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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香港苏富比上拍明代设色纸本长卷《宣圣事迹图》（图1），作者是宫廷画家、文人画家谢庭循，此卷被学术界认定为其存世唯一的职业绘画，即画院体作品，却是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展现在公众面前。谢庭循的绘画内容和艺术风格，在明初文人达官的诗歌吟诵中时有所见，存世作品却不足十幅，本文将择要加以述评。
谢庭循绘画的师承关系
谢庭循（1377—1452），又作廷循，名环，号梦吟、乐静翁，以字行，传为南朝永嘉太守谢灵运后裔，永嘉鶴阳谢氏第十二世，“祖、父相继以文学著称”。总角之时拜父执辈好友、文人画家陈叔起为师学画，“少以诗画闻”“一经指授，辄得其妙”。陈叔起（1342—1406），福州人，明初流寓瑞安，“山水清佳，亦善画”“人以为王维、顾恺之莫之过云”。陈叔起传世作品极少，似仅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长达4米的《潇湘秋意图》（由王绂续成）。陈叔起的老师是有“诗书画三绝”之誉的元末杭州士大夫、文人画家张舜咨（字师夔），存世作品有与雪界翁合作的《鹰桧图》等。
永乐三年（1405），经世交好友、明代第一位内阁首辅黄淮的举荐，28岁的谢庭循被征辟到（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随迁到北京。宣德二年（1426），入职于刚刚恢复的宫廷画院，成为擅长丹青的宣德皇帝“独见爱重，恒侍燕闲”的首席艺术顾问，累迁锦衣卫千户、锦衣卫佥事（正四品），赐世袭，历五朝，得善终。明《画史会要》载：永嘉谢庭循“善画，师陈叔起，驰名于时……山水宗荆浩、关仝、米芾。”明天顺朝内阁首辅徐有贞（1407—1472）认为谢庭循《山水图》“笔迹兼师董李间，不独区区论马夏”。清中期宁波书画家陈撰（1678—1758）则认为“谢学范宽”。谢庭循不但是一位宫廷画家、职业画家，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爱好广泛的文人画家，收藏颇丰，诚如当时的吏部尚书王直所云：“所蓄晋唐以来法书名画皆在。燕闲之际，焚香而阅焉。俨乎天容之在上，王谢荆关辈之风神气韵亦恍然其相接也。庭循心独乐此，盖不知金玉之为贵，山海之藏之为富。”
画院体作品《宣圣事迹图卷》
“谢环功能性的职业绘画仅有一件存目，即《宣圣事迹图》。”这件画院体作品所画人物并非对作者宠信有加的宣宗，而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内容类似于国宝“连环画”《孔子圣迹图》。《宣圣事迹图》宽37、长921.8厘米，署签为“明谢庭循宣圣事迹图，孙星衍题，翠微山馆所藏。”款识有“孔子于南宫敬尗入周门礼于老子”云云。作者钤印为“史记家说”（十三钤）、“庭循”（八钤）、“谢庭循印”，著录于清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画记》。鉴藏印有“匡庐居士”“翠微山馆所藏”“嘉福欢喜”“嘉福”（七钤）、“江梅掌记”“悔叟”等。作为谢庭循职务创作的《宣圣事迹图》，为何没有使用标准的宫廷画家的款印，如“直武英殿锦衣卫千户永嘉谢庭循写”和宣宗御赐的三方印章“笔精入神”“谢氏庭循”“清泉白石”中任何一枚，不得而知。也许是谢庭循未入画院之前在南京的作品，因为这幅长卷一直在苏南浙北藏家手里流传。
已知《宣圣事迹图》的最初收藏者是明末清初的苏州人宋灿，号匡庐居士，“翠微山馆所藏”即为其鉴藏印。嗣后被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常州孙星衍（1753—1818）所藏，于卷尾留下有关此画内容和作者生平的长跋，包括从学琴（师襄）到（子路）问津等十三幅孔子圣迹图，并落款“嘉庆十二年（1807）二月廿七日孙星衍题于安德平津馆。”第三位收藏者是晚清桐乡的李嘉福（1839—1904），并题跋两则，其一：“先师圣迹十三图，吴木归来识者无。明代谢环画未见，衣纹笔法在髭须。石门李嘉福志于吴门石佛龛。”其二：“癸卯（1903）四月既望石门笙鱼李嘉福谨录于吴，时年六十有五。”永嘉之名源自西汉鸟篆纹瓦当“永受嘉福”，书画鉴赏家、何绍基弟子李嘉福收藏了永嘉画家作品并钤盖“嘉福”和“嘉福喜欢”之印，真是“永受嘉福”。李嘉福平生所藏多赖其婿、海派画家吴征（1878—1948）保存传至今日。《宣圣事迹图》于2017年4月首次现身香港苏富比春拍，惜以流拍收场，若能由温州本土文博机构入藏，堪称功德圆满。
