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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他的电话，我确实有些意外。我们有八年没见面了。上次见他，是我外公去世，他从北京赶回小镇参加丧事。那时他的状况不错，手里有一家工厂，生产手机配件，最大的客户是诺基亚，生意如日中天，赚了不少钱。那年回小镇时，他俨然一副暴发户嘴脸，身上每个毛孔都往外冒着钱字。车子刚抵小镇，他就拉开车门跳下来，让老婆开车，在身后缓缓跟着。他抓住个手包，和那辆黑色宝马一起，沿着镇上的主道，徐徐而行，见到老人和小孩，毫不犹豫就发两百块钱。那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就像块磁铁，将半座小镇的人都吸到了他身边。他拍拍手中的包，对簇拥在身边的那群人说，谁肯去他父亲的灵前磕三个头，立马发五百块钱。
　　在我们这座小镇上，金钱向来都有着神奇的魔力。他刚把话放出来，便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一伙人排着长队，浩浩荡荡闯入我外公的灵堂，一个接一个地跪下，像孝子一样，把脑袋虔诚地往地上磕，灵堂里顿时响起一片“咚咚”之声。我们这些亲属，反倒被挤在一边，仿佛是局外人，脸上挂着莫名的尴尬。只有他沉浸在自己的杰作中，脸上洋洋得意。他翘着二郎腿，悠闲地坐在桌前，就像个财神爷，面前是几沓崭新的钞票，每当有人磕完头经过桌边时，就哗哗数出五张，微笑着递过去。灵堂热闹而又滑稽，哭声中夹杂着一堆笑脸，以及对他的盛赞之声。而我外公的离世，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以至于那场丧事看上去更像是一场喜事，气氛和场面都相当的怪异。
　　他是我外公最小的儿子，我的舅舅。外公的生育能力有点奇怪，活了大半辈子，只生下我妈这么一个独女，到了五十岁那年，却奇迹般让我外婆的肚子鼓了起来，并顺利地生下了我舅舅。老来得子，对外公来说，当然是件喜事，但也免不了被人笑话，客气一点的，说他是枯木逢春，后劲十足，不客气的，就说他老不正经。当然，我也是笑话中的一部分，因为外公的老当益壮，我不得不跟一个比我还小一岁的舅舅一起长大。外婆生下他之后，没几年就离世了，从三岁开始，他便由我妈带着，我们形影不离，就像一对兄弟。小镇上的人经常说他是我弟弟，这样的玩笑让我尴尬不已。在外表上，我们确实长得有几分相似，且年龄相近，连我自己都会混淆，难以确定我们到底是兄弟还是甥舅关系。
　　直至今日，对他的长辈身份，我依旧难以认同。对他这个人，我也无论如何亲近不起来。尽管我们身上有着共同的血缘，但我总觉得，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类人。今年我四十岁了，在小镇上，我循规蹈矩地活着，就像团惰性气体，除了年龄在增长，四十年来几乎毫无变化。当然，这也是大多数小镇人的活法。我想说的是，我有条件，也有资本这么消极而又安稳地活着。这些年，小镇一天天富起来了，吃穿住行，无须操心。在小镇上，我有一家建材店、两栋楼房，还有几个门面。这点产业，虽然不可能让我大富大贵，但也足以衣食无忧。最重要的是，我满足于这样的安稳。虽然这种安稳在我舅舅眼中一文不值，可那又怎么样呢？这个比我小一岁的男人，与我们这座小镇一直就格格不入。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小镇就是口井，而我们则是井底之蛙，从一天的生活里，就能把我们在小镇上的一生看到底。
　　这点我必须承认，小镇上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这么活过来的。巴掌大的地方，加起来也就不过十几平方公里，如果你翻开一本中国地图来看，你就会发现，这座名叫炉观的小镇，就像一粒微尘，毫不起眼地落在脉络般纵横交错的湖南版图上。作为小镇上最早、同时也是唯一的北漂者，他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对小镇人不思进取的生活状态置以鄙夷。
　　他是小镇上的异类，虽然离开小镇已经多年，关于他的事情，在小镇人口中仍在流传。小镇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就是他，文科全省第三，这樣的成绩，在我们全县的高考历史上，加起来也数不出几个。大学毕业之后，他顺利地分配到了市工商局，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刚参加工作那年，他会经常回到小镇，穿着一身笔挺的蓝色制服，腋下夹着公文包，在小镇上四处溜达，见人就递根烟过去，显得彬彬有礼，却又明显高人一等，让人肃然起敬，简直就是我们那一代小镇青年的偶像。可是工作不到一年，他就辞了职，说是要去北京闯荡。在当年，这一举动称得上疯狂，整座小镇的人都为之震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啊，他怎么说扔就扔？那时我外公已经七十多岁了，对他好劝歹劝，无论如何都说不通，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差一点就给他下跪。后来外公决定使用武力，哆哆嗦嗦地拿了根棍子，说他要是不回去好好上班，就打折他的腿。他把裤管撸起来，一条光腿伸到外公面前，说，尽管打，看准了，往这里打，狠狠打。我外公捂住胸口，棍子一扔就昏过去了。当然，昏过去也没用，当天晚上，他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去深圳？那地方钱多。他撇撇嘴说：钱算个屁，北京有万里长城，有故宫，有天安门，深圳有吗？深圳就是一块由钱堆成的沙漠，他去北京是为了搞文学，他是个有梦想的人。这点我倒不否认。从小到大，他的脑子就像个万花筒，总是装着一堆稀奇古怪的梦想。上小学时，他就喜欢看武侠小说，看着看着就练上了，腿上长期绑两个沙袋，在学校里沿楼道里的台阶跳上跳下，说这样可以练出一身举世无双的轻功。那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侠客。到了初中，他弃武从文，开始写诗。汪国真、徐志摩、余光中等著名诗人，都是他师从的偶像。他每当有了新作，就会站在月光下，高声吟诵，那种慷慨激昂的声音，就像深夜里传来的狗吠，让整座小镇都不得安宁。高中时他又放弃诗歌，爱上了小说，并耗时两年，写了一部长篇，企图一举超过《红楼梦》，后来他四处投稿，屡屡碰壁之后，才开始自我否定，一把火就将稿件烧掉了。大学几年，他利用课余时间，把整座图书馆的世界名著都读了个遍，每年寒暑假回家，跟人聊起天来，张口就是一堆外国人的名字，让小镇人眼花缭乱的同时，又不得不震惊于他的渊博。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他的世界离我们太远了。小镇上的人都说读书有出息，但我认为，他正是读多了书，才把脑子给读坏了，要不然，为什么好好的公务员不做，跑去了北京？
　　北京是什么地方？我去过一次，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下了车就找不着方向，感觉双脚一踏进那座皇城，就成了沧海一粟。望来望去，满地都是接踵摩肩的高楼，让人心里发慌，远不如在小镇上待着有存在感。后来我在几个著名的景点逛了一圈，去全聚德吃了回烤鸭，到德云社听了场相声，确实是很有京城特色，连我这样的粗人，都能闻出一股文化味。可是一回到小镇，北京就从我脑子里消失不见了，唯一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人多，风沙大，经常能碰见蒙着口罩的人，半张脸露在外面，挂着分秒必争的表情。说实话，从那些面孔中，我也将我舅舅在北京的生活一眼就看到底了。如果那就是北京，那么，比起小镇上的与世无争来，可真是要差得远了。我只在北京待了三天，感觉整个人就像团云一样，在人流中飘着。远离故土的人，大抵都会如此彷徨，没有归属感。这一点，外公比我看得更加通透。我舅舅去北京的那天，外公就指着门外说，北京是什么地方？皇城啊，他以为是个人就能去那里混吗？我这儿子，算是养丢了。 　　事实证明，外公所言非虚。我舅舅去了北京之后，便很少回来。当然，他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搞好文学，而是把自己搞成了商人。在电话里，他偶尔也会跟我谈谈北京，可是，从他的言语间，我已经发觉，梦想两个字在他眼里早已一文不值了。我想，这也是他疏于回小镇的原因。这位立志于当作家的男人，虽然赚到了钱，却丢失了理想，也丢失了小镇人的那种纯净。
