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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近期正式发布,这是21世纪我国第一个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开宗明义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是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服务于大众就业的教育形式,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就业技能、维护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次《教育规划纲要》的职业教育部分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而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职业教育的发展重点是提高质量和促进公平,从而形成能够适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符合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可以说,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我国人才培养、建设学习型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
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具体如何落实?《中国电力教育》杂志记者有幸采访到具体参与《教育规划纲要》职业教育部分规划制定的陈宇教授,请他为我们解读纲要当中职业教育的内容。
人才的标准需要重新定义
《中国电力教育》:陈教授,非常荣幸今天能采访到您,这次《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您基本是全程参与,职业教育在这次规划纲要中与基础教育、普通教育一样,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您能给我们讲一下中央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什么吗?
陈宇:要谈这个问题,就必须结合在此之前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在《人才规划纲要》中专门对“人才”有一个定义,就是指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这些都可以称之为人才。通过这两个文件,我们就可以看出,目前,我们国家是把高学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孔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另外,技能劳动者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这是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得不到重视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央出台这两个文件的背景,要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为重点推行我国的人才战略,高层次人才就是指党政领导、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等,高技能人才就是工人中的佼佼者。
人才毕竟是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在《人才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的比重提高到16%。到了2020年,整个劳动者队伍有7.5亿左右,技能工人1.5亿左右,高技能工人3900万,这部分人应该是与劳动者距离最近的。理论上,劳动者也可以当国家主席,也可以当科学家、工程师,但是实际上他最有可能的是当一个技能工人,然后是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成为高级工后他就是进入高技能人才的队伍了,然后就是当一个技师、高级技师,这是最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是对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有一个好的政策,就能引领整个工人队伍良好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人才战略,相对于教育战略而言,其核心问题就是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最根本的特征是要和普通教育划清界限。不仅学历成功者是人才,职场成功者更应该是人才。
过去三十年我国在参与全球化竞争、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中,全国技能劳动者作出了最大奉献和牺牲,为我国经济起飞立下首功。我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是靠高精尖的技术发明实现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才,科学发明不是我们所擅长的。液晶、计算机、电视机、收音机都不是我们发明创造的,但是所有这些流行的东西几乎都是我们制造的。就拿最近的南非世界杯来说,从比赛的用球,到球员身穿的球衣,再到吹的呜呜祖啦,绝大部分都属于“中国制造”,可以说,新中国60年的辉煌,是普通劳动者中的技能人才创造的。我国技能劳动者已在世界引起关注,赢得尊重,但是其社会地位却一直处于低端,这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职业教育是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在我看来,职业教育是培养普通劳动者比较好的方式,也是符合大多数人需求的一种教育方式。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在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整个教育战线上出现的唯一光芒四射的亮点,就是职业教育培训。正是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亿万劳动者,支撑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的起飞,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们必须改变原来的人才评价机制和办法,改变对人才的认识,重新认识和重视职业教育。建立一个和经济、生产、工作现场紧密结合的新型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是我们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国家中长期人才和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引着我国建设新体系的方向。
《中国电力教育》:在这两次的规划纲要中,都体现出了对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重视,那么您认为这种重视如何才能落到实处呢?