《杏园雅集图》及其“衍生品”
学界对谢庭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参与的杏园雅集活动和《杏园雅集图》。谢庭循以纪实性的手法，绘制了正统二年（1437）三月初一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九位文官的聚会场景，人手一幅。设色绢本《杏园雅集图》是中国文人雅集画最后的巅峰之作，现存两幅，分藏镇江博物馆（图2）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画面内容大同小异，而且都有九位与会文官的题跋与题诗（图3、4）。镇江本《杏园雅集图》画面的尺寸为37×401厘米（全卷长1181厘米），有赠画的作者自画像。而大都会本则绘有中国最早的大理石砚屏图像，并画有一个女子。镇江本接裱处有“关西后裔”朱文方印，寓示原为杨荣家族藏品。卷首有旧题签：“乾隆乙酉（1766）五月十二日江德量题，无上神品。”江德量是江苏仪征人，御史、收藏家。此画后为工部侍郎初彭龄（颐园）所藏 ， 并由清四大书家之一的翁方纲（1733—1818）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作长篇考跋，但并没有考出谢庭循的生平。道光后，有“叶名琛印”“世袭一等男爵”“平安馆长”“亳州何氏珍藏”等鉴藏印（图5）。抗战时，落入交通银行董事长、镇江人唐寿民（1892—1974）之手，1958年捐给镇江博物馆。不但成为镇博的镇馆之宝，而且也成为网红文创作品的素材（图6）。
大都会本《杏园雅集图》的画面尺寸为36.6×204.6厘米，差不多比镇江本短了一半，算上九位文官大臣的题诗和题跋，整卷的长度却有1278.3厘米，因无作者图像，疑为本是谢庭循的自留作品（图7）。该画卷曾于清嘉庆十年（1805）现身，藏书家、湖州人张鉴为之撰《明锦衣千户谢廷循画杏园雅集图记》。光绪十四年（1888）又为帝师翁同龢所鉴并题跋，后为其五世孙、美籍收藏家翁万戈（1918— ）所得，1989年由迪伦基金会购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14年入选大英博物馆“明：盛世皇朝50年”展览，成为这次以1400—1450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产生巨大联系为主题的展会上唯一的永嘉文化元素。 此外，明中期还出现过版画本《杏园雅集图》，由嘉靖朝太原巡抚许论（1495—1566）刊印于《二园集》中。《二园集》善本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是《杏园雅集图》和《竹园寿集图》的简称和合集（图8）。弘治十二年（1499），户部尚书周经与另两位同庚大臣共同在竹园办寿席，仿“正统初馆阁诸老杏园雅集”故事，“昔有图，此独不可图乎？”于是由两位赴会的锦衣卫指挥、宫廷画家吕纪、吕文作《竹园寿集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人手一册。与会者许进之子许论从周经之孙处借得原杏园雅集参与者陈循后人所藏《杏园雅集图》，另摹一本，于1560年与《竹园寿集图》合刊为《二园集》，二集各有图。版画本《杏园雅集图》与镇江本一样，都有画家影像（图9），区别是前者是章服（官服）并注明官员姓名，而镇江本是便服，卷首有“杏园雅集”四个篆书大字（图10）。
晚清广东文学家黄玉阶（1803—1844）曾藏有一幅白描《明贤诗社图》，尺寸为26.66×303.33厘米，经陈曼生族弟陈文述（1771—1843）于道光十九年（1839）考证、题跋，认为这是由两幅明代不同时期人物画合裱在一起的作品，合裱时间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合裱人是康熙朝书法家陈奕禧，得自于山西运城。但陈文述和其后清代众多的题跋者都没有发现该画的前半段就是《杏园雅集图》，后半段是《竹园寿集图》，母本是《二园集》。白描本《杏园雅集图》已不知所踪，仅见著录于两淮盐运使方睿颐（1815—1889）的《梦园书画录》之中。
因政治原因，《杏园雅集图》秘藏不露，直到四十年后的成化十三年（1477）才逐渐为世人所知。弘治内阁首辅、文坛领袖李东阳（1447—1516）曾为之题跋：《书杏园雅集图卷后》，言及亲见雅集参与者杨士奇、杨溥和王英后人家里的三幅《杏园雅集图》，“其规置意象，皆出一轨”，并提及杨荣后人也藏有一幅。而杨荣家的这一幅《杏园雅集图》，正是现存的镇江本，对此清内阁大臣翁方纲在题跋中说得很肯定：“是卷藏于建安杨公家者无疑也。”由此可见，当初《杏园雅集图》共有10幅之说，信然也。不过，对于手绘本《杏园雅集图》的真伪，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如教育部《中国美术史》教材首席专家尹吉男教授认为镇江本属于原作摹本，大都会本为仿本，而版画本是原作的缩制本且最接近原作模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杏园雅集图》作者的标注是传为谢庭循。
