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北京市人口急剧增长，旧城已难以承载随之带来的压力，城区范围迅速向旧城外扩展，兴建了许多居民区、大学区和工商业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出行也就成了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之一。

1949年之后的北京公交

　　1949年北平解放时，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平公共汽车公司时，虽然在册车辆数为71辆，但只有5辆能开，剩下的66辆全有毛病，残破、没有轮胎、没有底盘，什么毛病都有。当时新组建的公汽公司，既没有修理厂又没有技术工人。1949年5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将他们所接管的原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320汽车修理厂移交给北平市企业局，改建成公共汽车公司修理厂，开展了“死车复活运动”。从5月19日开始拆车拼修，到9月底，拼修了56辆车，向新中国诞生献了一份厚礼。

　　随着北京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公交车明显不够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准拨10亿元（旧币）运费，于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从南京“首都汽车公司”调入88辆“大道奇”客车分四批进京。“大道奇”进京后，承担起主要客运任务。前门到安定門、朝阳门至阜成门、西直门至颐和园等8条线路都因为使用大道奇而运力大增。1952年，我国从匈牙利进口了76辆伊卡鲁斯客车，气动双车门，承载71人。这种车速度快，燃料消耗低，缺点是震动大、噪声大。被安排在北京郊区线上行使，如前门至丰台、德胜门至回龙观等。
　　那个年代，司机由公共汽车公司自己培养，能够成为司机的条件也相当高。那个时候的青年工人要达到相当于“生产标兵”的标准，才有可能被挑去学开车。由于一下子进口了180多辆公共汽车，需要大量司机，完全是由各个车场自己培养，有的司机学了28天半，就驾车上路了，老百姓称他们为“28天半司机”。

　　在大多数老北京人的印象中，上世纪60年代末的北京，电灯不亮，电话不灵，道路不平，最要命的是公交车少。这少，一是线路少，很多地方都不通公交车。有时家里要走个亲戚，只能骑自行车驮上一家三口;二是车辆少，车型旧、车况差不说，客流量还特别大，一趟车要等十几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因为车难坐，抢座就成了家常便饭。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马路上的汽车还不是很多。人们出行范围在不超过30分钟以上，都是骑自行车。上世纪60年代，“永久”“凤凰”“飞鸽”是中国自行车的三大品牌，一旦拥有，就像今天开奔驰、宝马一样，让人羡慕。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曾经作为人们结婚的“四大件”之一，作为衡量对方经济实力的标准。以北京为例，1965年的自行车是94万辆，1970年是144万辆，1975年则达到223万辆（资料据《北京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9》）。自行车成为当时公共交通运力不足很好的补充。

北京交管队伍的创建

　　北京解放初期，交通管理工作隶属各区公安分局负责。1951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大队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全市的交通管理工作。数年间，招收近500名新民警。张诚今年63岁，退休之前是北京市朝阳区交警支队的支队长，他是1971年被招上来的高中生。张诚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我那时16岁，身高1米60，体重90斤，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好，根正苗红，所以被选上了。但是我对当交警根本就没概念，稀里糊涂就当上了。当时，一个大卡车拉着我们一帮小青年去学习，回来后跟一帮比我们岁数大的退伍军人组成了当时北京市交警的骨干队伍。”
　　1976年以后，北京交通管理工作才逐步走上正轨。全市建立了一个交通安全组织网络，发展了一支两万多人的交通安全积极分子队伍。同时加强了法制建设，从街道秩序管理到交通警卫，从宣传教育到车辆监理，从交通工程学的研究到现代化的交通指挥，从纠正违章到事故处理，基本上实现了由“人治”到“法治”。
　　新中国成立头30年，北京的交通管理还开创了几项“第一”：1971年，密云县公安局交通队在密云县医院的协助下，出具了第一例交通事故伤残评定;1977年10月，北京在前门东、西大街地铁沿线的8个交叉路口安装建成了北京市第一套交通电视监视系统;1978年5月，北京先行改革人行横道线，将三角形人行横道线改为条纹式人行横道线（俗称“斑马线”）;1979年，崇文区试办向社会招生的汽车驾驶学校，驾驶学校很快在全市发展起来;1979年4月在宣武门路口率先安装了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自行研制的新型交通信号灯进行测试，随后新型信号灯相继研发使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警对违章的处理多以批评教育为主，并不罚款。那时的人，挨批评被同事知道，脸上都挂不住，如果自己因为交通违章，被警察把自己违章的通知寄到单位去，面子上特别受不了，用老百姓的话讲，觉得自己臊得慌，给单位抹黑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据张诚回忆，有的老交警文化水平不高，在写违章通知时，被处理人态度不好，他不会写“态度”俩字，写成“说话不好”。