陈宇:其实重视高技能人才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待遇,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为什么美国不需要政府去强调要重视职业教育,去强调技能工人也是人才呢?因为在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就是劳动者,比如他们的三大汽车公司的一线工人,年薪可以达到15万美元,这是有据可查的,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三大汽车公司宁可减产也不减薪,教授和办公室白领也不过8万～10万美元,这就说明他们的技能工人和决策管理者是没有差距的。教授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去当码头工人,因为通过研究工资表后他发现当码头工人的年薪比他父亲当教授挣得还多,国外技能工人是中产阶级的中坚。
如果我们国家也能这样,高技能人才能和高学历人才一样被承认,高级技术工人的待遇相当于高级工程师、副教授的平均待遇,那么对于技能劳动者而言,他们就有了向上走的希望和盼头,比起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更可行。其实我们过去为技师和高级技师已经提过这个建议,但是没有落实。中国职业教育不景气本质上就是一线技术工人的待遇极低,初级、中级技术工人在社会分配中的份额不断提高,从事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这才是从根上落实了对他们的重视。在中国未来发展中,以高技能人才为代表的中国技能劳动者队伍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作用。高技能人才不仅是生产力的主体,而且应当成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主体,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
吸引力来自多方面
《中国电力教育》:刚刚您提到了“立交桥”,这也是《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了的,在很多媒体看来,这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一个表现,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宇: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职业教育的一种误解。在我看来,职业教育,是指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职业人才,其目的就是打造技能人才,这是与学历教育或者说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的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学历教育是精英教育,那么职业教育就是真正接近劳动者的教育,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平民教育,也是最接近企业实际需要的教育。
我个人认为职业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照抄照搬普通教育的那一套,现在的职业教育不是要把人培养成为工人、高技能人才,而是想跟着普教走,这是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一个误区,所以要坚持走一条职场成功的道路。现在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整个教育存在的问题一脉相承,即与经济发展和生产实际需要严重脱节,总体上说,还在走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道路。而我们的职教在相当程度上照抄照搬普教的学科性教育体系的做法,很多职校仍将自己的出路定在向普教升格升级上,因为这样就可能得到更多的投资,而且,现行体制决定了办学层次越高就意味着行政级别越高,领导班子的行政地位也越高,这也是部分职业院校领导一心追求向普教升格升级的动力之一。中职中专升格为高职高专,高职高专升格为本科,升格为211名校,没有哪个学校希望成为企业制造人才的基地。说是“立交桥”,在某种程度上又变成了挤“独木桥”,认为只有拿到了本科学历了,考上硕士,甚至博士才是成功了,大家都想当决策指挥者,而不想当生产者、服务者。
这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到底怎么样才算成功?我们更应该宣传职场成功者,宣传生产和服务第一线的成功者,就是通过努力成为了技师、高级技师,并且获得了对等的回报,也有可能不对等,但这也是成功的,而且说到底,职场成功是根本,学历成功也不能最终算你成功,就算你拿到了大学文凭,你到职场上也未必能成功。是否成功最终要看你在职场的表现,如果你能成为杜拉拉,那就说明你成功了。当然,你可以跟别人讲陈永贵是成功的,李瑞环也是从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但是这只是个例,不具有全局代表意义。比如在电力行业,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宣传在生产第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树立职场成功的榜样,着重宣传职场成功者,就是那些通过自身的努力,个人与职业得到了很好的融合,而不应该只宣传学历成功者或者一些不可复制的成功个例,这是一个导向问题,我看到你们《中国电力教育》在调整自己的方向,这是好事,要坚持这个方向,报道职场成功者,即在生产、服务的第一线成功的人。
《中国电力教育》:在《教育规划纲要》中对于职业教育部分专门提到了要“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并且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解决措施,同时也提到了要“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要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关于这一点,您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
陈宇:前面我说到过,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吸引力是我们国家技能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实到现在大家对技能劳动者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到位了,去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珠海技工学校的时候也提出,“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在世界上也引起关注,赢得世界的尊重,但是在收入分配、经济地位上他们依然比较弱势,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教育部门,更需要生产部门、劳动部门以及整个社会的配合。最近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公平分配,解决分配问题是政府重要的工作,但是这些内容不一定都能够写到教育发展纲要中去,所以我想这个工作需要整个社会配合,特别是教育部门和经济部门、生产部门共同配合的一项工作,在教育之外需要做的工作不能够写进这样一个纲要大家也应该是能够理解的。纲要也提到了“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加大对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的宣传表彰力度,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是很实际的措施。
