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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美国华裔作家的认同问题》中，我已分析了赵健秀、汤亭亭、黄哲伦的不同策略：赵欲摆脱唐人街的阴影，却反对同化，力主在主流文化之外营建华裔认同，但不知从何入手；汤以花木兰自况，表面上比赵更懂得撷取中国传统，旧瓶盛载的却是美国性别政治新酒，她戴上中国传统“女战士”的假面，对压迫妇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宣战；黄回归赵的立场，但并未把中国认同落实，中国只不过是主流文化眼中的“他者”，只需从“他者”的立场颠覆主流文化这个“中心”便得。
黄哲伦的“后殖民批判”迎合了解构论风尚，但后者的涵盖性不限于“后殖民批判”：它的边缘颠覆中心战略，更常见于女性颠覆父权社会、同性恋颠覆异性恋霸权。事实上这些反而成为激进派的正宗，至于“后殖民批判”则有反动的民族主义借尸还魂之嫌。进入21世纪，华裔作家处理自身认同更倾向于迎合同性恋主流化的时代潮流，可从伍思薇(Alice Wu)与李孟熙(Quentin Lee)等人的作品中观其一豹——两人都是导演。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伍思薇在2004年制作《死要面子》（Saving Face），描写女同志在美国华人社群中的遭遇，含自传成分。故事里，华裔女青年维尔(Wil)开头压抑自身的同性恋倾向，她与妈妈同处于外公淫威底下，后者只顾在社群中保持自己的面子，罔顾子孙的幸福。妈妈一生受外公宰制，曾嫁给不喜欢的人，虽生下维尔，仍以离婚告终，从此在外公面前抬不起头来。
外公虽被尊为“教授”，却又惊人地闭塞，居然说妇女更年期乃洋人发明的玩意。身为外公牺牲品的妈妈也具“中国式”的偏见与无知。维尔带黑人朋友回家吃饭，妈妈说他是酱油吃多了才变黑的，把整瓶都给了他，但自己却拒绝吃，唯恐将来生下的孩子变黑。此时妈妈已怀孕，男方年龄比她小一半，因此她不敢透露是谁，外公为了保存面子逼她和一名老头子结婚，妈妈将重蹈婚姻不幸福的覆辙。此时，维尔在女朋友薇薇安(Vivian)鼓励下已敢公开自己的身份，遂大闹婚礼现场，将妈妈解救了出来。大闹婚礼是美国电影的陈腐桥段，收场戏也是美式陈腔烂调：维尔与薇薇安在华人晚会上公然于舞池中央接吻，一副“去他妈的”的姿势。
电影里由陈冲饰演的妈妈，顶多48岁，生活在当代美国社会，居然会对婚姻不自主屈服，如此情节即使放在今日南部台湾都难以置信。所谓“教授”的外公只是一幅漫画，象征压迫妇女的“父权社会”。剧中长辈级的妇女，除外婆之外，毫无例外是长舌妇，叔伯辈几乎都是小丑。伍思薇唯有对中国文化十分无知，才可能将整个文化简约为“死要面子”。如果换了洋人制片，一定难逃“辱华”之诘难，但在华裔女导演手里，则变成边缘颠覆中心的杰作。说穿了，是第二代华裔轻蔑父母所代表的故国文化。
李孟熙16岁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现为薄有声名的同志导演，代表作为2004年的《毛伊梵》(Ethan Mao)，亦名《志同盗合》。在故事里，毛伊梵在自己房间中暗藏男同志杂志，被后母搜出，转告父亲，导致他被逐出家门。这个情节亦很牵强，因为伊梵只是拥有杂志，未做出有辱家门之事，理应不像白先勇笔下的“孽子”般被逐出家门。中国家庭如发现子弟有同性恋倾向，顶多是担心不利于传宗接代而加以疏导，很少爆发基督教式的不宽容。因此，电影里把伊梵之父说成是基督徒，名曰亚伯拉罕。这个安排较伍思薇把整个中国文化视为美国式“宗教右翼”的一丘之貉合情合理。亚伯拉罕虽云信洋教，但令儿子在他的店里无偿劳动却不脱出身低微的第一代移民本色。