　　他不但很少回来，电话也很少给外公打。这点我倒是可以理解，两辈人之间，确实找不到什么共同话语。我父亲在世时，我们父子间的相处，也是这样的状况，一年到头，说不上几句话。他跟外公之间，就更加没有交集了，按年龄来算，他们之间，差着整整两辈，沉甸甸的两条代沟，实在是难以跨越。他与外公保持亲情的方式，就是把名字写在汇款单上，从北京频频寄到小镇。但我外公根本不需要这些。钱是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要的是儿子。这是外公最为遗憾的事，他老年得来的儿子，成了飘在北京的一粒微尘，在他弥留之际，也未能陪在床前。外公去世之后，我这位舅舅更是音讯全无，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小镇了。
　　这次他为何突然回来？我无从知晓。他向来都是个让人难以捉摸的人。八年的时间不算短，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小镇已经今非昔比，人们都富起来了，许多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悄然打破，小镇人的面孔，也慢慢像城市人一样。当然，还有我舅舅，也变了许多。电话里，他的声音十分疲惫，透着一股中年男人的消沉之气，全然没有了八年前回到小镇时的那种意气风发。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就如同梦呓一般，轻飘飘地浮在我耳边。他说他今天会回小镇，让我到时去高铁站接一下。
　　我应了声好，再想跟他聊点什么的时候，手机里突然安静下来。他仓促地挂了电话。
　　2
　　高铁站在邻镇，与我们这座小镇，相距不过十里。动车一通，南来北往的人，都开始往我们这地方涌，原本安静的小镇，因此变得活跃起来。这得感谢我们的祖先。小镇地处山区，向来闭塞，雪峰山脉横跨全境，造成了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小镇上的居民多为花瑶族，多年前，这支古老的民族为躲避战乱，不远万里，从中原迁徙而来。长期的颠沛流离，所历练出来的，是一个族群的智慧和毅力。自秦汉以来，我们的祖先便开始在崇山峻岭间开荒拓土，他们就像变魔术一般，让这片贫瘠的荒山，慢慢拥有了数万亩的梯田。花瑶人是种植水稻的高手，祖辈们代代传承，在梯田的滋养下，生生不息，从而有了这座名叫炉观的小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镇突然空了，就像经历了一场飙风，青壮劳动力被席卷一空，都一窝蜂地涌去了广东。没有劳动力，田地便荒芜了，那些如同补丁一般打在雪峰山上的梯田，又变回了荒山。我们都以为，刀耕火种的历史，自此一去不返了。没有料到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些梯田又死灰复燃，在一群国内外专家的鉴定和筹划下，被载以秦汉时期的历史，成为一个五星级景区，并拥有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紫鹊界。我毫不谦虚地告诉你们，我们的祖先确实很神奇，他们历尽艰辛所创下的杰作，实在是令人震撼。想想都觉得壮观——数万亩梯田浩浩荡荡，从山顶披挂下来，有如天梯，让人不得不去仰望那段开荒拓土的历史。
　　有了紫鹊界，我們这座小镇，很快就游客如云了，经济也跟着发展，其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高速公路修通了，高铁也修通了，机场正在筹建之中。这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让我们顿生穿越之感，觉得地球瞬间就变小了。就比如说深圳，在以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一个地方，高铁一通，突然就到了眼前，小镇人早上坐车，去东门逛上一圈之后，晚上还可以悠闲地坐着高铁回来。
　　从北京到小镇，自然也不再遥远，高铁整天呼啸着，来回穿梭，将京城与我们这座小镇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他上午才打电话给我，傍晚时分，我便收到他的微信，说他很快就到了。我立马出门，开车去往邻镇。
　　半个小时之后，我在高铁站接到他。那辆动车刚到不久，稳稳地停在铁轨上，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着银灰色的光。从出站口涌出来很多的人，都大包小包地坠着，让人看了就觉得沉重。
　　等人群稀释了，他从一片空旷里移了出来。他走得很慢，身上没什么行李，就一个牛仔包，松松垮垮地甩在肩上。人也松松垮垮，胡子从脸上胡乱地爬下来，一直挂到下巴，就像只刚从洞穴里爬出来的冬眠动物。
　　我从不以貌取人，但我认为，一个人的装扮，多少可以反映出他的境况。他的这副形象，与他在电话里呈现出来的状态完全匹配。
　　经过出站闸门时，门口的保安似乎扫了他一眼，或许并不是在看他，但我能感觉到，他被那种审视的目光弄得很不自在。
　　我迎上去，递了根烟给他，他摆摆手，拒绝了。我们便往广场外面走。他一直在我身后跟着，脚底下轻飘飘的，就像个魂魄，走路没有半点声响。从出站口到停车场，有好几次，我转过身来看他。他始终低头弯腰，不与我对视，就仿佛面前有股强大的引力，让他的目光不堪重荷。
　　到了车前，他才抬起头，散漫地将高铁站扫视了一圈。我明显注意到，他的眼神里有种恍惚。我心想，也许是近乡情怯吧，这些年乡村的变化确实很大，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变迁，难免会让他觉得有些陌生。
　　我拉开副驾室车门，让他上车。他犹豫了一下，没上。
　　“我坐后面。”他说。他退后两步，拉开后门，闪身坐了进去，把牛仔包扔在脚边，身体软绵绵地斜靠着，就像某种无脊椎软体动物，瘫在座椅上。
　　“舅妈呢？”车子发动之后，我问他。
　　他没说话，用手捂住嘴巴，小心地咳嗽了两下。一种低沉而又嘶哑的声音，从他胸腔里挤出来，回旋在车内。他拿了张纸巾，慢慢地擦拭着嘴角。
　　我将车子开上了公路。
　　此时的小镇已经入冬，远处的梯田上，覆盖着积雪，雪线层层叠叠地铺下来，在山上画出明晰的脉络。在雪线之上，是阴沉灰暗的天空。小镇的冬天总是这样，蒙着一层灰色。我猜想，他之所以回避谈起舅妈，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但我克制不住内心的好奇。我又问了他一遍：“舅妈呢？” 　　“离了。”他说。
　　我心里一震，诧异之中，脚底下失误，踩到了刹车。车子猛地顿了一下，他从座位上被弹起，扑过来，像团泥巴那样，糊到了我座椅的靠背上。我提醒他绑好安全带。他没说话，整整衣服，慢慢坐了回去，将安全带斜挂到肩上，摸索着扣紧，身体往后一靠，还是那个疲软无力的姿势。
