻木的国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根除奴役中国国民千年的封建统治思想，中国国民的思想才能真正解放，国家才会发展、强大。
　　《狂人日记》中狂人时时刻刻害怕被吃的恐惧心理是对“吃人”礼教最严厉的控诉；《祝福》中祥林嫂由于嫁了两个男人，违背了封建传统的“一女不嫁二夫”的伦理道不能德，被看作是“败坏风俗”的肮脏女人，这与“守节”这一封建正统思想发生冲撞的种种情形，控诉了封建愚昧的伦理纲常观念。《药》中的夏瑜刚被害了性命，却被华老栓当作是“新生命”要“移植”到家里，从中“收获”许多的幸福，这显然是残酷的，但华老栓却浑然不觉，只记着“十世单传”的家族生命将借助这“人血馒头”延续下去，其他的一切“已置之度外”。在这里生命显得如此消散、空洞，这既是生者，也是死者的悲哀，这恰恰就是封建迷信惹的祸。这些都让人哭笑不得，这是国民劣根性的根源所致，鲁迅为有这样的同胞而痛心。
　　钱理群说：“鲁迅的作品是显示灵魂深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本该批判家乡的陋俗和愚昧麻木的乡民，但他生在江浙，长在江浙，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明白这些陋俗以及国民劣根性是广泛而根深蒂固的，穷尽他一人之力是无法做的，因此他发现了文学，想借助文学这个媒介，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剖析产生这些陋俗的根源，想发动更多的人拯救牵动他“爱”“痛”神经的故乡民众。鲁迅将愚昧麻木的国民性和国民悲惨的命运展示出来，并不是为了去讽刺、去批判、去挖苦，只是往事已逝，事实摆在眼前，几千年的沉淀是无法说改变就改变的，所以将自己“哀其不幸，怒其不幸”的情感恰当地寄予到文学创作中。就像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到的一样：“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毫不遮掩地深刻揭示了被传统陋习迫害的中国国民愚昧麻木的国民劣根性。鲁迅既痛心于乡民们麻木的精神，又同情他们的命运，严肃地批判与含泪的温情融为一体，爱、恨交织。
　　鲁迅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自己的祖国，揭露江浙故乡传统的丑陋的、不科学的风俗习惯和描写愚昧麻木、丧失自我与人性的国民生活，只是为了拯救他们，因为只有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他自始至终都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沉情感，在为国人找精神的出路。而解决途径之一便是紧紧抓住民俗视角，努力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澄清国民的陋习，促使民众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