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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奖歌曲集》的激情问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初，历经百年沧桑的国人，欢声笑语、载歌载舞，再也难抑内心的喜悦，以多彩的活动来庆贺这历史性的盛事。一大批作曲家和音乐家如王莘、刘炽、时乐濛、瞿希贤、贺绿汀等都积极投入歌曲创作，并且创作了许多影响巨大甚至至今仍广为流传的歌曲作品，如《歌唱祖国》《歌唱二郎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新疆好》等。
有了强烈歌唱的渴望和优秀的作品，新的歌声很快在工厂、学校、农村之间传播开来，歌咏团体次第成立，煞是惊人，据当时上海音协登记，仅上海一地歌咏团体就有二百四十几个，而由万人组成的群众大合唱亦乃常见之事。“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①举国欢腾，万象更新。
在此背景下，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共同举办了自1949年10月至1952年10月三年来全国群众歌曲创作评奖活动。由吕骥、赵沨、贺绿汀等人组成评选委员，对全国各大区共208首参评的歌曲进行评选，其中114首歌曲获得奖励。
这次活动，不仅在当时音乐界有着极大的震撼，同样在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评奖结束后，许多音乐家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各抒己见，《人民日报》也为此发表了短评，于是所有获奖歌曲开始结集出版，《得奖歌曲集》②刚一出版，各地发行量不断攀升，供不应求，到第四次印刷为止，则有60万本。全国可谓掀起了一个抢购《得奖歌曲集》的热潮。
“评奖事件”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歌曲作品，折射出这一欢欣鼓舞的时代激情，诠释了人们乐观进取的精神风尚。
歌曲获奖的审美内因及行为外因
审美的价值取向《得奖歌曲集》歌曲为什么能够获奖，并且在全国风靡流行呢？回答很简单，这些作品质量非同一般，所以能够获奖。质量的高低，主要表现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程度，在歌曲音乐里，则是歌词与旋律的配对程度。例如马可作曲、艾青作词并获二等奖的歌曲《前进!光荣的朝鲜人民军》，当时有个名叫左江的也创作了同词的歌曲，人们如此评价：“马可同志的第一句
音乐语言和歌词是那样的紧密结合，是那样的新颖活泼，我们唱起来觉得很有力、有劲道。而左江同志的第一句
我们唱了这一句，像缺少什么似的，觉得它没有味道……不能显示我们的坚强意志，而且唱起来拗口，非常吃力。”③正如评奖说明所言：“最好的群众歌曲应该是曲词俱佳的作品。”但是，评奖说明要求：“最好的群众歌曲，应该是宣传作用与艺术价值能够统一的作品。”④也就是说，作品要求有艺术价值的同时，还要有为当时政治生活服务的功用性。三年获奖歌曲无不体现了这一具体化的价值取向，歌曲突出了诸如“解放”、“抗美援朝”、“土改”、“镇压反革命”、“中苏友好”、“世界和平”等时代政治主题。其中“解放”主题中，歌功颂德的成分占据较大比例。高歌“毛主席”（或“毛泽东”字样）的歌曲在114首获奖作品中就有38首，如一等奖作品《歌唱毛泽东》（托尔逊瓦依提词，阿不力克木曲）、二等奖作品《人民的领袖万万岁》（郭沫若编词，贺绿汀曲）、《人民的太阳》（许文辛词，宋扬曲）等。
信息环境的“流行”导向其实，这些歌曲能够获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原因，那就是信息环境对歌曲“流行”的导向作用。对于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音乐艺术，社会信息环境对它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例如，要借助与群众性信息手段（以及宣传、流行和其它社会机制）来提高严肃音乐的威望，以向社会上最广泛的各阶层暗示这样一个见解：这是的确严肃和重大的事（例如，在报纸上对交响音乐会和歌剧演出分给像体育所占一样多的版面）。这就是通过环境施加影响的方法”。⑤
这些信息环境的影响包括影视、广播、音像、书刊等信息传媒、音乐批评、集会演出等等，它们对促成音乐心理，增加人们对音乐的感知、音乐作品的流行和流传程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音乐作品的流行和流传对音乐作品本身能否获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看，影响音乐风尚的关键变量还是人们对音乐作品、音乐风格特征的熟悉程度”。⑥
也正如这次三年群众歌曲评奖公告中所说的一样，“以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及在群众中流行的程度为衡量标准，将三年来全国的群众歌曲加以评选，并决定应予授奖的作品名单”。⑦