　　他离婚这事，着实让我惊讶。我舅妈是个漂亮的北京女人，知书达礼又落落大方，在我眼里，她完全满足一个男人对妻子的所有幻想。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到北京的第二年，就把她搞到手了。那年从北京回家，他带着舅妈，出现在小镇上。这个光芒四射的北京女人，用她的优雅，压住了一座小镇的破落之气，弄得整座小镇的人艳羡不已。都说女人是男人的半边天，这话一点不假，能娶到这么一位好老婆，他确实是很有面子。尽管在北京的这些年，他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到小镇，他必定会将老婆带在身边。在我眼里，他的北京老婆，就像是配在他身上的一枚勋章，牢不可分，两口子之间那种相濡以沫，怎么看都像是一副要共度一生，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樣子。如此美好的婚姻，竟然破裂了。不过仔细想想，我依然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婚姻不就是如此吗？得意的时候，夫唱妇随，一旦失意，马上各奔东西。这是电视剧中常见的桥段，但归根结底，它来源于生活。
　　他确实是落魄了，完全一副失败男人的形象。从后视镜里，我瞄了他一眼。这是一张颓废之极的脸，毫无生机，松垮的表情中，又带着一种莫名的戒备，让我觉得十分的陌生，就好像全世界都与他格格不入。尤其是当离婚两字从他嘴里出来时，那种无所谓的语气中，透露着一种绝望到骨子里的冷漠。我觉察到有股寒气，从脚底瞬间涌了上来。
　　3
　　从高铁站回小镇，是一条我和他在青少年时期常走的公路。那时我们十五六岁的年纪，正处叛逆期，在邻镇的一所中学上学，交通工具是两辆飞鸽牌自行车。每天清晨，我们从家里出发，两辆自行车颠出一路的清脆铃声。公路的左边曾经是一大片稻田，右边也是一大片稻田，两片稻田与从山顶绵延下来的梯田遥相呼应。金秋时节，稻子饱满时，放眼望去，蓝天白云之下，一座黄金般的小镇，像个聚宝盆一样，匍匐在群山的包围之中，看着就让人踏实，让人觉着有满满的富足感。在小镇的边界，公路开始分岔，一边通往学校，另一边通往县城。我和他的两辆自行车，也在这里开始分岔。我去学校上学，他则骑往县城，去参加诗歌朗诵、文友聚会之类的活动。若是没有活动，则泡在戏厅里，玩那种在当时很流行的街机——拳皇，雷龙，或者三国志。他在游戏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每一款游戏，玩几次就娴熟了，投一个币可以打通关。到了下午，他精确地掐好放学时间，在路上与我会合，我们一起回家。那时我外公很少管他，当然，也压根就管不上，因为他无论玩得怎么疯，丝毫也不影响到学习成绩，总是稳稳地占住全年级第一的位置。这一点，我至今觉得很神奇。
　　现在，这条路已不复当年的样子，被拓宽了许多，成为高速公路的一段连接线，两边的稻田，已被密密麻麻的房子侵占，挡住了我们通往梯田的视线。一路上，我跟他聊到这些年来小镇的种种变化，希望以此来引发他的共鸣，使他变得活跃些。但他无丝毫兴趣，一路沉默着，让我的话题陷入虚无，就像在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出公路尽头，就到了小镇的街区。小镇不大，被群山环绕着，一条小河将凌乱的街区一分为二，商铺和集市沿着几条主要的马路分布，两条老街则对峙着挂在河边，让你既可以看到小镇的过去，也可以看到小镇的今天。我刚把车停稳，还没熄火。他已经拉开车门下了车，拎着牛仔包，就像逃窜一样，低着头，仓促地往家里走，见了人也不打招呼。尽管他的这副形象，已经与八年前那个财大气粗的商人判若两人，但小镇上的人见到他，还是那样的热情洋溢。我揣摩着，小镇上的人，大抵是将他当成了来此旅游的外乡人。这些年，小镇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满地晃动着陌生的面孔，来此旅游的外乡人，比小镇本地居民还要多。他们给小镇带来财富的同时，也让小镇人练就了一种逢人就递笑脸，可是一转身就能将人忘记的本领。
　　外公的房子在小镇边上，紧靠农贸市场，一栋欧式风格的建筑，独门独院，应该是小镇上最时尚的建筑之一。外公当年染病时，大概是预计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生命的尾巴上，他赶紧买了块地，建了这栋房子。房子建成之后，其规模和规格，瞬间就让小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舅舅虽然很少回家，但他从北京寄回来的钱，的确不算少。因此，他摇身一变，成为众人眼中的孝子。小镇人，衡量孝顺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一个钱字，这栋房子，算是外公为儿子挣下的面子，当然，也是他为儿子留下来的遗产。事实上，房子建好之后，我外公没住上几个月，就去世了。他是个非常睿智的老人，终其一生，言语不多，但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像个铁钉一样掷地有声，并且有着准确的预判。房子建好之后，他曾经说过，迟早有一天，我舅舅还会回到小镇来的，北京那地方，他混不下去。
　　如外公所料，他确实没有混下去。人到中年，他灰溜溜地回来了。这次回来，除了验证外公的预言一如既往的准确之外，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衣锦还乡，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名词。就拿小镇上的人来说吧，去到外面闯荡的人，若是发达了，基本上也就一去不返，他们努力去获得城市身份的同时，也会尽可能地与小镇保持疏远。出去之后还能回到小镇上来的，多半是些潦倒落魄之人。这也是故乡的意义所在。我想，故乡之所以不可取代，是因为，这片土地就像父亲一般，具有无所不容的宽厚胸怀，它能接纳你的风光，也能接纳你的潦倒。像我舅舅这样的失败者，在外面混不下去，自然只能回到小镇了。他这副落魄的样子，怎么看都像是在溃逃。
　　外公生前住在二楼，有套钥匙放在我手里。我带着他上了楼，把钥匙交给他。他打开门，鞋也不换就进了屋。我也跟着进去。屋里的空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这栋房子一共有四层，一层是两间门面，一间租给了一户外来人，做瓷砖和门窗生意，另一间是个车库，由于没有车辆停放，就堆放着一些杂物，我和他上中学时的两辆自行车，也放在那里面，外公一直没舍得扔。二到四楼，是三套四室两厅的套间，总面积最少有五百平方米，实在是有些铺张。这也怪不得外公，小镇富起来了，家家户户多少都有些钱，小镇就这么大，钱也花不到别的地方去，就都把房子往大里建，往高里建，就像比赛似的，让小镇变得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拥挤。 　　他把包扔在地上，在沙发上坐下来，依旧沉默着，目光就像凝住了似的，长久盯住脚边的一块地方不动。屋子里确实过于宽阔，尤其是客厅，大块大块的地方留出来，显得十分的空荡，与屋外的拥挤形成鲜明的对比。窗外的小镇一片混乱和嘈杂，汽车喇叭声、马达声、小贩的吆喝、管乐队的合奏、广场舞的音乐，纷纷扬扬，杂乱地交织在一起，使小镇显得复杂和膨胀，同时，也将小镇人对声音的敏锐吞没。在我们儿时，生活中所有的动静，都亲切而又清晰地萦绕在耳边，哪怕是一声微小的叹息，在小镇的冬天里，也能传得很远。如今，我已很难从声音中分辨小镇人的生活，不过，这样的小镇我早已习惯。我难以习惯的是，他始终闭紧嘴巴，不说话，任噪声从窗外涌进来，在我们之间纷乱地回旋。
　　我坐了一会，实在是难以忍受这种因沉默而导致的无聊，便站起来，走到几个房间里，看了看。说实话，这房子已经让我有些陌生了，外公去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让我觉得意外的是，虽然常年没有住人，屋里却并没有阴晦之气。这得归功于我母亲，她是个恋旧的人，总觉得生活应该停留在她所怀念的时间和地方。为了让外公的空居保持着生气，这个勤快的女人，会隔三岔五地过来这边，将所有的房间打扫一遍。除此之外，逢年过节，母亲还会在餐桌上留出一个空位，摆上碗筷，等外公的灵魂归来就餐。那种庄重的仪式感，让我们恍惚觉得，外公其实一直还活着，他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充满生气，向我们馈赠着温暖的笑容。