淮安出土的《云山小景图》
1982年1月，在江苏淮安东郊闸口村抢救性发掘了明代处士王镇（1424—1495）夫妇合葬墓，墓中有25幅书画作品，被裱成两个长卷，放在墓主人两腋之下。这批于弘治九年（1496）陪葬的书画，虽历时500年，尽湿，但仍保存完好，而且出土书画数量之多，为历年考古所仅见。除两幅仿品外，其余23幅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均藏于淮安中国漕运博物馆）。其中就有谢庭循的《云山小景图》及其福建同事、宫廷画家李在的《米氏云山图》，陈叔起的诗画好友、会稽人陈宪章的《墨梅诗画》和《书室清影图》等。黄淮就曾作 《题陈叔起画为陈宪章赋》：“少小曾陪老画师，惯看墨汁洒淋漓。”
谢庭循的《云山小景图》为纸本（图11），28.2×134.4厘米，是一幅仿米氏云山笔法的水墨画，也是画家于业余时间创作的非官方绘画作品。该图的景物重心在右侧，取“隔水相望”式的布置，以表现水天浩淼的迷蒙感觉，并写出对岸云雾缭绕的主山。墨笔，用米点作皴，丛树与云水用墨点层层堆积，是一幅十分地道的米氏山水。大片留白的左侧题款为：“景容持此卷索写云山小景，遂命题随笔书以归之。山顶烟云作浪堆，林间茅屋掩青苔，小桥不是无人过，谓恐前村有雨来。逾七翁识。”钤朱文“谢庭循印”、白文“素心白发”和“梦吟堂”印。“梦吟堂”是谢庭循的私人堂号，也是承袭自其父亲谢时中的堂号。景容郑钧是一位好游豪爽的北京文人，推测王镇的这批书画多是从景容处购得，因为以景容为上款的就多达12幅。也正是偶然发现的谢庭循《云山小景图》，才证实了《画史会要 卷四》对谢的评论：“山水宗荆浩、关仝、米芾。”进而证实谢庭循不但是一位职业的宫廷画家，也是一位在业余时间热衷参与“墨戏”活动的文人画家。
流失日本的《水光山色图》
谢庭循去世当年的“绝笔”《水光山色图》（图12），著录于东京大塚巧艺社1938年出版的原田尾山《日本现在支那名画目录》，收藏者是森安三郎（1922年曾任日本驻青岛第一任总领事），后不知下落，也一直未见其庐山真面目。去年，温州访日学人孫孺在日本文化财研究机构意外发现1941年9月出版的《兴亚书报》刊登有谢庭循《水光山色图》的照片，喜出望外，遂以《谢庭循〈水光山色图〉》为题发文于《温州日报》。这幅纸本水墨山水画立轴长110、宽43厘米，左上方有题跋：“黄金台外小瀛洲，几度怀君独倚楼。今日重逢吟对酒，水光山色两悠悠。余友张公起韶，暌违甫觉三载，今喜重会，持纸索画，就题于上，以记别意云耳。景泰壬申（1452）正月人日永嘉谢庭循识。”钤有“庭循之印”等朱文方印二枚。可见，谢庭循终其一生都不忘其文人画家之本色。
张起韶（1401—1476），苏州人，书画家，宣德五年（1430）进士，官终保定知府。曾跋元代《临溪草阁图》：“山水之图，人物点景，犹如画人点睛，点之即显。一局成败，有皆系于此者。”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就绘有许多看似简略却生动有趣的点景人物。原田尾山，名谨次郎（1882—？），是中国古代美术研究专家，出版过《支那画学书解题》《支那南画大全》和《支那书画宝鉴》等著作，1936年曾受菊池惺堂（1865—1935）之托完成“菊池家三宝”之一的《北宋巨然溪山兰若图卷·解说》，另二宝是苏东坡《黄州寒食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南宋李氏《潇湘卧游图卷》（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明代董其昌认为其作者是北宋李公麟）。原田尾山以《水光山色图》为例，将谢庭循高度主观之下形成的自然观与日本南画肤浅的写生态度进行了比较，并作如是点评：“构图与五代关仝类似，坐突危峰，下瞰穷谷，卓尔峭拔，一笔而成。其竦擢之状，突如涌出，而又峰严苍翠。细节部分则有南派山水宗师董源、巨然温秀的江南气息，沉着、古厚、温润。” 四川博物馆藏《寿朴堂记并图》