无家可归的伊梵以当男妓营生，认识了黑人与西裔混血的贩毒者雷米吉尔(Remigio)，两人成为情人，并策划乘伊梵全家赴外州探亲时回老家洗劫。偏偏伊梵爸爸忘记带礼品返回家中，遇个正着，结果被两人持枪绑架。家中财物不多，伊梵要求老父去银行提款，至少偿还他被剥削的那部分，却适逢周末，须待周一银行开门。于是这次劫持遂拖沓两日，父子有机会摊牌，亚伯拉罕终于承认自己犯错。到了周一，他派后母去银行提款，她却去报警，屋子被警方包围，雷米吉尔建议由他一人承担，但伊梵却和他并肩出去面对警察，电影把两人描写成同志爱的殉道者。
把华裔作品与李安对同类题材的处理比较，差异很大。李安的《推手》（1991）探讨中国人养老传统在现代世局中的变奏：老父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与儿子住，但无法适应洋媳妇而迁至唐人街，儿子遂买了一栋更大的房子，周期性地欢迎爸爸来小住。在伍思薇的《死要面子》里，妈妈被外公逐出家门，搬来与女儿住，女儿对友人诉苦说，如果拒绝，在国人眼里是十恶不赦的。后来女儿大闹婚礼把妈妈拯救出来，妈妈又想搬来住，女儿就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李安的《喜宴》（1993）也是处理同性恋与传宗接代的矛盾，结局则是妥协：儿子替父母生了一个孙子，两老则对他的同志关系不闻不问。类似的妥协哲学亦出现在新加坡的片子《海南鸡饭》（2004）中：妈妈看到三个儿子接二连三成为同志，抱孙无望，开始对第三个儿子施加压力，儿子责她自私，她终于放手，儿子亦玉成她与追求者的好事，让她感情有个寄托。片中并未丑化上一代。
至于前述两部华裔电影，则有过度与所在国认同的倾向。难道同性恋爱人的重要性真的胜过一切家人，更高于祖传文化？我看也未必，同性恋关系比异性恋更不稳定，说不定几周就完。问题的症结或如福柯所言：性与性癖好乃“自我的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self)，唯有透过它，个人才能掌握自我最深层的真相，亦即（西方式）个体真正的认同所在。
在《美国华裔作家的认同问题》中，我已分析了赵健秀、汤亭亭、黄哲伦的不同策略：赵欲摆脱唐人街的阴影，却反对同化，力主在主流文化之外营建华裔认同，但不知从何入手；汤以花木兰自况，表面上比赵更懂得撷取中国传统，旧瓶盛载的却是美国性别政治新酒，她戴上中国传统“女战士”的假面，对压迫妇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宣战；黄回归赵的立场，但并未把中国认同落实，中国只不过是主流文化眼中的“他者”，只需从“他者”的立场颠覆主流文化这个“中心”便得。
黄哲伦的“后殖民批判”迎合了解构论风尚，但后者的涵盖性不限于“后殖民批判”：它的边缘颠覆中心战略，更常见于女性颠覆父权社会、同性恋颠覆异性恋霸权。事实上这些反而成为激进派的正宗，至于“后殖民批判”则有反动的民族主义借尸还魂之嫌。进入21世纪，华裔作家处理自身认同更倾向于迎合同性恋主流化的时代潮流，可从伍思薇(Alice Wu)与李孟熙(Quentin Lee)等人的作品中观其一豹——两人都是导演。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伍思薇在2004年制作《死要面子》（Saving Face），描写女同志在美国华人社群中的遭遇，含自传成分。故事里，华裔女青年维尔(Wil)开头压抑自身的同性恋倾向，她与妈妈同处于外公淫威底下，后者只顾在社群中保持自己的面子，罔顾子孙的幸福。妈妈一生受外公宰制，曾嫁给不喜欢的人，虽生下维尔，仍以离婚告终，从此在外公面前抬不起头来。