　　我转了一圈，再回到客厅时，他的状态似乎好了些，脸上的疲态稍稍减了几分，坐姿也已经端正了。我在他左侧的沙发上坐下来，渴望他能跟我说说话。离上次见面，已经相隔八年了，我想，任何两个人，在时隔八年之后，都会成为彼此的倾听或者倾诉的对象。可是他一言不发。我们就那样无声地坐着。这种长久的静默，让我如坐针毡。我感觉到，在这八年的时光中，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尴尬蛮横地闯了进来，将我和这个同龄的舅舅，隔开在了彼此的人生经历里。
　　我掏了支烟，叼在嘴上，还没点着，他已经蹙起了眉毛，表现出明顯的反感。我只好把打火机放回了兜里。
　　“戒烟了吗？”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但他总算开口说话了。他说：“要是没什么事，你就回吧，我一个人待会。”
　　我点点头，起身走了出去。在门外，我把烟点上了。
　　4
　　我母亲对他的感情，也有点复杂。在她心里，他既是弟弟，也是儿子。第二天，母亲早早起床，一头扎进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忙碌了一个早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让我去喊他来家里吃饭。
　　我裹上外套，出了门。
　　小镇上的气温比前几日又降了些，天更冷了，山上的积雪似乎又厚了一些，在雪光的映照之下，小镇泛着一层冷冷的光亮。我们这座小镇，平均海拔一千五百多米，如果天气不是连续放晴，山上的那些积雪，将陪伴我们度过整整一个冬天。
　　我走到他家门口，敲了敲门，没人来开。我估计他这时还在睡觉，这也是小镇人生活习性的一部分，到了冬季，大雪封山，也封住了山上的梯田，从外地来的游客锐减，这时的小镇人，会像穴居动物一样，将大量的时间，毫无保留地交给被窝和睡眠。我站在门外，点了支烟，边抽边等他睡醒。同时我也支起耳朵，倾听着屋子里的动静。站了好一阵子，我没听到任何声音，只有风，很大，一阵一阵的，从楼道口灌进来，带着冬天的凛冽，回荡在空旷的楼道里。
　　一支烟抽完，我打他电话，一连拨了三遍，没有人接。我把手机拿出来，看早上的新闻，瞄两眼就放弃了。如今的新闻，变得越来越无价值，明星八卦总是占据头条，内容围绕着婚姻和出轨。我压根不关注这些。
　　过了一会，我母亲也过来了，做饭的围裙还圈在身上。她总是一副永远也忙碌不完的样子。
　　“你舅呢？”母亲搓着两只手问我。
　　没等我回答，母亲已经拿出钥匙，把门打开了。母亲是个急性子，动作总是比言语先行一步。
　　我们进了屋。客厅还是昨天的样子，基本上没动过，保持着一种让人觉得别扭的干净和整洁。这让我有点不太适应。毕竟我是在小镇上长大的，在我看来，既然是家，就得随意一点，家的样子，得带着一点凌乱，那才是生活本真的面目。这种过度的整洁，让人产生距离感的同时，也使家的感觉荡然无存。
　　我不禁想起外公荒凉的晚年，这栋房子建好之后，他喜滋滋地搬了进来，可是没住上几天，那股兴奋劲就消失了。他很快又搬了出去，此后的大部分的时间，他就在我家住着。他宁可睡在杂物间里，也不愿睡在这栋小镇上最好的豪宅中。外公也有他的软肋，年纪越大，就越害怕孤独和死亡。他对我母亲说，房子太空了，他镇不住那股荒凉之气，尤其是到了晚上，他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些故去的老友，在四周频频走动。晚年的外公变得有点迷信，但我完全能够理解。一个老人，怎么能忍受那种空荡和孤独？
　　我在几个房间里找了一圈，没看到他的人。我想他应该是一早起床，就出门去了。主卧室的床上，被子向一边翻着，一个枕头掉落在地板上。我摸了摸床单，摸到一手的冰冷，就把被子叠好，枕头捡起来放回床上，回到了客厅里。
　　“他那人，就这样，脚下没个稳的时候。”母亲唠叨着，从厨房里拿了双手套，照例将房子打扫了一遍，就回去了。
　　我在客厅里坐着，等他回来。
　　冬日的小镇，苍凉中带着一点沉闷，就像个步入晚年的老人，一切都是慢慢悠悠的。等太阳升高了，街上才陆陆续续有卷闸门被推起。然后是包子馒头的气味、油条豆浆的气味、面条米粉的气味，夹杂在北风里，从门缝中一丝丝渗进来。再然后，就是各种稀稀疏疏的声音，汇集在一起，使小镇变得嘈杂和混乱。小镇上的一天，这时才算是开始了。
　　我看了下表，十点半。窗外的小镇已经复苏，马路开始拥塞，所有的汽车都在鸣着喇叭，催促前方的车辆。我母亲早上为他准备好的那桌饭菜，也已经回锅热过好几遍了，每热一次，母亲就会打我一次电话，问他回来没有，就仿佛这顿饭没吃上，他就会忍饥挨饿似的。我想，母亲实在是多此一举，如今的小镇，就跟县城一样，店铺林立，要什么有什么，一顿早饭，随便走到哪里都可以解决，他又怎么可能挨饿？ 　　这么一想，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等他了。我决定先回去。可我刚从沙发上起身，他却回来了。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门被打开。他带着一阵凉风扑进来，踢掉鞋子，换上拖鞋。见我在屋里，他愣了下，回过头去，朝门外叫了一声，一个男人应声而入。
　　这人我很熟悉，叫宋一北，是我和他小学时的同学。在小镇上，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都是宋一北的同学。这家伙最牛的地方，就是别人小学上六年，他却上了九年，且没有一次考及格过。小时候，我们都被大人鼓励着，要努力学习，好好读书，考上了大学才能出人头地。可是成年之后，我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以金钱来作为衡量标准，一个人的成就，跟学习成绩好坏的关系并不是太大。宋一北就是个例子，他是我记忆中成绩最差的同学，如今却是混得最好的一个。小镇上的旅游业刚开始，他就搞起了民宿，赚了钱接着又开农庄、贩卖土特产，后来又开酒吧、搞房地产，小镇上的几个楼盘，都是他建起来的。总之，什么赚钱，他就干什么。这些年，只要是能赚到的钱，基本上都被他赚到手了。但他依然过得节衣缩食，脚上永远是几十块钱一双的劣质波鞋，一件皮夹克能穿好几年。别的人有点钱都会去买辆车，他骑辆摩托车满世界跑，怎么看都不像个有钱人。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也许对他来说，赚钱只是一种单纯的乐趣，与消费无关。
　　这个富翁换上拖鞋，走到沙发前，递根烟给我，打了个招呼：“你也在？”说着就把打火机掏出来，双手拢着往我面前送。
　　我点点头，接过烟，没有抽，顺手别在了耳朵上。他把打火机送到一半，又收了回去，依旧朝我友善地笑着，一副和气生财的样子。
　　我别过脸，低头去翻看手机，没有理他。说实话，并不是我仇富，只是他的行为让我有点看不起，都上亿身价的人了，还把自己搞得如此寒酸，就仿佛不弄成这样，所有人都会跟他借钱似的。此外，他的长相也确实让人难以亲近，尖嘴猴腮，瘦得就像根竹竿，在我面前晃啊晃的，晃出一种病态。
　　宋一北晃了一会，又出去了，说要去楼上的两层看看。
　　“他去楼上看什么？”我把脸转向我舅舅。他依然沉默着，不说话。等宋一北看完房子回来，他才开口。他说：“一口价，三十万。”
　　宋一北说：“三十万？你确定？”
　　他点点头，表示肯定。
　　这时我才知道，他要把外公留给他的房子，以三十万的价格卖给宋一北。这也太荒唐了，完全就是拱手相送，据我所知，外公当年修建这栋房子时，就远不止这个数。现在的小镇，发展越来越快，房子也越来越值钱，三十万并不是什么大数目，充其量也就够在街上买下一间门面。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除此之外，他还有个附加条件：宋一北必须找人，帮他在后院里挖一口地窖。他卖不卖房子，这事我暂且不管，当然，我也无须去管，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母亲还活着，这房子就铁定卖不了，我母亲是什么人？小镇人给她取的外号是孙二娘。但他要挖一口地窖，我就有点担忧了。我不得不怀疑，他在精神方面是否出现了问题，好端端挖那玩意儿干什么？