四川博物馆藏有明初《寿朴堂记并图》卷，卷后绘画被认定是谢庭循的作品。这是一幅别号图，并被托名为王绂所绘，对此，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大家刘九庵（1915—1999）在所著《中国历代书画真伪对照图录》中有详细介绍。所谓别号图是明代吴门画派特有的艺术现象，包括请文人画家为先前文人的题记配图，突出题记者的名号，而淡化绘画者的身份。换言之，该图卷的“记”和“图”是分离的，跋文题记中不言画之作者。别号图在明代吴门画派是习尚，如西安博物院藏文徵明的《绿筠窝图并记》就是因为明初王绂的原图已佚，文徵明应无锡绿筠窝后人之托补画而成卷。类似的活，唐寅、仇英也干过不少。
“莫家种朴堂之前，人家与树相为年”（明沈周《莫氏寿朴堂》），寿朴堂是元末明初苏州（吴江）巨富莫氏之居所。《寿朴堂记并图》长卷引首有詹孟举的大字楷书“寿朴堂记”，詹孟举是洪武年间的榜书大家，与“一代书宗”姜立纲齐名，“南京城门额皆詹孟举所书”。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翰林院修撰练子宁（1350—1402）以小字楷书为朴寿堂主人莫士敬撰写了“寿朴堂记”。宣德朝监察御史、苏州人赵忠于天统六年（1441）题《重建寿朴堂记》：“寿朴者外舅莫氏之乔木也。在松陵绮川之上，自地崛起，蟠根错节，阙状甚怪。此即寿朴堂别号之取义”云云，莫氏即莫辕，与沈万三是姻亲，卷中有其款署“顺庵”的诗题，松陵为吴江地名。谢庭循的画就是为“寿朴堂记”配图的，相当于“看话说图”。也许正是因为谢庭循觉得题记者的名号远超自己，干脆就不在画上落款了，只在右下角钤盖一方“直夫”印罢了，“直夫”可能是谢庭循的一枚闲章，但无考。
《寿朴堂图》左上方题署的“孟端”款和“孟端”白文方印，被認定是伪款。孟端，是王绂的字，王绂（1362—1413）是文人大画家，吴门画派的先驱，明初画竹第一人。王绂与谢庭循一样，都是在永乐初年因过硬的书画功底而征辟入京，参与编撰《永乐大典》，二人彼此交好，王绂曾以墨竹图和《乐静四景》诗四首相赠谢庭循。永乐十年（1412），王绂还受黄淮之父黄性所托，续成黄性随身带到南京的谢庭循老师陈叔起未竟的《潇湘秋意图》，自南唐董源的《潇湘图》问世以来，潇湘意象就成了南派山水的文化符号。
《寿朴堂图》虽属明初之作，但风格明显异于王绂，故认定王绂的款印是后添的。明代遗民顾复在所著点评历代书画的《平生壮观·卷十·图绘》中，认定《寿朴堂图》是谢环（庭循）的作品，这说明顾复见到此画时，尚无王绂的款印。晚清过云楼主顾文彬（1811—1889）和民国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均认为是王绂所作，可见王绂的伪款是清中期以后添加上去的。
明代易恒、莫辕、张寰和晚清顾文彬诸人都曾先后为《寿朴堂记并图》题跋，而收藏者则有明末清初鉴藏家朱之赤、清中期书画家刘恕、晚清藏书家顾文彬和清末民初文物学家裴伯谦等。
《香山九老图》和两幅山水册页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有谢庭循的《香山九老图》（图13），尺寸为29.8×148.2厘米，是据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会诗序》意境绘制的设色绢本长卷，无款，曾入选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名画精选》第四册。整个画面以鹅卵石小径（也许是画家的楠溪江记忆）为主线，中间穿插以厅堂楼榭、绿竹红梅、古松瑞鹤等景物，环境清幽淡远。人物描绘细致，布局聚散有别，笔法工整严谨，线条挺拔秀逸，色彩明艳古拙，具有李唐、刘松年的遗风，画风似属于院体一派。画中醒目位置绘有白鹤、煮茶场景和两方瘦皱漏透的太湖石，以喻主人白居易嗜茶、好石、爱鹤之个性，“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嵚崟”“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在作为画卷主图的轩阁内，还刻意画了一方山子状观赏石，配以方形的紫檀木制台座，单独陈置在一张几案上，“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白居易）。谢庭循是以纪实性笔法绘制木座奇石图像的第一人，以图证史，从而将中国观赏石木制底座的应用历史从明代中晚期提前到明早期。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代名人画册之七的《暮归图》（图14）和之八的《雪山行旅图》（图15），虽均无落款，但都钤有“庭循”白文方印。这两幅文人写意画小品，显然是谢庭循的非职务创作。线条简略，笔法老到，点景的人物形态生动，颇有元画之风。史载，谢庭循在京城的达官贵人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人际关系，交游交友极广，以画会友，以诗会友。因此在谢庭循同时代的文人圈里，有大量与谢庭循绘画有关的诗赋流传至今，其中涉及的绘画内容题材包括人物、山水和花鸟，也包括对谢庭循绘画风格的评价，从中可了解、窥见这位永嘉明代宫廷画家的艺术人生，并可弥补谢庭循存世作品太少之缺憾。