北京第一批女交警

　　据《北京晚报》1958年11月27日报道，首都北京有了第一批女交警。
　　1957年8月，受前苏联的影响，北京市公安局设想在首都设女交警，得到周恩来总理首肯。为谨慎起见，先在基层挑选三名女警作尝试。条件是：有一定公安工作经验，18至22岁，品貌端庄，长辫子，身高1.6米以上。于是，叶淑珍、钟华、卢学珍在北京60多名基层派出所女警中脱颖而出。周恩来总理说：这三个女民警可以先试着创牌子，再大批招收女交警。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训练，11月26日，三朵警花出现在天安门前交通岗。第二天，三人的大照片又登上了《北京晚报》头版。

　　接下来，三人又到中山公园岗、新华门岗、南池子岗、北池子岗、灯市口岗、宽街岗、沙滩岗等做宣传性的轮回指挥。她们柔中带刚，有点儿舞蹈意味的指挥动作让人看上去流畅舒适，她们对过马路的老人、儿童等的照顾也显得比男民警亲切周到，声音又好听。一时间，三姐妹成了明星，她们走到哪儿都有记者跟踪拍照和追星的人围观，以至于她们在岗台上执勤，男交警为她们充当护卫。创牌子成功，第二年，照此标准招收培训的166名北京女交警上岗。
　　1960年9月，北京公安民警统一体检中，女交警的健康问题突出，154名女交警，竟有84人患有程度不同的关节炎、下肢静脉曲张和经期不准等疾病。周总理知道后说：这些女交警都很年轻，正长身体，长期与男同志一样站岗值勤，对于她们来说不适应，确实超负荷了。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10月15日，北京第一批女交警全部从一线撤下。卢学珍到交通一中队做内勤，叶淑珍到劳改局任管教干部，钟华则去北京公安总队医疗队当护士。

新中国第一位交通工程专家    

　　20世纪70年代，我国还很落后。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开创了交通管理科研史上的“第一”，诸如第一套交通电视监视系统，第一次施画“斑马线”人行横道线，第一所汽车驾驶学校的诞生，第一个交通工程科学研究所成立，第一个自行研制的自动信号灯诞生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第一个自行研制的自动信号灯的诞生”，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新中国第一个交通工程专家——段里仁先生。
　　段里仁，武汉教书匠，本是无线电专业出身，精于天线设计。1980年代，他来北京逛街，与一交警闲聊，提到信号灯自动控制的想法，被公安局领导重视，又引动中央。就这样，机缘巧合，调入京城，从此投身交通。里仁走马上任，说服领导出国考察，去了日本。那是政府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交通有那么多可做的事。这大概是新中国第一次城市交通启蒙了。1979年，段里仁研制出我国第一部电子自动信号控制机，淘汰了手掰式信号灯。
　　现已70多岁的段里仁正经科班读的是武汉大学物理专业，但是后来爱上了交通。作为北京市交通工程科研所所长，段里仁工作繁忙，他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于交通研究上。多年来他摄制和收集了5万多张图片和一千多万字的文字资料，编辑了850多册图文并茂的交通资料和200多套由投影胶片和幻灯片构成的教材，成为了世人公认的、世界上独特的交通工程研究资料库。作为中国交通工程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先后编写和出版了8部论著。其中，我国第一部交通工程学专著《城市交通概论——交通工程学原理与应用》，被国外专家称为“段氏交通工程理论”，并被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选为教学参考书。
　　为研究交通的内在规律，段里仁经常到路口指挥交通，经常乘车到十多米的高空观测交通流，到大街和胡同调查交通更是家常便饭。通过多年研究，他牵头制定了应用科学交通管理手段缓解首都交通拥堵的92项措施，对于缓解北京市的交通拥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回望过往，有些建国前四十年北京公共交通颇具代表性的物件，如今已永远地尘封于历史。比如当时的地图上还绘有有轨电车线路，如今的长安街，西单、东单大街，前门大街，广安大街上，当时都有有轨电车行驶。直到1966年，随着永定门火车站到北京体育馆的最后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停运，行驶了42年的有軌电车完成了历史使命。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现在，随着前门大街被修缮、整治为具有浓郁老北京特色的步行街，该街中间新增了一条全长约800米的有轨电车专线，成为了京城一道独特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