对于企业方面而言,我认为最直接的吸引力应该是学校培养的人才就是他们需要的人才,这就谈到校企结合的问题了。我认为校企结合代表了职业教育培训的根本方向,过去有一句老的口号叫做“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现在有一句更简洁的口号叫做“从工作中来,到工作中去”。我觉得最后会殊途同归地走到同样一条道路上。因为只有企业才是职业教育服务的最根本目标,而校企结合应该是使学校和企业获得双赢的机制。
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理解职业、理解工作、深入产业现场。这就是所谓的行业参与、企业参与。如果不了解职业、不了解行业、不了解工作现场,比如美甲培训仅仅讲美学,那要讲的课程也很多,可以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讲到罗丹,但是如果不结合美甲的实际,学员毕业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给顾客美甲,那就不会有人用他,因此美甲培训不能脱离美甲现场。这就是举一个例子,以此说明必须要在工作现场让学生了解实际,我们现在的实际就是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电工根本不清楚他的工作现场、工作实际状况是什么样的,企业不敢用,到了实际单位还需要培训,那么企业肯定不会愿意招收这种学生。
你们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原来职业学校很多都是企业办的,从某一年开始,把学校从企业中剥离出来了,这也是教育部门的一些做法。现在职业学校的老师很多是从校门走进校门,以前很多了解企业、了解工厂的老师都退休了,企业和学校也是脱离的,连老师都不了解企业的工作现场,就更谈不上培养适应企业需要的人才了。这样,我们的职业教育和企业是分离的,根本无从谈起对企业的吸引力了。现在我们又开始谈工学结合、校企结合,就是因为这些问题。
目前校企合作中企业没有积极性,工学结合、校企结合就是学校热,企业冷,所谓的“剃头挑子一头热”,其根本原因就是企业看不到这里能给他们带来利益。企业为什么要用工人?企业用工人不是要实现工人的全面发展、工人的人生理想,企业用工人就是为了要制造产品,工人只有符合企业的要求,而不是企业要适应职业学校的需要。对于技能工人,企业内部本身就能提供相应的培训,不需要学校去专门培养,而且学校的学生、老师都不了解企业,到了企业只能给企业添乱,学生到企业实习,又添麻烦,实习中出了事故,企业还要担责任,要是出了大事故,那更要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学校、企业真的能够很好的融合,结成战略共同体,学校的老师具备一定的科研力量,学校的教学活动真的能够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学校老师真的能帮上企业,学生真的能成为企业的后备力量,那么校企之间实现一种有机的结合是有可能的。日本、韩国、德国的大企业员工都是由自己的学校培养的,包括上海的“大众”,也有自己的学校,学校的设备比企业的还好,这样学校就成为企业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关键的一部分。
说到底,职业院校、特别是技工院校的改革,就是一条回归职业化的道路。从工作中来,到工作中去;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是改革的方向。我们的口号叫“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职场需要什么,学校就应该培养什么。只有通过双赢的策略才能真正实现校企结合。
教育与企业结合是根本
《中国电力教育》:刚刚您谈到了校企结合,这确实是职业教育很重要的环节,发展到今天,职业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在这次《教育规划纲要》正文中,“质量”一词出现了48次,那么您认为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最关键的是什么?
陈宇:现在整个职业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师资。师资面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不懂得职场,不了解企业,不了解生产;二是不懂得学生。
职业院校的目标是培养职场成功人士,使职业和人有机结合。职业是为了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或是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的活动,这种活动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他有自己的规则,因为产品是有规则的,所以,职场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人是比较活跃的,是可以改造的,怎么样使人适应职场,这是职业学校的任务。如果我们的老师既不理解职场,也不理解学生,那么这个事情是做不好的,职业教育是不成功的。比如前些日子在秦皇岛一个职业学院我们跟80后老师对话,他们就看不惯90后的学生,这里面有可能是因为存在代沟,但是主要原因是由于技工学校的学生是整个教育链条里的低端,是由于学习不好之类的原因才上技工学校的,使得老师们就瞧不起他们,看不管他们,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个性。要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就必须是教育尊重学生、面向企业,所以我现在提出来,职业学校的改革要从老师理解职场、理解学生做起,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是企业和工作,企业和工作是出发点,是原点,比如电力学校的老师,从没去过热电厂,也没去过水电厂,根本不知道企业的现场是怎么回事,这是不行的;第二是工作和课程,比如怎么样把美甲店里的事情变成课程,让老师可以教,老师要实地到美甲店去体验、去观察。工作怎么样变成课程,就是我们要进行的课改,不是学问变成课程,不是电力学、电子学变成课程,而是企业的工作活动变成课程;第三是课程和学生,课程怎么样才能让学生掌握,课程和学生是有距离的,学生不一定能掌握课程,课程再好也要让学生变成他的东西。课程是教育和学习活动的总和,课程体现教育的战略,课程反映教育的方法,课程表示教育的过程,课程决定教育的成果,因此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课程改革,希望能够使课程与企业真正结合起来,这个工作很艰难,但是很有效果;最后一个是学生和就业,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找到了工作。这样就形成一个闭环,这就是职业导向、能力本位、学生中心、校企结合,这四个环节和四个原则都是指导性的,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的课改很艰苦,但也是比较成功的。
而对于学生而言,也是有两条。第一条是素质,第二条技能。职业学校的学生最重要的素质,要热爱你的职业,要敬业。因此我们提出了四项职业基础素质,责任心、方向感、执行力和亲和性,以及八条职业核心能力,交流表达、数字运用、创新创造、自我提高、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和外语应用,作为职业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电力教育》:《教育规划纲要》对几个层次的教育都有一个概括性的指导或者是发展重点的指引,您能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次《教育规划纲要》对于职业教育的核心改革与发展前景的考虑是什么?