谢庭循绘画的师承关系
谢庭循（1377—1452），又作廷循，名环，号梦吟、乐静翁，以字行，传为南朝永嘉太守谢灵运后裔，永嘉鶴阳谢氏第十二世，“祖、父相继以文学著称”。总角之时拜父执辈好友、文人画家陈叔起为师学画，“少以诗画闻”“一经指授，辄得其妙”。陈叔起（1342—1406），福州人，明初流寓瑞安，“山水清佳，亦善画”“人以为王维、顾恺之莫之过云”。陈叔起传世作品极少，似仅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长达4米的《潇湘秋意图》（由王绂续成）。陈叔起的老师是有“诗书画三绝”之誉的元末杭州士大夫、文人画家张舜咨（字师夔），存世作品有与雪界翁合作的《鹰桧图》等。
永乐三年（1405），经世交好友、明代第一位内阁首辅黄淮的举荐，28岁的谢庭循被征辟到（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随迁到北京。宣德二年（1426），入职于刚刚恢复的宫廷画院，成为擅长丹青的宣德皇帝“独见爱重，恒侍燕闲”的首席艺术顾问，累迁锦衣卫千户、锦衣卫佥事（正四品），赐世袭，历五朝，得善终。明《画史会要》载：永嘉谢庭循“善画，师陈叔起，驰名于时……山水宗荆浩、关仝、米芾。”明天顺朝内阁首辅徐有贞（1407—1472）认为谢庭循《山水图》“笔迹兼师董李间，不独区区论马夏”。清中期宁波书画家陈撰（1678—1758）则认为“谢学范宽”。谢庭循不但是一位宫廷画家、职业画家，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爱好广泛的文人画家，收藏颇丰，诚如当时的吏部尚书王直所云：“所蓄晋唐以来法书名画皆在。燕闲之际，焚香而阅焉。俨乎天容之在上，王谢荆关辈之风神气韵亦恍然其相接也。庭循心独乐此，盖不知金玉之为贵，山海之藏之为富。”
画院体作品《宣圣事迹图卷》
“谢环功能性的职业绘画仅有一件存目，即《宣圣事迹图》。”这件画院体作品所画人物并非对作者宠信有加的宣宗，而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内容类似于国宝“连环画”《孔子圣迹图》。《宣圣事迹图》宽37、长921.8厘米，署签为“明谢庭循宣圣事迹图，孙星衍题，翠微山馆所藏。”款识有“孔子于南宫敬尗入周门礼于老子”云云。作者钤印为“史记家说”（十三钤）、“庭循”（八钤）、“谢庭循印”，著录于清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画记》。鉴藏印有“匡庐居士”“翠微山馆所藏”“嘉福欢喜”“嘉福”（七钤）、“江梅掌记”“悔叟”等。作为谢庭循职务创作的《宣圣事迹图》，为何没有使用标准的宫廷画家的款印，如“直武英殿锦衣卫千户永嘉谢庭循写”和宣宗御赐的三方印章“笔精入神”“谢氏庭循”“清泉白石”中任何一枚，不得而知。也许是谢庭循未入画院之前在南京的作品，因为这幅长卷一直在苏南浙北藏家手里流传。
已知《宣圣事迹图》的最初收藏者是明末清初的苏州人宋灿，号匡庐居士，“翠微山馆所藏”即为其鉴藏印。嗣后被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常州孙星衍（1753—1818）所藏，于卷尾留下有关此画内容和作者生平的长跋，包括从学琴（师襄）到（子路）问津等十三幅孔子圣迹图，并落款“嘉庆十二年（1807）二月廿七日孙星衍题于安德平津馆。”第三位收藏者是晚清桐乡的李嘉福（1839—1904），并题跋两则，其一：“先师圣迹十三图，吴木归来识者无。明代谢环画未见，衣纹笔法在髭须。石门李嘉福志于吴门石佛龛。”其二：“癸卯（1903）四月既望石门笙鱼李嘉福谨录于吴，时年六十有五。”永嘉之名源自西汉鸟篆纹瓦当“永受嘉福”，书画鉴赏家、何绍基弟子李嘉福收藏了永嘉画家作品并钤盖“嘉福”和“嘉福喜欢”之印，真是“永受嘉福”。李嘉福平生所藏多赖其婿、海派画家吴征（1878—1948）保存传至今日。《宣圣事迹图》于2017年4月首次现身香港苏富比春拍，惜以流拍收场，若能由温州本土文博机构入藏，堪称功德圆满。
《杏园雅集图》及其“衍生品”