下面是笔者根据《1950年的音乐运动》⑧一书整理成的上海解放一年来群众音乐活动一览表（主要指解放歌曲），从表中我们可以通晓当时音乐信息环境给予群众对歌曲的感知要求之大、影响之深，它为“流行歌曲”的最终流行，并最终获奖创造了条件。
同时根据当时各大行政区内若干单位之调查并作出的统计,1950年创作并流行全国的五首群众歌曲中,有三首就属于“三年”获奖歌曲，它们是：《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招司词，瞿希贤曲）、《我们签名拥护和平》（任璞、管桦词，萧英曲）、《前进！光荣的朝鲜人民军》（艾青词，马可曲）。
所以，在这次评奖事件中，“强制性”的信息环境给群众对于歌曲的感知是非常深的，它使歌曲流行，并能够获奖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另外，“人们对一个艺术作品的形式结构、艺术水准、欣赏价值等方面的看法，往往受到其社会背景的影响。而社会权威人士、高层社会群体的品味、观点，常常便是社会性的、合法化的艺术鉴赏标准的来源。这些标准决定了每个艺术作品的社会地位”。⑨
这次“三年”群众歌曲评奖是由文化部、中国文联成立的群众歌曲评选委员会负责进行的，评奖委员都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音乐家、作曲家，如评奖主任是吕骥，评奖副主任是赵沨，评奖组织的构成可谓社会权威人士、高层社会群体。
但是，笔者由于时间和资料有限，对歌曲评奖组织的个人及其行为缺少必要的研究，必使评奖原因难于完善，还有待在今后的学习中进一步研究。
其实以上各获奖原因之间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互相影响、完整统一的，我们一定要综合地考查它、评价它，只有这样，事情才更加客观、更具说服力。
获奖歌曲的转型鸟瞰
吸纳中的摒弃 以“学堂乐歌”为发端，一种新的歌曲形式和创作方法在中国大地形成了，它对五四运动及以后的音乐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歌曲创作是其传统影响后形成的我国歌曲创作的第一次高峰，歌曲在题材、体裁、结构形式、风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高度。
“三年”获奖歌曲与三四十年代的歌曲比较起来，获奖歌曲的题材显得褊狭、单一，在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声中，在建设祖国、歌颂生活、抗美援朝的时代主题中，不管是哪一题材的歌曲，即便是儿童歌曲，也都没有离开这一政治化要求。
“三年”获奖歌曲在进行曲、抒情歌曲等许多歌曲的体裁上，可以说是三四十年代的继承，但是，在获奖歌曲里，由于政治化倾向，艺术歌曲的踪影无法找到。大多数歌曲的结构形式也不像艺术歌曲那样自然，而是十分对称、平衡的结构，如：王莘的《歌唱祖国》、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曲。这种方整、均衡的结构，是当时安定、幸福的新生活在音乐上的一种反映。
三四十年代的歌曲，在表演形式上，合唱歌曲的写作占据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大型合唱曲的创作，显得更为突出，这为“三年”获奖歌曲中合唱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但是获奖歌曲中的合唱曲结构规模较小，表现的内容也不像三四十年代一样复杂、深刻，而是体现了这一时代特有的轻松欢快，如二等奖歌曲《胜利花开满地红》（希扬词，劫夫、丁鸣、李中艺曲）、《新疆好》（马寒冰词，刘炽编曲）。
值得一提的是，三四十年代也产生了许多运用二十世纪欧洲现代技法风格的歌曲，这种新生的事物只是昙花一现，在获奖歌曲里，已消逝无踪了。但是，获奖歌曲整体上还是继承了三四十年代歌曲风格，特别是民族化创作特点表现得尤其突出，它融欧洲传统技法、中国民族特色为一体，并发展了我国的民族音乐的创作。
总之，获奖歌曲作为三四十年代以后的产物，既有它一脉相承的典型轨迹，也摒弃了它原有的某些艺术因素，并且形成自己的艺术品位，具有一定的转型意义。
拒斥后的失范《得奖歌曲集》产生以后，经历了几个坎坷的阶段，它在音乐各方面受到了政治性的不同排斥，只能在狭缝中艰难地、部分地衍生。获奖歌曲产生了严重的失范现象。
从歌曲评奖以后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私有制改造完成，这时期基本上延续了“三年”获奖歌曲的创作思路和方法，也产生了许多比较优秀的歌曲作品，特别是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提出后，大大鼓舞了人们的创作热情，保持了三年获奖歌曲的创作高潮。
1957—1965年，我国左倾错误思想的接连泛滥，歌曲创作以“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反修、防修”为重大时代题材，与“三年”获奖歌曲比较，它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主题的歪曲和拒斥。一切歌曲笼罩在“浮夸风”、“公式化”、“概念化”为特点的阴云之下。