　　全小镇的人都知道，宋一北有一口很大的地窖，那年开酒吧时，请了十几个人，历时两个多月挖出来的，用于藏酒。他也确实藏了很多酒，每一坛都贴年份标签。遇到人傻钱多的外地游客，那些藏酒经常能够卖出天价。宋一北挖口地窖，证明他是一位颇具眼光的商人。可我这个舅舅，刚从北京回来，也要挖一口地窖，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他又不做酒生意。
　　我赶紧走到门外，打了个电话，将他要卖房子和挖地窖的事，告诉了母亲。
　　五分钟不到，这位脾气急躁的女人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母亲一脚抢进门来，二话不说，连推带搡就将宋一北赶了出去，接着就把矛头对准了我舅舅。这个行事极端而又古怪的男人，以前我母亲虽然对他时有责怪，但也从未骂过他。可是这次，母亲再也忍耐不住了，连珠炮似的，对着他就是一顿破口大骂：“你还有点人样吗？十年八年的不回来，一回来就卖祖产，你怎么不把你爹的骨头从坟里刨出来卖掉？”
　　母亲的言语怒气中夹杂着恶毒，听起来十分刺耳。但他只是平静地听着，既不生气，也不还嘴。他这副无所谓的态度，让我母亲的怒气根本无处着力，就像往空气里击出的拳头，软绵绵的。等我母亲偃旗息鼓了，他才慢慢悠悠地说：“不卖也行，你给我三十万，房子归你。”
　　“你疯了吗，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母亲问他。
　　“这个不用你管，”他说。“他都没管过我，你凭什么管？你是我姐，又不是我妈。再说了，就算你现在想管，也已经迟了，小时候你怎么就不好好管？”说完他指了指墙上，那里挂着我外公的相片。我和母亲同时转过头，望向这位已经故去多年的老人，在相框里，他面带永恒的微笑，慈祥地望着一对儿女在争吵。
　　母亲仿佛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顿时愣住了。他小的时候，我母亲确实很少管他。这位脾气暴躁的女人，似乎将她的苛严全用在我身上了。我和他一起长大，在我面前，母亲绝对当得起虎妈这一称谓，动不动就棍棒交加，可是对他的管教，却极为宽松，就算他把天捅个窟窿，我母亲也视而不见。仔细想想，这也正常，他从小就没了妈，我母亲自然会给予他更多的溺爱。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溺爱会像颗种子，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结出一系列造成他狂悖性格的后果，此刻他顺手拿过来，便成了对付她最好的武器。
　　母亲显然被掐住了要害，过了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有点语无伦次地说：“钱可以给你，但仅此一次，我以后要是再管你，就跟你姓。”说完她把门一摔，半跑着下了楼。她去银行取钱去了。在他面前，我母亲丝毫也不敢掉以轻心，在她看来，这个当初连铁饭碗都说扔就扔掉的人，没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他走到沙发边，坐下来，端起一杯茶，喝两口，又放回桌上，对着我笑了笑，露出一线白得发亮的牙齿。从我到高铁站接到他的那一刻起，我还是第一次见他露出笑脸。但是不知为何，这种突如其来的笑容，反倒让我心里格外的别扭，因为这种笑容里，分明带着一种凯旋的味道。
　　我突然明白了，他把宋一北带到家里来，装模作样地要卖房，摆明了就是个圈套。他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母亲着急，心甘情愿地掏三十万给他。小时候他就这样，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每一步，都在精确的算计之中。我有什么好東西，他从来都不直接向我要，可是过不了多久，这东西就像长了脚一样，自然而然地就归他所有了。他是个城府极深的人。现在依然是。 　　5
　　我母亲确实是生气了，从那天开始，她真的就再也没去管他，也不允许我去管，她说这样的败家子，谁管谁倒霉，惹不起，她躲得起。说实话，我也不想管他。人到中年，才知道生活有多么的不易。前些年我父亲还在世时，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儿子，头顶上永远有把安全的伞在撑着。父亲一走，守护在我生命面前的那道屏障，突然间就崩塌了，我心里顿时慌了起来。作为家中的独子，不管我愿不愿意，一个家就像块陨石一样，从天而降，咣当一声砸到了肩上，让我慢慢变成了父亲当年的样子。如今的我，上有老母，下有两个小孩，一家子的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酱醋茶，要管的事情多了去了。我没有那份闲情雅致，再将时间花在他身上。
　　当然，我不管他，并不意味着我就可以视亲情于不顾，将他当成空气，再怎么样，他总归是我舅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外公的房子离我家不远，开门便可看到。我时常会留意那边的动静。通过一段时期的观察，我得出一个结论：他的人虽然回来了，心却还留在遥远的北京。他依然保留着在那座城市养成的生活习惯，与邻里之间疏于走动，甚至很少出门，活得极度的孤僻，就像个隐形人。据我对他的了解，这完全不是他本来的性格。我只能将他身上的这种变化，归根于那座城市的残酷。那么张扬和奔放的一个人，被活生生地改造成了一副自闭症患者的样子。
　　奇怪的是，他虽然很少露面，却经常有一些忙碌的面孔，在他家门口进进出出。从着装上判断，这些人应该都是从外乡来到小镇搞建筑的民工，看上去，他们都很神秘，就像在酝酿着一场什么密谋。我不知他将这些人聚集到一起，到底在干些什么。但无论如何，这些人的存在，让我宽心了许多。因为我知道，在小镇上，最起码还有人跟他来往着，这意味着他还没有孤僻到与世隔绝，这就足够了。
　　在小镇上，一切都是随意的，不像大城市那样秩序井然。这种松散的生活方式会让你觉得，日子总是跑得很快。春天说来就来了。山上的积雪慢慢化开，梯田一块块亮出来，放眼望去，满山都是明晃晃的水光。从外地来的游客逐渐密集起来，他们晚上住在小镇上，白天爬到山上去拍照。这些陌生的面孔，让我们这座小镇，瞬间就甩掉了冬季的沉闷之气，变得活泛起来。
　　母亲对他的怨气，在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之后，也融化开了。清明之前，母亲开始张罗给外公扫墓的事。以前他不在家，这些事全由母亲一手操办。现在他回来了，自然就得落到他的身上，毕竟他是外公唯一的儿子。这年代，虽说男女已经平等，但在小镇上，男人依然占据不可取代的地位。母亲虽然怨气已消，却仍旧端着架子，不愿和他碰面，她让我去跟他商量这事。
　　我去找他，门关着。我拿出钥匙，直接开门进去，几个房间里找了一圈，没看到人。客厅还跟以前一样，既空荡，又整齐。这段时间，母亲没有过来打扫过，但他依然让房子保持着清洁。在我看来，这应该是种遗传，因为我外公、我母亲，都特别爱清洁，看到一丝灰尘，就像看到病毒一样。他也一样，哪怕穷困潦倒，也保持着那种近乎洁癖的习惯，让房子里一尘不染。我打他电话，他接了。
　　“有事吗？”他问我。还是那种松垮垮的语气，就跟没睡醒似的。
　　我反问他：“在哪里？”
　　“还能在哪？在家。”他说。
　　“我现在就在你家。”我说。
　　“来后院。”他说。
　　我挂掉电话，绕到后院。门关着，一堆脚印从马路边延伸过来，凌乱地铺到门前，让我的记忆瞬间出现了错位。外公当年修建这栋房子时，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这座院子。院中的葡萄架、花圃、假山、亭子，都出自他的精心设计，既有苏州园林的特点，又兼具江南田园的风格。尽管我有好些年没来过了，但仍记得院里院外的一切，那种精致和优雅，充分显示了一位老人的阅历和聪明。