学界对谢庭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参与的杏园雅集活动和《杏园雅集图》。谢庭循以纪实性的手法，绘制了正统二年（1437）三月初一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九位文官的聚会场景，人手一幅。设色绢本《杏园雅集图》是中国文人雅集画最后的巅峰之作，现存两幅，分藏镇江博物馆（图2）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画面内容大同小异，而且都有九位与会文官的题跋与题诗（图3、4）。镇江本《杏园雅集图》画面的尺寸为37×401厘米（全卷长1181厘米），有赠画的作者自画像。而大都会本则绘有中国最早的大理石砚屏图像，并画有一个女子。镇江本接裱处有“关西后裔”朱文方印，寓示原为杨荣家族藏品。卷首有旧题签：“乾隆乙酉（1766）五月十二日江德量题，无上神品。”江德量是江苏仪征人，御史、收藏家。此画后为工部侍郎初彭龄（颐园）所藏 ， 并由清四大书家之一的翁方纲（1733—1818）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作长篇考跋，但并没有考出谢庭循的生平。道光后，有“叶名琛印”“世袭一等男爵”“平安馆长”“亳州何氏珍藏”等鉴藏印（图5）。抗战时，落入交通银行董事长、镇江人唐寿民（1892—1974）之手，1958年捐给镇江博物馆。不但成为镇博的镇馆之宝，而且也成为网红文创作品的素材（图6）。
大都会本《杏园雅集图》的画面尺寸为36.6×204.6厘米，差不多比镇江本短了一半，算上九位文官大臣的题诗和题跋，整卷的长度却有1278.3厘米，因无作者图像，疑为本是谢庭循的自留作品（图7）。该画卷曾于清嘉庆十年（1805）现身，藏书家、湖州人张鉴为之撰《明锦衣千户谢廷循画杏园雅集图记》。光绪十四年（1888）又为帝师翁同龢所鉴并题跋，后为其五世孙、美籍收藏家翁万戈（1918— ）所得，1989年由迪伦基金会购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14年入选大英博物馆“明：盛世皇朝50年”展览，成为这次以1400—1450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产生巨大联系为主题的展会上唯一的永嘉文化元素。 此外，明中期还出现过版画本《杏园雅集图》，由嘉靖朝太原巡抚许论（1495—1566）刊印于《二园集》中。《二园集》善本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是《杏园雅集图》和《竹园寿集图》的简称和合集（图8）。弘治十二年（1499），户部尚书周经与另两位同庚大臣共同在竹园办寿席，仿“正统初馆阁诸老杏园雅集”故事，“昔有图，此独不可图乎？”于是由两位赴会的锦衣卫指挥、宫廷画家吕纪、吕文作《竹园寿集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人手一册。与会者许进之子许论从周经之孙处借得原杏园雅集参与者陈循后人所藏《杏园雅集图》，另摹一本，于1560年与《竹园寿集图》合刊为《二园集》，二集各有图。版画本《杏园雅集图》与镇江本一样，都有画家影像（图9），区别是前者是章服（官服）并注明官员姓名，而镇江本是便服，卷首有“杏园雅集”四个篆书大字（图10）。
晚清广东文学家黄玉阶（1803—1844）曾藏有一幅白描《明贤诗社图》，尺寸为26.66×303.33厘米，经陈曼生族弟陈文述（1771—1843）于道光十九年（1839）考证、题跋，认为这是由两幅明代不同时期人物画合裱在一起的作品，合裱时间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合裱人是康熙朝书法家陈奕禧，得自于山西运城。但陈文述和其后清代众多的题跋者都没有发现该画的前半段就是《杏园雅集图》，后半段是《竹园寿集图》，母本是《二园集》。白描本《杏园雅集图》已不知所踪，仅见著录于两淮盐运使方睿颐（1815—1889）的《梦园书画录》之中。
因政治原因，《杏园雅集图》秘藏不露，直到四十年后的成化十三年（1477）才逐渐为世人所知。弘治内阁首辅、文坛领袖李东阳（1447—1516）曾为之题跋：《书杏园雅集图卷后》，言及亲见雅集参与者杨士奇、杨溥和王英后人家里的三幅《杏园雅集图》，“其规置意象，皆出一轨”，并提及杨荣后人也藏有一幅。而杨荣家的这一幅《杏园雅集图》，正是现存的镇江本，对此清内阁大臣翁方纲在题跋中说得很肯定：“是卷藏于建安杨公家者无疑也。”由此可见，当初《杏园雅集图》共有10幅之说，信然也。不过，对于手绘本《杏园雅集图》的真伪，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如教育部《中国美术史》教材首席专家尹吉男教授认为镇江本属于原作摹本，大都会本为仿本，而版画本是原作的缩制本且最接近原作模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杏园雅集图》作者的标注是传为谢庭循。