但是，在1960年底至1962年，中央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文艺政策也作了调整和改进，对文艺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时候也产生了很多很有影响的作品，如：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词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薛柱国词，秦咏诚曲）等。这些歌曲的短暂繁荣，应该是“三年”获奖歌曲的“依恋”和“回归”。
时至“十年浩劫”，只唱“语录歌”、“造神歌”，甚至只许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首中国歌曲和一首《国际歌》。法西斯文艺专政造成了音乐沙漠，形成了音乐领域万马齐喑的变异现象。“三年”获奖歌曲，在怪异现象的阴霾下几乎逃遁无踪了。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仔细一想，与“三年”获奖歌曲不无关系，这些无病呻呤的“语录歌”、“空口号”可谓是“三年”获奖歌曲里那些个人崇拜、歌功颂德题材的夸张和泛滥。
总之，从1952年到1976年的这段时期，歌曲创作晴天少见，阴雨天连绵不断，整体上是对“三年”获奖歌曲的拒斥，是当代歌曲历史中严重的失范现象，是“三年”获奖歌曲在二十世纪的重大转型。
获奖歌曲的前瞻性思考
二十世纪歌曲的第二次转型完成以后，歌曲音乐朝着怎样的方向挺进，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多元构建，歌曲音乐必然受到这立体文化的冲击，然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三年”获奖歌曲的历史地位，这也应该是我们前瞻性的时代课题。
“文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的价值、人性复归，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时代最强音，表现在文艺领域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歌曲领域最为显著的要说是通俗歌曲的有力崛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新现象；其次，在歌曲表演形式、演唱风格及歌曲创作上摆脱以前那种形式主义的“政治附庸”。想过去不敢想，做过去不敢做，是这一时期人们的真实写照。
在痛定思痛、自我反思中初显繁荣景象的中国当代歌曲开始步入了20世纪最为辉煌的新时期，形成了多元重建的审美格局。
“三年”获奖歌曲经过历史的磨难后，到这里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它不再以“政治化”的标准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其中有些不为政治所左右、艺术性极高的歌曲经历无数历史的洗礼后，至今仍然被人们传唱，经久不衰。如一等奖《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歌唱二郎山》、二等奖《新疆好》等几首作品。仔细分析这几首作品，发现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才使得它们鲜活至今：第一，歌词内容通俗简明，易于记忆和传唱；第二，题材不为政治左右，闪现人文精神；第三，旋律优美流畅，与民族音乐语言结合紧密；第四，词曲有机结合，体现大众文化。
“三年”歌曲评奖事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在延绵不绝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五十多年不过是白驹过隙，站在当代音乐历史的天平上，掩卷沉思：“三年获奖歌曲”对团结、健全音乐组织，更好地开展音乐评奖、总结工作，促进音乐创作与文艺事业的繁荣、人民的团结、祖国的和平与建设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它继承了传统音乐及新音乐中的积极因素，开创了一个表现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音乐新风尚。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去研究它，理应抱着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正视这一特殊的音乐事实，关照这一当代音乐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对我国未来的歌曲创作及音乐事业的顺利发展将会大有裨益。