陈宇:这个在纲要中也说得很明白,那就是“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这其实就和黄炎培先生的那句话“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是一个意思。就是素质和技能两方面,素质就是职业道德,就是职业精神,这里加了一句“就业创业能力”,就是希望我们不仅能在职场上就业,还能够创业,能带动其他人就业。由于目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因此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创业。但是就我本人而言,并不赞成大家都去创业,创业毕竟是小概率的事情,人群中不是人人都适合去创业。创业需要一种激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一定的冒险性,需要承担风险,还需要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不是适合每个人的。
《中国电力教育》:这次的《教育规划纲要》专门提到了农民工教育问题,就我们电力行业而言,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农电工比例的,您认为这部分职业教育问题是什么?
陈宇:农民工的数量非常大,他们的教育问题非常有必要放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的诉求和过去农民工的诉求已经不一样了。过去的农民从老家出来,老家缺衣少食,进城后进到工厂里,管吃管住一个月还有几百元钱,就已经很满意了。但是现在的农民工都是90后,90后的孩子哪怕是农民的孩子,也不是没吃没穿长大的,他们到了城市,进了工厂,也许他们原本就是在城市或者城市附近长大的,他们不仅想拿薪水,他们更想成为城里人,但是实际情况是他们连“蜗居”的希望都没有,他们感觉到没有尊严,没有奔头,比如富士康事件,虽然富士康有漂亮的游泳池,但是员工们却没有时间去游。他们拿着深圳代工工厂最高的薪水,依然感到绝望,这才会去跳楼,所以必须重视他们的素质教育。
解决农业、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问题也必须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目前我国已有1.5亿左右的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的教育也在素质和技能两个方面。素质是首要的,现代社会以诚信为本,必须诚信、爱岗敬业。
政府要发挥指导作用
《中国电力教育》: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去行政化”是个很热的议题,而在职业教育部分,提出“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对于这一点,您是怎么看待的?
陈宇:总体而言,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状况不能说令人满意,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和完善,其根本原因就是政府管得太多,统得太死。这一点我在跟温总理汇报时就提出,“统”就是政府做教育规划,最重要的是放开,总理说过要允许各种各样的试验,要允许各种各样的失败。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经验教训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统筹只能做规划、做管理,其他的都放开,允许大家试验,允许大家创造,允许各人走各人的路。
1979年之前,所有的人,从农民到工人到干部到知识分子,他们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改变某个人的位置,这就叫统得太死,管得太严,计划经济的一套。从1979年开始放开了,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都可以选择自己创业,从此中国的经济就搞活了。计划经济最后的一个堡垒就是教育,中国大学不能成为行政官僚机构的附庸,而要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源泉。职业教育也应该是这样,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要发挥指导作用。
约访陈教授的过程很漫长,7月份约了一个月,而陈教授基本上都不在北京。他告诉我们,现在职业院校课程改革的事情繁多,要深入学校和企业调研,争取解决些实际问题。与陈教授交谈的过程笑声不断,陈教授的话语诙谐幽默又充满智慧,时尚名词如杜拉拉、微博、罗永浩等会时不时地蹦出来。陈教授略带调侃地说,现在社会不懂微博就跟不上时代了。当我们提到由于时间关系还有“加大职业教育投资”和“办学模式改革试点”等问题不能一一问到,希望将来能经常请陈教授有时间继续为我们的读者解读职业、职场方面的一些问题时,陈教授告诉我们那就要关注他的博客、微博,就可以了解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了。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是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服务于大众就业的教育形式,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就业技能、维护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次《教育规划纲要》的职业教育部分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而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职业教育的发展重点是提高质量和促进公平,从而形成能够适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符合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可以说,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我国人才培养、建设学习型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
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具体如何落实?《中国电力教育》杂志记者有幸采访到具体参与《教育规划纲要》职业教育部分规划制定的陈宇教授,请他为我们解读纲要当中职业教育的内容。
人才的标准需要重新定义
《中国电力教育》:陈教授,非常荣幸今天能采访到您,这次《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您基本是全程参与,职业教育在这次规划纲要中与基础教育、普通教育一样,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您能给我们讲一下中央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什么吗?
