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调整及美菲在南海问题中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个层面影响要素的解释能力,指出美菲关系在克服这些矛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此类同盟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与化解的条件.
其他文献
2021年春季以来,在俄罗斯与美国及欧洲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乌克兰在其东部武装冲突地区“蠢蠢欲动”,促使此前相对稳定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突然紧张,进而引发俄罗斯与乌克兰乃至整个西方的敌对性军事互动陡然升级,有关方面调兵遣将,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与发展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乌克兰内外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质上是俄罗斯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围绕乌克兰争夺战而展开的一场战略博弈,暗含各方深刻的战略考量.鉴于俄美以及俄乌关系及其负面的相互认知、截然对立的战略考量和结构性矛盾,目前这场危机呈现
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社会运动,“现代化”范畴包含内容广泛,反映问题深刻,并以极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研究价值,成为学界的一种研究视阈.现代化视阈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变迁包含文化现代化和产业现代化两个维度,经历了孕育萌芽(1949-1979)、初步发展(1980-2000)、快速发展(2001-2010)和提质增效(2011-2020)四个阶段.其变迁动力既有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世界文化产业的外来影响,内外因素的动力组合决定了不同阶段中国文化产业现代化的特征.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产业将始终坚持
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特别是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基
废弃物法律概念是废物越境转移监管的基础与关键.通过“视差”方法审视废弃物具有多维性,以致废弃物法律概念在结合了废物管理现实利益衡平与博弈后变得更加复杂.现有规制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国际法律对废弃物概念采用了三种定义方式并涉及不同的概念要素,这关系到废物与非废物的判断,以及危险废物与非危险废物的区分.据此,基于中国生态利益立场,考虑到现有定义方式带来的规制困境,建议推动《巴塞尔公约》废物概念的变革,将其中“危险”要素的判定转为“风险”要素的管理,从而纳入对“非危险”废物的规制,化解技术和知识框架下对各国“处置和
战略自主是欧洲应对当今地缘政治、经济和科技变局的整体性战略构想.欧盟在其框架下发展出欧洲主权、经济主权、技术主权、数字主权等衍生概念,陆续推出大量战略、法律、规则和政策措施,重点在外交与安全、经济与贸易、数字与科技等三大行动领域出台一整套政策工具箱.借助这一构想,欧盟意图在工业产业、竞争、贸易、科技、外交、防务等领域解锁新的政策权限空间,整合相关资源,发展相关能力,进而影响全球规则的制订.与此同时,欧盟发展战略自主仍面临诸多现实阻力和内外干扰因素.欧洲战略自主的相关动向集中折射出欧盟对于经济依赖性、多边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系统观念始终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使用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使科技在外交中的地位上升,科技外交受到各国重视.科技外交是科技与外交的结合,旨在促进科技发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欧盟在全球科技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文章通过对二战以来欧盟科技外交的发展进程的考察,剖析欧盟科技外交的战略目标及手段,探讨欧盟科技外交的实践特色.研究发现,欧盟正在形成较为完整的科技外交战略,并已建立和实施诸多科技外交工具.中国是欧盟科技外交重要对象国之一,科技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但是随着中美科技竞争恶化、欧盟对华战略定位复杂化,双方在科技领域既合作又竞争的态势将更加明显.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西方学术界开始进一步反思学术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去殖民化与去西方中心化.作为西方殖民扩张的产物,越南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实践为西方研究的学科去殖民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思路.本文将批判性地回顾西方越南研究的学术史,分析在东方学、区域研究框架下,国际权力格局、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越南研究的影响、视角偏差和伦理困境.本文认为,学科去殖民化的进程推动了西方越南研究模式的变革,从国家直接干预的区域研究转向为多元的跨学科交流平台,丰富了西方越南研究的议题、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质量.虽然意识形态对立和西方中心的社会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国家治理,各国执政当局以不同的政策应对疫情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然而,单一变量并不足以解释抗疫政策及其影响的国别差异.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死亡病例是决定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有多大动机利用紧急权力确保政治生存的核心要素,是决定抗疫政策严厉程度的必要条件.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应对疫情的具体方式及其作用,则取决于精英分裂程度与政治体制合法性脆弱程度.然而,这两个变量究竟是强化还是削弱抗疫政策的严厉程度,则取决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结构性制约.其中,政治体制竞争性较强的东南亚国家难以有效应对
法治背景下提升领导创新力无论从理论、实践维度还是从国际、国内维度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法治背景下领导者创新力存在着不足:要创新的思维受限;敢创新的勇气不够;能创新的能力不足;可创新资金不充足;创新制度不完善.法治背景下全面提高领导创新力:改变思维惯性,学会“推陈出新”,唱出法治宣传新声音;力戒形式主义,学会“别出心裁”,寻求法律学习新方法;注重结合实际,学会“量体裁衣”,创新法治监督新模式;敢于发现问题,学会“独辟蹊径”,开展法治建设新举措;学会吐故纳新,警惕“喜新厌旧”,把握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