（本文得到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教授的热心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①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初，历经百年沧桑的国人，欢声笑语、载歌载舞，再也难抑内心的喜悦，以多彩的活动来庆贺这历史性的盛事。一大批作曲家和音乐家如王莘、刘炽、时乐濛、瞿希贤、贺绿汀等都积极投入歌曲创作，并且创作了许多影响巨大甚至至今仍广为流传的歌曲作品，如《歌唱祖国》《歌唱二郎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新疆好》等。
有了强烈歌唱的渴望和优秀的作品，新的歌声很快在工厂、学校、农村之间传播开来，歌咏团体次第成立，煞是惊人，据当时上海音协登记，仅上海一地歌咏团体就有二百四十几个，而由万人组成的群众大合唱亦乃常见之事。“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①举国欢腾，万象更新。
在此背景下，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共同举办了自1949年10月至1952年10月三年来全国群众歌曲创作评奖活动。由吕骥、赵沨、贺绿汀等人组成评选委员，对全国各大区共208首参评的歌曲进行评选，其中114首歌曲获得奖励。
这次活动，不仅在当时音乐界有着极大的震撼，同样在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评奖结束后，许多音乐家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各抒己见，《人民日报》也为此发表了短评，于是所有获奖歌曲开始结集出版，《得奖歌曲集》②刚一出版，各地发行量不断攀升，供不应求，到第四次印刷为止，则有60万本。全国可谓掀起了一个抢购《得奖歌曲集》的热潮。
“评奖事件”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歌曲作品，折射出这一欢欣鼓舞的时代激情，诠释了人们乐观进取的精神风尚。
歌曲获奖的审美内因及行为外因
审美的价值取向《得奖歌曲集》歌曲为什么能够获奖，并且在全国风靡流行呢？回答很简单，这些作品质量非同一般，所以能够获奖。质量的高低，主要表现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程度，在歌曲音乐里，则是歌词与旋律的配对程度。例如马可作曲、艾青作词并获二等奖的歌曲《前进!光荣的朝鲜人民军》，当时有个名叫左江的也创作了同词的歌曲，人们如此评价：“马可同志的第一句
音乐语言和歌词是那样的紧密结合，是那样的新颖活泼，我们唱起来觉得很有力、有劲道。而左江同志的第一句
我们唱了这一句，像缺少什么似的，觉得它没有味道……不能显示我们的坚强意志，而且唱起来拗口，非常吃力。”③正如评奖说明所言：“最好的群众歌曲应该是曲词俱佳的作品。”但是，评奖说明要求：“最好的群众歌曲，应该是宣传作用与艺术价值能够统一的作品。”④也就是说，作品要求有艺术价值的同时，还要有为当时政治生活服务的功用性。三年获奖歌曲无不体现了这一具体化的价值取向，歌曲突出了诸如“解放”、“抗美援朝”、“土改”、“镇压反革命”、“中苏友好”、“世界和平”等时代政治主题。其中“解放”主题中，歌功颂德的成分占据较大比例。高歌“毛主席”（或“毛泽东”字样）的歌曲在114首获奖作品中就有38首，如一等奖作品《歌唱毛泽东》（托尔逊瓦依提词，阿不力克木曲）、二等奖作品《人民的领袖万万岁》（郭沫若编词，贺绿汀曲）、《人民的太阳》（许文辛词，宋扬曲）等。
信息环境的“流行”导向其实，这些歌曲能够获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原因，那就是信息环境对歌曲“流行”的导向作用。对于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音乐艺术，社会信息环境对它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例如，要借助与群众性信息手段（以及宣传、流行和其它社会机制）来提高严肃音乐的威望，以向社会上最广泛的各阶层暗示这样一个见解：这是的确严肃和重大的事（例如，在报纸上对交响音乐会和歌剧演出分给像体育所占一样多的版面）。这就是通过环境施加影响的方法”。⑤
这些信息环境的影响包括影视、广播、音像、书刊等信息传媒、音乐批评、集会演出等等，它们对促成音乐心理，增加人们对音乐的感知、音乐作品的流行和流传程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音乐作品的流行和流传对音乐作品本身能否获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看，影响音乐风尚的关键变量还是人们对音乐作品、音乐风格特征的熟悉程度”。⑥
也正如这次三年群众歌曲评奖公告中所说的一样，“以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及在群众中流行的程度为衡量标准，将三年来全国的群众歌曲加以评选，并决定应予授奖的作品名单”。⑦
下面是笔者根据《1950年的音乐运动》⑧一书整理成的上海解放一年来群众音乐活动一览表（主要指解放歌曲），从表中我们可以通晓当时音乐信息环境给予群众对歌曲的感知要求之大、影响之深，它为“流行歌曲”的最终流行，并最终获奖创造了条件。