　　我推开门，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一幅凌乱的画面迎面扑来，我记忆中的那座精致院子，已经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工地，葡萄架被拆掉了，花圃也被拆掉了，假山和亭子也没有了，只剩下满地杂乱的脚印，以及四下散落的泥土。院子中央的地砖被掀掉了，凹出一个方形的洞口，就像一张从地下伸出来的嘴，在对着天空贪婪呼吸，洞口的四周，码着一些家居装饰材料。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冬天，他和那伙神秘的民工干了些什么。看来，他和宋一北的那次交易，并非是玩笑，房子虽然没有卖成，他却用我母亲给的三十万，挖了一口地窖出来。也许是他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情多少有些荒唐，所以才避人耳目，白天挖掘，晚上将泥土运往邻镇的垃圾场。他的保密工作确实做得不错，挖了一个冬天，我和母亲竟没有一丝察觉。
　　我喊了一声。他像只地鼠一样，从洞口冒出头来，朝我招了下手。我走到洞口，跳了进去，一股暖烘烘的气息夹带着泥土的湿腥味迎面扑来。顺着一道斜坡下去，是道约一米宽，一米半高的拱门。我得半弯着腰，才能通过。拱门后面是个宽阔的地窖，被分隔成了三个房间。从布局来看，这地方明显不是用来藏酒，而是用于居住。主体工程已经结束，装修也进入尾声。绿色的地毯铺上了，看上去就像块初夏的草地;墙纸也贴好了，是那种温暖而明亮的颜色，图案既活泼又夸张;天花板设计成了蓝天白云。整体的装饰风格，浪漫中带着一种童趣，让我想起了霍比特人的房子。这也充分证明了，在他的体内，仍然具有旺盛的文艺因子。
　　他拿过一个蒲团，盘腿坐了下来，又递过一个给我。我接过蒲团，也学着他的样子，两腿交叉盘在一起，坐了下来。可是这种盘腿而坐的姿势，让我非常的难以适应，不到一分钟，两条腿就麻木了。我只好又站了起来。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个自从回到小镇之后，就很少开口说话的男人，突然跟我聊起了天。
　　“我姐还好吧！”他问我。
　　“只要你不搞事，她就什么都好。”我说。
　　他笑了笑，没接话，俯下身去，把掉落到地板上的几点方便面碎屑捡起来，小心翼翼地卷到一张纸巾里。这些日子，他大概就是以此度日。我只好換了个话题。
　　“你怎么回来了？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吗？”我说。我盯着他的脸。这是我第一次如此郑重地问他。 　　他扭过头去，避开我的直视，从筒里抽出一截纸巾，对折两次，团在手里。他的目光有些飘忽，脸上透着那种在城市里养出来的白皙。用小镇上的话来讲，就是缺乏喜色，这是一种病态。他沉默了一会，然后告诉我，确实是破产了，这些年制造业很不景气，员工工资、厂房租金、原材料价格一涨再涨，产品的价格却一跌再跌，利润空间已经压缩到极致。他说做什么都比做实业强，大部分做实业的，能够维持工厂的运作就算不错了。“不亏损就是赚，说出来你都不相信，一个两千平方米的车间，加两千员工，一年下来的利润，还比不过一个网红对着一台手机干一个月，真他妈的，什么世道。”
　　他的情绪激动起来，话题像把扇子一样展开，言语也恢复了以前的利索。他说不怪别的，只怪这个时代，北京那样的城市，转个身就会变样，三五年就恍如隔世。太他妈快了，他跟不上。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他并不是个守旧的人，但确实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以传统的经验和思维，去混大数据时代，远不如那些90后甚至00后。但是他离开北京，跟破产没有关系。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工厂没了，最起码还有几套房子，租出去，一个月也能收个小两万块，生活不成问题。他之所以把婚离了，跑回小镇来，是因为北京的雾霾。
　　“太大了，雾霾来时，十天半月，你根本就看不着天，真他妈受不了。”说到这里，他蹙起了眉头，呼吸也开始变得粗重起来，就仿佛他所说的那些雾霾和风沙，正从那座遥远的北方城市里席卷而来。他将手里团着的那纸巾，移到了鼻子下面。“真的，不是开玩笑，喝西北风你都能喝饱。”
　　他做了个夸张的表情，说他要是再不离开北京，准得死在那里，所以就回来了。可是回来之后，也很失望。小镇上照样有雾霾，这东西已经像病毒一样，四处扩散，无孔不入了。因此，他不得不挖个洞，住到地底下来。他向我预言，迟早有一天，地球的生态环境会完蛋，新鲜空气将会变成人类最珍贵的物产，到了那时，全世界的人都会像土拨鼠一样，住到地下去。
　　他说得太夸张了。雾霾这东西，我又不是不知道，电视里看到过。在我看来，那只不过就是起了大雾的阴天，他却描述得跟世界末日似的，这未免有点杞人忧天。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便打断了他，跟他说了下扫墓的事，然后找个借口，逃之夭夭。说实话，在这么一个阴暗的地方待着，我还真是不太习惯，总感觉有些怪异。
　　从洞里出来，我往天上看了一眼。不知是受了他的影响，还是小镇真的变了，我明显感觉到，挂在我们头顶上的这片天空，确实不如以前那么明净。
　　6
　　地窖修好之后，他住了进去，并在洞口加了个铁盖，可以从里面反锁的那种。说是为了防水，其实是为了与世隔绝，因为这个盖一加上，他就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他经常待在地洞里，十天半个月不出来，饿了就点外卖，衣服隔段时间干洗一次，偶尔出来，也是一副躲避瘟疫的模样，脸上蒙着一只巨大的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让小镇上的人根本就认不出他是谁。
　　刚开始，他还偶尔会发微信给我，让我帮着买些东西，后来就连微信也没有了。这一点，他得感谢这座小镇的快速发展，因为交通便利，小镇上的物流也繁荣起来，顺丰、德邦、圆通、申通、中通等快递公司，该有的都有，小镇也进入了数码时代，只要有部手机，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可是，雾霾真的就有那么严重吗？我认为他完全是小题大做。那么多的人，都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并且健健康康地活着。也许小镇上的环境确实不如以前，但无论如何，也比在地下住着要好得多。我们不但需要空气，而且需要阳光。我很难想象，在这么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一个正常人怎么能待得下去。在我母亲看来，这件事情更是荒唐透顶。母亲说他人还没死，就给自己刨了个坟。在小镇人的观念里，只有死人才会住到地下去。然而，母亲尽管内心焦虑，表面却装得异常平静，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对他住入地下一事，母亲不置一词，并且让我也守口如瓶，说家丑不可外扬。母亲担心，这事说出去之后，我们这个家族会因此受到歧視，因为她已经认定，这个怪异的弟弟，就是个精神病患者，这种病会遗传，影响到子孙后代。
　　我承认，我母亲有点危言耸听，但他也确实具有精神病患者的核心特征，行为变幻莫测，脑子里天马行空。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他喜欢读武侠小说，读着读着，便对那些隐居古墓，或者是深居山野的大侠产生了强烈的敬佩之情。那时他就对我说过，他的人生目标是，长大以后，成为一名世外高人。如今，他确实做到了，在那个地洞里，他就像位隐侠一样，不问世事地活着。他完全实现了儿时立下的隐居世外的理想。只是，江湖与现实生活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江湖中，那样的人可以称之为隐侠，而他，只能被我母亲判定为疯子。