陈宇:要谈这个问题,就必须结合在此之前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在《人才规划纲要》中专门对“人才”有一个定义,就是指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这些都可以称之为人才。通过这两个文件,我们就可以看出,目前,我们国家是把高学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孔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另外,技能劳动者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这是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得不到重视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央出台这两个文件的背景,要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为重点推行我国的人才战略,高层次人才就是指党政领导、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等,高技能人才就是工人中的佼佼者。
人才毕竟是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在《人才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的比重提高到16%。到了2020年,整个劳动者队伍有7.5亿左右,技能工人1.5亿左右,高技能工人3900万,这部分人应该是与劳动者距离最近的。理论上,劳动者也可以当国家主席,也可以当科学家、工程师,但是实际上他最有可能的是当一个技能工人,然后是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成为高级工后他就是进入高技能人才的队伍了,然后就是当一个技师、高级技师,这是最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是对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有一个好的政策,就能引领整个工人队伍良好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人才战略,相对于教育战略而言,其核心问题就是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最根本的特征是要和普通教育划清界限。不仅学历成功者是人才,职场成功者更应该是人才。
过去三十年我国在参与全球化竞争、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中,全国技能劳动者作出了最大奉献和牺牲,为我国经济起飞立下首功。我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是靠高精尖的技术发明实现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才,科学发明不是我们所擅长的。液晶、计算机、电视机、收音机都不是我们发明创造的,但是所有这些流行的东西几乎都是我们制造的。就拿最近的南非世界杯来说,从比赛的用球,到球员身穿的球衣,再到吹的呜呜祖啦,绝大部分都属于“中国制造”,可以说,新中国60年的辉煌,是普通劳动者中的技能人才创造的。我国技能劳动者已在世界引起关注,赢得尊重,但是其社会地位却一直处于低端,这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职业教育是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在我看来,职业教育是培养普通劳动者比较好的方式,也是符合大多数人需求的一种教育方式。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在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整个教育战线上出现的唯一光芒四射的亮点,就是职业教育培训。正是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亿万劳动者,支撑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的起飞,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们必须改变原来的人才评价机制和办法,改变对人才的认识,重新认识和重视职业教育。建立一个和经济、生产、工作现场紧密结合的新型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是我们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国家中长期人才和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引着我国建设新体系的方向。
《中国电力教育》:在这两次的规划纲要中,都体现出了对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重视,那么您认为这种重视如何才能落到实处呢?