同时根据当时各大行政区内若干单位之调查并作出的统计,1950年创作并流行全国的五首群众歌曲中,有三首就属于“三年”获奖歌曲，它们是：《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招司词，瞿希贤曲）、《我们签名拥护和平》（任璞、管桦词，萧英曲）、《前进！光荣的朝鲜人民军》（艾青词，马可曲）。
所以，在这次评奖事件中，“强制性”的信息环境给群众对于歌曲的感知是非常深的，它使歌曲流行，并能够获奖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另外，“人们对一个艺术作品的形式结构、艺术水准、欣赏价值等方面的看法，往往受到其社会背景的影响。而社会权威人士、高层社会群体的品味、观点，常常便是社会性的、合法化的艺术鉴赏标准的来源。这些标准决定了每个艺术作品的社会地位”。⑨
这次“三年”群众歌曲评奖是由文化部、中国文联成立的群众歌曲评选委员会负责进行的，评奖委员都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音乐家、作曲家，如评奖主任是吕骥，评奖副主任是赵沨，评奖组织的构成可谓社会权威人士、高层社会群体。
但是，笔者由于时间和资料有限，对歌曲评奖组织的个人及其行为缺少必要的研究，必使评奖原因难于完善，还有待在今后的学习中进一步研究。
其实以上各获奖原因之间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互相影响、完整统一的，我们一定要综合地考查它、评价它，只有这样，事情才更加客观、更具说服力。
获奖歌曲的转型鸟瞰
吸纳中的摒弃 以“学堂乐歌”为发端，一种新的歌曲形式和创作方法在中国大地形成了，它对五四运动及以后的音乐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歌曲创作是其传统影响后形成的我国歌曲创作的第一次高峰，歌曲在题材、体裁、结构形式、风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高度。
“三年”获奖歌曲与三四十年代的歌曲比较起来，获奖歌曲的题材显得褊狭、单一，在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声中，在建设祖国、歌颂生活、抗美援朝的时代主题中，不管是哪一题材的歌曲，即便是儿童歌曲，也都没有离开这一政治化要求。
“三年”获奖歌曲在进行曲、抒情歌曲等许多歌曲的体裁上，可以说是三四十年代的继承，但是，在获奖歌曲里，由于政治化倾向，艺术歌曲的踪影无法找到。大多数歌曲的结构形式也不像艺术歌曲那样自然，而是十分对称、平衡的结构，如：王莘的《歌唱祖国》、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曲。这种方整、均衡的结构，是当时安定、幸福的新生活在音乐上的一种反映。
三四十年代的歌曲，在表演形式上，合唱歌曲的写作占据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大型合唱曲的创作，显得更为突出，这为“三年”获奖歌曲中合唱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但是获奖歌曲中的合唱曲结构规模较小，表现的内容也不像三四十年代一样复杂、深刻，而是体现了这一时代特有的轻松欢快，如二等奖歌曲《胜利花开满地红》（希扬词，劫夫、丁鸣、李中艺曲）、《新疆好》（马寒冰词，刘炽编曲）。
值得一提的是，三四十年代也产生了许多运用二十世纪欧洲现代技法风格的歌曲，这种新生的事物只是昙花一现，在获奖歌曲里，已消逝无踪了。但是，获奖歌曲整体上还是继承了三四十年代歌曲风格，特别是民族化创作特点表现得尤其突出，它融欧洲传统技法、中国民族特色为一体，并发展了我国的民族音乐的创作。
总之，获奖歌曲作为三四十年代以后的产物，既有它一脉相承的典型轨迹，也摒弃了它原有的某些艺术因素，并且形成自己的艺术品位，具有一定的转型意义。
拒斥后的失范《得奖歌曲集》产生以后，经历了几个坎坷的阶段，它在音乐各方面受到了政治性的不同排斥，只能在狭缝中艰难地、部分地衍生。获奖歌曲产生了严重的失范现象。
从歌曲评奖以后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私有制改造完成，这时期基本上延续了“三年”获奖歌曲的创作思路和方法，也产生了许多比较优秀的歌曲作品，特别是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提出后，大大鼓舞了人们的创作热情，保持了三年获奖歌曲的创作高潮。
1957—1965年，我国左倾错误思想的接连泛滥，歌曲创作以“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反修、防修”为重大时代题材，与“三年”获奖歌曲比较，它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主题的歪曲和拒斥。一切歌曲笼罩在“浮夸风”、“公式化”、“概念化”为特点的阴云之下。