　　当然，即使他真成了疯子，我母亲的担忧也有点多余。疯不疯是他自己的事，小镇上的人个个忙得要命，谁还会去管这些闲事？我们这座小镇，早已今非昔比。以前的小镇，人与人之间，喜欢互相串门，你来我往的，整座小镇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发生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快就全镇皆知。现在，人人都忙着赚钱去了，人情往来，已经越来越缺乏温度，被简化成了一种互送红包的冰冷仪式。这个移居地下的人，除我母亲之外，没有人会将他放在心上。
　　7
　　他重新进入小镇人的视野，是在半年之后。这时的小镇已经到了深秋。我不得不说，在我们这座小镇上，秋天真是一个迷人的季节。秋风从远方送过来，将夏季的酷热吹走，同时也将稻子渐渐吹成金黄色。在山风的摇荡下，数万亩梯田连绵起伏，抖动出金色的稻浪，将小镇装饰成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这样的景象，会持续整整一个秋季。稻子熟透了，也无人去收割，丰衣足食的小镇人，早已看不上那点粮食。他们宁愿稻子落入泥土，也要让梯田尽可能保持黄金般的颜色，如此一来，就能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前来。这确实是一种十分铺张的现象。小镇人富裕了，却也丧失了对粮食的尊重，我不知道这是进化，还是退化。
　　这一天，小镇上来了市电视台的一伙记者，穿着清一色的黄色马甲，有的扛着摄像机，有的拿着话筒。在如今的小镇上，这样的阵仗已经很常见了，紫鹊界成为热门旅游景点之后，经常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拍摄组，来到小镇上，拍取关于梯田的素材。我必须承认，这些神通广大的媒体人，确实具有包装和美化一个地方的能力。当我们这座小镇和山上的梯田，以纪录片或是新闻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连我们自己都不得不惊叹这座小镇之美。可是这一次，他们拍摄的目标不是梯田，而是去了我外公家的后院，说是要采访小镇上的一位穴居人。 　　我突然间就想到了他，我的舅舅，这个隐居在地洞中的男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遁入地下，就像人间蒸发一样，从未与小镇上的任何人有过联系。我几乎就要将他遗忘了。我想起前几天，有位熟人突然转了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给我，让我认真看看，题目叫：《一个穴居者的日常生活》。我扫一眼就关掉了，压根就没有去看。说实话，我已经很少看微信了，如今的朋友圈里，翻来覆去展示的，全是些鸡毛蒜皮的琐碎的生活，越来越让人觉得空洞乏味;那些公众号文章，也几乎全是标题党，除了博取眼球之外，一点营养价值也没有。因此，一看到这类无聊的标题，我丝毫也没有兴趣去点开。当然，我根本没有想到，文章的作者会是他。
　　我赶紧打开微信，将几天前的链接翻找出来，点开一看，顿时吓了一跳。这个久居地下的男人，用一系列的照片和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隐秘而又奇异的地下世界。从他所展示的图文里，我大致可以梳理出他一天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他在里面打坐、冥想、读佛经、辟谷、冲茶、研习古今各类棋谱、练习书法和二指禅，此外，他大概还在学习一种极利于养生的印度瑜伽。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他这种既无聊，又荒唐透顶的生活方式，居然能引发很多人的共鸣。在这篇文章下面，跟着一连串的评论，全是荒诞的赞美之言，说他是什么世外高人、小镇隐士，甚至还有人称他为现代版的陶渊明。我的第一反应是，他真的疯了，这群读者也疯了，在那样一个不见天日的地方待着，该有多么的无聊啊，他怎么就成陶渊明了呢？我决定去看看他。
　　我赶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被人从地洞里请了出来。场面十分的热闹，看稀奇的、采访的，围成一团。他盘腿坐在一圈人中间，蓬头垢面，就像个从原始丛林闯入小镇的野人。几个人架着机器，以不同的角度拍摄着。两位女记者持着话筒，正在对他进行采访。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内容小到当初挖地洞时的构思以及这半年的生活细节，大到宇宙和未来。他所读过的大量图书，此时也派上了用场。他以一堆抽象的名词和概念，对环境及雾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的谈吐中洋溢着一股浓浓的知识味，十分符合采访的需求。我可以想象，当他的这副形象，配合着他的言论，在电视画面上展示出来时，会是多么的高深莫测，他完全就是一位隐居民间的神秘大师。
　　采访完后，人群散去，我留了下来。天空阴沉着，将小镇镀上一层深沉的铅灰色，估计一会就要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是小镇入冬前的迹象。他比半年前瘦了不少，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向我发出了邀请。
　　“进去坐坐？”他说。
　　说完他转过身，像个纸人一样，顺着那道斜坡飘了下去。我跟在他身后，再次进入了这个地洞。他带着我，在几个房间里转了一圈。与半年前相比，地洞里有了不小的变化。三个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跟他那副不修边幅的模样形成强烈对比。房间的整体风格没有大变，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童话色彩，在细节方面却丰富了许多。
　　第一个房间里多了个榻榻米，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挨在靠墙的一个角落里摆着。榻榻米的一头放了张矮茶几，上面摆着一套仿古的陶制茶具，另一头放着瑜伽垫和一个蒲团。蒲团边还有个青铜材质的熏香炉，应该是长期点着，一股檀香的气味随着缕缕青烟，正从炉中渗出来。
　　第二个房间多了张写字台，台上放着笔墨纸砚，地下码着一堆写满字的宣纸，最上面的一张，是他最近临写的《兰亭集序》。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个天才。在他遁入地洞开始隐居生活之前，我从未见他摸过毛笔，半年时间不见，他居然已经能够将天下第一行书临得像模像样了。
　　最后的那个房间，多了一个书架，书架上摆放的书五花八门，既有小说，又有棋谱，此外还有关于养生以及儒释道精神和理论的各类杂书。空出來的格子中，则摆着一些造型奇异的花盆，盆里养着一些喜阴的绿色植物。这时我才知道，他在网上展示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他的穴居生活，远非图片和文字可描述。
　　逛完之后，我们回到第一个房间。他踢掉拖鞋，走到榻榻米上，跪行几步，在茶几前盘腿坐了下来。我仍然难以习惯这样的坐姿，索性就那样站着，听他说话。他告诉我：什么是艺术？这就是他妈的艺术。你把常态的事情，以常态的方式呈现出来，那叫生活;而当你把常态的事情，以不常态的方式呈现时，你就是个艺术家了。这世上的艺术家，要么是天才，要么就是骗子。而他自己，既是天才，又是骗子。当他口若悬河，吐出一些让我觉得陌生的词时，我就知道，那个性格张扬的人又回来了。但是我也发现，我和他之间的交流，仍跟他刚回到小镇时一样，还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只是这时的我们，彼此间互换了角色。他刚回小镇时，我想找他说话，他一声不哼，而这一次，他不断地跟我说着话，我却像个哑巴似的沉默不语。