陈宇:其实重视高技能人才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待遇,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为什么美国不需要政府去强调要重视职业教育,去强调技能工人也是人才呢?因为在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就是劳动者,比如他们的三大汽车公司的一线工人,年薪可以达到15万美元,这是有据可查的,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三大汽车公司宁可减产也不减薪,教授和办公室白领也不过8万～10万美元,这就说明他们的技能工人和决策管理者是没有差距的。教授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去当码头工人,因为通过研究工资表后他发现当码头工人的年薪比他父亲当教授挣得还多,国外技能工人是中产阶级的中坚。
如果我们国家也能这样,高技能人才能和高学历人才一样被承认,高级技术工人的待遇相当于高级工程师、副教授的平均待遇,那么对于技能劳动者而言,他们就有了向上走的希望和盼头,比起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更可行。其实我们过去为技师和高级技师已经提过这个建议,但是没有落实。中国职业教育不景气本质上就是一线技术工人的待遇极低,初级、中级技术工人在社会分配中的份额不断提高,从事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这才是从根上落实了对他们的重视。在中国未来发展中,以高技能人才为代表的中国技能劳动者队伍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作用。高技能人才不仅是生产力的主体,而且应当成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主体,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
吸引力来自多方面
《中国电力教育》:刚刚您提到了“立交桥”,这也是《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了的,在很多媒体看来,这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一个表现,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宇: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职业教育的一种误解。在我看来,职业教育,是指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职业人才,其目的就是打造技能人才,这是与学历教育或者说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的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学历教育是精英教育,那么职业教育就是真正接近劳动者的教育,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平民教育,也是最接近企业实际需要的教育。
我个人认为职业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照抄照搬普通教育的那一套,现在的职业教育不是要把人培养成为工人、高技能人才,而是想跟着普教走,这是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一个误区,所以要坚持走一条职场成功的道路。现在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整个教育存在的问题一脉相承,即与经济发展和生产实际需要严重脱节,总体上说,还在走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道路。而我们的职教在相当程度上照抄照搬普教的学科性教育体系的做法,很多职校仍将自己的出路定在向普教升格升级上,因为这样就可能得到更多的投资,而且,现行体制决定了办学层次越高就意味着行政级别越高,领导班子的行政地位也越高,这也是部分职业院校领导一心追求向普教升格升级的动力之一。中职中专升格为高职高专,高职高专升格为本科,升格为211名校,没有哪个学校希望成为企业制造人才的基地。说是“立交桥”,在某种程度上又变成了挤“独木桥”,认为只有拿到了本科学历了,考上硕士,甚至博士才是成功了,大家都想当决策指挥者,而不想当生产者、服务者。
这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到底怎么样才算成功?我们更应该宣传职场成功者,宣传生产和服务第一线的成功者,就是通过努力成为了技师、高级技师,并且获得了对等的回报,也有可能不对等,但这也是成功的,而且说到底,职场成功是根本,学历成功也不能最终算你成功,就算你拿到了大学文凭,你到职场上也未必能成功。是否成功最终要看你在职场的表现,如果你能成为杜拉拉,那就说明你成功了。当然,你可以跟别人讲陈永贵是成功的,李瑞环也是从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但是这只是个例,不具有全局代表意义。比如在电力行业,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宣传在生产第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树立职场成功的榜样,着重宣传职场成功者,就是那些通过自身的努力,个人与职业得到了很好的融合,而不应该只宣传学历成功者或者一些不可复制的成功个例,这是一个导向问题,我看到你们《中国电力教育》在调整自己的方向,这是好事,要坚持这个方向,报道职场成功者,即在生产、服务的第一线成功的人。
《中国电力教育》:在《教育规划纲要》中对于职业教育部分专门提到了要“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并且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解决措施,同时也提到了要“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要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关于这一点,您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
陈宇:前面我说到过,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吸引力是我们国家技能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实到现在大家对技能劳动者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到位了,去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珠海技工学校的时候也提出,“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在世界上也引起关注,赢得世界的尊重,但是在收入分配、经济地位上他们依然比较弱势,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教育部门,更需要生产部门、劳动部门以及整个社会的配合。最近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公平分配,解决分配问题是政府重要的工作,但是这些内容不一定都能够写到教育发展纲要中去,所以我想这个工作需要整个社会配合,特别是教育部门和经济部门、生产部门共同配合的一项工作,在教育之外需要做的工作不能够写进这样一个纲要大家也应该是能够理解的。纲要也提到了“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加大对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的宣传表彰力度,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是很实际的措施。