淮安出土的《云山小景图》
1982年1月，在江苏淮安东郊闸口村抢救性发掘了明代处士王镇（1424—1495）夫妇合葬墓，墓中有25幅书画作品，被裱成两个长卷，放在墓主人两腋之下。这批于弘治九年（1496）陪葬的书画，虽历时500年，尽湿，但仍保存完好，而且出土书画数量之多，为历年考古所仅见。除两幅仿品外，其余23幅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均藏于淮安中国漕运博物馆）。其中就有谢庭循的《云山小景图》及其福建同事、宫廷画家李在的《米氏云山图》，陈叔起的诗画好友、会稽人陈宪章的《墨梅诗画》和《书室清影图》等。黄淮就曾作 《题陈叔起画为陈宪章赋》：“少小曾陪老画师，惯看墨汁洒淋漓。”
谢庭循的《云山小景图》为纸本（图11），28.2×134.4厘米，是一幅仿米氏云山笔法的水墨画，也是画家于业余时间创作的非官方绘画作品。该图的景物重心在右侧，取“隔水相望”式的布置，以表现水天浩淼的迷蒙感觉，并写出对岸云雾缭绕的主山。墨笔，用米点作皴，丛树与云水用墨点层层堆积，是一幅十分地道的米氏山水。大片留白的左侧题款为：“景容持此卷索写云山小景，遂命题随笔书以归之。山顶烟云作浪堆，林间茅屋掩青苔，小桥不是无人过，谓恐前村有雨来。逾七翁识。”钤朱文“谢庭循印”、白文“素心白发”和“梦吟堂”印。“梦吟堂”是谢庭循的私人堂号，也是承袭自其父亲谢时中的堂号。景容郑钧是一位好游豪爽的北京文人，推测王镇的这批书画多是从景容处购得，因为以景容为上款的就多达12幅。也正是偶然发现的谢庭循《云山小景图》，才证实了《画史会要 卷四》对谢的评论：“山水宗荆浩、关仝、米芾。”进而证实谢庭循不但是一位职业的宫廷画家，也是一位在业余时间热衷参与“墨戏”活动的文人画家。
流失日本的《水光山色图》
谢庭循去世当年的“绝笔”《水光山色图》（图12），著录于东京大塚巧艺社1938年出版的原田尾山《日本现在支那名画目录》，收藏者是森安三郎（1922年曾任日本驻青岛第一任总领事），后不知下落，也一直未见其庐山真面目。去年，温州访日学人孫孺在日本文化财研究机构意外发现1941年9月出版的《兴亚书报》刊登有谢庭循《水光山色图》的照片，喜出望外，遂以《谢庭循〈水光山色图〉》为题发文于《温州日报》。这幅纸本水墨山水画立轴长110、宽43厘米，左上方有题跋：“黄金台外小瀛洲，几度怀君独倚楼。今日重逢吟对酒，水光山色两悠悠。余友张公起韶，暌违甫觉三载，今喜重会，持纸索画，就题于上，以记别意云耳。景泰壬申（1452）正月人日永嘉谢庭循识。”钤有“庭循之印”等朱文方印二枚。可见，谢庭循终其一生都不忘其文人画家之本色。
张起韶（1401—1476），苏州人，书画家，宣德五年（1430）进士，官终保定知府。曾跋元代《临溪草阁图》：“山水之图，人物点景，犹如画人点睛，点之即显。一局成败，有皆系于此者。”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就绘有许多看似简略却生动有趣的点景人物。原田尾山，名谨次郎（1882—？），是中国古代美术研究专家，出版过《支那画学书解题》《支那南画大全》和《支那书画宝鉴》等著作，1936年曾受菊池惺堂（1865—1935）之托完成“菊池家三宝”之一的《北宋巨然溪山兰若图卷·解说》，另二宝是苏东坡《黄州寒食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南宋李氏《潇湘卧游图卷》（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明代董其昌认为其作者是北宋李公麟）。原田尾山以《水光山色图》为例，将谢庭循高度主观之下形成的自然观与日本南画肤浅的写生态度进行了比较，并作如是点评：“构图与五代关仝类似，坐突危峰，下瞰穷谷，卓尔峭拔，一笔而成。其竦擢之状，突如涌出，而又峰严苍翠。细节部分则有南派山水宗师董源、巨然温秀的江南气息，沉着、古厚、温润。” 四川博物馆藏《寿朴堂记并图》
四川博物馆藏有明初《寿朴堂记并图》卷，卷后绘画被认定是谢庭循的作品。这是一幅别号图，并被托名为王绂所绘，对此，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大家刘九庵（1915—1999）在所著《中国历代书画真伪对照图录》中有详细介绍。所谓别号图是明代吴门画派特有的艺术现象，包括请文人画家为先前文人的题记配图，突出题记者的名号，而淡化绘画者的身份。换言之，该图卷的“记”和“图”是分离的，跋文题记中不言画之作者。别号图在明代吴门画派是习尚，如西安博物院藏文徵明的《绿筠窝图并记》就是因为明初王绂的原图已佚，文徵明应无锡绿筠窝后人之托补画而成卷。类似的活，唐寅、仇英也干过不少。