　　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永远也走不进他的世界，也理解不了他的想法和行为。我要走时，他挽留我，让我陪他吃顿饭。可是不知为何，我拒绝了。
　　8
　　不久之后，那些记者对他的采访，变成了一条条新闻，纷纷出现在网络上、报纸上、电视屏幕上。如果你打开电视机，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野人，带着一脸诡异的自信，对着镜头侃侃而谈，那就是我舅舅。他所挖的这个地洞，被誉为世外桃源，而他创造的穴居生活方式，更是被誉为后现代行为艺术的巅峰之作。这个脑子里充满奇思异想的男人，没能通过自己所热爱的文学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却以一个地洞，把自己搞成了一位行为艺术家，从而一举成为小镇上的名人。
　　外公的那栋房子，在冷清了数年之后，也变得热闹起来。他毕竟在北京混了多年，也经营过多年的工厂，即使曾经落魄过，但作为一位商人，他在商业上的眼光和敏锐，仍然保留在身上。名利名利，有名了，利自然也会跟着来。炒作成功之后，他及时租下了附近的几栋房子，并以外公的房子作抵押，从宋一北手里贷了笔款。他将那些房子，改造成了一家以后现代生活为主题的客栈，前来入住的客人，只要买张门票，就可以进入他的地洞，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他的穴居生活。虽然住宿和门票的价格不菲，但因为他在各类媒体中具有很高的热度，顾客一直源源不断。 　　他很快就富起来了，也恢复了以往的自信和张扬。他买了辆跑车，动不动就召集小镇上的一班青年男女，去往县城，流连于各类娱乐场所。我经常在深更半夜里被马达声吵醒，起床后，必定能看到两条雪亮的灯光，从高速公路上下来，轰鸣着经过我家门前。他的穿着打扮，也十分的引人注目，一身的奇装异服，长发织成很多条小辫子，绑成一束挂在脑后。成为艺术家的他，身上那股嚣张的气焰，比起当年在北京发迹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认为，作为一名艺术家，不应该清高一点，低调一点吗？对我的疑问，他引用了相声里的一个段子来解释：什么叫艺术？艺是指一个人的专业能力，术就是将这种能力变卖出去。对此我无可辩驳，因为这段相声我也听过，那年去北京时，我在德云社听到的。那时我就发现，虽然相声的本质是引人发笑，但事实上，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对世道人情的洞见，比起那些深奥的人生哲理来，更为直接和有效。当他用相声来解释艺术时，他实际上已经远离了艺术，回归到了生活。
　　当然，对他来说，客栈的成功，只是个开始。他走向财富的另一座高峰，是因为宋一北。这位小镇上的首富，对于商机的嗅觉，就像条猎狗一样，极为敏锐。我舅舅名利双收之后，宋一北立马就找上门来了，要和他合作一个项目。宋一北出资，在小镇上买块地，我舅舅负责策划和设计，俩人强强联手，共同打造中国的第一个穴居人村庄。虽然他们在学历、见识、素养等方面有着天壤之别，但在对商业的认知上，却是相当的一致，所以俩人一拍即合，混到了一起。
　　他们也确实是一对很好的合伙人，一个有钱有胆魄，另一个有头脑有见识。有了第一个地洞的建造经验，我舅舅可谓轻车熟路，他带领着一群民工，只花了两年不到的时间，就将一批地洞打造出来了。我不得不佩服我的这位舅舅，他有着超出我想象的智慧，经他设计出来的这个村庄，让所有小镇人都感到震撼。二十八个地洞，分别以星宿命名，既单独成洞，又洞洞相连。除此之外，他还在地洞间的连接带旁边，设计了一条地下河，叮咚作响，颇有点曲水流觞的韵味，在中心地带，则设计了地下湖、地下园林和假山，简直无所不有。比起地上面的小镇来，这个地下村庄可要漂亮多了。
　　9
　　地下村庄建成之后，我们这座小镇，也变得更加的繁荣和热闹。在梯田之外，小镇上又多了一个新的旅游景点，也多了一群穴地而居的人，称为穴居族。外地游客来到小镇之后，神奇地消失在地下，过几天，又神奇地冒出来。而我舅舅，作为穴居族的始作俑者，成为这个景点的形象代言人。他在地洞里生活的照片，被制作成巨幅广告，高挂在小镇上。他当初向我说过的预言，也实现了。这个穴居村庄建起来后，有一部分小镇人，真的就从地上住到地下去了。小镇的旅游产业，也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小镇上的居民收入、财政收入，翻了一倍还不止。
　　他和宋一北，可谓名利双收。俩人经常携手出现在县里、市里的各类颁奖会议上，然后捧着奖杯和奖状回来。全县十佳创业者、全县十佳杰出青年、全市十佳创业模范、全市十佳杰出青年等名誉滚滚而来。这个曾经形同夹家之犬，从北京逃之夭夭的男人，回到小镇之后，又达到了人生的巅峰。而他所担心的雾霾，也早就从他眼中消失了。他动不动就往市里、省城里跑，呼吸着城市里的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甚至还抽起了烟。此外，他身边像走马灯一样，变换着不同的女人。
　　我不知应该为他感到欣慰，还是担忧。他的发迹，来得过于突兀，在我看来，他不像个创业者，而像一个赌徒。对于他的态度，我母亲倒是非常明朗，说他就是赚下了一座金山，她也不会认可，他就是个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母亲年纪大了之后，也像外公一样，喜欢对身边的人事，作出种种预判。她总感觉到，这个诡异莫测的弟弟身上，藏着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点什么意外。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母亲和我外公一样，具有准确的预判能力。
　　我们这座小镇是块福地，千百年来，风调雨顺，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自然灾害。可是就在这个地下村庄建成后的第二年，灾难发生了。这一天，小镇突然摇晃起来，紧接着传来几声巨响，一大片尘土腾空而起，就像硝烟一样，将小镇笼罩。
　　我瞬间意识到，有可能发生地震了。我赶紧跑回家里，将家人转移到了外面。小镇沸腾起来，四处传来哭喊之声。许多人惊声尖叫着，从家里涌出来，纷乱地寻找空地避难，瞬间就把街道和广场挤满了。但小镇只是摇晃了几下，随后就稳住了。镇上的房子并无倒塌，也没有人员伤亡。只是在小镇的边缘，陷下去一大片，远远看着，就像个被隕石砸出来的天坑。那是我舅舅和宋一北建地下村庄的地方。这时我们才明白，不是发生地震，而是这个地下村庄坍塌了。
　　短暂的惊慌过后，小镇上的人又一窝蜂地朝那里扑了过去。现场一片狼藉，地下村庄的入口和出口，已被泥土封死，隐隐约约能听到从里面发出的求救声。那些有亲属住在地下的人，个个心急如焚，可是在灾难面前，却又束手无策。几个小时之后，一支救援队进入了小镇，一批全副武装的人员从车上跳下来，开始不分昼夜地挖掘。
　　救援工作持续了两天，陆陆续续救出来数百个人，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让人惊讶的是，在这数百人中，仅有少数几人遇难，这也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天才，建造这个地下村庄时，他早就考虑到了地质灾害这一因素，设计了各种安全和通风设施，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了悲剧的发生。遗憾的是，如此周全的设计，却没能避免他自己的悲剧。
　　他是最后一个被抬上来的。我和母亲守在灾难现场，每救出一个人，就跑过去看一眼。当他血肉模糊地被一副担架抬出来时，我母亲再也控制不住，放开嗓子，号啕大哭起来。奇怪的是，我内心并无多少悲伤，因为我恍惚中看到，他那张失去了温度的脸，比以往更有生机。他仿佛朝我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
　　责编：王十月