对于企业方面而言,我认为最直接的吸引力应该是学校培养的人才就是他们需要的人才,这就谈到校企结合的问题了。我认为校企结合代表了职业教育培训的根本方向,过去有一句老的口号叫做“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现在有一句更简洁的口号叫做“从工作中来,到工作中去”。我觉得最后会殊途同归地走到同样一条道路上。因为只有企业才是职业教育服务的最根本目标,而校企结合应该是使学校和企业获得双赢的机制。
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理解职业、理解工作、深入产业现场。这就是所谓的行业参与、企业参与。如果不了解职业、不了解行业、不了解工作现场,比如美甲培训仅仅讲美学,那要讲的课程也很多,可以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讲到罗丹,但是如果不结合美甲的实际,学员毕业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给顾客美甲,那就不会有人用他,因此美甲培训不能脱离美甲现场。这就是举一个例子,以此说明必须要在工作现场让学生了解实际,我们现在的实际就是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电工根本不清楚他的工作现场、工作实际状况是什么样的,企业不敢用,到了实际单位还需要培训,那么企业肯定不会愿意招收这种学生。
你们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原来职业学校很多都是企业办的,从某一年开始,把学校从企业中剥离出来了,这也是教育部门的一些做法。现在职业学校的老师很多是从校门走进校门,以前很多了解企业、了解工厂的老师都退休了,企业和学校也是脱离的,连老师都不了解企业的工作现场,就更谈不上培养适应企业需要的人才了。这样,我们的职业教育和企业是分离的,根本无从谈起对企业的吸引力了。现在我们又开始谈工学结合、校企结合,就是因为这些问题。
目前校企合作中企业没有积极性,工学结合、校企结合就是学校热,企业冷,所谓的“剃头挑子一头热”,其根本原因就是企业看不到这里能给他们带来利益。企业为什么要用工人?企业用工人不是要实现工人的全面发展、工人的人生理想,企业用工人就是为了要制造产品,工人只有符合企业的要求,而不是企业要适应职业学校的需要。对于技能工人,企业内部本身就能提供相应的培训,不需要学校去专门培养,而且学校的学生、老师都不了解企业,到了企业只能给企业添乱,学生到企业实习,又添麻烦,实习中出了事故,企业还要担责任,要是出了大事故,那更要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学校、企业真的能够很好的融合,结成战略共同体,学校的老师具备一定的科研力量,学校的教学活动真的能够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学校老师真的能帮上企业,学生真的能成为企业的后备力量,那么校企之间实现一种有机的结合是有可能的。日本、韩国、德国的大企业员工都是由自己的学校培养的,包括上海的“大众”,也有自己的学校,学校的设备比企业的还好,这样学校就成为企业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关键的一部分。
说到底,职业院校、特别是技工院校的改革,就是一条回归职业化的道路。从工作中来,到工作中去;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是改革的方向。我们的口号叫“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职场需要什么,学校就应该培养什么。只有通过双赢的策略才能真正实现校企结合。
教育与企业结合是根本
《中国电力教育》:刚刚您谈到了校企结合,这确实是职业教育很重要的环节,发展到今天,职业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在这次《教育规划纲要》正文中,“质量”一词出现了48次,那么您认为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最关键的是什么?
陈宇:现在整个职业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师资。师资面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不懂得职场,不了解企业,不了解生产;二是不懂得学生。
职业院校的目标是培养职场成功人士,使职业和人有机结合。职业是为了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或是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的活动,这种活动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他有自己的规则,因为产品是有规则的,所以,职场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人是比较活跃的,是可以改造的,怎么样使人适应职场,这是职业学校的任务。如果我们的老师既不理解职场,也不理解学生,那么这个事情是做不好的,职业教育是不成功的。比如前些日子在秦皇岛一个职业学院我们跟80后老师对话,他们就看不惯90后的学生,这里面有可能是因为存在代沟,但是主要原因是由于技工学校的学生是整个教育链条里的低端,是由于学习不好之类的原因才上技工学校的,使得老师们就瞧不起他们,看不管他们,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个性。要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就必须是教育尊重学生、面向企业,所以我现在提出来,职业学校的改革要从老师理解职场、理解学生做起,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是企业和工作,企业和工作是出发点,是原点,比如电力学校的老师,从没去过热电厂,也没去过水电厂,根本不知道企业的现场是怎么回事,这是不行的;第二是工作和课程,比如怎么样把美甲店里的事情变成课程,让老师可以教,老师要实地到美甲店去体验、去观察。工作怎么样变成课程,就是我们要进行的课改,不是学问变成课程,不是电力学、电子学变成课程,而是企业的工作活动变成课程;第三是课程和学生,课程怎么样才能让学生掌握,课程和学生是有距离的,学生不一定能掌握课程,课程再好也要让学生变成他的东西。课程是教育和学习活动的总和,课程体现教育的战略,课程反映教育的方法,课程表示教育的过程,课程决定教育的成果,因此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课程改革,希望能够使课程与企业真正结合起来,这个工作很艰难,但是很有效果;最后一个是学生和就业,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找到了工作。这样就形成一个闭环,这就是职业导向、能力本位、学生中心、校企结合,这四个环节和四个原则都是指导性的,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的课改很艰苦,但也是比较成功的。
而对于学生而言,也是有两条。第一条是素质,第二条技能。职业学校的学生最重要的素质,要热爱你的职业,要敬业。因此我们提出了四项职业基础素质,责任心、方向感、执行力和亲和性,以及八条职业核心能力,交流表达、数字运用、创新创造、自我提高、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和外语应用,作为职业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电力教育》:《教育规划纲要》对几个层次的教育都有一个概括性的指导或者是发展重点的指引,您能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次《教育规划纲要》对于职业教育的核心改革与发展前景的考虑是什么?