“莫家种朴堂之前，人家与树相为年”（明沈周《莫氏寿朴堂》），寿朴堂是元末明初苏州（吴江）巨富莫氏之居所。《寿朴堂记并图》长卷引首有詹孟举的大字楷书“寿朴堂记”，詹孟举是洪武年间的榜书大家，与“一代书宗”姜立纲齐名，“南京城门额皆詹孟举所书”。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翰林院修撰练子宁（1350—1402）以小字楷书为朴寿堂主人莫士敬撰写了“寿朴堂记”。宣德朝监察御史、苏州人赵忠于天统六年（1441）题《重建寿朴堂记》：“寿朴者外舅莫氏之乔木也。在松陵绮川之上，自地崛起，蟠根错节，阙状甚怪。此即寿朴堂别号之取义”云云，莫氏即莫辕，与沈万三是姻亲，卷中有其款署“顺庵”的诗题，松陵为吴江地名。谢庭循的画就是为“寿朴堂记”配图的，相当于“看话说图”。也许正是因为谢庭循觉得题记者的名号远超自己，干脆就不在画上落款了，只在右下角钤盖一方“直夫”印罢了，“直夫”可能是谢庭循的一枚闲章，但无考。
《寿朴堂图》左上方题署的“孟端”款和“孟端”白文方印，被認定是伪款。孟端，是王绂的字，王绂（1362—1413）是文人大画家，吴门画派的先驱，明初画竹第一人。王绂与谢庭循一样，都是在永乐初年因过硬的书画功底而征辟入京，参与编撰《永乐大典》，二人彼此交好，王绂曾以墨竹图和《乐静四景》诗四首相赠谢庭循。永乐十年（1412），王绂还受黄淮之父黄性所托，续成黄性随身带到南京的谢庭循老师陈叔起未竟的《潇湘秋意图》，自南唐董源的《潇湘图》问世以来，潇湘意象就成了南派山水的文化符号。
《寿朴堂图》虽属明初之作，但风格明显异于王绂，故认定王绂的款印是后添的。明代遗民顾复在所著点评历代书画的《平生壮观·卷十·图绘》中，认定《寿朴堂图》是谢环（庭循）的作品，这说明顾复见到此画时，尚无王绂的款印。晚清过云楼主顾文彬（1811—1889）和民国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均认为是王绂所作，可见王绂的伪款是清中期以后添加上去的。
明代易恒、莫辕、张寰和晚清顾文彬诸人都曾先后为《寿朴堂记并图》题跋，而收藏者则有明末清初鉴藏家朱之赤、清中期书画家刘恕、晚清藏书家顾文彬和清末民初文物学家裴伯谦等。
《香山九老图》和两幅山水册页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有谢庭循的《香山九老图》（图13），尺寸为29.8×148.2厘米，是据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会诗序》意境绘制的设色绢本长卷，无款，曾入选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名画精选》第四册。整个画面以鹅卵石小径（也许是画家的楠溪江记忆）为主线，中间穿插以厅堂楼榭、绿竹红梅、古松瑞鹤等景物，环境清幽淡远。人物描绘细致，布局聚散有别，笔法工整严谨，线条挺拔秀逸，色彩明艳古拙，具有李唐、刘松年的遗风，画风似属于院体一派。画中醒目位置绘有白鹤、煮茶场景和两方瘦皱漏透的太湖石，以喻主人白居易嗜茶、好石、爱鹤之个性，“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嵚崟”“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在作为画卷主图的轩阁内，还刻意画了一方山子状观赏石，配以方形的紫檀木制台座，单独陈置在一张几案上，“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白居易）。谢庭循是以纪实性笔法绘制木座奇石图像的第一人，以图证史，从而将中国观赏石木制底座的应用历史从明代中晚期提前到明早期。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代名人画册之七的《暮归图》（图14）和之八的《雪山行旅图》（图15），虽均无落款，但都钤有“庭循”白文方印。这两幅文人写意画小品，显然是谢庭循的非职务创作。线条简略，笔法老到，点景的人物形态生动，颇有元画之风。史载，谢庭循在京城的达官贵人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人际关系，交游交友极广，以画会友，以诗会友。因此在谢庭循同时代的文人圈里，有大量与谢庭循绘画有关的诗赋流传至今，其中涉及的绘画内容题材包括人物、山水和花鸟，也包括对谢庭循绘画风格的评价，从中可了解、窥见这位永嘉明代宫廷画家的艺术人生，并可弥补谢庭循存世作品太少之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