外公虽被尊为“教授”，却又惊人地闭塞，居然说妇女更年期乃洋人发明的玩意。身为外公牺牲品的妈妈也具“中国式”的偏见与无知。维尔带黑人朋友回家吃饭，妈妈说他是酱油吃多了才变黑的，把整瓶都给了他，但自己却拒绝吃，唯恐将来生下的孩子变黑。此时妈妈已怀孕，男方年龄比她小一半，因此她不敢透露是谁，外公为了保存面子逼她和一名老头子结婚，妈妈将重蹈婚姻不幸福的覆辙。此时，维尔在女朋友薇薇安(Vivian)鼓励下已敢公开自己的身份，遂大闹婚礼现场，将妈妈解救了出来。大闹婚礼是美国电影的陈腐桥段，收场戏也是美式陈腔烂调：维尔与薇薇安在华人晚会上公然于舞池中央接吻，一副“去他妈的”的姿势。
电影里由陈冲饰演的妈妈，顶多48岁，生活在当代美国社会，居然会对婚姻不自主屈服，如此情节即使放在今日南部台湾都难以置信。所谓“教授”的外公只是一幅漫画，象征压迫妇女的“父权社会”。剧中长辈级的妇女，除外婆之外，毫无例外是长舌妇，叔伯辈几乎都是小丑。伍思薇唯有对中国文化十分无知，才可能将整个文化简约为“死要面子”。如果换了洋人制片，一定难逃“辱华”之诘难，但在华裔女导演手里，则变成边缘颠覆中心的杰作。说穿了，是第二代华裔轻蔑父母所代表的故国文化。
李孟熙16岁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现为薄有声名的同志导演，代表作为2004年的《毛伊梵》(Ethan Mao)，亦名《志同盗合》。在故事里，毛伊梵在自己房间中暗藏男同志杂志，被后母搜出，转告父亲，导致他被逐出家门。这个情节亦很牵强，因为伊梵只是拥有杂志，未做出有辱家门之事，理应不像白先勇笔下的“孽子”般被逐出家门。中国家庭如发现子弟有同性恋倾向，顶多是担心不利于传宗接代而加以疏导，很少爆发基督教式的不宽容。因此，电影里把伊梵之父说成是基督徒，名曰亚伯拉罕。这个安排较伍思薇把整个中国文化视为美国式“宗教右翼”的一丘之貉合情合理。亚伯拉罕虽云信洋教，但令儿子在他的店里无偿劳动却不脱出身低微的第一代移民本色。
无家可归的伊梵以当男妓营生，认识了黑人与西裔混血的贩毒者雷米吉尔(Remigio)，两人成为情人，并策划乘伊梵全家赴外州探亲时回老家洗劫。偏偏伊梵爸爸忘记带礼品返回家中，遇个正着，结果被两人持枪绑架。家中财物不多，伊梵要求老父去银行提款，至少偿还他被剥削的那部分，却适逢周末，须待周一银行开门。于是这次劫持遂拖沓两日，父子有机会摊牌，亚伯拉罕终于承认自己犯错。到了周一，他派后母去银行提款，她却去报警，屋子被警方包围，雷米吉尔建议由他一人承担，但伊梵却和他并肩出去面对警察，电影把两人描写成同志爱的殉道者。
把华裔作品与李安对同类题材的处理比较，差异很大。李安的《推手》（1991）探讨中国人养老传统在现代世局中的变奏：老父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与儿子住，但无法适应洋媳妇而迁至唐人街，儿子遂买了一栋更大的房子，周期性地欢迎爸爸来小住。在伍思薇的《死要面子》里，妈妈被外公逐出家门，搬来与女儿住，女儿对友人诉苦说，如果拒绝，在国人眼里是十恶不赦的。后来女儿大闹婚礼把妈妈拯救出来，妈妈又想搬来住，女儿就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李安的《喜宴》（1993）也是处理同性恋与传宗接代的矛盾，结局则是妥协：儿子替父母生了一个孙子，两老则对他的同志关系不闻不问。类似的妥协哲学亦出现在新加坡的片子《海南鸡饭》（2004）中：妈妈看到三个儿子接二连三成为同志，抱孙无望，开始对第三个儿子施加压力，儿子责她自私，她终于放手，儿子亦玉成她与追求者的好事，让她感情有个寄托。片中并未丑化上一代。
至于前述两部华裔电影，则有过度与所在国认同的倾向。难道同性恋爱人的重要性真的胜过一切家人，更高于祖传文化？我看也未必，同性恋关系比异性恋更不稳定，说不定几周就完。问题的症结或如福柯所言：性与性癖好乃“自我的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self)，唯有透过它，个人才能掌握自我最深层的真相，亦即（西方式）个体真正的认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