陈宇:这个在纲要中也说得很明白,那就是“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这其实就和黄炎培先生的那句话“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是一个意思。就是素质和技能两方面,素质就是职业道德,就是职业精神,这里加了一句“就业创业能力”,就是希望我们不仅能在职场上就业,还能够创业,能带动其他人就业。由于目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因此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创业。但是就我本人而言,并不赞成大家都去创业,创业毕竟是小概率的事情,人群中不是人人都适合去创业。创业需要一种激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一定的冒险性,需要承担风险,还需要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不是适合每个人的。
《中国电力教育》:这次的《教育规划纲要》专门提到了农民工教育问题,就我们电力行业而言,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农电工比例的,您认为这部分职业教育问题是什么?
陈宇:农民工的数量非常大,他们的教育问题非常有必要放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的诉求和过去农民工的诉求已经不一样了。过去的农民从老家出来,老家缺衣少食,进城后进到工厂里,管吃管住一个月还有几百元钱,就已经很满意了。但是现在的农民工都是90后,90后的孩子哪怕是农民的孩子,也不是没吃没穿长大的,他们到了城市,进了工厂,也许他们原本就是在城市或者城市附近长大的,他们不仅想拿薪水,他们更想成为城里人,但是实际情况是他们连“蜗居”的希望都没有,他们感觉到没有尊严,没有奔头,比如富士康事件,虽然富士康有漂亮的游泳池,但是员工们却没有时间去游。他们拿着深圳代工工厂最高的薪水,依然感到绝望,这才会去跳楼,所以必须重视他们的素质教育。
解决农业、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问题也必须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目前我国已有1.5亿左右的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的教育也在素质和技能两个方面。素质是首要的,现代社会以诚信为本,必须诚信、爱岗敬业。
政府要发挥指导作用
《中国电力教育》: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去行政化”是个很热的议题,而在职业教育部分,提出“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对于这一点,您是怎么看待的?
陈宇:总体而言,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状况不能说令人满意,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和完善,其根本原因就是政府管得太多,统得太死。这一点我在跟温总理汇报时就提出,“统”就是政府做教育规划,最重要的是放开,总理说过要允许各种各样的试验,要允许各种各样的失败。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经验教训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统筹只能做规划、做管理,其他的都放开,允许大家试验,允许大家创造,允许各人走各人的路。
1979年之前,所有的人,从农民到工人到干部到知识分子,他们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改变某个人的位置,这就叫统得太死,管得太严,计划经济的一套。从1979年开始放开了,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都可以选择自己创业,从此中国的经济就搞活了。计划经济最后的一个堡垒就是教育,中国大学不能成为行政官僚机构的附庸,而要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源泉。职业教育也应该是这样,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要发挥指导作用。
约访陈教授的过程很漫长,7月份约了一个月,而陈教授基本上都不在北京。他告诉我们,现在职业院校课程改革的事情繁多,要深入学校和企业调研,争取解决些实际问题。与陈教授交谈的过程笑声不断,陈教授的话语诙谐幽默又充满智慧,时尚名词如杜拉拉、微博、罗永浩等会时不时地蹦出来。陈教授略带调侃地说,现在社会不懂微博就跟不上时代了。当我们提到由于时间关系还有“加大职业教育投资”和“办学模式改革试点”等问题不能一一问到,希望将来能经常请陈教授有时间继续为我们的读者解读职业、职场方面的一些问题时,陈教授告诉我们那就要关注他的博客、微博,就可以了解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