但是，在1960年底至1962年，中央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文艺政策也作了调整和改进，对文艺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时候也产生了很多很有影响的作品，如：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词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薛柱国词，秦咏诚曲）等。这些歌曲的短暂繁荣，应该是“三年”获奖歌曲的“依恋”和“回归”。
时至“十年浩劫”，只唱“语录歌”、“造神歌”，甚至只许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首中国歌曲和一首《国际歌》。法西斯文艺专政造成了音乐沙漠，形成了音乐领域万马齐喑的变异现象。“三年”获奖歌曲，在怪异现象的阴霾下几乎逃遁无踪了。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仔细一想，与“三年”获奖歌曲不无关系，这些无病呻呤的“语录歌”、“空口号”可谓是“三年”获奖歌曲里那些个人崇拜、歌功颂德题材的夸张和泛滥。
总之，从1952年到1976年的这段时期，歌曲创作晴天少见，阴雨天连绵不断，整体上是对“三年”获奖歌曲的拒斥，是当代歌曲历史中严重的失范现象，是“三年”获奖歌曲在二十世纪的重大转型。
获奖歌曲的前瞻性思考
二十世纪歌曲的第二次转型完成以后，歌曲音乐朝着怎样的方向挺进，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多元构建，歌曲音乐必然受到这立体文化的冲击，然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三年”获奖歌曲的历史地位，这也应该是我们前瞻性的时代课题。
“文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的价值、人性复归，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时代最强音，表现在文艺领域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歌曲领域最为显著的要说是通俗歌曲的有力崛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新现象；其次，在歌曲表演形式、演唱风格及歌曲创作上摆脱以前那种形式主义的“政治附庸”。想过去不敢想，做过去不敢做，是这一时期人们的真实写照。
在痛定思痛、自我反思中初显繁荣景象的中国当代歌曲开始步入了20世纪最为辉煌的新时期，形成了多元重建的审美格局。
“三年”获奖歌曲经过历史的磨难后，到这里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它不再以“政治化”的标准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其中有些不为政治所左右、艺术性极高的歌曲经历无数历史的洗礼后，至今仍然被人们传唱，经久不衰。如一等奖《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歌唱二郎山》、二等奖《新疆好》等几首作品。仔细分析这几首作品，发现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才使得它们鲜活至今：第一，歌词内容通俗简明，易于记忆和传唱；第二，题材不为政治左右，闪现人文精神；第三，旋律优美流畅，与民族音乐语言结合紧密；第四，词曲有机结合，体现大众文化。
“三年”歌曲评奖事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在延绵不绝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五十多年不过是白驹过隙，站在当代音乐历史的天平上，掩卷沉思：“三年获奖歌曲”对团结、健全音乐组织，更好地开展音乐评奖、总结工作，促进音乐创作与文艺事业的繁荣、人民的团结、祖国的和平与建设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它继承了传统音乐及新音乐中的积极因素，开创了一个表现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音乐新风尚。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去研究它，理应抱着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正视这一特殊的音乐事实，关照这一当代音乐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对我国未来的歌曲创作及音乐事业的顺利发展将会大有裨益。
（本文得到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教授的热心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①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